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史记》仅记载“鲁襄公二十二年”，无孔子生日的干支，而《谷梁传》的“十月庚子日”是“鲁襄公二十一年”，这样把两者给合起来，显然不合理的。

从历法发展来看，战国以前是干支纪日，“二十七日”这种数字纪日不大可能是西汉前期的记载。

殷墟甲骨刻辞采用干支纪日。 甲骨文中出‘既吉’，‘既魄’，‘既死’，说明在周文王时就已用月相补充殷的干支纪日方法。而《尚书》及出土铜器铭文中大量使用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来描述月相辅助纪日。夏商周工程阶段性成果倾向于“月相四分”，并归纳出西周时期置闰规律：1.西周历法采用“朔”或“朏”为月首。认识朔以前，当以“朏”为月首。2.西周历法的建正多为建子、建丑。3.西周历法一般采用年终置闰。这说明当时的历法水平还没达到“四分历”的程度。

《后汉书·律历志》贾逵论历曰：“以《太初历》考汉元尽太初元年日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尽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汉书·五行志》：“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后汉书·律历志》：“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后 天，朔先于历，朔或在晦，月或朔见。”

从西周和两汉历法水平来看，春秋时期当不能准确预推朔日，但春秋所记载的“日有食之”均在朔日，春秋中的朔日能与日食相吻合的原因何在？我们推测，春秋时期只能大体按一个月29天有余，30天不足定出朔日来进行“告朔”，并随时根据发生的日食来调整朔日，如《说文》所云“日蚀则朔，月蚀则望”。《春秋》中与日食相关的“朔日”，并不是事前推算出来的，而是发生日食之后，把“日食”记载于日之“干支”之后，并书上“朔”，所以才有那么准确，也算是“事以系日”的内容之一吧。

朔日不定，也就无法用数字纪日。数字纪日当在《历术甲子篇》所记载的“四分历”历法出现之后。利用四分历的“月朔旦甲子日法”才能比较准确地定出朔日及月的大小，此后数字纪日才流行开来。从存世文献看，我国以数字纪日大概当从西汉后期才开始，至魏晋才日见通行起来。楚简中尚是干支纪日，疏勒河汉简中已有数字纪日，其年代一般认为是东汉，也有人认为“疏勒纪年简上下时限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37年”，但也不会早于《谷梁》、《公羊》二传。孔氏家谱的“八月二十七”不大可能是于西汉前期的记载，当是后人的追记。

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所以孔子诞辰日又被称为“中国的圣诞节”，在中国尚未被官方确立为法定节日(1985年开始将9月10日订为教师节)。

在孔子诞辰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等地都有纪念活动。在文庙举行“祭孔典礼”是常见的正式纪念活动。

台湾、香港等地多延续以往对孔子诞辰日的认知,将孔子诞辰日认为阳历9月28日,并设为法定教师节。 在香港，孔子诞辰日不是法定假日或公众假期，只有部份学校会放假，但于2006年10月，香港孔教学院表示与香港的一些宗教团体就孔子诞辰日的夏历日子成为公众假期达成共识。

2024年9月28日，甲辰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东曲阜孔庙举行，海内外各界嘉宾共同纪念孔子诞辰2575年。

关于孔子诞辰的早期记载，见于《公羊传》、《谷梁传》和《史记》。

《公羊传》：“（鲁襄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谷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晋。夏，公至自晋。 秋，晋栾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关于《公羊传》的“十有一月，庚子”，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曰：“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长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无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齐召南说。”说明前人已经认定《公羊传》有误了。

关于《史记》的“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记索隐》曰：“《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 年，故误也。”司马贞试图从三正的角度为调和二说。梁玉绳以之为大谬：“从来三正推法，只以后月属前月，并无以前月属后月。周正十一月第能为夏正九月，未闻倒而为夏正之正月者。”

历史上，认同“襄公二十一年”的主要有贾逵、何休、刘恕、马端临、宋濂、崔述、钱大昕等，认同“襄公二十二年”的则有杜预、袁枢、郑樵、朱熹、黄宗羲、阎若璩、梁玉绳、崔适等，可谓旗鼓相当。

宋濂专门写了一篇《孔子生卒岁月辨》，曰：“《公羊》《谷梁》二氏传经之家也，传经之家当有讲师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时又为甚近，其言必有据依。司马迁固良史，则后于《谷梁》《公羊》者也，吾则无征乎尔。”[iii]

