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女性主义哲学在西方社会的迅速发展也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专门组织翻译了当代女性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剑桥《女性主义哲学指南》，并在2010年出版中译本。该书共分十三章，从一个宏大的、全方位的哲学场景中展现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国内相关研究和高校哲学专业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筛选编辑工作，例如200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女性身份研究读本》一书。同时，中国也出版了一批国外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代表作的中译本，例如，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的经典著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和《消解性别》中译本。在宗教学领域，中国也翻译出版了被称为北美宗教心理学奠基人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奈奥米·R.高登博格的两本著作，即《身体的复活——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与《神之变——女性主义和传统宗教》。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引进和解读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过一些学者的辛勤努力，当代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政治学家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的一些重要著作译本得以问世，这积极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于弗雷泽思想的关注和研究。在西方社会，弗雷泽的地位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和争议，并有一些讨论文集出版，中国学术界翻译出版了《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一书。由于弗雷泽的研究涉猎范围很广，国内学者开始从不同的学科和角度探讨她的理论，例如有学者专门探讨了弗雷泽的“公正观”问题。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爱丽丝·麦金农《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以及《公民身份：女性主义的视角》等著作。与此同时，南宫梅芳的生态伦理学著作《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也得以问世。

二、对女性主义哲学基础问题的深入研究

2006—2011年间，中国内学术界对于女性主义哲学的研究呈现深入发展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成为这一研究的新生力量。

1.哲学方法论与认识论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哲学研究中，方法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正生存在一个复杂、混乱和相互冲突的无序世界中，“如果我们试图从根本上思考这些混乱，那么就将不得不教导自己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实践、去联系，以及去认识。”一些学者从认识论角度阐释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平等认知主体问题、优势认知群体问题、女性经验与知识客观性问题。另一些学者则侧重于研究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使命及其对知识生产的意义，并对国外学者的最新研究进行评述。有些学者试图把对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联系起来，探讨性别知识的建构问题。还有学者尝试性地直接概括女性主义哲学方法论特征，例如相信哲学从来就不是中立的；主张哲学不应成为理性，尤其是被性别化了的“理性”一统天下；强调哲学是差异的和多元的，而不是普遍的和单一的话语等等。另有学者著文对国内女性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尤其是方法论问题进行批评性思考，强调国内女性主义哲学研究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实现理论自觉。

2.伦理学

2006—2011年间，国内女性主义伦理学方面的成果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研究的深化；二是对于应用伦理学理论和问题的关注。

关怀伦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后，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2006至2011年间又迎来了一次新的热潮。在中国知网中输入主题“关怀伦理”，搜到的论著有134篇之多，一年后增加到193篇，文章内容涉及政治哲学、伦理学、教育、经济、心理学和建筑设计等领域。有学者指出，从2005年开始，中国内学者再度掀起对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关怀伦理学的研究热潮。此次研究热潮一方面是对第一阶段研究问题的延续、深化、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将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本土化的一次尝试。另有学者指出，以关怀伦理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伦理学对哲学乃至其他学科带来了极大影响，但女性主义伦理学在应用后现代主义哲学成果的同时，也承负着后者的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也有一些年轻学者试图将儒家“仁”之伦理与关怀伦理进行比较，分析这两种伦理是否能够兼容或者整合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形式问题，同时对关怀教育进行了探讨。其他学者则把女性主义伦理学，尤其是关怀伦理学与教育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此外，一些学者试图基于关怀伦理学对整个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哲学意义作出评价。

中国学者也试图以女性主义哲学方法论为基础，针对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实践问题，从应用伦理学领域，尤其是生命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等方面研究女性主义伦理学，例如邱仁宗教授主编出版了《生命伦理学：女性主义视角》一书。此外，受女性主义哲学关注女性主体体验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重对于“身体”、身心关系和“缘身性”（Embodiment）等范畴的研究。例如一些学者认为，身体是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还有学者分析了西方女性主义哲学基于现象学探讨女性体验和身体问题所取得的成果。2011年3月，中日“生殖健康与身体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南大学召开，可以看成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实践问题研究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的有益尝试。会议结合国际社会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探讨了生殖健康与身体政治的关系。

