唐僖宗时，党项部首领李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因平黄巢起义有功，一度收复长安，再次被赐姓李，封“夏国公”。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这部分党项羌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唐末，党项拓跋氏崛起，并达到极盛阶段，名兼四镇（定难、保大、静难、宁塞），实领定难、保大二镇之夏、绥、银、宥、鄜五州之地。乾宁二年（895年），拓跋思恭卒，其弟思谏继为定难军节度使。五月，静难节度使王行瑜，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联兵攻入长安，昭宗以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在这次战斗中，定难、保大两军仍然采取观望不进的方针，保存了实力。

五代十国时期，不管中原是何人当政，李氏（拓跋氏）皆“俯首称臣”，换来该地的统治地位和大量的赏赐。唐朝灭亡前夕，夏州节度使李思谏依附于梁王朱全忠，朱全忠建立后梁政权，曾授夏州节度使李思谏为“检校太尉、兼侍中”成为梁太祖的使相之一。梁开平二年（908年），思谏病卒，三军推李彝昌为留后，不久后梁即以彝昌为定难军节度使，正授旄钺。龙德三年（923年），晋王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唐政权，史称后唐。夏州节度使李仁福投附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四月，后唐庄宗“以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依前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封朔方王”。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5年）二月，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继掌夏州政权，后唐诏令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后晋建立之后，石敬瑭于天福二年（937年）正月大封赐诸镇时，封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并加食邑实封”。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八月，夏州党项李氏族内发生变乱，彝殷弟绥州刺史李彝敏与弟彝俊等相勾结，明谋夺权。事败露，彝敏等投后晋，出帝诏送还彝敏等，以争取夏州共同对抗契丹。后晋出帝封李彝殷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又大举南下，灭后晋。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于开运四年（947年）称帝，是为后汉。李彝殷臣属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后汉隐帝继位后，于三月诏令以“夏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李彝殷，并加兼待中”。二年正月，李彝殷借后汉平定李守贞等三镇叛乱之机向后汉献马要求把静州（治所在今陕西米脂）隶属于定难军，得到允许，至此夏州节度由领属四州增加为五州。

后汉隐帝三年（950年）郭威夺取政权，于次年（951年）正月建立后周。原后汉河东节度使刘旻（刘知远弟）在契丹的支持下，在晋阳称帝，史称北汉。后周仍继承后汉对夏州割据势力的羁縻、笼络政策，即位初即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李彝殷在接受后周封号、臣属后周的同时，又暗中奉表于北汉。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后周加封彝殷为“西平王”。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闻赵匡胤即帝位，立刻遣使奉表称贺，并避太祖父弘殷讳，改名彝兴，以示归附。宋乾德五年（967年）九月，李彝兴卒，子李光睿继承。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李光睿避太宗讳改名克睿，太宗嘉其助讨北汉之功“加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李克睿卒，子李继筠嗣位，四年三月，宋太宗亲征北汉，继筠遣将于黄河列寨，东渡黄河略北汉地以张宋军之势。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李继筠卒，因子幼不得嗣，以其弟衙内都指挥李继捧嗣为留后。当夏州节度使李继捧上台后，情况有所变化。其时，夏州李氏政权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内讧，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弟克顺等率兵袭击夏州，被李继捧处死。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李继捧从父、绥州刺史李克文上表宋廷，要求令继捧入朝，免生变乱。太宗即遣使诏命李克文权知夏州，以西京作坊使尹宪同知州事。李继捧被迫于五月举族进京，向宋朝献出夏州节度使所属“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留居京师。但李继捧的族弟银州蕃落使李继迁不肯入京，伪称出葬乳母，率数十人，逃到了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集结武装，进行袭扰宋朝边境的活动。

雍熙二年（985年）二月，李继迁用张浦计，使之诈降曹光实，约期在葭芦川受降，设伏歼之。至受降日，继迁亲迎，引曹光实中伏擒杀，并歼其从骑，袭取银州。李继迁占领银州后，部下推举继迁为定难节度西平王。李继迁乘胜进军，攻克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三族砦（今陕西米脂西）。四月，李继迁军在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北）和宋王侁率领的援军遭遇，继迁军大败，死伤五千余，部下将领、亲属或战死、被俘，或降宋。继迁残部不敢返回银州，径投夏州党项部落。又一次陷入困境后，李继迁与部下合谋与辽结盟，欲借契丹耶律氏的力量对付宋朝，以图恢复大业。当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二月，辽圣宗耶律隆绪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继迁又请婚于辽，辽以宗室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嫁给继迁。夏辽联盟成立。

雍熙四年（987年）二月，继迁攻夏州，败宋军于王庭镇，进围州城。又配合辽军，不断袭击宋西北边境。宋以屡次用兵失败，疑李继捧泄露朝中机密，出继捧为崇信军节度使；继徙陕西路威德军节度使。端拱元年（988年）五月，采用宰相赵普“以夷制夷”的策略，重新起用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及银、夏、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赐姓名赵保忠，回镇夏州，令其招抚继迁。李继捧回到夏州，与李继迁通款，继迁则通过继捧与宋虚与周旋。淳化元年（990年）十月，继迁攻夏州，获胜，并向辽报捷，时辽与宋战于徐河失利，为促继迁进兵，乃于十二月，晋封继迁为夏国王。二年八月，遣使以收复银、绥二州告辽，上宋所颁敕命，并屯兵王庭镇，伺机再复夏州。九月，继迁被继捧夜袭，败逃途中，又遭族兵重创，于是又逃入地斤泽。

至道二年（996年），李继迁截夺宋军粮草四十万，又出大军包围灵武城。宋太宗大怒，派五路军击夏，皆败北。宋太宗崩后，宋真宗即位，为息事宁人，割让夏、绥、银、宥（陕西靖边）、静（陕西米脂）给李继迁，事实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率诸部落攻陷宋朝重镇灵州，改名西平府，后又攻取西北重镇凉州，截断宋朝与西域的商道，截断西域向宋朝的入贡，同时禁止西域诸部向宋朝卖马，严重影响了宋朝的国防军力建设。与吐蕃会盟时，李继迁遭吐蕃人暗算，被劲弩射伤，后伤重而死，时年42岁。

