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父亲入住总统府后，孙存周再次返回南方，时其三弟孙务滋也已在太仓中学任教，教授拳术及英文。孙存周回到上海后，几乎每月与孙务滋相会一次，共同研究孙氏拳学。相互启发，技艺更加精纯。

1921年，在杭州茶商程云甫家遇湖南心意拳家解铁夫，因言语不洽，遂做切磋，孙存周轻取之。时以八卦穿掌击扑解铁夫，因解铁夫为程先生旧友，孙存周初来杭州时曾蒙程氏关照，故手下留情，未加渗劲。此后不久，解铁夫即归故里，不轻言拳术矣。

1923年4月，马良等在沪上举行“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孙存周亦前去观摩。有旧识者，名家张凤岩，技艺精湛， 称孙存周为老侄。戏试中，孙存周竟将张凤岩弹放于桌下。程海亭说：“二可（指孙存周）现在的能耐可真是不得了了！”本次大会有武术名家18家之说，孙存周认为这十八家并不全是名副其实的。有举石担石锁而成名者，不足以武术家论称。

1924年，孙存周在与其盟兄弟打台球时，孙存周戴着水晶眼镜坐在一旁看报，李霄禾打球时球竿脱手，打碎孙存周的眼镜，伤及左目导致失明。孙存周说：“你这一竿打退了我五百年道行。”虽为戏言，孙存周确实也一度在拳术上萌生退意，心灰意懒，对外称不练拳了。然而一则，孙存周从心里仍旧爱好拳术，二则又有朋友鼓励，郑佐平常去开导孙存周，并自愿做靶子，配合孙存周练习技击。孙存周重点练习对付来自左侧的攻击，提高左侧的感应水平。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孙存周信心渐增。此后练拳更为刻苦，技艺渐臻化境。

1925年，孙存周在郑佐平处认识叶大密，因志趣相投，便与叶大密结为盟友。叶大密号伯龄，时任25师的团参谋长，在拳术上是田兆麟的弟子。叶大密也知道孙存周身怀绝艺，因此经常向孙存周请教拳术，孙存周授以孙家内功，使之技艺大进。叶大密晚年曾对弟子金仁霖讲述自己叶派武学的三大来源：田兆麟系的杨式太极拳、孙存周传授的孙家内劲、李景林传授的武当剑。金仁霖介绍说：“伯龄先生的拳，是孙家拳的内劲、杨式太极拳的技术和由李景林武当剑悟出的用法，融会贯通，自成一格。”金仁霖又说：“叶大密老师认为孙家拳的劲是各派拳术中最锐利的，渗透力极强，当你还没有什么感觉时，你里面已经受伤了。杨式太极拳的手法非常丰富，无论是化是发都很巧妙，尤其在推手方面有很系统的训练方法。李景林先生的武当剑是非常实用的剑法，对拳术的运用也很有启发。”

1926年，叶大密在上海成立武当太极拳社，开始一段时间孙存周不太放心，怕叶大密支撑不住，但是由于来的人水平不高，所以倒也无事。但是孙存周还是不太放心叶大密。一天，上海滩有名的拳师刘高升来访，叶大密与刘高升交手切磋，叶大密依然能占上风，使刘高升非常佩服。孙存周说：“这回我放心了。”因为刘高升在上海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各派武术高手也随之纷纷涌入上海，上海的武术日趋繁荣。当时在上海的著名拳术家中许多都是孙存周的同门师兄弟，如陈微明、肖格清、靳云亭、章启东等，他们曾劝孙存周开立山门公开传授孙氏拳学。但是孙存周恪守父亲的嘱咐：孙氏拳只传有道缘者，决不滥传。因此，虽然孙氏太极拳的传人进入上海最早，但却最不普及，这是孙家与其他各家所遵从的传承原则不同。那时，孙存周在上海未收正式的徒弟，除了自己练拳，就是教授友人或对几位盟兄弟的拳术做些指导。除了叶大密外肖格清也常得到孙存周的指点。肖格清的八卦掌非常出色，走转起来行如奔马，劲力也非常浑厚。当时上海常举行武术表演，每次大都是以肖格清的八卦掌为大轴。一次在法租界表演武术，同去的有许多名师如姚馥春、朱国福、朱国禄、高振东、田兆麟以及肖格清等，其中还是肖格清的表演最受欢迎，得到的掌声最多。表演形意拳的高振东说：“外行看热闹，看不懂功夫。”肖格清听了这话不服气，要与高振东比试功夫，别人也劝不住，高振东好打也是出名的，于是两人动起手来，高振东是出了名的力大、手快，肖格清身法更快，一个照面就把高振东打翻在地。从此高振东服了肖格清。

1928年4月，孙禄堂先生受张之江、李景林之聘，去南京中央国术研究馆担任武当门门长，从天津乘船途经上海，受到上海武术界的热烈欢迎，新闻报纸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随行的人员还有朱国祯、李玉琳、杨世垣等，都是孙门的师兄弟。不久孙存周陪父亲去了南京。当时中央国术馆还叫做中央国术研究馆，馆内设少林、武当两门，门下设科。馆内人事关系复杂，派系之争严重。孙禄堂先生不满意这里的人事环境，于是一个月后就提出辞职。李烈钧、钮永键、李景林等苦留不住。于是议定另成立江苏省国术分馆，聘请孙禄堂先生去主持教务。