3.“差异”、“性别差异”与平等

在许多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看来，“差异已经占据当今女性研究项目的中心舞台”，“差异已经代替平等，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核心”。把女性呈现为一种“在除了性别之外的多种权力和身份维度中的社会存在，已逐渐成为女性主义哲学的核心方案”。而“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口号，‘差异’关系到女性之间的社会差异——例如人种差异，或者性取向差异、或者阶级差异。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差异’已经逐渐地象征由女性并不具有统一社会身份的社会观察所得出的所有复杂性。”女性主义哲学对于差异的讨论主要来自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股政治力量。当时由于女性内部的差异，白人中产阶级的排除性歧视导致女性主义运动的分裂，以及女性主义发展政治哲学发展的要求。国内学者也把研究“性别差异”作为当代哲学、当代女性主义哲学的重要使命。众所周知，平等和差异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女性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悖论性问题，“女性主义一方面需要以自由主义公民资格之性别中立作为自己的前提，即坚持是否具有公民资格与性别无关；另一方面又需要正视自身的客观差异，避免以一种形式上的齐头式对待反而造成新的不平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试图缓解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强调“差异与平等从来就不是二元对立的，两者之间也并非是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或是有后者就没有前者的对立关系。平等的对立词应是不平等，而差异的对立词应是单一身份认同。差异不应带来不平等，而平等也不必预设相同”。倘若女性主义哲学要坚持“性别差异”，势必要先对什么是“女性”进行界定，因而国内一些学者也围绕着女性主义是否应当放弃“女性”概念，应当如何描述“女性”的性别特征，以“性别差异”是否为一个本体论事实等问题进行分析，强调女性主义不应放弃“女性”概念。因为如果一个女性没有“女性”的指称，便会失去自己应有的社会和话语空间，失去主体地位，成为根本不存在的人。放弃“女性”概念将使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面临更大的危险。另一些学者则从性别“同质性差异”的角度探讨了女性主义哲学建立的可能性。一些学者也考察了伊丽格瑞的性别差异观，以及理想的性别关系模式。

审视反思

第一，以女性主义一般理论，特别是从“社会性别”视角、以“他者”的身份，对传统哲学学说体系、哲学发展和演变历史、哲学家及哲学流派的思想进行审视与反思，即进行一种完全不同于原有哲学的、新的解读和诠释。在西方女性主义哲学产生的初期，便开始对古希腊以来的几千年哲学史进行重新分析与评价。长期以来，哲学一直是男性中心主义统治的领域，中外几千年都未曾有过女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妇女与奴隶、儿童是一类的，她们缺乏逻辑和理性，不成熟，不能与她们谈论哲学。然而，女性不是哲学的言说者，但哲学却在言谈女性、贬低女性。所以，早期女性主义哲学对于传统哲学的独特检视与批判，也被称之为是“沉默者的发言”、“无言者的言说”。因在几千年的西方哲学史和浩瀚的哲学经典文献之中，对妇女的压制、贬低和污蔑比比皆是，所以也有女性主义研究者把这一历史称之为“老的、死的、男性的、白人的哲学历史”，把传统西方哲学判定为排斥、歧视女性的“男性霸权话语”。女性主义哲学在这样的批判与解读中成长，无疑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特点，甚至在某些方面相当激进，其矛头直接指向哲学中长期存在的男尊女卑的性别误区和无视社会性别的性别盲点，并竭力进行纠正，目的是为了恢复和确立女性在哲学领域的话语权。

开创探讨

第二，对当代的哲学发展、一系列与现实有关的新哲学问题进行了具有独创性、开创性的探讨，成为跻身于当代哲学流派、与诸多哲学前沿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哲学理论派别。因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现代社会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要求哲学进行研究并作出回答。如生命伦理、网络伦理、生态伦理、经济伦理，还有与人密切相关的发展哲学、普遍“物化”、信仰危机等。西方女性主义哲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从来就不是纯粹书斋里的哲学思辨，面对新的哲学问题，女性主义作了积极的应答，以自己的方式探讨和构建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女性主义伦理学（也称关怀主义伦理学）、生态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有相当影响的哲学派别。因与同样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后现代哲学有较紧密的关系，女性主义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主义、逻辑中心主义为主旨“主客二分”的哲学进行了批判，推进了思想解放。因此，女性主义哲学也在批判基础上，参与了积极的、正向的建设活动，为当代哲学的发展创新作出了贡献。