李德明继位后，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南击吐蕃，西攻回鹘，大大拓展党项羌族的生存空间，李德明认为西平府地居四塞之地，不利于防守，不如怀远形势有利。1020年派遣大臣贺承珍督率役夫，北渡黄河建城，营造城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定都于此，名为兴州。他对外仍向宋、辽称臣，对内则完全是帝王气派。并伺机向西发展。数年间，西攻吐蕃和回鹘，夺取西凉府、甘州、瓜州、沙州等地。其势力范围扩展至玉门关及整个河西走廊。

宋天圣十年（1032）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并开始使用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饰，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并颁布秃发令。并派大军攻取吐蕃的瓜州、沙州、肃州三个战略要地。这样，元昊已拥有夏、银、绥、宥、静、灵、会、胜、甘、凉、瓜、沙、肃数州之地，即宁夏北部，甘肃小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宋宝元元年（1038）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宋朝不愿承认李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李元昊频繁派出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人和汉人附夏。公开断绝了西夏同宋朝的使节往来，向宋朝送去“嫚书”，在“嫚书”中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腐败无能。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最后还表明西夏仍愿同宋朝和好之意。夏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李元昊称帝之后，宋廷上下极为愤怒，双方关系正式破裂。此后数年，元昊相继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大战役，歼灭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并在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在河曲之战中击败携10万精锐御驾亲征的辽兴宗。此时，西夏总兵力约50万人。

大败宋辽之后，元昊沉湎酒色，好大喜功，导致西夏内部日益腐朽，众叛亲离。与没藏氏私通，生谅祚。又废皇后野利氏，改立与太子宁令哥订亲的没移氏为新皇后。没藏讹庞怂恿宁令哥乱。1048年，宁令哥弑杀其父李元昊，又被没藏讹庞处死。没藏讹庞拥立周岁的谅祚为帝，是为夏毅宗。

西夏方面国力也大亏。夏毅宗与夏惠宗时期时，夏廷对内进一步巩固统治，对外常与宋辽两国处于战争与议和的状态。夏毅宗继位时年幼，由其母没藏太后与没藏讹庞专政。当时辽朝辽兴宗再度攻打西夏，围攻兴庆府，最后西夏向辽朝称臣。没藏太后荒淫好色，1056年，因李守贵与吃多己多次争宠，最后李守贵杀没藏后。事后也被没藏讹庞所杀。没藏讹庞又将其女许配夏毅宗，以国舅和国丈的双重身份，独掌朝政。

随着年龄的增长，夏毅宗对没藏讹庞的专权行为越来越不满。毅宗与没藏讹庞儿媳梁氏私通，后来讹庞父子密谋欲杀毅宗。奲都五年（1061年）四月，梁氏告变，李谅祚在大将漫咩等的支持下执杀讹庞及其家族，又杀妻没藏氏，结束了没藏氏专权的局面。亲政后，夏毅宗立梁氏为后，任用梁乙埋与景询等人。对内整治军队使地方军政分立，文武官员互相牵制。提倡汉文化与技术。废行蕃礼，改用汉仪，并于拱化元年（1063）改姓为李。对外方面，与宋重新划定边界，恢复榷场，贸易正常化。对吐蕃多次战事，占领河湟与青海一带，于拱化元年招抚西域城吐蕃首领禹藏花麻。拱化五年（1067年），李谅祚诱杀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的宋将。十二月，毅宗谅祚去世。由7岁的长子李秉常即位，即夏惠宗。秉常即位后，西夏政局内部动荡，宋神宗以为有机可趁，派兵五路攻夏，准备收复灵武。但败多胜少，特别是灵州、永乐城两战，损失士兵民夫达60余万人，耗费军费无计。

后女真崛起，西夏攻占宋朝定边军，并向金朝称臣。金朝皇帝在高兴之余把此前占领的西夏故地乐州、积石州等河外诸州都赏赐给了西夏王乾顺，西夏领土达到鼎峰。蒙古崛起后，一直视西夏为眼中钉，将其作为练兵场，不断派兵袭扰突击，演练部队。

由于夏惠宗年幼，由其母梁太后掌握大权，形成了以梁太后与梁乙埋为首的母党专权。母党大力发展其势力，提倡番礼，重用都罗尾与罔萌讹，排挤夏景宗的弟弟嵬名浪遇等反对派。大安六年（1080），夏惠宗最后在皇族嵬名氏的协助下得以亲政。夏惠宗崇尚汉法，下令以汉礼藩仪，遭到梁太后为主的保守派极力反对。对此，夏惠宗想用大臣李清策的建议，将河南地区归还宋朝，以利用宋朝削弱外戚势力。不料机密泄漏，梁太后杀李清策，幽禁夏惠宗。梁太后此举引来皇党、仁多族的叛乱，连吐蕃禹藏花麻都向宋朝请求派兵攻打梁太后。此时宋朝正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而国力增强，并在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1）由王韶于熙河之战占领熙河路，对西夏右厢地区造成威胁。大安七年（1081）宋神宗听从种谔建议，趁西夏内乱之际，以李宪、种谔等五路大军发动五路伐夏，目标兴庆府。梁太后采取坚壁清野策略，袭击粮道以粉碎五路宋军，宋军最后只夺下兰州。隔年宋军采取碉堡战术，派徐禧兴建永乐城，步步压缩西夏在横山的军事空间。梁太后趁永乐城新建之初，率30万大军包围攻陷，宋军惨败，史称永乐城之战。

西夏虽然多次击溃宋军，但与宋朝贸易中断使经济衰退，战事频繁又大耗国力，人民不满。梁太后与梁乙埋最后于大安九年（1083）让夏惠宗复位，以平和矛盾，然而夏惠宗依旧没有掌握实权。梁乙埋去世后，政权转由其子梁乞逋掌握。天安礼定元年（1086）夏惠宗在忧愤之下去世，由3岁儿子李乾顺即位，即夏崇宗。