梁玉绳《史记志疑》则曰：“从《公》、《谷》者，《索隐》、《外纪》、《黄氏外纪》及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之类也。从《史》者杜注《左传》、《拾遗记》、《续博物志》、《古史》、《大纪》、《路史》、朱子《论语序说》、《通鉴前编》、余姚黄氏宗羲《南雷文约》之类也。”梁氏又曰：“二十一处是已酉，二十二年是庚，当从《史记》为的。其徵有三：襄二十一年日食，必非生圣人之岁，一也。《公》、《谷》皆口授，《公羊》著于汉景之刊，《谷梁》显于汉宣之代，历世既久，宁得无讹，二也。杜注哀十六年传云‘仲尼至 今七十三’。《五代史冯道传》，道卒年七十三，时人皆谓与孔子同寿，则非七十四可知，三也。《困学纪闻》两存其说，以为不可考。《索隐》深悼孔子生年莫定，致寿数不明，不然矣。若生月必当从谷梁在十月，以杜《长历》推之，是年十一月无庚子，况三《传》经文于十月既书庚辰朔，则庚子在十月，倘作十一月，则一月只二十日，大不可通。且陆氏《公羊释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一本作“十一月”，又本无此句。’是知《公羊》传写讹异，非灼然可据者。至生日必庚子无疑，不但《公羊》书之，《南齐书》臧荣绪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固确证也。综而论之，年宜依《史记》，月宜用《谷梁》，日则庚子。《路史余论》定为八月廿七日孔子生，又引《五行书》谓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甲申时，斯不足辨耳。”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争论材料。

梁玉绳孔子二十二年生的理由没有一条是坚实的，当然也不只是他一人，其实东汉以降诸人，无论持哪一说，均没有更多的理由。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时候，以《谷梁传》为依据要合理一些。

《公羊》《谷梁》二传均有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频食的记载，《谷梁传》杨士勋疏曰：“据今历无有频食之理，但古或有之。”现代天文学证明，频食虽有，但鲁襄公21年即公元前552年没有，儒略历该年8月20日在曲阜可以看到一次食分达到0．7的日偏食，这一天的纪日干支恰为庚戌，这就与《公羊传》和《谷梁传》中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吻合，至于《公羊》《谷梁》二传所载该年十月庚辰朔日食无疑有误了。

通行的孔子诞辰9月28日是缺乏依据的，子夏传授《公羊传》和《榖梁传》都有孔子生日的明确记载，两传所记实质也吻合，参照其他文献，再参照天文学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孔子生年生日为公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说法应该摒弃。

国学很热，孔子也再度热起来，近来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都非常隆重，日子都是9月28日。但这个日子是缺乏依据的。关于孔子生日这样非常实际而迫切的大问题，却一直没有非常权威可信的说法，令人困惑。如果没有文献可资考证，也无话可说，如果有文献可以考证确定，则应该重新讨论并确定之。因为这关系到到底把哪一天作为孔子诞辰纪念日的问题，故必须极其慎重。

孔子生日主要说法有两种，即周灵王二十一年十月廿七（即夏历八月二十七，本月朔日是9月8日），公历则是公元前551年10月4日。或者说是周灵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对应的公历则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这两种说法对应的公历都不是9月28日。前说是最主要的说法，即农历八月二十七。公历9月28日的说法如何得来实在不知道。大规模的纪念孔子活动都是此日。但这种说法实在令人怀疑，缺乏科学根据，因为与孔子生日最早的记载完全不同，故难以令人信服。孔子的生日不是无法考证的，有很坚实的文献资料可以推论考辨出来。下面我们便条分缕析进行推论。

一、农历生日就是错的

孔子生日公历为9月28日，我始终无法知道这种说法起源于何时，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在费尽周折后，终于找到这种说法的源头，但如何推论出来的 却依然茫然。

既然是公历，就一定在推翻清朝后，因为在民国以前采用农历，不涉及公历问题。既然采用公历，就一定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年间。进入民国后第一次祭孔是在1913年9月28日，并且认为这天就是孔子生日。是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鲁迅是当事人，所记当然可信。《鲁迅日记·上卷》：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从旁大声出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由夏穗卿主动，阴骘可畏也。

据鲁迅日记可知，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策划并组织给孔子过生日之活动，开创以此日祭孔之先河。但这个日子是如何得出的，未见明确的说法。鲁迅先生只说“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有点不屑一顾的语气，因此他也不加可否，更不谈如何得来的。但1913年八月朔日是公历9月1日。如果按照农历二十七推衍，则是9月27日而不是28日。不知是推算之小误还是其他原因而以9月28日为孔子诞辰。但无论是如何推论出来的，都是错误的。因为农历八月二十七这一前提就是错的。