哲学提升

第三，女性主义哲学在进行哲学批判和建设的同时，还承担了对女性主义实践与研究进行哲学提升的工作，即对女性主义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研究方式、话语系统、世界观、方法论进行哲学的、认识论的、价值论的研究、概括与提升。这方面的研究对女性主义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对于女性主义的实践与理论都很重要，不仅使理论研究具有更明确、更坚实的学理基础，而且也为女性主义的实际运动提供世界观、方法论的依据。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全部都是由女性主义哲学担任的。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年4月27日－1797年9月10日）是一位18世纪的英国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在她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她写就了多篇小说和论文、一本旅行书简、一本法国大革命史、一本行为手册以及一本童书。《女权辩护》（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并还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在现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视作是女权主义哲学家的鼻祖之一，而女权主义者们也经常会提到她的生活与作品。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年2月24日－），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酷儿理论家，女性主义哲学家，修辞学与比较文学教授，社会活动家，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家。巴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其所提出的关于性别的“角色扮演”概念是酷儿理论中十分重要的观点，她也因此被视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驱。

《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是18世纪的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是女权主义哲学最早的一批作品之一。在这本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对18世纪的那些试图否认女性教育的教育和政治理论家进行了回击。她认为女性的教育程度应当相称于她们的社会地位。她主张国家必须要有女性，因为女性教育了她们的子女，且因为她们能够成为丈夫们的“伴侣”，而不仅仅是妻子。沃斯通克拉夫特还主张：作为人类的女性应当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基本权利，而不应被视作是社会的装饰品或是婚姻交易中的财产。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的重要著作，一经出版即引来赞誉和争议无数，并被奉为开创“酷儿理论”的经典文本：巴特勒因此书而一举成为当代思想界最闪耀的学术明星之一。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开篇，首先对“女性”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提出了质疑。她对波伏瓦、克利斯特娃、维蒂格、伊里格瑞等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主要观点分别进行了梳理，并追溯到她们各自所依据或所反对的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理论源头。她借用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福柯的管控性生产、拉康的原初禁制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性抑郁的解读，从哲学本体论层面重新追问语言、主体、性别身份等关键性概念，深刻阐述了异性恋框架下的性别身份和欲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从而颠覆了霸权话语对性、性别、性欲的强制性规定。

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是对男性中心（androcentric）认识论的批判。其批判矛头指向客观性（objectivity），理性（rationality），伦理的中立性（ethical neutrality）以及价值中立（value-free）的神话。当女性主义者讨论到理性问题时，总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观念，他把奴隶和女人视为理性不健全者，认为根本不值得对她们做出评论；他倒是曾讲到过理性和感情如何共同造就了身心健康的个人，可惜理性的概念一直是性别化的：理性化的男人和感情化的女人。

女性主义认识论指出，西方哲学中所谓的理性和客观性排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其中包括情感，事物间的联系，实践的感受和特殊性。它是系统地排斥他者（otherness）的产物。女性主义主张权力的分散，她们认为，过去认知主体（男性）的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对文化少数派感到恐惧，他们拼命反对后现代主义，为自己特权化的认知地位辩护；他们拼命排斥女性、有色人种、下层阶级和同性恋。女性主义认识论因此特别提出，应当将以下五种因素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加进认识的主体中去，它们是：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倾向。女性主义认识论批评过去那些被公认的客观的科学对女性生活和身体的描述中的许多错误。

由于女性主义方法论是基于女性主义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来建构的，因而女性主义方法论本身便是女性主义哲学方法论。女性主义哲学方法论主要有三个基本问题和三个关键词。这三个基本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哲学方法假设或者与其实践者文化的主宰政治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在什么程度上哲学方法忽视、模糊或者否定了女性的体验；是否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哲学方法能够与女性主义理论方法或者女性主义和谐一致。女性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三个关键词是：观念、现实和体验。观念主要指政治和哲学价值观，现实主要指社会和历史现实，而体验主要指社会不同群体以及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所具有的不同体验。事实上，女性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以女性主义视角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哲学方法论。