此时西夏政权又落入小梁太后及梁乞逋手中。宋朝宋哲宗时期，章惇执政，派遣渭州知州章楶讨伐西夏，章楶建议对西夏采取经济制裁与碉堡、潜攻耕作战，其后为了实践这套战术，他在天祐民安七年（1096）于西边的渭川修建平夏城与灵平砦，并且多次击退进攻的西夏军队。隔年宋军攻入东边的洪州、盐州。永安元年（1098）小梁太后偕同夏崇宗率领30万大军猛攻平夏城，遭到惨败，大将嵬名阿埋与妹勒都逋均被擒，史称平夏城之战。其后残兵败将被章楶安排伏兵歼灭，小梁太后差点被俘，宋军随后兴建西安州与天都寨，打通泾原路与熙河路，秦州变成内地。宋朝控制横山地区后，西夏处境日益艰困。其后的一段时间西夏与章楶交战屡战屡败，永安二年（1099）在辽道宗的周旋下，宋夏再度和谈，西夏向宋朝请罪而终。西夏在母党专权的十年里，梁乞逋依仗“梁氏一门二后”的威势，连连发动与北宋和辽朝的战争，使西夏蒙受严重损失。他经常在朝廷上向众大臣夸耀自己的功劳，认为西夏连年出征，主要就是让宋朝屈服，只有这样才能使西夏获得和平。环庆之战时，梁乞逋被小梁太后制止出征而怀恨在心。他意图叛变，但是事机败露。小梁太后命嵬名阿吴、仁多宗保与撒辰率兵逮捕处死。小梁太后亲自专权后，为了加强对宋朝战事，多次向辽朝请求援军被拒。辽廷对小梁太后极度反感，认为辽夏战争是由她引起，而小梁太后因多次被拒也恶言相向。永安二年夏崇宗亲政在即，但“梁氏专恣，不许主国事”。辽朝辽道宗派使至西夏，用毒药毒死小梁太后。至此长期的太后专政终止，西夏皇帝得以亲政。

漠北的克烈部与西夏十分友好，然而后来蒙古部在铁木真的领导下兼并不少部落。天庆十年（1203）克烈部被铁木真并吞，其领袖王汗之子桑昆逃奔西夏。两年后，铁木真率军入侵西夏，掠夺西夏边界城市而去。夏桓宗认为击退外患，改兴庆府名为中兴府，取西夏中兴之意，实际上西夏反而垄罩在蒙古的威胁之下。

应天元年（1206）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即成吉思汗，后被尊称元太祖。成吉思汗为了要攻灭敌国金朝，势必要切断金夏联盟，所以西夏成为他的目标之一。隔年夏襄宗夺位不久，成吉思汗率大军攻破西夏要塞斡罗孩城（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因各路夏军奋力抵抗而击退之。应天四年（1209）蒙古降服高昌回鹘，河西地区也暴露在蒙古威胁之下。蒙古第三次征夏即自河西入侵，出黑水城，围攻斡罗孩关口。夏襄宗派其子李承祯率军抵抗失败，夏将高逸被俘而死。蒙军又攻陷西壁讹答守备的斡罗孩城，直逼中兴府的最后防线克夷门。夏将嵬名令公率军伏击蒙军，最后仍被蒙军击溃。中兴府被蒙军围困，夏襄宗派使向金朝金帝完颜永济求救，但是金帝拒绝，还以邻国遭攻打为乐而坐视不救。最后夏襄宗纳女请和，贡献大量物资，并且附蒙伐金。

夏襄宗附蒙伐金后，对金朝进行长达十余年的战争，使双方损失很大。国内方面，西夏百姓十分贫困，经济生产受到破坏，军队衰弱，政治腐败。夏襄宗本身也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皇建二年（1211）齐王李遵顼发动宫庭政变，废夏襄宗自立为帝，即夏神宗，史书称为状元皇帝。夏神宗不顾国内大臣反对，仍然坚持附蒙抗金，金宣宗也多次反击之。此时西夏国内社会经济凋蔽，民变不断。光定六年（1216）因为西夏因不肯帮助成吉思汗西征，次年成吉思汗率军第四次进攻西夏。夏神宗以太子李德旺守中兴府，自己逃至西京灵州。最后李德旺派使向蒙古和谈才终战。

乾定元年（1223），由于夏神宗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即夏献宗。此时夏廷已经认清蒙古将会灭亡西夏，夏献宗决定采取联金抗蒙的策略，趁成吉思汗西征时派使联合漠北诸部落抗蒙，以便巩固西夏北疆。当时总管汉地的蒙将孛鲁（木华黎之子）察觉西夏的意图，于乾定二年（1224）率军从东面攻入西夏，攻陷银州，夏将塔海被俘。隔年成吉思汗得胜返国，同时率军攻打沙洲。最后夏献宗同意蒙军条件投降，蒙古撤军。

保义元年（1226）成吉思汗以夏献宗没有履约为由，兵分东西向西夏夹攻，此即蒙古灭西夏之战。成吉思汗率主力部队至兀剌孩城（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西进攻陷黑水城，又迂回进军贺兰山（宁夏银川西北），击溃夏将阿沙敢不，最后屯军浑垂山（甘肃酒泉北）。西路军由阿答赤率领，与忽都铁穆儿、西夏降将昔里铃部、察罕等人借道西州回鹘，陆续攻陷沙州、肃州与甘州。但在围攻甘州时遭到守将和典也怯律顽强抵抗，最后成吉思汗亲自攻陷，并且降服凉州守将斡扎篑投降。至此河西走廊全数沦陷。夏献宗忧患而死，由其侄南平王李睍继位，即夏末帝。

同年八月，成吉思汗率军穿越沙陀，进军黄河九渡，攻占应理（宁夏中卫）。而后分兵攻陷夏州，主力包围灵州。夏末帝派嵬名令公率军救援，双方于冻结的黄河决战。而后嵬名令公与守将废太子李德任会合，最后城陷被杀。蒙军包围中兴府，并且分兵南下攻陷积石州（青海循化）、西宁（青海西宁）等西夏领地，并驻夏六盘山。西夏只剩中兴府，保义二年（1227）夏末帝在中兴府被围半年后投降蒙古，西夏亡。成吉思汗此时已病死六盘山，但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拖雷按照成吉思汗遗嘱杀李睍。蒙军攻陷中兴府后展开屠杀，宫室、陵园付之一炬，后经察罕劝谏而止，但城中人口已经不多。

保义二年李睍投降蒙古，西夏终于全部沦陷，蒙古兵还在西夏王陵附近挖地三尺，尽皆破坏，以至于从明朝开始历朝均未在西夏王陵附近获得过多少有价值的物品。成吉思汗去世后，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李睍投降后按照成吉思汗遗嘱被杀，蒙古军将领察罕努力使银川避免了屠城的命运，并入城安抚城内军民，城内的军民得以保全，西夏灭亡。