1928年6月28日江苏省国术分馆成立，馆长是江苏省主席钮永键，7月1日聘孙禄堂先生担任教务长，不久又被聘为副馆长实际主持江苏国术馆工作。这期间孙存周虽然始终陪同父亲，但是为了避嫌未去江苏国术馆任职。但是孙存周的功夫给李景林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孙禄堂先生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时，李烈钧、李景林等就曾力邀孙存周接替父亲担任中央国术研究馆武当门门长一职，孙存周坚辞不受。李烈钧后来对孙禄堂先生说：“如果您一定要走，请您务必推荐一位您的门生来接替您。”孙禄堂先生说：“我不能推荐别人来，我不愿意在这里，我怎么能推荐别人来这里呢？”可巧那时高振东要跟李景林学习武当剑，于是李景林就请孙存周、李玉琳回上海时把高振东叫来代理武当门门长。高振东在中央国术馆没呆多久也走了。

1928年11月，中央国术馆终于取消少林、武当两门，改为教务处，朱国福担任处长。中央、江苏两大国术馆成立后，来江南的武术家就更多了。知名太极拳家杨澄甫、田兆麟、郝月如等都曾在江苏国术馆任过教习。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在参加首届国术国考前都曾到江苏国术馆学习，国考后朱氏三兄弟皆被中央国术馆录用。当时国术馆是群雄汇翠的地方，经常进行实战切磋。这就使很多有名的武术家很不适应。孙存周虽不在国术馆任职，但是经常来馆中代父传艺。因此有机会经常与各派名家交流。无论是馆内的教习、学员还是馆外的名家、好手，当时没有人是孙存周的对手。在一次切磋剑法时，孙存周以一对三，同时与于化龙、柳印虎、李庆澜对阵。于、柳、李都是李景林的徒弟，擅长武当剑。孙存周擅长八卦剑。四人都持竹剑，进行实战切磋，三人同时向孙存周进攻，结果在孙存周一旋之下，三人皆被孙存周击中要害。而三人的剑根本无法碰到孙存周。后来达摩剑传人陈一虎也加入进来，同样还是不敌孙存周。还有一次孙存周与李玉琳、褚桂亭切磋散手，由于孙存周与李玉琳虽为师兄弟，却素来不睦。因此这种切磋也带有真火。孙存周同时与李玉琳、褚桂亭两人交手，从容应对，仍占上风。使褚桂亭许多年后，每当提起此事，仍旧赞赏不已。

如果说孙存周与师兄弟之间的切磋多少还带有点游戏的性质，那么他遭遇到的几次暗算，则更能显示出他的实战反应水平。一次孙存周参加上海武术界的聚会，被张之江称为国术大师的陈子正在与孙存周握手时暗中发力，陈子正是岳氏连拳和鹰爪拳专家，指功惊人，但是孙存周轻轻一顺就化解了出来。宴会快结束时，陈子正递给一个橘子，在孙存周接橘子的瞬间，陈子正趁机抓住孙存周的脉门，情急之下，孙存周的手腕随即旋沉提翻就把陈子正扔在桌子上。陈子正后来说：“这么多年不怕我抓的，只有一个孙存周。”

再一次孙存周乘黄包车去扬子饭店，下车付车费后，孙存周顿觉身后情况有异，急速俯身，子弹从身后擦脊而过，孙存周顺势以蛇形回身撩打，将车夫打倒在地。原来车夫是位职业杀手，因孙存周与他要杀的人外形酷似，故而盯错了对象。孙存周感觉非常灵敏，故有身后长了眼睛之说。

又一次孙存周应邀与一些武术界的朋友乘船游太湖，当时孙存周站在船沿上远眺，在座的一位武林名家郭某早就听说孙存周身后长了眼睛，于是要跟孙存周开个玩笑，在孙存周身后飞起一脚，欲将孙存周踢入湖中，不想脚去人空，郭某往湖水中栽去，这时郭某的脚已被孙存周拿住，孙存周把郭某往水里掠了一下又把他拉了上来，惊的郭某脸都变了色。船上的人都为孙存周的机敏反应而惊叹，其实并非孙存周身后真长了眼睛，这是孙家道艺武学中的所谓不闻不见之知觉。