公历之月日是在农历基础上换算出来的，故农历之日月便是根，根错则果不必谈。那么，农历之日月是怎么产生的呢？

孔子诞辰为农历八月二十七，出自孔子五十一代孙金代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广记》（卷八），原文是“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而这一结论是大有问题的。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鲁襄公二十二年便是周灵王二十一年，但没有记载月日。于是孔元措采用《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中“庚子”生的日期，将孔子的生日确定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的“庚子”日，而此年十月甲戌朔，以此顺推到庚子日，便是二十七。又，春秋时采用周历，建子之月，而孔元措时已采用夏历，为建寅之月，那么，春秋时的十月便等同于宋元时期（中国秦汉后绝大部分时间采用夏历）的八月，这一点没有问题。这样，孔元措便认定孔子生日为夏历“八月二十七”。

如前文所指，孔元措用两传记载的“庚子”日与司马迁鲁襄公二十二年说法捏合在一起，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两传记载孔子生日的前提是鲁襄公二十一年，与司马迁的“二十二年”差一年，两年农历本来也不可能一致。简言之，孔元措年代采用二十二年，而月日却采用二十一年，焉能不错？

二、最重要的文献

学术考证好像法官断案，要进行严密的推理，要注重证据以及证据间的关系。对于孔子的生日来说，离他越近的文献越可靠。在《论语》中我们无法发现关于孔子生日的蛛丝马迹。距离孔子时代最近，记载孔子生日最原始的文献莫过于《春秋三传》。其后，比较早一点的关于孔子的文献主要有《孔丛子》和《孔子家语》两种。此二书最晚成书于汉末魏初时期，两书在孔子生日方面没有有价值的文字。再以后的文献更不可靠，不能取信，也不必参考。《孔氏祖庭广记》因为出自孔子嫡系子孙之手，故影响很广，但其是孔子身后一千几百年后的说法，其根据本身就有问题，前文已论述过，不赘。因此《春秋三传》便是研究、推测孔子生日最重要的文献。下面，我们便从《春秋三传》上相关的记载来进行推论。

《左传》上没有记载孔子出生的字样。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我们姑且放置后面进行推论说明。那么，最近的就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了，我们就从这两本书中相关的记载开始推论。

《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都有孔子出生具体日期的记载。而这两传都是孔子高徒子夏传授下来的。

《春秋公羊传》传承脉络如下：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胡毋子、董仲殊→嬴公→睦孟→庄彭祖、颜安乐→阴丰、刘向、王彦→……何休→……徐彦。即由子夏传给公羊高，其后四传至公羊寿，才正式书写成册。胡毋生、董仲殊都是公羊寿弟子。

《榖梁传》也是子夏传授下来的。子夏传授给榖梁赤。由榖梁赤传承下来。在汉宣帝时，榖梁传很受重视。子夏是孔子亲密弟子之一，孔子很喜欢他。子夏对老师也非常尊重，他应该知道老师的生日，因此这种记载应该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只要把《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中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考证解释清楚，而且如果能够证明两传没有矛盾，那么，孔子的生日就可以确定了。

《春秋公羊传》上说：

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商任。十又一月，庚子，孔子生。

再看《春秋榖梁传》上说：

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庚子，孔子生。

有的学者认为两传有矛盾，公羊传上说“十又一月”，是十一月的“庚子日”孔子诞生。而榖梁传上记载是十月的庚子日孔子诞生，月份不同。但如果我们仔细思索，就会发现，公羊传只比榖梁传多“十又一月”四个字，其他文字基本相同。那么，如果我们以“庚辰朔”，“庚子”日生来推断，两传则完全一致。

因为如果以“庚辰”为朔，即初一来推，都推到庚子日，那么，孔子的生日按照公历就可以推出来了。依据张培瑜编著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是庚辰朔，本日公历是9月19日。这样，庚辰是初一，顺推到庚子日。则是二十一。再从9月19日顺推，正好是公历10月9日。因此，孔子的生日可以确定在这一天。