蒙古铁骑进侵西夏，大肆蹂躏的时候，西夏居民向境外逃走，他们向着中国而去，经过数千里跋涉，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方（即今康定县拆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乾宁县以南，九龙县以北的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至今在当地的藏族居民中留下传说，他们把这个小小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实际也就是“西夏王”的称号。这个小政权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被彻底消灭。

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朝改西夏故都中兴府为宁夏路。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李继迁攻下灵州后，将势力扩展到黄河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夏景宗继位后持续巩固河西走廊，并且开国称帝，疆域扩大到二十个州。而后夏景宗与宋朝征战于横山地区，并有意占领关中。

宋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立国时，疆域范围在今宁夏，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以及陕西北部地区。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占地两万余里。西夏东北与辽朝西京道相邻，东面与东南面与宋朝为邻。夏景宗之后，西夏与北宋展开拉锯战，双方互相占领对方的堡垒城寨，并且扩大到河湟青海地区。夏崇宗后期丧失横山地区，一度造成危机。

金朝灭辽朝与北宋后，西夏陆续收复失地，并且占领黄河前套地区。金灭辽宋后，西夏的东北、东与南都与金朝相邻。西夏南部和西部是吐蕃诸部、甘州回鹘与西州回鹘相邻。国内三分之二以上是沙漠地形，水源以黄河与山上雪水形成的地下水为主。首都兴庆府所在的银川平原，西有贺兰山作屏障，东有黄河灌溉，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称”。然而其势力被金朝所局限，领土扩张不大。到夏仁宗时期大约有22个州，这是西夏版图最后稳固的状态。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行政区划大体上是州（府）、县两级。共22州：河南9州、河西9州，熙、秦河外4州。另分左右厢十二监军司，作为军管区。

西夏的国家体制和统治方式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官制自1038年夏景宗立国后确立，大体上学自宋朝制度，官分文武两班。中书司、枢密司与三司（盐铁部、度支部与户部）分别管理行政、军事与财政。御史台管监察、开封府管理首都地区的事务。其他还有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番学与汉学等机构。

1039年，夏景宗仿照宋朝制度设立总理庶务的尚书令，改宋朝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功、仓、户、兵、法、士六曹，使西夏官制和机构已颇具规模。到夏毅宗时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一来职官和机构愈分愈细，二来官制改革由扩充政治军事的官职转向扩充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官职。

西夏制度由番汉两元政治逐渐变成一元化的汉法制度。西夏的皇权备受贵族、母党与权臣等势力的挑战而动荡不安。

蕃官是专由党项族担任的官职，有一说此为爵位制度。蕃官主要是为了保持党项贵族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非党项族不能担任，有宁令（大王）、谟宁令（天大王）、丁卢、丁弩、素斋、祖儒、吕则、枢铭等等官称。夏景宗增设番官后，还学习辽朝与吐蕃的一些制度，如南北面官制。西夏的蕃官制度很杂乱，夏毅宗时又增设不少官职，至今仍不太清楚其官职功能，有一说蕃官只是西夏文表示的汉官官名而已。西夏文谚语也提到“衙门官员曾几何，要数弭药为最多”，表明党项族当官为数不少。随着西夏皇帝越来越崇尚汉法，改蕃礼、用汉仪，蕃官系统逐渐式微。夏崇宗以后，蕃官就在也没出现在相关文献中。

西夏政治是蕃汉联合政治，党项族为主要统治民族，并且联合汉族、吐蕃族、回鹘族共同统治。皇族注意与党项贵族的关系，以通婚与权力拢络党项贵族，而母党“贵宠用事”。这些都使皇族与母党、党项贵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西夏在前期即有像辽朝那样的蕃汉官制，但是到中后期全面采用宋朝制度后，蕃官逐渐式微。

关于法律方面，因为西夏旧律有不明疑碍处，夏仁宗在“尚文重法”的主张下颁布《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又称《天盛律令》、《开盛律令》。主要由北王兼中书令嵬名地暴与中书、枢密院宰辅要员及中兴府、殿前司、合门司等重要官员参与编写。该法典参考了唐朝、宋朝的法典，并且结合本国的国情、民情和军情，使得更加切合实际。在某些方面（如畜牧业、军制、民俗，等等）更具有本民族的特点。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

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

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西夏由于处于列强环视的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对外采取依附强者，攻击弱者、以战求和的外交策略。军事手段十分灵活，配合沙漠地形，采取有利则进，不利则退，诱敌设伏、断敌粮道的战术；并且有铁鹞子、步跋子与泼喜等特殊兵种辅助。

西夏的兵力重点，设置在以兴庆府为中心的一个三角线上，以七万人护卫兴庆，五万人镇守东南的西平府，五万人驻守西北的贺兰山。左右两厢和河南北四条线上也配备了军队。其中左厢宥州路五万人和河南盐州路五万人防宋，河北安北路七万人防辽，右厢甘州路三万人防吐蕃和回鹘。每逢要向西用兵，则从东点集而西，要向东就从西点集而东，在中路就东西都向中集合。

主词条：宋夏战争（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大顺城之战、永乐城之战）、辽夏战争、蒙古灭西夏之战

党项族是游牧民族，其农业较畜牧业晚发展，农牧并重是西夏社会经济的特色。李继迁时期陆续领有河套与河西走廊地区如灵州（宁夏吴忠市）、兴庆（宁夏银川）、凉州（甘肃武威）和瓜州（甘肃安西）等地后，由于这些地区丰饶五谷，“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其中兴灵地区与横山地区为西夏粮食的主要产地，其产量还可以用来救济灾民，而横山地区的粮食时常提供给伐宋夏军使用。西夏主要的农产品有大麦、稻、荜豆和青稞等物，当发生战乱或天灾时只能以大麦、荜豆、青麻子等物充饥，并且等待自灵夏所运来的粮食。药材中比较有名的有大黄、枸杞与甘草，皆是商人极力采购的重点商品之一。其他还有麝脐、羱羚角、柴胡、苁蓉、红花和蜜蜡等。党项族向汉族学习比较先进的耕种技术，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西夏领地以沙漠居多，水源得来不易，所以十分重视水利设施。西夏古渠主要分布在兴州和灵州，其中以兴州的汉源渠和唐徕渠最有名。夏景宗时兴修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灌渠，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在甘州、凉州一带，则利用祁连山雪水，疏浚河渠，引水灌田。在这些水源中，又以甘州境内的黑水最为著名。横山地区则以无定河、白马川等等为水源。夏仁宗时期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并规定水利灌溉事宜。