1928年10月中央国术馆举行首届国术国考，通过国考录取教师和学员。孙存周作为特邀佳宾前往观看，孙存周感到绝大多数参赛者，练、用脱节，平时练的东西，对抗时大多用不上。这次国考是先进行套路比赛，再进行摔交、散手和器械等对抗比赛。所以这个问题表现的很明显。尤其是一些名家，把拳路都快练成杂技了，看起来很有功夫，但是一打起来，就全没了。这次比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拳击对抗练习的朱氏三兄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都进入了最优等。因此不久中央国术馆就添加了搏击（既拳击）课。孙存周根据自己的切身实践认为，传统武术若得真传是完全不需要添加拳击练习的。也无需十年、八年才出门。孙存周认为形意拳比拳击更精简实用。孙存周自己的实践是仅随父亲苦练三年，便闯荡江湖，未遇敌手。当时闻名武林的朱氏三兄弟（指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兄弟三人，老四朱国祥那时还小，还不能与他的三位兄长相提并论），都曾得到孙存周的具体指导，常在一起研究，在参加国考前还进行了多次实战练习，当时他们的实战能力已经是相当突出的了，但是与孙存周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身体的感应、节奏的把握和劲性上，都相差甚远。孙存周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出在对基本功的掌握，后来经过3个来月对三体式和劈拳的深化练习，使朱氏三兄弟的实战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孙存周并非是一个只知道“打”的粗人。孙存周与晚清翰林、直隶总督陈夔龙是忘年之交。陈夔龙向孙存周学习拳术，同时也给孙存周讲述了不少学问道理，使孙存周颇有获益。以后孙存周又结识了大学问家马一浮，马一浮经常向孙存周问拳，孙存周则向马一浮问理，相互交流，使孙存周获益非浅。朴学大师胡朴安也与孙存周有较深的交往，二人以师兄弟论称，在学识上对孙存周也有较大的帮助。中国近代研究古曲的著名音乐家汪孟叔更与孙存周私交甚厚。孙存周善于学习，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取长补短，不断增益文理史艺等方面的修养，于潜移默化的积淀中学识日渐深广，加之以拳术绝学，逐渐成长为当时武林中文武兼修、气质超凡、卓尔不群的一代天骄。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既欣欣向荣，又是个花花世界，多少武术家半途而废，不是因为穷困，而是有钱以后挡不住美女、大烟的诱惑。孙存周身怀绝技，成名又早，在经济上算的上富有。孙存周也有自己的嗜好，那就是好学、好练、好喝酒，但远离毒、赌、嫖。这在当时武术家中已属难得。当时上海大世界俱乐部有弹子房、歌舞厅和杂技、大力士表演场。孙存周有时喜欢去那里的弹子房打台球。与孙存周同来的常是一些在上海滩很有地位的人，这些人跟大世界的岳老板很熟，于是岳老板知道孙存周是一位大武术家。一次俱乐部有白俄大力士表演，这位大力士力量惊人，双手可以提起800斤的杠铃。而且还是位拳击手，除表演举重外，还表演拳击。这位白俄大力士并不很胖，但很魁梧结实。岳老板请孙存周看这位大力士表演，孙存周看过后没说什么就去打台球了。岳老板出于好奇问：“中国拳术家中有人能提起这800斤吗？”孙存周说：“他可以提起八百斤，可是他未必能撅动我的一根手指头。”岳老板听了这话更加好奇，并请孙存周当众表演。孙存周说：“人家是撂摊卖艺靠这个吃饭的，我与他无冤无仇的，干嘛去砸他的饭碗？”岳老板好奇心重，又撺掇与孙存周同来的朋友请孙存周演示一下。朋友们也都想开开眼。孙存周无奈，只好说：“那就请他到弹子房来玩玩吧。无论怎样都不要坏他的生意。”一会儿岳老板带着白俄大力士和翻译来到弹子房，双方介绍后，大力士很惊异。孙存周伸出右手的食指，要大力士撅，大力士撅了撅没有撅动，于是加力还没有撅动，孙存周对翻译讲：“请他双手一起用力撅。”于是大力士双手握住孙存周的手指发力，还是没能撅动。这时孙存周意念一动，白俄大力士一下跌坐在地。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大力士更是满脸沮丧。孙存周对翻译讲：“他练的和我练的完全是两种玩艺儿，我恐怕玩不起那800斤，就象他撅不动我的手指头一样，这本来是不能比较的，做个游戏玩玩而已。他拎杠铃的能耐还是比我大的多。”并要翻译一定把这话翻译给对方。白俄听了这话，对孙存周即敬服又感激，当场要拜孙存周为师。孙存周说：“中国话你都听不懂，你能学什么东西？拜师就免了吧。”岳老板见此，对孙存周简直崇拜极了，也要拜师并要送美女洋房给孙存周，作为拜师礼。孙存周说：“我就是收你做个徒弟，你也练不出来。看似一个手指头的事儿，其实是拳术中的整劲，我的一个手指头和我全身的整劲是等同的。这不是玩玩就能练出的功夫。你这当老板的，就别瞎废这份心思了。”

1928年12月，上海举行国术游艺大会，孙存周演练的八卦拳被行家们誉为“得乃父之髓，已臻炉火纯青之候。”这时江苏国术馆已由南京迁往镇江。孙存周因与李玉琳不和，没有随父亲去镇江，而是独自回到上海。当时上海不少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争请孙存周去家里教拳，收入自然不匪，但这些膏腴子弟吃不得苦，这种教拳无异于混饭，空费精力，孙存周一一婉言谢绝。因上海扬子饭店的老板和杭州灵隐寺的住持皆与孙存周交厚，孙存周时而寄宿在扬子饭店，时而去灵隐寺闲居，每日演武习画，逍遥悟道，飘然世外，行若隐仙。孙存周曾与人说：“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绝学而已。”这一时期孙存周的武功造诣又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将赫烈雄浑与自然空灵中和为一，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1929年11月杭州举行全国性的国术游艺大会，实为全国性的演武与擂台大赛。大会聘请全国各地知名武术家担任评判委员和监察委员，评判长3名，评判委员26名，监察委员37名，原拟请孙存周为监察委员长。然而，孙存周认为自己辈分低，坚辞不受监察委员长一职。于是，大会取消监察委员长设置，孙存周列37名监察委员首席。大会开始时，曾有人公开向孙禄堂先生提出挑战，孙存周信步走到台上对挑战者说：“你们如果赢了我，我父亲自然会出来。”挑战者畏其神悻悻而退。这件事激起孙存周也要参加比赛。但是这次大会的副会长、浙江省国术馆副馆长郑佐平力劝孙存周不要参加比赛。郑佐平说：“这次参加比赛的不少都是老先生（指孙禄堂先生）的弟子，老先生的学生则过半。师兄弟也好，国术馆的学生也好，遇见你这位老师的儿子怎么打？你的武艺是摆在哪儿的，除了老先生谁能比的了你。你就是打个第一又能怎么样？人家想毁你，照样会说：因为你孙存周是老师的儿子，人家都让着你，让你得个第一。你就是拿个第一又能说明什么呢？”郑佐平是孙存周的盟兄弟，说的都是实在话。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次参赛选手中以中央国术馆和江苏国术馆的教师和学员居多。于是孙存周终于放弃参加这次比赛。这次比赛的结果是，在获得最优等前十名中，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几乎占了一半。这次大会在全国引起轰动。参赛人数比浙省国术游艺大会的人还要多。比赛进行了半个月。直到1930年1月4日才结束。前三名都是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既曹晏海、马承智、张熙堂。

