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

外交官上任带武警

就在这段时间，外交部正式做出了派遣武警随同外交人员进入伊拉克的决定。战后伊拉克的局势乱得像一锅粥。所以派武警保卫外交人员就成了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经过严格的挑选、培训、准备，2004年2月9日，六名来自武警北京总队的警卫组成员经莫斯科到达约旦，与孙必干等人会合。由于军人的特殊身份和携带武器，他们在途经莫斯科的过程中经历了繁杂的手续。约旦对中国武警的到来则给予了便利，但也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武器和人员分开，中国武警不能随身携带从国内带来的武器，他们的武器由约旦军方负责运送到约伊边界；二是由于武警的军人身份，他们在约旦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周。 2004年2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复馆小组七名成员与六名武警一起离开约旦首都安曼，乘坐五辆汽车再次驶上约伊高速公路。从安曼到巴格达的路程共1000公里。他们傍晚从安曼出发，午夜12点半到达约伊边境停车小憩，武警也将便衣换为军装，装备起从国内带来的防弹衣和各种武器。第二次进入伊拉克的外交官们也穿上了武警带来的防弹衣。

其实，在伊拉克的险恶环境中，防弹衣只是一个精神安慰。即将踏上战火纷飞的外交前线，孙大使忍不住问身边的武警小伙子：“防弹衣究竟能防什么？”战士们说：“至少能防刺刀、手枪。”但是，在伊拉克，武装分子使用的都是步枪、机关枪之类的长武器，还有威力巨大的汽车炸弹。实际上，孙必干等人在巴格达多次遇到爆炸事件。他说，“去开会也好，办事也好，在路上经常碰见枪弹、汽车炸弹袭击，我也经历了好几次。爆炸事件发生在离我们百十米这样的事情，我至少碰到过两次。”除了防弹衣，外交官们拥有的防护装备就是已经定购，但要在10月份才到货的两辆防弹车。 防弹衣每件重七八公斤，只能套在西服外面，脖子的部位感觉很不方便，因此不适于在外事活动中和驾驶汽车时穿着，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穿便装开展外事活动的。只有法国、德国外交人员的防弹衣是可衬在西服内的，因此可以从早到晚穿着。

随行的武警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个个全副武装，忍受着巴格达高温的灼烤。同样忍受煎熬的还有美国士兵，他们的防弹衣虽然安全，但不舒服，很多士兵的防弹衣内都结有汗碱，身体常被高温灼伤。

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一条必经之路历来被叫做“死亡之路”。伊拉克战前，这条路的危险主要来自自然环境。由于实行禁运，没有飞机，高速公路是连接伊拉克与约旦的惟一途径。在伊拉克五六十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高速行驶在缺少维护的高速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爆胎、撞车都会致命。曾有两位外国大使和好几位外交官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危险还来自战后人为的抢劫、枪击事件，这一切更使这条“死亡之路”名副其实。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不得不搭伴赶路。中国复馆小组的车队也与当地人的车搭伴行驶，但在危险地段则自己组成一个菱形编队，加速行驶，以防劫匪的汽车冲进车队，拦路抢劫。

战火中不辱使命

孙必干此行的身份是赴伊拉克临时复馆小组组长、驻伊拉克共和国使馆临时代办。但由于他曾担任过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90年—1994年）、驻伊拉克大使（1994年—1998年）、驻伊朗大使（1999年—2002年），所以在伊拉克人们也都称他“孙大使”。 虽然孙必干曾出使伊拉克，但这次重返伊拉克，孙大使面临的却是全新的外交局面，因为伊拉克已经“改朝换代”，过去在政府里的熟人全都垮台了，剩下的几个还在他到任后死于非命。全新的任务、全新的面孔、全新的机构、全新的工作环境和全新的工作方式……一系列变化给外交官们带来了非同一般的困难。

解救在伊拉克被扣的七名中国人质，是复馆小组赴伊后经历的一次重大事件。

2004年4月11日晚九时，总部设在阿联酋首都迪拜的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有七名中国人在费卢杰地区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复馆小组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了国内，并根据国内的指示开展了营救工作。

他们首先要核实消息的准确性。途径有三个：通过中国驻阿联酋使馆，向阿拉比亚电视台总部进行了核实；同时向当地的中资公司核查有无人员失踪；通过中国驻叙利亚、约旦使馆询问从两国边境进入伊拉克的中国公民的情况。最后得到确认，4月11日早晨确有七名中国公民从约伊边境进入伊拉克并被绑架。

营救工作随即迅速展开。中央领导对人质事件非常重视，胡锦涛主席立即指示：要千方百计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同时要全方位、多渠道地展开营救工作。根据这一指示，使馆人员从官方、民间和舆论三个渠道展开营救。官方主要是做政府部门的工作，外交官们找了伊拉克的几名部长和临管会中与中方关系比较好的人员，安排中国外长李肇星与伊方外长直接在电话中就人质问题进行对话。民间则与伊拉克一些党派人士，特别是穆斯林长老会和伊斯兰党进行联系，请他们帮助营救，当时估计他们和绑架者会有一些联系。舆论工作则是由孙大使在半岛电视台发表讲话，呼吁绑架者尽快释放人质。 通过多渠道综合性的营救工作，人质得以安全释放。复馆小组因此被授予集体二等功。