应当看到，在女性主义哲学发展中，方法论问题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未决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面对着一个复杂、混乱和冲突的世界，因而不可能想象以一种方法论来回应各种问题；古往今来的哲学本身就无法拥有一种人们普遍赞同的方法论，不同哲学学说之间的差异本质上是方法论的差异；女性主义哲学既要针对传统哲学进行方法论方面的革命又要借鉴传统哲学，既要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一道批评传统白人男性哲学的“宏大叙事”又要以现代主义哲学的稳定主体、自我和性别来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因而自身也充满矛盾；女性主义哲学本身是多元和差异的存在，会提出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主张，并以此为准则生产知识和证明这些知识的合理性；女性主义哲学方法论也必须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得到促进和发展。

西方女性主义派别的划分，主要依据是其思想背景和行动取向，如被称为“三大派”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还有近年有较大影响的生态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而中国是按照学科来划分的，如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社会学、女性主义政治学、女性主义哲学等，与西方有较大的区别。因此，对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的探讨须广泛涉及西方女性主义的各个派别，即在各个派别之中来研究其哲学。由此，形成了女性主义哲学的弥散性特点。

女性主义哲学的弥散性决定了西方女性主义哲学绝不是一个统一体，也没有完全一致的理论观点，而是各有不同的背景，甚至有很大的差异。在女性主义哲学，特别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内部，就有女性主义的立场认识论、女性主义经验论等区别。因为与后现代哲学的关系有所不同，女性主义哲学对传统的“主-客二分”哲学的批判及背离程度也有区别。生态女性主义主要可理解为是从女性主义立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伦理学，但是又有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等区别，它们不仅有各自的文化渊源，而且哲学基础、伦理学原则不尽相同。但是在差异之中，女性主义仍然保留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如生态女性主义的各个派别的共同点，就是把自然与妇女联系起来，把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压迫与对妇女的压迫联系起来，认为生态问题也是妇女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相互关联的，不可脱离。“社会性别”也是各不同派别都认同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理论范畴。

女性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也有人称之为具有“颠覆性”，即这一哲学要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或近乎天经地义的观点与习见，走出传统哲学理性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藩篱。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女性主义哲学绝不是一种“体系”哲学，而是针对问题的、反传统的女性主义哲学言说。这也表明，以传统哲学的标准来衡量女性主义哲学是无效、无益的。

女性主义哲学的以上特点，往往致使女性主义遭到不公正的学术评价和待遇，如常有人认为，女性主义哲学“不像哲学”，“不是哲学”等等，这主要是囿于传统哲学标准衡量所造成的。随着女性主义哲学影响的扩大，这些成见、偏见正在逐步消退。

第一，对哲学学科发展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哲学发生了几次意义重大的转向，如“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荒野转向”（也称生态哲学转向）。“转向”表明的是，“哲学模式”的改变，即哲学在研究方式、方法、理论构架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可称为“话语系统”的改变或者“问题式”的改变。女性主义哲学本身就发端于这样一个“转向”的时代，同时也直接参与了“转向”，如“后现代转向”、“荒野转向”，这显示了其鲜明的时代性和推进哲学学科发展的作用。

第二，对“后现代哲学”的推进意义。女性主义哲学在“社会性别”背景上开展了对“话语权”的探讨，特别是作为哲学上长期排斥的“他者”，女性主义的探讨的立场与角度是男性研究者无法替代的。在探讨中，女性主义哲学借鉴了后现代哲学家福科“权力话语”的理论，结合女性特有视角和感受，阐发和推进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而“话语权”研究，从哲学角度揭示了社会与人、人与人、知识与权利的深度关系，对“后现代哲学”有所推进。有评价认为，女性主义哲学与后现代哲学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女性主义哲学对后现代哲学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使后现代哲学从“美学的性质”转向了实践与行动。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的推进作用。女性主义哲学的一些派别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有的研究者也明确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是，她们并不是简单照搬、盲目继承，而是非常注重联系当代社会实际，并根据新的社会状况提出新的理论。历史唯物论分析社会的基本框架，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等级结构。女性主义哲学依据这点，把性别也纳入了社会等级结构的系列之中。这使种族、地域、阶级与性别一起，成为阐明社会等级结构的一个完整的系列。这对于唯物史观是一个有益补充。

