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一书以“太平”为题，追求天、地、人的时空动态和谐之美，具体言之就是“太平之气”。在医学的思维方式之下，《太平经》将天下不得太平之气的状态称之为“病”，这种天地人之“病”又具体表现人之病与天地之病两种，如人的脏腑受损、精神不调、言行失当、病虫害、风不调、雨不顺等。依“医世”思想病理观来看，天地病与人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病。

天下的人生病，其症候表现为：“疾病连年，不离枕席，医所不愈，结气不解。计念之，日夜羸劣，饭食复少，不能消尽谷，五藏不安，脾为不磨。是正在不全之部短气，饭食不下。家室视之，名为难活。”

不守道德、违背忠孝仁义也会病：“得善应善，善自相称举，得恶应恶，恶自相从。皆有根本，上下周遍。”天下无病的状态就是天地、阴阳、日月、星辰、万物、人民都能够“各居其所”、交互而不互扰。在《太平经》中把这种天下能够安平无病、阴阳相得、天地人和谐交互的中和“无病”的状态称为“天地中和之心”“天心地意”“天地意”“天地人和悦”。

病理观

探究人为何会生病，根本原因仍在于精神外散不能内守，导致阴阳失调，缺失中和。人病和天地病均是天地之气的不调所致，人的病气会影响天地，天地不调和的病气也会影响人；人病得治则天地病就会得治，天地无病则人亦不会生病。

《太平经》中认为：“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天地人是同根而一气贯通的。在一气贯通的天地间，阴阳二气交和而成中和之气，乃生人，人为万物之长，最为贵。“人生乃受天地正气，四时五行，来合为人，此先人之统体也。此身体或居天地四时五行。”人受天地正气而生，身体居天地之间顺应四时五行。人是天地之子，是万物之长。如果人能够处天地间而自正，天下万物都能够随之而正；人如果失职，不光自己被伤且不能长寿，万物乃至天地也会随着人的不正而遭殃，“邪气大作”。

医疗观

医世的对象是整个天下，不能随随便便地治标，医治天下需要治本，治本就在于要合天心、理和气、安民意。若要做到不失天心，就要做到对天地日月天下苍生事事洞察、处处随顺。人法天象地，遵循道德仁义而行事，天下就会太平；反之，就会承负灾祸，远离安泰。天下失治的责任，不可归咎为一人，甚至先人的善恶之行对后世之人都有影响；同样，天下得治的功劳也不是君王一人的，而是人人有责。

天下人的心意，也是医世的根本。《太平经》中非常重视“民”之意。“帝王所以能安天下者，各因天下之心而安之，故得天下之心矣。民是天下的根本，是社会政治的根本。治国之道，要以民为本，民是国家之大急，君、臣、民的关系也是要“三合相通”的，好比天地阴阳交感之和气，君象天，象父；臣象地，象母；民象子，象和，三者“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体”，缺一不可。

《太平经》医世的医疗路径从根本上说是以身为本，通过理身而达到治世的目的。得天心安民意，就要求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司其职，正心诚意。如果君、臣、民、父、子、弟子，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扮好自己的角色，能够治身调心，以身为本，以内正外，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焕然一新，善气愈发浓厚，恶气自然消除，天下之气得以调治，太平盛世自然会实现。忽视了吾身的修养，就等于放弃了天下的治理。

治身之道，根据修练者的资质和禀赋，可以发挥治病、长寿及成仙三个不层次的功效。治身为治国之本，精研治身之道，能除尽天地万物的灾厄，其次再修治国之道，除去灾祸而致太平。这种“身国并治”的观念，符合汉代的典型思维。治国之道，《太平经》强调了帝王的主体作用。经中指出， 帝王当行道德， 弃刑祸， 理政应法天地、顺自然， 而不可失道而失天心。但仅仅只对帝王要求是远不够的， 它还提出要有“贤臣” 的辅助。在有了明君和贤臣之后， 还应以民为本。要想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 君、臣、民三者都必须做好自身分内之事， 亦即君要行道， 成为明君；臣要贤良， 成为贤臣；而民则要视天下为己任， 服从治理， 对君臣和国家负责。当这三者达成和谐一致时， 则国家昌明、社会稳定、天下太平。