有的学者认为，春秋三传，左传干脆没有记载，而《公羊传》和《榖梁传》记载月份又不同，故不足取信。下面就这个问题再进行说明。

《公羊传》中的“十又一月”当是衍文。何休在本句下注释说：“庚子，孔子生，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无此句。”何休当时看到的两个版本《春秋公羊传》中，另一个版本就没有“十一月”的字样。何休的说明非常重要，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传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的判断也非常重要，即他认为既然前面有“十月庚辰”四字，那么此“庚子”日也是十月。因为如果十月朔日是庚辰，第一个庚子日便是十月二十一，下一个庚子日到十二月中旬了。十一月根本就没有“庚子”日。这样推断，“十又一月”的记载是绝对错误的，而另一版本没有此四字，就证明其是衍文无疑。这样分析，两传对于孔子生日的记载就完全一致了。至于两传均记载“十月庚辰朔”，而对应《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月份是十一月，那是另外的历法问题，因为春秋时期历法未严格，夏、商、周三正并用，鲁国也有自己的历法，有时混乱。因此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忽略。只要牢牢抓住“庚辰朔”、“庚子”生这两个最关键日期就可以。而当年当月的庚辰朔就是9月19日。这样，孔子的生日就可以确定了。

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传述《公羊传》与《榖梁传》的子夏主要生活时期是在战国，而战国正朔与春秋也有差别，张培瑜说：“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自行颁历，行用不同的历法。”子夏在传授两传时所用的历法也可能另有所据。这一点，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三、《春秋左氏传》为何不记孔子生日

古代学者多数注意《左传》而忽视另外两传。而恰恰是《左传》没有记载孔子生日。这也是学术界没有注意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春秋左传》全文的话，就会有另外的感受，也会悟出为什么该书没有记载孔子生日的缘由。

关于《左传》的作者，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但根据该书之内容、体例来看，当为左丘明所作。《四库全书总目》说：“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可见唐代以前，学者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孔子对于左丘明很尊敬。《论语·公冶长》记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以体会出孔子对于左丘明很尊敬，以左丘明之是非为是非，从语气上看，左丘明应该比孔子年长。据此，再参照《左传》之内容以及与《春秋》之关系，可以推测出三种情况。一、《左传》确实是左丘明所作。汉魏以前学者无怀疑者。二、《左传》与《春秋》同时所作。当孔子笔削《春秋》时，左丘明也在撰述《左传》，二人出发点不同。孔子是在政治上提倡礼乐文化，坚持周礼的价值判断与是非标准，提倡君臣大义，因此有“《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的评价。而左丘明是史官，主要记载历史事件的经过。侧重点不同。三、孔子应当参与了《左传》的写作，最起码是对于左丘明在写作过程中施予过一定的影响。或者是被动的，即左丘明主动征求孔子对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看法，否则，《左传》中出现那么多次“仲尼曰”便无法解释。

如鲁昭公十四年，晋国大臣叔向回答向他请教的韩宣子关于一件司法案件的审判意见时，完全依照法律规定回答，没有一点袒护自己亲人叔鱼的倾向。在记载完这件事后，左丘明引证孔子的话道：“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如果不是直接听孔子说的，或孔子告诉的，左丘明是怎么知道孔子如此评价的？

又、卫国齐豹、北宫喜、公子朝、褚师圃等作乱，要杀卫灵公，卫灵公逃跑出都城。灵公兄公孟挚被杀，齐豹之邑宰去召北宫喜之邑宰，北宫之邑宰没有参与密谋，于是杀死齐豹的邑宰并灭掉齐氏，卫灵公才得以返回。灵公兄公孟挚的参乘宗鲁是齐豹推荐的，齐豹提前通知他，但他坚持保护公孟挚，为之而死。“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挚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孔子如此言论，左丘明是怎么知道的？而在记载完此事件后便将孔子这么长的议论原文记载上？

郑国贤相子产死后，“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连孔子哭的细节都知道，或许是孔子与左丘明谈论子产死时说的话，故左丘明能够如此生动记载之。类似的例子很多，在《左传》中直接记载孔子语录的情况有多处，很多意见其他地方都没有记载，如果不是左丘明直接听到孔子的议论，或孔子自己提供给左丘明的意见，则很难理解。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基本推测出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也基本可以推测出《春秋》与《左传》的关系。这样，左传不记载孔子生日便是天经地义的。一是孔子自己修《春秋》，断没有将自己之生日记入其中的理由，也不可能如此做。而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代，孔子只是下大夫，没有资格被这种严格的史书记载其生日，左丘明是有史德的史官，不可能违背原则，不记载孔子生日是天经地义，因此，全部《春秋左氏传》不记载孔子生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公羊传》和《榖梁传》的传人都是子夏，子夏是孔子弟子，当他向两大弟子传授或讲解两书时，涉及到自己老师之生日时不能不记载，而且当时孔子已去世多年，“圣人”之名号已取得社会公认，因此，子夏把自己老师之生日记载进自己传授的书中也是天经地义，不记载便是不肖弟子。如果《公羊传》中没有衍文“十有一月”四个字，则两传记载的生日完全一致。即使有“十有一月”四字，也不影响我们的研究与推测。因为“庚辰”朔的当月二十一是庚子日，那么，整个下月便绝对没有庚子日了。