这两次国术大赛给孙存周留下了深刻发印象，孙存周认为，这种比赛确实是可以检验拳术练习的成效，对于总结提高练拳的方式、方法是很有用处的。但是如果拳术家不择手段的争锦标就背离了拳术比赛的宗旨。因为在这两次比赛中也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够正大光明的行为。这两次比赛的结果也进一步验证孙存周的一个武学思想，孙存周认为形意拳是一切技击能力的基础，无论是外来的西洋拳击还是被当时一些文人神化了的太极拳，都不能代替形意拳在技击训练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要想使技击的境界不断升华，太极拳和八卦拳都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两次国术大赛后，李景林让自己的全部弟子拜入孙禄堂先生门下，包括李景林的女儿李书琴。鉴于此，孙禄堂先生投桃报李，也让自己在南方的所有弟子拜李景林为师，包括儿子孙存周和女儿孙剑云。

1930年1月，李书琴去镇江向孙禄堂先生学习八卦剑。孙存周与妹孙剑云跟李景林学习武当剑。李景林的武当剑原只有单剑，而且是散剑，由十三个基本剑势组成，没有连贯的套路。以后李景林经过与其卫队人员的反复实践，并重金礼聘孙禄堂先生、贾歧山先生前来指导，最终形成了后来的武当剑对剑，该对剑亦为单式散剑（至于现在流行的武当剑套路以及武当剑对剑套路，则是李天骥根据李景林的散剑创编的）。因此，孙存周对武当剑并不陌生，尤其孙存周与李景林的弟子们也经常交流，更兼当时孙存周的拳、剑功夫都不在李景林之下，所以对李景林教的武当剑掌握的很快，月余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武当剑的大要。孙存周认为李景林的武当剑确有特点，尤在沾粘与纵对上特点突出，不愧是名剑。同样，李景林对孙氏八卦剑也有极高的评价。在上海国术大赛期间，杜月笙设宴招待李景林，并称为“天下第一剑”，李景林严肃的说：“否！否！”并走到孙存周面前说：“存周的剑术就不在我之下。今天令尊大人没来，论武艺，天字底下第一号的还是孙禄堂大哥。”

孙存周为人真诚，性情天真率直。但是也有其固执的一面。孙存周看不上的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到一起去。孙存周与李玉琳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孙氏拳后来的发展。李玉琳原是郝恩光的大徒弟，又常年得到李存义的指导，功夫出众。天津武士会成立的时候给八极拳代表人物李书文、马凤图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郝恩光和李玉琳。李存义后来年迈返乡，李存义曾对李玉琳讲：“我的功夫你都已经练成了，你要再练就要练神化不测之功，练这种功夫你只有去找孙禄堂，别人谁也教不了你。”于是李玉琳带着李存义的荐书来北京找到孙禄堂先生，拜于门下，这是大约1921年。三年过去了，孙禄堂先生没有教李玉琳什么东西，只是重新让李玉琳站三体式，当然是孙氏三体式。李玉琳心中很是不快，所以也没有认真去练。然而，孙禄堂先生对李玉琳反倒越来越客气了，天津的同门都喊李玉琳为大师兄。

一天李玉琳要求与孙禄堂先生搭搭手，给他喂喂劲，孙禄堂先生同意了，刚一搭手，李玉琳发力便打，被孙禄堂先生轻轻化开。李玉琳怕孙禄堂先生察觉他的动机，一会儿便借故离开了。当李玉琳去南开大学讲课时，感觉浑身乏力，虚汗如雨。李玉琳知道孙禄堂先生精通医道，于是又返回孙禄堂先生处，请孙老先生诊治。孙禄堂先生说：“你还记得早晨的事吗？”李玉琳闻此连忙跪到在地说：“老师名气这么大，可我很少见到老师跟人动手，只见老师成天写字。我要是能打倒你，我的名气可就大了。”孙禄堂先生说：“你既然讲了实话就赶快照方抓药吧，迟则不治。”于是递给李玉琳一张早已写好的药方。数日后才恢复。

于是李玉琳知道孙禄堂先生艺高不可测，这样李玉琳再次递帖拜师。认真练习孙禄堂先生教的三体式、劈拳、崩拳等基础的东西，一直跟在孙禄堂先生身边学习，技艺大进。他逐渐掌握了孙氏形意拳、孙氏八卦拳、孙氏太极拳的大要，由此内劲日益充实。当时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抬起李玉琳的胳膊，又因为李玉琳动作异常迅捷，力道异常浑厚，身体又松柔自如，功夫异于常人，故在武林中享有“铁臂苍猿”的美誉。成为孙禄堂老先生著名的弟子之一。但是由于孙存周与李玉琳两人的秉性不和，背景不同，加之孙存周、李玉琳都不善言辞，故两人的误解很深。由于李玉琳功夫好，年龄也较大，故后期同门多以大师兄呼之。

李玉琳也以大师兄自居。比如如果没有他的允许，他不许别的弟子，尤其是比他入门晚的弟子轻易见到孙禄堂先生，树立自己是孙禄堂先生大弟子的威信。有一次以老师休息为名，把连靳云亭这样与他资格差不多的弟子也挡在了外面。这种做法使孙存周非常不满，误会李玉琳有异心。最终导致两人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于是孙存周对父亲讲：“您要是不让李玉琳走，我就走。”孙禄堂先生十分为难，结果李玉琳去了上海，孙存周也离开了镇江。但每次只要见到李玉琳依旧不依不饶。孙禄堂只对入室弟子才传授孙氏拳学。因此，二人的不和严重影响了孙氏拳学的继承与开展。