《太平经》构想的天界，其实是当时汉朝政府的翻版，仙界有官府组织，神仙之间有品级之分，臣属于天君，按天君旨意行事，各司其职，有考课制度，犯错要受处分，凡人升仙前，要受“保人”仙人的教导，升仙后若犯错，或无才无德，保人也会连带受罚。这种保人制度，相当于汉代政制中察举制度。《太平经》认为人的终极目标应是追求成仙，但又有精英主义色彩，指出只有极少数有“天命”的才能成仙。《太平经》亦有命定论色彩，能否成为神仙，主要视乎天命以及个人资质，有天命又有资质的才可以成仙；人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命的，只有努力学道和行善，这种观念与基督新教喀尔文派的上帝预选说相似。有天命的人，未出生前姓名就已着录于仙府的“录籍”中；升天时日来临时，会有天神和一位“保人”下降，教导他变形法术，授与仙药，传授天界的知识与戒条，年月已满后才带往天上。没有天命的人，如果行善积德，也有一丝机会成为神仙，得到上天的同情和恩赐；他可以先成为长寿之人，名字从“死籍”转移到“寿曹”，天界仙府中若有官职空缺，就能“补缺”成仙，因此个人自由意志和自我抉择也是重要的。

《太平经》指出世间鬼神会作祟，降祸于人，使人生病。不过，鬼神不会无缘无故害人，只是因为人有罪恶过失，上天才会派遣他们来惩罚世人。天地随时随地都有鬼神监视人的一举一动，人的体内也有鬼神常驻。其中最重要的是五脏神，如果人有邪念，行为失当，五脏神会向天廷禀告，上天使会派鬼物入侵人体。每个人都有多个“身神”，主要部位和器官如头腹、四肢、五脏，都有神驻守，如果神离开身体，人就会生病，例如肝神离去会使人“目不明”。人有恶念，胡言乱语，喜怒无常，就会“神游于外”，导致外邪入侵，使人中邪。

《太平经》主张任用贤才，减轻刑罚，听取民意，反对剥削，多行救济。政治立场上，维护五行中属火德的汉朝，强调忠孝之道与尊卑贵贱的秩序，人民必须服从帝王，奴婢则要服从主人，天灾人祸主要是臣民而非帝王的罪责。《太平经》所谓“太平”，是指阴阳和顺，国富民安，社会公平无私。书中多次提及“太平气”将来临，大德之君将出现，神人因而下降。经中反映了衣食不继、常有饥荒的民生困难，但没有实际的经济政策，只是主张遵从天师教令，上天就会降福，有大丰收。富人要救济穷人，若聚敛财富，会使天地愤怒，五谷失收；另一方面，又斥责穷人懒惰，平民百姓愚昩无知，要接受教晦。有学者认为《太平经》秉承道家思想，社会思想与《老子》相似，有学者认为《太平经》期望救世主与乌托邦；也有学者认为《太平经》不求救世主，只追求太平时代，对现存政权无所威胁，经中的“太平”并非革命性的平均主义，而是社会等级分明的制度，人人都有适当的出身和职业。马列主义史家曾认为《太平经》“揭露社会政治黑暗”，是“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也有学者认为其实代表了地主阶层的利益。

《太平经》在传统的报应思想之上，提出“承负”之说，解释为什么为恶不须受恶报，为善反而会遭恶报。它可分为两个层次，即个人的善恶承负和社会的治乱承负。个人的善恶承负取决于先人的功过。先人有功， 人行恶还可得善，但人的行恶会流及子孙;而先人有过， 人行善反得恶， 是躲不掉的， 但子孙会得善报。同时， 人即使承负先人之过，但只要努力行善，“能行大功万万倍之， 先人虽有余殃， 不能及此人也” 。 把个人的善恶承负扩大到社会运行的治乱承负，就可将衰乱之世的造成分析成两个原因：“一是中古以来政纲之失的余殃;二是当世`君臣民失计' ， 不能并力同心，来断灭承负而致太平，从而使衰乱愈演愈烈。” 这即是说东汉王朝若只认识到是前期政纲之失导致了衰乱， 而不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现状的话， 就只会更加的衰乱。