西夏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夏廷还设立群牧司以专属管理。牧区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区，重要的牧区有夏州（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绥州（今绥德）、银州（今米脂西北）、盐州（宁夏盐池北）与宥州（陕西定边东）诸州，还有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草原及河西走廊草原，都是兴盛的牧区。畜类主要以牛、羊、马和骆驼为大宗，其他还有驴、骡、猪等。马匹可做军事与生产用途，并且是对外的重点商品与贡品，以“党项马”最有名。骆驼主要产于阿拉善和额济纳地区，是高原和沙漠地区的重要运输工具。在西夏辞书《文海》中对牲畜的研究十分细致，有关喂养、疾病、生产与品种的区分都有详细的说明，表现出西夏人对畜牧的经验十分丰富。除畜牧业外，狩猎业也十分兴盛，主要有兔鹘、沙狐皮、犬、马等。其规模不小，例如对辽朝的贡品中，即有沙狐皮一千张。狩猎业在西夏中后期时仍然兴盛，受西夏大臣所重视，西夏军队也时常以狩猎为军事训练或演习。

西夏手工业分官营民营两种，主要以官营为主。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供西夏贵族使用，其次则是生产外销。手工业门比较齐全，夏仁宗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中即分类详细。手工业以纺织、冶炼、金银、木器制作、采盐、酿造、陶瓷、建筑、砖瓦等为主，兵器制造也较为发达。

西夏印刷业颇为发达，西夏人为了吸收汉族文化，并且维护自己的文化，用夏汉两种文字雕印书籍。为了发展印刷业，夏廷还设置刻字司以专司出版，另外私人和学校也可能刻印书籍。刻书种类繁多，有佛经、汉学经典、文学诗书、音韵、卜筮咒文、医学技术等等书籍，其中以佛经数量最多。如1189年夏仁宗就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散发蕃汉《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十万卷，汉《金刚普贤行诵经》、《观音经》等五万卷。

西夏本来没有瓷器，主要靠掠夺来获得。庆历和议后，西夏自汉族学得制瓷技术。夏毅宗时期开始发展制瓷业，主要以兴庆为生产中心。从考古出土的陶瓷看，西夏烧制的瓷器大多以白瓷碗、白瓷盘等等为主。其瓷器技术上比不上宋瓷，但朴实凝重，形成独具一格的西夏瓷器。

景宗在夏州东境曾置冶铁务，管领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现存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有锻铁图，图中二人持锤锻铁，一人在竖式的风箱后鼓风。1976年在夏王陵区出土的鎏金铜牛，形体硕大，重达一百八十八公斤，形态逼真，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冶铸工艺水平。

灵武县发现的西夏瓷器，器壁很薄，瓷胎呈灰白色，胎质欠细腻，有的成型不规整，釉为白色，但不稳定，器表下部及圈足部分都不挂釉，器底有砂痕，其质量显然不能与宋瓷相比。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发现的酱褐色釉剔花瓶，瓶身上刻有牡丹花纹画式，其形制与花式凝重大方，是西夏瓷器的精品。

西夏从宋、金输入大量汉文典籍。金平阳的印本在西夏销行。西夏刻印书籍，以佛经为多。现存的印本书籍有崇宗正德六年（1132）刻行的《音同》，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刊行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桓宗天庆七年（1200）雕印的《密咒圆因往生集》等。乾祐二十年，仁宗就大度民寺作大法会，一次就散施刻印的夏、汉文《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十万卷，汉文《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五万卷。佛经之外，还刻行诗、文、小说、谚语、文字、音韵、法律、医术、日历、卜筮、咒文等书籍，以及大量以西夏文翻译的汉籍，包括儒家经籍、诸子、史传、兵书、医书以及版画等等。政府设有“刻字司”，作为官家的出版机构。

西夏的青盐是宋夏边界人民最喜欢的商品，也是西夏重要的财源之一。主要产地有盐州（宁夏盐池北）的乌池、白池、瓦池与细项池，河西走廊和西安州（宁夏海原西）的盐州与盐山，灵州（宁夏吴忠市）的温泉池等等老井。所出产的青盐味甘价贱，比宋朝的河东解盐更具欢迎，另外西安州的碱隈川还产白盐、红盐，只是质量不如青盐。西夏青白盐除了供西夏人民食用外，主要用于同宋朝、辽朝、金朝进行官方贸易，其中运往宋关中地区最多，并以此换回大批粮食。宋廷为此禁止从西夏进口青盐，宋朝只能透过走私进口，牟取暴利。西夏的毡毯是外销的名贵商品，其中以白骆驼毛制成的白毡于《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有“为世界最良之毡”的美称。西夏矿产比较丰富，所以其兵器制造业，如神臂弓、旋风炮以及劲弩不能射入的冷锻铠甲均为世人称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国剑”，锋利无比，贵重一时。

西夏前期，主要是与宋朝；后期则为金朝。夏与宋、金间的贸易，主要采以下几种方式。在双方边境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易宋朝利用开闭榷场贸易，对夏方进行牵制，以期达到安边绥远的政治效果。和市在沿边开设小规模榷场，主要用于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宋朝在河东路、陕西路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等地都辟有和市。如1002年，李继迁所部在赤沙川、橐驼口各置“会”贸易。“会”是一种定期的集市。

西夏的使节每年按规定到开封输贡，宋朝政府除优予回赐外，还听任使者在京自便贸易。这种贸易往往规模甚大，获利甚丰。夏与辽也通过贡使进行贸易。上京临潢驿、中京来宾馆都设有接待夏使的处所。夏使入境，允许沿途私相贸易。后期夏、金的贸易中，夏使进入金境便同富商交易，到达中都后留都亭贸易。

西夏从宋、金取得的商品主要为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茶叶是西夏最感兴趣的商品。它除了供夏人消费之外，还用来与西北邻部交易，牟取厚利。西夏也图多方贸取铁制品，但辽、金都严禁铁器外流。西夏的输出品有羊、马、牛、骆驼、盐、玉、毡毯、甘草、蜜、蜡、麝香、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大黄、红花、翎毛等。其中以牲畜、毛皮制品和毛纺织品为大宗。盐州一带所产的青盐，品质纯净，略带青绿色。早在西夏建国之前，当地人民从盐湖中取得盐粒，运往关中，供应内地人民的需要，再购回粮食等生产必需物品。其后，西夏垄断盐产，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强求宋朝政府收购，以换取物资。宋朝为了保障解盐（解州所产）的专卖利益，总是加以拒绝，并严禁私贩入境。但因为青盐价低而质优，走私之风无法禁绝，私贩的数量且相当巨大。药材中，西夏所产的大黄最负盛名，商人远贩到各地。西夏地处中国与中亚地区往来的要道。它从回鹘或中亚商人那里抽取实物或承买转卖，从中获取厚利。为了便利交通，西夏修筑驿道，通贯全境。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从兴庆府东北行十二驿可至契丹。驿道的兴修便利了商业的发展。