1930年4月山东国术馆成立，李景林为馆长，李景林在北上就任前与孙禄堂先生在上海会面，李景林说：“存周与润如（李玉琳的字）的扣儿是解不开了，不如您叫存周回来吧，让润如跟我去山东？”这时孙禄堂先生的长子、三子都已因故去世，父子之情实难割舍，于是表示同意。同时商定李景林在江苏国术馆任教的入室弟子于化龙、李庆澜等也随师北上。不久，李玉琳挥泪告别了孙禄堂先生，到山东国术馆就任教务主任。江苏国术馆教师的空缺，由孙存周、齐公博、孙振川补充。孙存周在江苏国术馆经常是代父教拳，在父亲外出时，代行教务长职责。江苏国术馆这时人才济济，如有孙氏拳嫡传齐公博、孙振川、孙振岱，甘凤池嫡传武术名家金佳福、金仕明父子，技击名家胡凤山、马承智、张熙堂、袁伟，武当剑传人柳印虎，达摩剑传人陈一虎，大枪肖汉卿，双手带（刀）传人徐铸仁，武当六路拳传人陈敬承以及名手唐殿卿的嫡传金一明等。

江苏国术馆当时除了馆内的教学外，还担负江苏水陆警官学校的国术培训工作，以及社会普及班的义务教学。江苏本是民风较文弱的省份，在国术馆的推动下，民风一时也有所改观。 中国是政治“大”国，任何事物都喜欢与政治挂钩，当时的国术运动这种倾向也很明显。一些人热衷于把国术与三民主义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一些人过份拔高国术的本位，提出国术救国论，孙存周对此很反感。孙存周认为虽说国术可以体万物而不遗，但是不能脱离其修身的本位。国术的发展必须符合其自身规律，不能依附于政治需要。否则国术运动是难以持久的。

孙存周的这些做法无形中也得罪了一些武林中的政客，他们暗中拆台，为江苏国术馆设置障碍。

1930年蒋冯阎中原开战，乱世之秋，匪盗横行，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社会对武术人才的需求。国术馆分长期班和短期班。长期班1年、短期班半年。因教学效果好，所以生源充足，于是又加开民众班，民众班也是半年为1期，如后来成名的沙国政、狄兆龙、万良等都是当时民众班的学员。据国术馆老学员们回忆：孙存周教拳非常强调基本功。孙存周要求学员们要把基本功练的准确、坚实、明白。孙存周把基本功浓缩为无极式、三体式、劈拳、崩拳、单换掌、懒扎衣。孙存周说：“练技击有三个台阶，第一步是基本功，把基本功练通了，浑身都是拳。但到了这一步也还是个拳匠。还不能称师。第二步是知拍，与人对打，感应确切，应对自如，如是才出得来节奏。一般人不易做到，到了这一步可以称师。第三步是拳与性合，遇敌制胜，尽情尽性，喜怒哀乐因拳而出，皆能制敌，则可称家。如今能至是者极少。最终至木呐虚无、动静无兆，制敌于不觉中，如家严也。”

1931年9月江苏省举行参加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国术选拔赛，首轮江苏国术馆的胡凤山与江苏警官学校的朱国禄就再度相遇，因为在两年前的浙省国术游艺大会上，朱国禄曾诓胜胡凤山。这次比赛胡凤山发挥正常，仅一个照面就击伤了对手，取得胜利，最终获得这次选拔赛的第一名。正当江苏国术馆事业蒸蒸日上，孙门道艺武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术界同人所信仰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也因此推延了两年才举办。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激起全国的反日高潮，沪宁杭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政治气氛尤为炙烈，人心浮动激荡。孙禄堂先生深感研传道艺武学已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当时社会也已不具备研传道艺武学的氛围与环境，于是，留下了孙存周在江苏国术馆，自己于当年10月返回北京，劝其北方弟子某（失其名）放弃绿林生活，率部参加抗日。在此之后，孙禄堂先生再没返回南方，一直在北京隐居。孙禄堂先生在江苏国术馆的职务完全由孙存周代理。

1932年1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闸北，江南大乱，人心惶惶。孙存周的同门师弟支燮堂的家被炸塌了一半，支燮堂多年来笔录的孙禄堂先生的教拳笔记大部分被烧，支燮堂冒死也仅抢出一个被烧的残缺不全的笔记本。由于传说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是一线固守上海，二线固守南京，镇江等地的江南地带将是一线失守后的战场。因此江苏国术馆的绝大多数董事，都不再给国术馆出资。而只靠省政府的一点资金是无法维持国术馆的开销的。于是，江苏国术馆于1932年3月底停办。国术馆教师只好各谋出路，胡凤山返回部队，马承智在此之前已返回霍丘，张熙堂去了四川，金氏父子及徐铸仁等回到南京，金一明去了中央国术馆。孙振岱则应熊式辉的邀请去上海警备部队教拳。孙存周则通过支燮堂的介绍去上海铁路局教拳。同时又被上海市公安局请去教授消防队。江苏国术馆开办不到四年，终因日寇的战火而关闭了。

1933年10月，南京举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首次进入全运会，成为比赛项目。国术比赛列有拳术、摔交、剑、刀、枪等对抗性比赛。孙存周的弟子肖德全虽跟随孙存周学武仅一年多，比赛中已表现出相当的水平，获得剑术对抗比赛的亚军。同月20日南京又举行第二届国术国考。国考结果，以同门师兄弟朱国福、朱国祯带出的学生成绩普遍最好。