第四，对“启蒙”以来的哲学进行了批判，对于改变陈规、突破传统的束缚具有推进意义。在这方面，美国的桑德拉·哈丁对科学与理性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也在西方引起了很大反响。她的研究以新的方式和角度说明，“科学”其实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上形成的，“科学”一旦出现，其他的知识就被当作是“非科学”的，被压抑、排斥和遗忘。所以，科学实际上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仅仅遵循客观性的。

在主流哲学围绕着“女性主义哲学是否具有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地位”，或者“女性主义哲学是否成立”，“女性主义哲学是否哲学”等问题争论不休时，女性主义哲学已经以其愈发丰厚的成果及其影响开始为自身的学科建设而努力。巴特勒曾对于“女性主义哲学是否哲学”等问题这样回应道：“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是错误的。如果非要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应该是：‘哲学’这个词的复制何以成为可能，使得我们在这样古怪的同义反复中来探询哲学是否为哲学的问题。可能我们应当简单地说，从它的制度和话语发展历程来看，哲学即使曾经等同过自身，现在也不再是这个样子了，而且它的复制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或许对于巴特勒来说，当代哲学已经不可避免地呈现一种“非制度化”倾向，因为它已经不再受控于那些希望定义并保护其领地的人们，而面对着一种被称为“哲学”的事物，出现了一种“非哲学”——它并不遵守那些哲学学科原有的、看似明了的学科规则，以及那些关于逻辑性和清晰性的标准。因而，女性主义哲学的发展动摇且颠覆了人们对于“哲学”的理解。这意味着有一种被称为“女性主义哲学”的理论已超出原有的哲学话语机制而存在，但这并不等于它能够自成体系，或者与自己得以产生的哲学“母体”完全脱离，而是表明当代哲学正在通过“非哲学”的方式迅速发展。

女性主义何以会成为当代文明的一种必须行动，女性主义者荒林在对谈中对原因娓娓道来：“女性主义哲学强调女性生命本体的意义，也强调社会是一切人当然地包括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关系的总和，所以对于现存男权体制制造的不平等不平衡社会关系进行改造。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女性主义要改造现存不合理社会有其哲学依据。”没有女性的主体就没有女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故而作为性别组成一端的女性主体，理应对不合理的性别历史抱有清醒的态度和清理的冲动。

为了呈现发展女性主义哲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一些学者首先探讨了女性主义哲学对于哲学学科的发展意义。在2006—2011年间，中国学者也试图澄清女性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围、历史使命，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困境，旨在为女性主义哲学学科建设提供思考空间。“一般来说，对于女性主义哲学，我们也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即以女性主义思维方法论所从事的哲学批评、重建和创新研究，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哲学理论。”而“作为一个新生的学术领域，其宗旨在于揭露和批评哲学传中的性别偏见，追求哲学中的性别平等与人类的解放。对于一种哲学是否具有女性主义属性，也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如果它能够以女性主义视角关注到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压迫现象，以及哲学传统中的性别偏见，并能够以女性主义哲学方法论从事哲学批评、重建和创新，这种哲学就可以被称之为女性主义哲学。”这些学者还认为，女性主义哲学拥有广阔的研究天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股哲学思潮或者不同的流派，而是以一种新视角全方位地介入哲学学科对其进行批评、改造、重建与创新。同时，一些学者也在探讨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指出我们首先要关注女性哲学家的缺失，然后便是对传统哲学进行彻底的批判，包括对科学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批判，紧接着是建构和发展女性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哲学家在确立女性主义哲学价值的同时，也要尝试探索女性哲学发言的环境，改变女性主义哲学研究边缘化的现状。