由于西夏商业的兴盛，作为流通的货币也十分重要：一类是本国铸造的西夏货币；另一类是从宋、金进口的货币。早在夏景宗时期即铸照货币，各代皇帝除了夏献宗、夏末帝之外都有铸钱实例，夏仁宗还于1158年设立通济监铸钱。西夏钱币的铸造大都比较精美，而且书法俊逸、流畅。面文为西夏文的钱币已经发现有五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以及“天庆宝钱”。西夏的硬通货则一直是宋铜钱。

西夏的土地占有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皇帝代表国家除直接掌握规模庞大的“御庄”和其他广大的闲田旷土，具有国有性质。河渠、水利也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来源于原部族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赐予。贵族官僚们也多乘势豪夺。一些汉人士子、吐蕃首领与回鹘上层人物被西夏授予官职，也因此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愈到后来，官僚占地的数量就愈大。

西夏崇佛，境内寺庙林立。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成为统治者有力的助手。寺庙从夏廷得到丰厚的布施，拥有大量土地，并开设质房，发放高利贷。

在夏、宋邻接的沿边地带居住的“蕃部”和“属羌”，常有将土地买卖及抵押的事实。西夏存在有个体小衣牧民以至中小的庶民地主或牧主。西夏仁宗时修订的《天盛年改定新律》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证明农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得到法律承认的。

西夏赋税可区分为田赋、牲畜税和工商税三种。西夏建国初期，由于对宋朝频繁发动战争，军需粮饷主要靠对宋夏沿边地区的掠夺。西夏皇室和党项贵族也利用权势侵占田地，役使无地的农民耕种，收取高额地租。有的甚至直接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土地，变为私田。夏毅宗时，其国相没藏讹庞霸占宋朝辖境麟州（今神木北）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护耕。

西夏中期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仁宗天盛时期（1149—1169）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西夏赋役制度的规定完备而详尽。在《律令》的第十五至第十七章中关于农业租税条，对西夏不同地区、不同农作物的纳租标准、数量、纳租时限、入库，及逾期不交和逃租者的处罚等都规定至详。

西夏人口史无记载，今人对西夏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据史书记载的有关西夏建国之初军队防务兵力配备数目中推定的。多数研究者则是从西夏诸路驻兵的总数五十余万上再加“另有擒生十万，兴、灵之兵，精练者又二万五千，别副以兵七万为资赡”，总共六十九点五万，或共约七十万。这是以西夏常备军数来推断西夏人口数。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度，战时“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弓矢甲胄以行”。按“适令壮丁”即适合当兵的人一般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计，若兵员五十余万到七十余万，人口数当是二百万至三百万左右。

西夏立国前夕，夏景宗为了建议属于本国的语言，派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结构创建西夏文，于公元1036年颁行，又称“国书”或“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六书构造，但笔画比汉字繁多。西夏文学家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创制后，广泛运用在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镌刻碑文，铸造钱币、符牌等也都使用西夏文。夏廷又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翻译汉文典籍与佛教经典等。为了翻译汉夏文字，又有骨勒茂才于公元1190年所撰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序言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内容相同。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表明本书目的在于便于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是现今研究西夏历史的重要钥匙。

西夏儒学的发展是一种处在儒家影响下的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制度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李继迁伊始至西夏末年，历代帝王莫不学习与模仿汉制。例如李继迁时“潜设中官，尽异羌人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制。”。西夏党项世代皇亲宗室，崇拜孔子，钦慕汉族文化。

除了崇儒尚文，还编写了一些融合和宣扬儒家学说的书籍，如《圣立义海》《三才杂字》《德行记》《新集慈孝传》《新集锦合道理》《德事要文》等。其儒学经过夏景宗、夏毅宗、夏惠宗与夏崇宗的提倡，到夏仁宗之时出现盛况。

西夏还设立蕃学和太学。史家戴锡章《西夏记》曾言：“夫西夏声明文物，诚不能与宋相匹，然观其制国书、厘官制、定新律、兴汉学、立养贤务、置博士弟子员。尊孔子为文宣帝，彬彬乎质有其文，固未尝不可与辽金比烈！”以博学多才的野利仁荣主持蕃学以重视蕃学，并于各州蕃学里设置教授，进行教学。西夏大致设立了五种学校：蕃学、国学、小学、宫学、太学。西夏建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的需要，尊孔子为文宣帝。西夏在中后期还发展科举制度，夏崇宗后期开始设童子科实行科举考试，1147年夏仁宗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西夏后期基本以科举取士选拔官吏，不论蕃汉及宗室贵族由科举而进入仕途成为必然的途径。

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的需要。元昊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穿靴执笏，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

制礼乐：元昊又参用宋制，改定朝仪。每六日，官员朝见皇帝，称“常参”。九日朝见，称“起居”（问候皇帝起居）。凡吉凶、嘉宾、宗祀、燕享等，改宋九拜礼为三拜。德明时，礼乐都照宋制。元昊对野利仁荣说：“本族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事。唐宋的缛节繁音，我很不喜欢。”元昊下令废除宋朝的五音，改为一音。

建蕃学：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党项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选拔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学成之后，出题试问。学习精良，书写端正者，酌量授给官职。

西夏崇尚汉文化，但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大多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比较有名的有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大颂诗》。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其中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被西夏学学者用来研究党项历史源起。另外还有赞美重建太学的《新修太学歌》，具有宫廷诗的风格。夏崇宗重视文学，本人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

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的各种面向、并涉及百姓生产、风俗与宗教等内容。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由西夏人梁德养于1176年初边、1187年由王仁持补编，共有364条，其内容有“谚语不熟不要说话”的记载，“千千诸人”、“万万民庶”都离不开谚语，凸显出谚语对西夏人民的重要性。