1933年11月孙存周接到父亲的来信，要存周返回家乡。原来孙禄堂先生预知自己驾鹤之日，故催孙存周返乡。1933年12月16日早晨，孙禄堂先生谓仙佛已来接引，命孙存周去户外烧纸，孙存周觉得父亲健在烧什么纸呀，出去转了一圈，没有烧纸就回到屋中，装作已经烧过，未想刚一进来，父亲就责问：“你为何不去烧纸？”孙存周无奈，又出去转了一圈，仍未烧纸，当孙存周再回到屋中时，父亲斥道：“你快去烧纸，人家马上就到了。”孙存周只好去户外烧纸，孙存周回来后，孙禄堂先生问：“几点了？”孙存周答道：“6点零5分。”再看父亲时，气息皆无，已经端坐而逝。数日后，有路人进村，一定要找孙禄堂先生的至亲，称在蒲阳河桥头遇见了一位叫孙禄堂的老人，孙禄堂托他把一个包裹一样的东西交给孙家至亲。这时孙存周正在村子另一头招待帮助办丧事的乡亲，听说了这事，以为是有人来捣乱的，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过去把那个人哄走了。等他回去把这事跟那些办丧事的亲戚一说，有人提醒到：“反正他是给你送东西的，又不是要东西的，不如你把东西接过来，看清楚是什么再说。”孙存周猛醒，连忙再去村外找那人，早已没有踪迹了。孙存周觉得事情非常蹊跷，联想到父亲走前要他去户外烧纸的事，越想越后悔。

孙存周也仅仅得到父亲的一部分传授。孙存周自称未及父亲造诣的十分之一、二。仅就武学技能而言，孙禄堂先生的点穴、神行术、弧形剑等皆未能传授给孙存周。但作为孙氏武学体系的大要，孙存周还是基本继承了下来。孙存周对孙氏形意拳、孙氏八卦拳和孙氏太极拳以及孙门短兵中的纯阳剑、八卦剑、太极剑、雪片刀、八卦七星杆，长兵中的八卦奇门枪、六合大枪、方天大戟等皆掌握精纯，功臻化境。孙存周中年后尤其对三拳、三剑、雪片刀、七星杆研究较多，极有心得。大枪的造诣亦深。孙存周曾双手各持一条两丈来长的大杆置于一个被贯入地下的木楔两侧，一抖之下，可将木楔拔出。孙存周手持一条大枪能将埋入地下的地砖粘拿出来（利用反作用力原理）。一次在定兴孙存周与人较量大枪，仅一个拦拿，就将对手挑上房顶，随之又将对手接下，不伤其分毫。由于时代的变迁，拳术与长兵之间的相互关系已发生了更迭。在过去冷兵时代，武艺主要体现在器械和骑射上，拳术仅是其基本功的一部分。因此在冷兵时代（1860年以前），拳术总体上都是为使用器械作基础的。由此决定了那个时代拳术的技术风格和技术特点。1860年尤其是1900年后，西方火器的威力使中国武术界不得不重新认识武术的功用，长冷兵器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小，而短兵与拳术反倒可以与火器互补，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对拳术与短兵的研究日益精深，尤其是对拳术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拳术从冷兵时代的武艺基础的地位，经过不断的淬炼已上升为武艺成就的最终体现。在拳术的技术风格与训练体系上都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孙禄堂先生的道艺武学体系的出现更使拳术由一种技能升华为一门可以参证传统哲学的修身的学问，将拳术的功用发挥到极至，成为与文一理互补相通的武学。孙存周努力继承父亲的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将武学传承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完善人格、淬炼精神与变化气质上。在技术上孙存周利用大枪一类长冷兵的训练方法反过来启发拳术的练习，使冷兵时代武艺的最终表现形式的大枪，变化为拳术训练方法的一部分内容。出现了由枪悟拳、由枪悟剑等做法。

1934年孙存周在北京与其妹孙剑云在家陪伴母亲，这年母亲也去世了。孙存周返回上海。

1935年10月，上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此次运动会调整了国术比赛的项目，保留了摔跤和射箭项目，取消了拳术和长短兵的对抗性比赛，而改为国术表演赛，并且表演比赛不分门派。所以，这次国术比赛对评判员的要求很高。国术比赛共聘有十位评委，孙存周得列其一。这次大会期间，有蒙古摔跤手前来表演摔跤，并在场外与内地的摔跤手进行了五对五的交流，结果包括宝三、卜六等内地名跤手全部失利。次日肖格清的次子肖德昌（与其兄肖德全同为孙存周的弟子）闻信找到蒙古摔跤手驻地，请与其跤手交流，双方盘走数遭，肖德昌突以虎扑进身，当即将对手击卧于丈外，一时竟未能起身。其他蒙古摔跤手见状皆怒，便不再与肖德昌切磋。后经官方交涉此事才得以平息。这一时期，孙存周以他自己的方法教了一些学生，如肖德全、肖德昌、董岳山等，他们进步迅速，实战能力强。尤其是董岳山，很有天赋。孙存周曾对自己的夫人说：“我这点东西恐怕以后都得交给他。”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起宛平事变，随即攻占北京。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孙存周身在上海甚为北京的家眷担忧。于是乘车准备北上。当时车站人员十分拥挤，孙存周见一妇女带着两个小孩挤不进车去，急的那妇女直哭。于是放下手中行李，双手各抱起一个小孩，命那妇女紧随其后，排众而前，把那妇女及两个孩子送上火车。待回身取自己的行李时，竟有人趁车站人多嘈乱将孙存周的行李窃去。好在车票尚在衣服里，总算登上火车。火车行至途中，遭日军敌机轰炸，铁路被毁车不能行。孙存周徒步行至镇江，在师兄弟们的帮助下，辗转返回北京。孙存周返回北京后见家人无恙，心中稍安。这时，孙存周的长子孙保和已在黄浦军校毕业，随军赴上海参加八.一三对日作战。这使孙存周很是骄傲。日酋闻知武术大家孙存周回京，几次登门拜访，请孙存周教授武艺，孙存周以左目失明功夫已废为名，坚辞不出。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防止给家人带来意外，不久孙存周又离开北京，去定兴孙振岱家居住。

