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 二八”抗战时， 随阳翰笙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报道和募捐活动。后结识史沫特莱，担任英文《中国论坛》报通讯员。

1933年参加广东农村经济调查。

1934年秋赴日本东京访问。

1935年9月回到上海， 继续从事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观点撰写了《农村经济学的对象》等文章， 批驳中国托派分子否定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谬论。

1937年春重新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参与领导上海文化教育界群众团体的抗日救亡斗争。

1941年春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 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 不久调任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 曾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同刘少奇通信。

1943年4月任中共苏北路西地委宣传部部长。

1944年曾参加华中局整风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 任中共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

1946年后任华东财经委员会秘书长。曾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从上海购买大批物资， 支援华东人民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 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统计局局长，国务院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理所长、所长等职。他写出《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政制度问题》、《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等研究报告， 受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批判。“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监禁。1977年后得到彻底平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兼经济研究所顾问。中共十二大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创见解。1983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出版有《孙冶方文集》。

孙冶方一生经历过种种磨难，青壮年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狱；在抗日救国中被“口诛笔伐”，蒙受不白之怨；进入老年时期又遭受“无情”打击。他光辉的一生深受党支中央的重视、学术界的赞赏、广大群众的爱戴。下面叙述的是孙冶方在革命征途上的两个故事。

抗日救亡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攻卢沟桥，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该月，孙冶方在《中国农村》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如何“维护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三篇文章，紧紧围绕抗日这个中心来分析人力、物力、财力，唤起民众。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守军的抗击，开始有组织的全面抗战。不久，中共江苏省委指定孙冶方（党内名字宋亮）负责新成立的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并任文委书记。参加文委工作的还有夏衍、田汉、曹荻秋、于伶、顾准等人。

文委的活动中心是在周围被日军包围的上海租界里，那进被称为“孤岛”，文委的文化活动被称为“孤岛”文化活动。党直接领导干部出版社有复社、北社和新知书店，公开出版的报刊有《译报》《上海周报》《求知丛刊》等，秘密出版的有《时论丛刊》《内地通讯》等。在文艺方面，由文委委员于伶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几乎动员了上海戏剧界的全部主力，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袁牧之、金山、王莹，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著名戏剧家洪深、周信芳等人。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孙冶方后来在提供的党史资料中说：“当时职业界、学生界、妇女界等群众团队都开展了业余演出抗日救亡话剧的活动。业余话剧团先在新光大戏院、璇宫剧场演出，后来在新世界商场下面绿宝剧场演出。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知道后称赞说：“星期小剧场的工作搞得非常好！”

接着，孙冶方在9、10月间，又连续发表文章《最后胜利的把握在哪里》《“非常时期乡村工作大纲”的修正》《战时的农民运动》《十月革命的教训》等，激励人们抗日救亡。

参加新四军

1940年8月，孙冶方接到党中央调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便与夫人洪克平绕道香港、桂林、贵阳等，于次年初到达重庆。

1941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孙冶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1928年莫斯科见过面的周恩来。周恩来开门见山的对孙冶方说，去延安的飞机已经没有了，并介绍孙冶方到新四军去工作。他说：“皖南事变中牺牲了许多好同志，现在胡服（刘少奇）正在重振新四军，那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骨干。”孙冶方夫妇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再经香港、到上海，由新四军交通员接应，于1941年7月1日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当天，孙冶方就受到了时任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热情接见。刘少奇对孙冶方说：“党校很重要，大多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如果讲课时对某些疑难的理论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可随时向华中局请示。”孙冶方被华中局先后任命为华中局宣传教育科长，华中局党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科教员。

1941年7月13日，孙冶方在编写《马列主义原理》教课书过程中，写到《方法与理论》一章时，碰到了一个自己感到没有把握的问题，即对有些同志存在的经验主义和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怎么办，便给刘少奇写了一封请示信，刘少奇肯定了孙冶方的看法，并论述了革命理论对指导革命的重要意义，即《答宋亮同志》。

1942年春，华中局党校成立校长委会，孙冶方为校委会委员仍兼职教育科长。3月中旬，刘少奇离开新四军之前，为孙冶方平反了“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建国后曾经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问题》《孙冶方选集》《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

孙冶方不仅在经济理论上造诣深，而且有胆识、有创见。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而孙冶方却认为，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生作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这些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却成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罪状。这位正直敢言的学者，因为维护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受到迫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孙冶方同志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也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报告里说过，研究经济管理体制，不能总是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是属于国家政体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管理体制，首先是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企业的权力和责任问题。他主张，为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扩大企业的权限，把固定资产折旧和设备更新的权责，交给基层企业。同时，把产品在原来协作关系、供销关系范围以内的供产平衡工作，下放给企业自行处理。

孙冶方提出社会主义企业抽象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与价格一致，抽象掉了社会必要劳动

奖项名称：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创办时间：1985年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奖项介绍：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为纪念我国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对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表彰和奖励对经济科学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而设立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于1985年开始设立和评选，每两年评选、颁发一次，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为纪念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开始设立并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