又，《春秋左氏传》鲁襄公二十一年中记载的诸侯会同的大事与两传悉合，孔子出生在本年，即公元前552年便确定无疑。

四、司马迁的说法以及其他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司马贞索隐：“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 年，故误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岁，每少一岁也。”司马贞的意见是对的，即可能是司马迁将《公羊传》中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的“十一月”误为周历之正月而算在第二年，故产生如此错误。上文已经分析过，“十有一月”是衍文，属于错误，而司马迁在此错误信息的误导下又做出错误的判断，双重的错误而导致将孔子的生年推后一年。而司马迁并没有提供孔子生日的任何信息。司马迁之《史记》有很高权威性，司马迁的说法被后世采信，故将孔子的生年确定在“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对应的公元纪年便是前551年了。

《孔子家语》：“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注解：“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榖梁传，冬十月庚子，孔子生。”这是《孔子家语》中唯一提到孔子诞辰的文字，将出生年份推迟到鲁襄公二十三年，更加错误，前人已经指出。又没有出生之月日，故没有价值。

五、天文学的有力佐证

又，《公羊传》和《榖梁传》都记载孔子出生之年有日食，这也为我们考证孔子生日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佐证。根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中之《合朔满月表》可知，公元前552年8月20日13点53分庚戌朔，其儒略日1520307，。儒略日是天文学上通常用的以日为单位的连续记载日期的系统，与公历的年月日相对应，是西方天文历法普遍采用的方式。而我国古代历法中的干支记日法与儒略日的系统相似，是干支相配六十日一循环，前后相接，永远不断，也不错位，两个系统异曲同工。这样，将我们的干支记日法与儒略日对应就可以准确无误知道是公历上的哪一天，而且完全不考虑我们古代历法中阴历月份的因素，这样就没有所使用历法属于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月份不同的干扰，相对应的公历年月日极其明晰。查表可知，公元前552年8月20日是庚戌日。

再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中之《中国十三历史名城可见日食表》，明确记载“前552.8.20”下是“庚戌1520307”，下面记载在曲阜看可以看到的日食数据。这就说明，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之庚戌日（8月20日）确实发生过日食。前文所引《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中都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明确记载。《春秋左传》中经文中也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明文，一个字都不差，三传与经文皆合，这样，鲁襄公二十一年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便不可怀疑。与《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记载完全吻合。而按照儒略日这一天就是公元前552年8月20日。而下一个月的朔日便是庚辰，这个庚辰日对应的公历是9月19日。而在这个庚辰日下面的庚子日，便是孔子的生日。这样，天文学与文献记载相一致。鲁襄公二十一年庚戌朔这一天发生日食，与天文学推论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而鲁襄公二十二年全年都没有日食，因此孔子生在鲁襄公二十一年没有疑问。如果生在二十一年没有疑问，那么其依据这一日食现象之干支日推衍出的孔子生日以可以进一步确定。

我们把上述考证辨析之过程再归纳概括一下，以清眉目：《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中明确记载着孔子的生日，排除衍文的干扰后，可以认定两传记载的日子是一天，相互吻合。两传的传人均是孔子得意弟子子夏，子夏终身追随孔子，是著名弟子，应该知道孔子生日，故所记载之日期可以相信。《春秋左氏传》是孔子同时代人左丘明所著，不记载孔子生日是天经地义。而司马迁所记极其简略，只有生年没有生日，生年也与两传不同，不应采信。《孔丛子》和《孔子家语》两书均没有孔子生日之记载，其他文献则更晚出，更没有说服力。《孔氏祖庭广记》之孔子诞辰是采用司马迁生年与两传记载之生日而成，司马迁与两传记载生年不同，农历是日期亦必然不同。《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中所推衍之日食与《春秋三传》之文献记载全合，足以证明孔子生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再用最科学之儒略日与干支法相咬合，完全没有月份之干扰，推论出孔子的生日。这样，孔子出生年月日便可以确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庚子日，即二十一，公历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说法均应废弃。因此本人建议将以后的祭孔典礼改在孔子生日进行。如公历，则是每年的10月9日，如农历，则是八月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