西夏皇帝十分重视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斡道冲于李德明时期就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其后代亦同。夏仁宗时设置翰林学士院，命王佥、焦景颜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纂修国史，负责修《李氏实录》。1225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可惜已失。

西夏人大致上以佛教为主要信仰，在建国之前则是以自然崇拜为主。党项族在唐朝四川松潘地区时，就以“天”为崇拜。当党项族迁移到陕北之后，由自然崇拜发展到对鬼神的信仰。在建国之后，仍然崇尚多神信仰，有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自然神。例如夏景宗曾“自诣西凉府祠神”。夏仁宗曾在甘州黑水河边立黑水桥碑，祭告诸神，祈求保护桥梁，平息水患。除了崇拜鬼神，党项族还崇尚巫术，并且备受重视。党项族称巫为“厮”，巫师被称为“厮乩”，是沟通人和鬼神间的桥梁，主要负责驱鬼与占卜。在战争前实行占卜以问吉凶，于战争中经常施行“杀鬼招魂”的巫术。

佛教在1世纪东传凉州刺史部以后，该区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在西夏建国后开始创造自己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内蒙古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西夏是时期兴建大量的佛塔与佛寺，以承天寺塔最有名。在额济纳旗黑水城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另外西夏也大力发展敦煌莫高窟。1036年西夏攻灭归义军后，占领瓜州、沙州，领有莫高窟。从夏景宗到夏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中原文化与畏兀儿、吐鲁番风格。此外，表现西夏文化的还有西夏文，又称蕃书。西夏设立蕃学和汉学，使西夏民族意识增强，百姓“通蕃汉字”，文化也增加了许多。

除了佛教以外，西夏也包容其他宗教。西夏有流传道教，例如夏景宗之子宁明就是学习道家的辟谷术而死。《文海》解释“仙”字为“山中求道者”，“山中求长寿者”。在西夏晚期，在在沙州和甘州一带还有流传景教和伊斯兰教。例如《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敦煌（唐古忒省）与甘州有部分景教和伊斯兰教徒。

在艺术方面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有丰富的佛教壁画，具有“绿壁画”的特色。此外在雕塑、音乐与舞蹈方面都独特之处。西夏的艺术文化十分多元且丰富，在绘画、书法、雕刻、舞蹈与音乐都有成就。

绘画方面，以佛教绘画流传至今，主要呈现在石窟与寺庙壁画等，现今以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最为丰富。早期学习北宋风格，后来受回鹘佛教与吐蕃藏传佛教的壁画艺术的影响，最后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线条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独具风格的冷色调的“绿壁画”。绘画内容分别有佛教故事与说法、供养菩萨与人像以及洞窟装饰图案等，以《文殊变图》、《普贤变图》、《水月观音图》与《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图》最为有名。此外，也可在《千手千眼观世音像》内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与《锻铁图》中观察到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木刻版画方面，大多来自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在黑水城出土的大量佛画中，有《文殊图》、《普贤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等等。内容浓抹重彩，色调深沉。而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描绘生动，反映出西夏绘画的深度。

书法在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夏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为时人所效法。

雕塑方面十分发达，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与陶瓷等。其特点比例均衡，刀法细腻，十分写实。泥塑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例如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等等。其他陶瓷艺术品也是刻工精细而生动。

西夏在党项时期的乐器以琵琶、横吹，击缶为主，其中横吹即竹笛。后来接受中原音乐的文化，李德明时采用宋制制乐而逐渐繁多。夏景宗建国后，革除唐宋缛节之音，“革乐之五音为一音”。1148年，夏仁宗令乐官李元儒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音乐十分丰富，且设有蕃汉乐人院，夏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加入乐院，戏曲如《刘知远诸宫调》等也已经传入西夏。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富含唐宋舞蹈与蒙古舞蹈的风格。如《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

医学方面，在党项时期，医学知识十分匮乏，百姓迷信鬼神，大多向神明求医。在西夏立国后，积极吸收宋朝的医学与药学，并且出版《治疗恶疮要论》等医学著作。《千金方》《神农本草》等汉人医书传入西夏。西夏统治者还多次向金朝请求医药。并且设有“医人院”，在政府机构中属“中等司”。西夏人对病理的认知大多分成血脉不通、传染、“四大不和”（地、水、火、风）等观点，其中四大不和是缘自藏传佛教的说法。由于西夏本身医学不如中原的政权，所以一些疑难病症无法医治，只好求助于宋朝或金朝。例如夏仁宗时，权臣任得敬患病，久治不愈。所以夏仁宗派使者向金朝请求医疗支援。夏桓宗时，其母患病，也派使至金朝求医。这些都表示西夏医学不如中原的朝代。

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药方残页里，有治疗伤寒病的药方，药物有牛膝、椒等，明显地反映了汉族医药的影响。

党项人中，沿袭古代北方民族的习惯，以十二生肖纪年；藏历对他们有着明显的影响。宋朝每年要向西夏颁发新历，在西夏行用。西夏建国前，党项人患病，便延请巫师驱鬼，或把患者迁避到另一间房内，以图躲避灾祸，叫作“闪病”。

西夏在天文气象方面，主要是学习宋朝的天文与历法。西夏人设置司天监以观察天文，并列有分析、解释天文的“太史”“司天”和“占者”以分析天文。在骨勒茂才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天相中》有详细地记载对天文星象的记载。例如将天空分为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等方位，每个方位设有7个星宿。

西夏在气象方面也有详细的分析，例如风有和风、清风、金风、朔风、黑风、旋风；雨有膏雨、谷雨、时雨、丝雨；云有烟云、鹤云、拳云、罗云、同云，等等。历法方面，西夏至1004年才自北宋获得《仪天历》，这是西夏第一本历书。立国后，设“大恒历院”的机构掌管历法的编制和颁行。西夏历书采用番汉合璧历书与宋朝颁赐历书两类，其详细情形仍需研究。

西夏武器制作十分精实，其中以夏国剑最有名，在宋朝被誉为“天下第一”。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请晁补之为其作歌，内有“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而西夏铠甲被誉称为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专给铁鹞子使用。其他有名的攻城武器有名叫“对垒”的战车、可以越壕沟而进；装在骆驼鞍上的“旋风炮”，可以发射大石弹；以及最厉害的“神臂弓”，可以射240步至300步，“能洞重扎”。