在整个抗战期间，孙存周甘愿忍受饥贫，枯守不出，常年隐居在乡下，教授乡人武技，用以自卫。抗战胜利后闻知长子孙保和在1944年洛阳战役中被日军炸弹所伤，壮烈牺牲。孙存周手扶遗物，慨然曰：“不辱家风。”儿子死时是特务营代理营长。不久得知爱徒董岳山也已经去世了。这些事使得孙存周深感悲哀，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老泪独流，两鬓添白了。

1946年，孙存周去上海看望故旧，不久，孙存周返回北京，隐居家中。后经故旧请托，孙存周去祖家教授其两位公子。然而其女公子祖雅怡对拳术的爱好胜过其两位兄长，练拳最为认真刻苦，加之作风泼辣，顽强好胜，性烈胆大，完全不似一女子，令孙存周刮目相看。故所得尤多。

1949年北京解放，这时孙存周早年的许多师兄弟被政府逮捕镇压，这使得不懂政治的孙存周非常不解。尤其是孙振岱的被捕，对孙存周的情绪影响很大。抗战期间，孙存周曾在孙振川、孙振岱家居住，知道他们都是抗日的。孙存周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因此解放后虽然中央体育工作部的有关负责人如田镇峰等数次登门造访，请孙存周出山，但皆遭拒绝。孙存周每日作画练拳，教授生徒，神情悠远、精神清砺，生活贫朴清雅。常去北海团城与故旧秦奉之、雷师墨、汪孟书等玩味拳艺为乐。北京武术界闻知，登门请益者甚众，如李敦素、刘正帮、吴子珍、吴图南、胡耀真、陈发科、唐凤亭、唐凤台、王芗斋、许延增、陈子江等，无不惊服其艺。

形意拳名家陈子江为尚云祥的顶门大弟子，也在北海练拳。闻孙存周之名，于是去看孙存周练拳，然而每次孙存周都只练太极。陈子江看不懂，常在背后褒贬孙存周。孙存周听说后笑笑，当作不知。一日陈子江到孙存周家造访，见孙存周又在打太极拳，于是问道：“你的形意、八卦都忘了吗？”孙存周戏言道：“是”。当把陈子江让到屋中，陈子江又问：“你这太极拳能用吗？”孙存周坐在沙发上说：“试试吧。”陈子江突然进身，欲将孙存周击卧于沙发中，孙存周以孙氏太极拳之三通背之托挑，将陈子江扔置于沙发后。陈子江起身后，进步再打，孙存周以孙氏太极拳中白鹤亮翅之裹送手法，将陈子江凌空提起，塞进墙与书柜的夹缝中。戏问曰：“能用吗？”陈子江点头认输。以后陈子江在吴子珍处讲出了这件事。

又如大成拳创始者王芗斋，闻孙存周在北海团城练拳，于是前去造访，王芗斋谈其拳术时，谓之郭云深独传。孙存周知道形意拳一向不认王是郭云深的弟子，于是说：“那你就使使吧！”王芗斋作势待机，孙存周从容迎上，仅于一搓之中，将王芗斋击扑于地。秦奉之等连忙将王芗斋扶起，王芗斋羞败而去。此后，王芗斋常去孙家拜访，知道孙存周好喝酒，经常带去一些他自腌的小菜，并以兄弟论称，一谈就是半天。

又有太极拳名家吴图南，是吴鉴泉、杨少侯的弟子，又曾拜于张策门下，为当时武术界风头人物。一日，吴图南到孙存周家造访，欲与孙存周试艺，孙存周不置可否，吴图南一边演示其拳，一边走近孙存周，突发一手，孙存周轻轻化开，吴图南随之又发一手，孙存周一搭一送，将吴图南扔置隔墙下，轰然一声，惊的隔壁孙存周的夫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赶快过来查看。这时孙存周把吴图南拉起来说：“还试否？”吴图南话也没说就告辞了。

孙存周的武艺超逸群伦，但因解放后远离武术界，故在那时年轻人中知其名者不多。孙存周晚年很少与人试手，怕无意间伤人。即使偶尔玩玩，也不露真功夫。但是据上海见过孙存周功夫的老人们讲，孙存周的内劲令人惊骇。上海国术大赛结束后不久，孙存周在杨世垣家与中央国术馆的教师郭世铨切磋，郭世铨练少林和拳击，以体力好、身手快著称。只见孙存周跳龙形时，腾身而起，置于空中片刻，随即缓缓下落。观者无不惊诧。当时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顾留馨听说孙存周来上海了，非常兴奋，立即发了张海报称：“武术大师孙存周明晚来体育宫表演拳术等。”顾留馨把海报发出去了，是想以木已成舟的方法逼着孙存周表演拳术，可是他那里知道孙存周的脾气。第二天顾留馨找到褚桂亭，要褚桂亭请孙存周晚上来体育宫。褚桂亭说：“我哪儿有那么大的面子，办这件事你只能去找伯龄（叶大密）。”于是顾留馨又急急忙忙地找到叶大密，要叶大密请孙存周晚上一定来。叶大密对顾留馨讲：“晚了，存周已经上火车了，我刚送走的。”原来海报登出来后，就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孙存周，孙存周一听，二话没说，对支燮堂讲：“给我买一张回北京的车票，越早越好。”支燮堂本来就是上海铁路局的，买张火车票不成问题。褚桂亭一听孙存周已经走了，就埋怨起顾留馨：“你不这么瞎闹，存周本来是要多住上两天的，我们也能从他那儿多掏点东西。你这一闹，人家走了。”为此顾留馨对孙存周意见很大，认为孙存周是故意给他难堪。其时春风得意的顾留馨哪能理解孙存周这时的心境。