《太平经》谴责的恶行，包括不孝顺、侵害好人、诬告他人、劫掠财物、不敬老人、不敬鬼神、厚葬、随意动土建筑。有学者认为承负说受佛教因果观念影响，也有学者认为承负说建立在民间信仰之上，并非外来观念。《太平经》或受佛教影响，认为天道仁慈好生，但反对佛教的行乞，批评僧人舍弃父母，不娶妻而绝后。男女交合意义重大，可以使天地传承不绝，使宇宙永恒，是圣人治理国家的要事。

《太平经》是中国第一部道教经典，东汉时地位崇高，是汉末太平道信奉的经书，官府起初批评《太平经》“妖妄不经”，后来汉灵帝却赞同此经。在六朝和唐代，《太平经》成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南朝道士编集道书，以《太平经》构成道经七部“三洞四辅”中的太平部，以后历代道藏都收录此经。《太平经》一度被视作谶书，太平道用以发动革命推翻王朝，陈宣帝则奉为圣书，藉以拥护王朝；一般士大夫则不太重视此书，范晔指《太平经》“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太平经》思想其实并无新意，无创新之处，都是固有观念，却能整合各种道教思想与神仙方术，开创一套更有系统的神仙理论，为太平道奉为主要典籍，太平道治病，教人跪拜认罪“首过”，以符水和咒语治病，都本于《太平经》。经中许多观念，包括上章、首过、身神、承负等，亦为后世道教所承继；经文发展了“存思”与“守一”的冥想法，使道教的冥想法更有系统；经中指出犯错神仙会被贬下凡，则成为后世谪仙传说的源头。

《太平经》的卷数，传说不一。此书最早见于著录，是东晋葛洪《抱朴子·遐览篇》所载道教书目，其中有《太平经》50卷，又有《甲乙经》170卷。《太平经》是其本名，《甲乙经》则因此书分为甲乙丙丁等10部而得名。至于50卷和170卷的卷数所以不同，料想当时就有两种传本。现在《道藏》中的残本《太平经》共为67卷宗，其中还包括《太平经钞》10卷。《太平经》的实际卷数，较多的说法为170卷。近人王明先生根据《太平经钞》及其他27种引书加以校补，编为《太平经合校》，基本上恢复了170卷的轮廓。此书于1960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成为通行本。

《太平经》的流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在张角领导黄巾起义的太平道兴起之前，这部书一向秘密流传。在历史上可考的传经人有甘忠可、夏贺良、帛和、于吉、宫崇等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于吉，他是受经和演经的重要人物。自从黄巾起义失败之后，此书应当在民间还有流传，因为《抱朴子·览篇》中曾有著录，后一阶段，即《太平经》的再度出现，是在南北朝时期，《道学传达室》郑十五说:梁初，昆仑山渚平沙中有三士漆笥，内有黄素写干君（即于吉）所出《太平经》三部。……（桓）因就村人求分一部，还都供养先呈陶（弘景）君。陶君云：“此真于君古本。”又《太平经复文序》中也说：“南朝丧乱，《太平》不复行。暨梁，陶先生弟子桓法 ……于溪谷间得《太平》本文。”从此《太平经》再传于世，而且在道教中保存下来。

此后道士还在讲习此书，比如南北朝陈宣帝时的名道周智响。《太平经复文序》中说：“周智响善于《太平经》义，常自讲习，时号太平法师。”

这部书一直流传到宋元时代，还是完整不缺的，《宋史·艺文志》和元马端临《文南通考》中都曾有著录，而且还都是完整的170卷。《太平经》开始残缺，大概是在“至元毁藏之后，明代已然不全，虽然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著录仍为170卷，但是《正1到第10卷已非太平经》原文，而为《太平经钞》。清代贺龙骧刊印《钦定道藏全书总目》时，《太平经》仍存119卷宗，他在《国朝坊道书目录》之中还著录了《道藏》以外的坊刻本《太平经》百余卷宗，可异今已不见。

于吉（？－公元200年，有的史书作“干吉”），东汉道士，琅琊（今山东临沂）人，传说是道教典籍《太平清领书》的作者。相传曾在曲阳泉水上得神书，衍成一百七十卷，名《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又传曾往来江东吴（今江苏吴县）、会（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符水为人治病，当地人多信而事之，为孙策所忌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