孙大使说，复馆小组在第一次进入伊拉克时，入住在巴格达的喜来登饭店。但由于该饭店住有美国军人、商人而成为伊拉克武装分子的袭击目标，曾与其对面的巴勒斯坦饭店一起多次被袭。经过周密的考虑，复馆小组通过伊境内中资公司的职员选定了刚刚恢复营业的曼苏尔饭店。它坐落于巴格达市中心，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四面空旷，相对比较安全。另外，中国外交人员入住时这家饭店还没有西方人，特别是美国和联军的军事人员入住，因而不会成为大的袭击目标。再者饭店的周围有围墙，楼下有活动场所，可以散步。

中国外交官和武警共同到达后，租用了饭店的半层楼，即四层的13个房间，并将楼道打上隔断，在入口处加了两道铝合金门。给大使租用的是一个套间，里间是卧室，外间供工作和复馆小组召集会议之用。其他工作人员则住标准间。

曼苏尔饭店在20世纪80年代是条件优越的五星级饭店。但是，长期的制裁使它早已老化的设施无法更新，战争期间又遭到毁坏。复馆小组成员入住时，三部中央电梯中还有一部能使用，后来这惟一的一部也坏掉了，小组成员只好乘坐饭店的货梯。最后，索性连货梯也停运了。 曼苏尔饭店的北边，就是海法大街。就在复馆小组回国前，这里还多次发生过枪战，美军曾率领伊拉克的国民部队去那里攻打所谓的萨达姆的追随者。

不过，曼苏尔饭店还是为中国外交人员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在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后，饭店经营者又将围墙加高，并安装了铁丝网，并雇佣当地的伊拉克人进行24小时警卫。饭店还将车辆出入口分开，设置警卫把守，甚至在入口的西门安放了隔离墩。

临行之前，复馆小组接到的任务是用半年的时间完成复馆工作，因此一切生活用品均是按半年时间准备的。由于食品的保质期等问题，小组只带了少量食物，吃饭问题主要依靠所在旅馆解决。

然而，连年的制裁使伊拉克的供水系统长期得不到养护，即便是曼苏尔这样的五星级宾馆，不但不能提供洁净的饮用水，连日常的生活供水都不能保证。陈旧的水管里流出来的经常是黑色的水。他们买一些矿泉水解决饮水问题，而洗脸、刷牙、洗澡或者做饭的用水，就不能保证了。大部分蔬菜是当地种植的，它们极有可能受到了贫铀弹的辐射，几乎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经历一个闹肚子的适应过程。附近有两家医院，医疗设备很差。他们随行带了一些药物，小病就自己吃些药，得了大病还得去约旦就医。

武警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由于六名武警战上仍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我们未能采访到他们，只能通过孙大使等人的介绍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在伊拉克，几乎每个国家的使馆都配备有警卫。给驻外外交官派遣武警，在中国外交史上是首创，这给本来就庄严的外交行动增添了几分威武。然而，这威武的背后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紧张、艰苦和重大的责任。 在复馆小组的所在地曼苏尔饭店，武警战士们白天四个人轮流值班，每两个人上四个小时，从晚十点到早八点的十个小时五个人轮流值班，每人两小时。

巴格达经常缺水断电，最多的时候一天只有八个小时有电。每逢晚上停电，武警们就特别紧张，因为在黑暗中他们值勤更加困难。除了水的问题，很多人吃不惯牛羊肉。有的战士吃不了牛羊肉，体质就会下降。除此之外，最难以忍受的是生活的单调和乏味，对于他们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从2月份开始，六名年轻的武警战士已经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坚守了半年多。如果继续留用警卫，就要考虑换防，因为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已经太长，承受的压力也太大了，长期的精神压力对执行任务不利。据了解，德、法、俄驻伊使馆的警卫都是三到六个月就轮换一次。复馆小组原定在伊拉克用半年的时间完成复馆工作，小组成员也是按照半年时间准备的行囊，但形势使他们的任期延长至一年多（从2003年6月到2004年8、9月间）。复馆小组人员已经完成复馆任务，成员在交接工作后陆续回到国内。新一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已经上任。

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

花甲老人勇救人质——孙必干

2008年5月21日至23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孙必干应邀出席巴勒斯坦伯利恒投资大会，并拜会了巴民族权力机构 主席阿巴斯，中国驻巴办事处主任杨伟国陪见。孙特使转达了胡锦涛主席对阿巴斯的亲切问候，感谢阿巴斯及巴民族权力机构政府对中国四川地震灾害的慰问，并祝贺巴投资大会成功召开。阿巴斯主席感谢中国对巴事业给予的长期坚定支持，感谢孙特使出席巴投资大会，再次对四川遭受重大地震灾害表示慰问。孙特使与阿巴斯主席还就中东和平进程最新情况交换了看法。

2008年5月22日，孙必干特使还在拉马拉会晤了巴对以谈判代表团团长、前总理库赖，库通报了巴以形势的最新发展。 召开巴勒斯坦伯利恒大会旨在振兴巴民族经济和基础建设，有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企业家和政府代表与会，其中包括以色列和加沙的相关人员。会上达成不少实际投资或意向性投资协议，总额约14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