1963年8月，孙存周突然感到心口郁闷，孙宝亨是大夫，判断父亲是心肌梗塞，于是叫来汽车把孙存周拉到北大医院，车里没有空调，非常闷热。车子一到北大医院，孙宝亨跑下车去叫护士。孙存周嫌车里闷热，就自己下了车，往医院走。女儿过来要扶，孙存周挥了下手说：“不用。”话音未落，刚一迈台阶，就轰然倒下。等孙宝亨叫护士抬着担架出来时，孙存周已经去世了。孙存周，这位一代武学大师就此成为绝响。

孙存周在这以前没有犯过心肌梗塞。因此家里没有心肌梗塞的处理经验。孙存周的突然去世，其主要原因是自解放以来尤其是习仲勋下台以来，孙存周的心情非常郁闷，经常喝闷酒，影响了健康。另外就是儿子结婚这几天，北京闹病毒性流感，孙存周喝酒较多，体力下降，得了病毒性感冒，诱发了心肌梗塞。因此孙存周的去世不是无疾而逝。

孙存周去世后，武林中对孙存周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传闻和说法。孙存周一辈子我行我素，刚直不阿。得罪的人确实不少，加之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背景不同，所以评价也就自然不同。有人故意贬低，有人无端造谣，当然也有实事求是者。笔者认为比较公道的评价是上海叶大密、褚桂亭等人的评价。据叶大密的弟子金仁霖介绍，叶大密认为：孙存周有古侠遗风，气质超拔，是近代武林中非常罕见的武学大家。其武功成就不在同时代任何人之下。褚桂亭认为：孙存周的技击造诣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笔者认为叶大密、褚桂亭二位都是近代武林中的著名人物，他们不仅与孙存周相知较深，而且在近代武林中见识广博，此外又非孙门传人。所以叶大密、褚桂亭二位的评价是比较客观中肯的。

此外，孙存周的学生张烈认为：孙存周的气质品行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他的人生偶像。孙存周高超的武艺更为他平生仅见，而孙存周对他的教导不仅仅是武术，更多的还是在做人做事上。张烈回忆说：“我年轻时好斗殴打架，到后来已经不是为自己打，而是为别人打，谁有事都来找我去打，差不多快成为打架专业户了。孙存周知道后对我说：‘我不希望我教出来的学生就是个打手。’就这一句话，我从此不再打架了。和我一起打架的那些人后来都被劳教了，而我能考上了大学，孙存周的那句话起了很大作用。”张烈又说：“孙存周在教我练拳之余，还经常给我讲一些寓言一样的故事和做事情的原则、道理。比如，我大学即将毕业那年，孙存周在我练拳休息时在一个烟盒上写了这样几句话：‘天下之事，虑之贵祥，行之贵历，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我看后印象很深。那时我面临毕业分配，确实需要有人在虑、行、谋、断上给予指点。孙存周写这些时，好象是漫不经心的，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终身难忘。后来我琢磨着孙存周讲任何道理，就象他教拳一样，他认为你现在需要明白什么道理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时候把点破这个道理的话告诉你。”张烈又说：“虽然孙存周少一只眼，但那真是个帅老头，一举一动，那股精气神绝对与众不同。走在大街上就是不一样。我们往他身边一站都觉着骄傲。”

孙存周先生择徒极其严格，因此门徒极少，能继其学者有子孙宝亨先生、女孙叔容先生。

一个能令他人感到骄傲的人，无论如何都是值得书写的。一个能令他的同行肃然起敬的人，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纪念的

存周先生于武学贡献极大者有五项：

1、提炼出中国武术精神的内涵和五个特征。倡导通过武术的锻炼旨在提升生命的品质，培养人的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培养“文能素手发科，武能舍身临阵”的气概和能力。进而有助于铸造民族精神。

2、梳理出以自然为特征的修拳思想，以简明为特征的修习方法，以圆融为特征的技术结构，以实效为特征的训练方式，以中庸为特征的价值标准。

3、提出研究拳劲的理论方法以及将各类拳劲升华为内劲的法则。丰富了不断融合、不断创新、和而不同、开放性的道艺武学的内容。

4、整理出技术——教学——效果的“三三结构”。这是由技术、教学、效果三个层次上的三大环节组成的三个闭合环，构成了技术融合、进步与创新体系。

5、倡导文武合艺，修身育德为宗旨的武学理念。认为文武合艺才能相得益彰。

孙存周所做的这些贡献，在同时代的拳术家中无疑是出类拔萃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人可以相匹。

孙存周在武学技、理上做出的“小”贡献就更多，举不胜举。比如孙存周总结出形轴、意轴，以及形迹、意迹的理论方法，把形意拳的技术和理论与太极拳的技术和理论融合为一体，即深化了对这两门拳术的认识，又大大提高了练习的效果。仅此一项，就已经是很多名拳家一辈子也没有达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