毫无疑问，中国女性主义哲学学科建设需要调动和整合全国相关研究者的群体力量，开展宣传和交流对话工作。同以往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研究方式不同，在2006—2011年间，国内学术界陆续举办了几次全国性的以女性主义哲学、性别哲学为主题的专业论坛。例如，2007年7月14日，“性别与哲学对话平台”首届论坛会议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国内18所著名大学、学术机构，以及一些学术刊物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2010年9月17—18日，由妇女/社会性别学科发展网络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系承办的“关于性别研究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论坛”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大会发言学者中有10位是男性，他们的加入改变了女性主义哲学研讨中女学者自说白话的困境。在全国第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一个分论坛上，与会者提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背景上展开对于性别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传统哲学精华的辨析和汲取，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世界向度”的构建。不仅如此，有学者也以对话的方式，探讨了一系列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性别问题，例如《撩开你的面纱：女性主义与哲学的对话》一书的出版。此外，学者们纷纷阐释对于国内女性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设想和方案，分析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008年11月28—30日，中国妇女研究会与其他单位联合组织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妇女/性别研究”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国妇女/性别学科建设进展”问题。我国学者还积极地参与国际对话。2008年7月，国际女哲学家协会第十三届专题研讨会在韩国首尔举行。与会者从哲学角度探讨了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角度分析了“女性”、“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等概念，探讨了一系列重要议题。2009年12月14—15日，国内一些学者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总部召开的“妇女哲学国际网络第一次集会”，与数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哲学家一同讨论网络本身的组织策略、基础和未来发展，围绕着“男性哲学家如何看待女性哲学家”，“谁是妇女，谁是男人，如何不强加任何标准地对他们进行确定”，“女性与哲学：联结的含义何在”以及“当妇女哲学家正确提问时”等问题进行了辩论。

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等人认为，人们“没有必要去判断哲学中的女性主义是否仍处于襁褓之中”，因为正是这种看起来内部的不统一和参差不齐，才更能体现女性主义哲学的多元性、异质性、差异性、包容性和开放性。同样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作为当代哲学研究中最有活力和生机的新领域，女性主义哲学将在应对这些连同更多的挑战中为自身发展及其方法论的完善创造更多的契机和可能性。”当代女性主义哲学把“女性问题”从经验层面提升到哲学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考察，不仅对人类哲学思维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积极推动了女性和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2006—2011年间，中国学者紧跟当代国际女性主义哲学的研究步伐，为使女性主义哲学研究本土化做了大量的尝试和努力，其研究成果也愈发引起哲学领域和社会的关注。这期间国内女性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五个特点：一是出版的译著、专著和论文数量的增加，以及学术研究质量的不断提高。二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主题的不断增加。当人文社会科学对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深入到学科本质之后，几乎不约而同地要回归到哲学研究上来，这正如伊丽格瑞所言：“一个人必须质疑和困扰的实际上是哲学话语，因为它为所有其他话语制定了规则，因为它构成话语的话语。”三是本土化的尝试。随着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中国不断有新著问世。四是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并关注对话。这包括与主流哲学的对话，与非女性主义哲学的对话，中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历史、现在与未来的对话，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不同性别之间的对话，女性与自我的对话、不同代际女性主义哲学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对话等等。五是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众所周知，在人类思维发展中，哲学既是最基础、最坚固和最保守的父权制堡垒，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空间。它不时地在思维中创造着各种可能性，实现自身从主流到边缘、从边缘到前沿的转换。在女性主义哲学家哈丁看来，女性主义不是一种身份，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可以被视为从对于社会关系，以及对于这些关系思考方式的变化中开辟出来的思索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我们可以表达和争论各种新的、未来的可能性。如今，国内女性主义哲学研究正在奋力地突破传统哲学思维的框架，突破自我原有思维的边界，为开启哲学的新时代，创造更为公正、理想和和谐的社会而努力。她——依旧还在路上。

开设有女权主义学术课程的相关高校：

随着女性学课程数量的增加，强调“赋权”、经验分享、参与式学习、批判性思考以及开放性思维等教学理念的女性主义教学论，也被不少女性主义教师在大学课堂中应用。在高等教育中推展出来的女性学的课程和教学实践，显示出它不同于传统教学论的种种特点，其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传统男权制度下的学术体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瓦萨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史密斯学院、布赖恩莫尔学院等女子学院。

在中国大陆，目前有中华女子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山东女子学院开设了本科阶段的女性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