西夏文化深受汉族河陇文化及吐蕃、回鹘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汉族文化与典章制度。发展儒学，宏扬佛学，形成具儒家典章制度的佛教王国。然而也是崇尚儒学汉法的帝国，立国前积极汉化；虽然夏景宗为了维护本身文化而提倡党项、吐蕃与回鹘文化，并且创立西夏文、立番官、建番俗等措施；但自夏毅宗到夏仁宗后，西夏已经由番汉同行转为普遍汉化。

西夏对于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采取怀柔与招抚的方式，似乎比宋朝还要好。例如西使城（今甘肃定西西南）吐蕃首领禹藏花麻不愿降宋朝，又受到宋军王韶的攻掠。夏毅宗立即派兵支援，将宗女嫁给他。禹藏花麻遂把西使城及兰州献给西夏。

西夏地理处于四战之地，陆续要应付后唐、回鹘、吐蕃、宋朝、辽朝、金朝与大蒙古国的威胁，所以外交是夏廷十分重视的环节。外交策略主要是联合或依附强者，并且攻击弱者、以战求和。这些策略使自己得以不断延续、发展。然而依附国过于强大，最后难逃灭亡之命运。

西夏早在夏州政权时期（定难军）就奉唐朝、五代诸国与北宋为宗主国，以维持自身势力。北宋并吞夏州政权，李继迁举兵再起。此时他采取事奉辽朝、连辽抗宋的策略，多次击退宋军，并且扩张势力。并且于990年被辽朝辽圣宗册封为夏国王。到李德明时，为了巩固新领地，对北宋和谈，于1006年签署景德和议。然而李德明依旧维持与辽朝的关系。除了应付辽、宋的战事外，为了称霸河西、先后攻灭甘州回鹘、沙洲归义军，对抗吐蕃六谷部、唃厮啰国等，与西州回鹘为邻。

夏景宗时正式称帝建国，自称邦泥定国，称男不称臣，并且多次入侵宋朝边疆。宋仁宗不满西夏独立，派兵攻打之，至此宋夏战争爆发。夏景宗在三大战役战胜宋朝后，双方于1044年签订庆历和约。宋朝给予“夏国主”名号，西夏皇帝对宋朝称臣，但实际上西夏皇帝在国内仍以君王自称。宋朝给与金钱、茶叶等大量物资。西夏虽然击败北宋，但惹来辽朝不满，双方发生三次战争（贺兰山之战），最后以西夏称臣作收。而后北宋的宋神宗为了击败西夏，趁西夏内乱之际发动五路伐夏与永乐城之战，最后都以西夏战胜作收。然而西夏国力渐衰，横山地区又被北宋占领，此后有赖辽朝周旋方能稳定宋、辽、西夏三国鼎立的关系。

金朝崛起后灭辽朝与北宋，西夏为了自保，放弃辽夏同盟，臣服于金朝。金朝包围西夏的东方与南方，掌握西夏的经济力，所以夏廷对金朝不敢轻举妄动，最多只有小规模的战事。蒙古崛起后，多次入侵西夏，破坏金夏同盟。夏襄宗与夏神宗改采取联蒙攻金的策略，多次与金朝发生战争，然而此为错误的方针。到夏献宗时才改连金抗蒙，但不久就在蒙夏战争中于1227年亡国。金史称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

党项人从隋唐以来，盛行收继婚制，允许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只是不娶同姓。富有家庭的男姓家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实行多妻制。党项人旧俗，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西夏建国以后，皇室、贵族多改行土葬，并仿汉人制度修建豪侈的陵墓。

党项族住房有独特的习惯，一般平民百姓建造的房屋以石头砌房基，以黄土夯为墙，又以土盖其顶，或者用牛尾及羊毛编织覆盖房顶，一年换一次，不用砖和瓦建造房屋。只有有官爵的人，可以用瓦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隆平集》中说，党项族“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明《嘉靖宁夏新志》中也说：党项族“俗皆土屋，惟有命得以瓦覆之”另外，党项族住房正中一间专门供奉神，设置香案，人不能居住，人住在两侧的房间。住房习俗不仅书上有记载，在西夏王陵中也有所反映。

党项人多住毡帐。定居的屋室，只有有官爵者才得覆瓦。建国前后，大批汉人工匠来到西夏与党项工匠一起，修建了宫殿寺庙。皇帝陵墓也具有很大的规模。1972年清理的夏王陵八号陵（它被推断是夏神宗遵顼的陵墓）由阙、碑亭、月城、内城、献殿、灵台、内神墙、外神墙、角台等建筑组成。它们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展开，严格地遵从了唐、宋建筑的格式，但也显示了党项的某些民族特点及其他民族葬俗的影响。现存天祐垂圣元年（1050）建造的承天寺塔（在宁夏银川）和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在甘肃武威），虽经后世重修，仍现当时建筑的宏伟。

甘州卧佛寺的大卧佛，体形魁梧，仪态庄严，是雕塑像中的杰作。夏王陵区出土的石马，通体圆雕，神态生动。王陵碑亭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的造形奇特，线条粗壮，面部和肢体都突出地表现出强力感。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已残损的竹雕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布置适宜，形态优美。

西夏是一个封建王朝，官民等级甚严，故而党项族的服饰主要以颜色来标志着衣者的身份和地位。帝王者是“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项后垂红结缓”。文官戴头巾，穿紫衣、绊衣；武官戴金帖云镂帽、银帖间金搂冠、黑漆冠。官员的便服是紫皂底色绣盘球紫花旋襴，束带。一般平民百姓穿青、绿色服装。男士在帽上挂红色，而女人梳高发髻。元朝诗人马祖常在《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郎的服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

党项族有秃发习俗，党项族东进以后，受汉族习俗的影响，学习汉人结发。李元昊曾经颁布秃发令，命令全国男人三天内必须秃发，违者格杀勿论。出土的西夏瓷人头像反映党项秃发的社会习俗。《辽史》也记载了西夏人秃发的习俗。

党项自其崛起直至立国，一直处于中国北方民族势力纷争时期，其他民族如汉、契丹、女真、回鹘、吐蕃及蒙古等等，势力都比较强盛，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他们同仇敌忾，形成了一种铁骨铮铮，尚武好斗的民族精神，这种尚武精神也正是党项立国之本，“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所谓的旧俗即指党项族的尚武之风习。据史书记载，党项族“民俗勇悍”。党项人的尚武精神在立国过程中及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到后期已严重削弱。

主词条：西夏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