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05 19:15
1931年，宁宗一出生于北京，父亲宁伯龙是满族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是当时颇有名气专工蝇头小楷的书法家，为人正直不阿。母亲出身于皇室显赫大族，雍荣高贵，大家风范，富于同情心和幽默感。在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降生后，宁伯龙便带着妻女搬出了宁氏家族居住的北京西堂子胡同，表示了对那个封建家族的叛逆。父母的性格大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儿子，这在宁宗一儿时就有所表现。父亲要求儿子每日习字一篇，而父亲每天圈阅评点的作业都是宁宗一母亲代劳的。这种反传统的叛逆实际上还影响着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和学术研究。西方哲人、诗人关于“性格就是命运”的名言，令宁宗一千百倍地欣赏。
1950年，宁宗一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先入哈尔滨外专学习俄文，后转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思维活跃，谈吐率真幽默的?学生会主席，理想的职业当然是新闻记者。然而，由于成绩优异，宁宗一54年毕业后被留校，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任教。无可奈何地哭过之后，便开始了他47年的教书生涯。尽管不情愿，却教得有声有色。讲台的神奇或许就在于它能让每一个站在它面前的人，抛却杂念，平添一种神圣感。那时，宁宗一只要站在讲台上，无论是国家特殊历史时期的身遭劫难，还是儿子的不幸夭折，国事家事的种种磨难都置之于脑后。87年，宁先生调东力艺术系任教。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学生经商的做到大老板，时常提出要资助他们清贫的教授(教授往往心领好意。)；从政的则官至国家部级官员；做学问的也都桃李盈门，他的研究生都带了研究生，还时常请他这位“师爷”讲课。
宁先生是一位以真诚面对生活，执著于感情的人。他具有浪漫色彩的三次婚姻的经历，使他深深咀嚼过人生的况味，同时也频频招致各种长短流长，宁先生都能坦然面对。他是他的家族里第一个和外族人结婚的，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回族。那时他是年轻的助教，她是学生，诗般的浪漫过去之后，他们发现了他们婚姻的不和谐。这段婚姻断断续续维持到80年代初彼此分手。1983年，宁先生在全国已有了相当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他敞开胸怀接纳了一位崇拜他、爱戴他，却小他20多岁的他的小朋友做他的妻子。她对他的爱，带给他的青春生气使他对她始终充满着异样的情感，以致后来由于她身在海外，与宁先生了结了姻缘之后，宁先生还很长时间地保留着这份情感。这段刻骨铭心的婚姻是他们各自吞进了300片安眠药。以四天的地狱之行换来的。这段婚姻，在校园引起过轩然大波，甚至在很长时间以后还泛着涟漪，关于宁先生婚恋的故事还在演绎着。宁先生当时被免掉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学术职务，也影响到正教授的审批。
当商品潮汹涌而来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年，宁先生已61岁。一个即将退休的教授可以说一贫如洗。一个22岁的姑娘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再清楚不过，却在这时向他走来。以她的善良，质朴和纯真，以她坦荡的胸旌，以她面对世人的落落大方征服了教授，也征服了世人。他们这一次跨越年龄障碍的结合被实实在在地认可了。
有人说，没有为生活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论人生。宁先生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有幸体验了更加丰富的人生，使他对人生对生活有了更加丰厚的感悟，他把自己对人生况味的感悟引入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判断力和独特的学术创见。
得益于华粹深、许政扬先生及当年南大中文系主任、现代文学专家李何林先生学术上的关怀和指导，被笑谈为南开“四大才子”之—的宁宗一在众多青年学子中较早显露才华，脱颖而出。54年毕业不久，分别在《天津日报》，《南开大学学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数篇论文已显示出理论功底和学术能力。他将学术触角伸向中国戏曲领域是始于60年代担任中国文学史(宋元部分)教学的时候。这一时期，他撰写的多篇研究中国戏曲规律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过一定影响。
历经了中国那场政治劫难之后，70年代后期，宁宗一在学术研究上也趋向成熟，且著述甚丰。出版于1979年的《中国小说史简编》是他与另一学者受命主编的，被学术界称作“文革”后，在小说史研究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积极成果”。
80中代到90年代初，宽松的政治环境带来良好的学术空间。宁宗一先生的学术意识，学术思想越加积极活跃。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论文，有多篇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评<中国戏曲通史>》获85年文艺评论类“鲁迅文艺奖”。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论文都收入了他的研究专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宁宗一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小说戏曲“双管齐下”，提出二者“互相参定、相互作用，同步发展”的观点。同时他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予以关注和探究。1987年发表于《戏曲艺术》杂志的《另一种精神世界的透视——为关汉卿<谢天香>杂剧一辩》，得到著名元曲研究大师，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的称赞。88年《戏剧报》发表的《<长生殿>的悲剧意识》，很快得到反响，上海昆剧院著名编剧唐葆祥先生写信认为，文中提出的“人生的永恒遗憾”是开启从《长恨歌》到《长生殿》主题的一把钥匙。1989年，宁宗一先生在《文学遗产》杂志主办的古代小说研究40年反思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古代小说研究的反思和取向》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被《文学评论》杂志发表。他提出了一个小说、戏曲研究的新视角：对人生况味的感悟。
宁宗一先生是一位当代意识极强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主张也实践着站在当代文化立场上，以当代人的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悟性和思辩力去反观文学历史现象，去研究古典文学。他在《关于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编写的若干断想》的论文中阐释了他的基本文学史观，提出以当代意识，重建阅读空间，重构中国文学史。
名著重读，文学史重构。这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惊世之论的提出，是基于宁先生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洞见到“阅读空间的狭小和残破，早已使文学史研究者有窒息之感”，学术研究面临着理论的贫困，而理论的贫困又源于哲学意识的贫困。因而他极力倡导更新概念，即以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去重新认识，理解和发现文学现象，并主张向作家深邃的心灵世界掘进，以“心灵史”来建构整个文学吏的新体系。他发表于1988年的《戏曲史·心史·社会史》论文，就对文艺史的分期依赖于社会史的成规，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他认为，戏曲史、小说史，究其实质都是一部心史。宁先生倡导的“心史”说拓宽了文艺研究的视野，获得学术界的认同。面对长期以来大一统的文学理论和古典文学研究体系，宁先生能独辟蹊径，提出一套颇具创见性的学术思想，除扎实的理论功底之外，还有那令人钦敬的学术胆识和气魄。
千古奇书《金瓶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之讳莫如深。文学史上第一个从美学角度研究这部有争议书的学者是宁宗一先生。宁宗一先生较早介入其间，对这部书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系统的研究。为此，宁宗一先生背了不少骂名。有人说《金瓶梅》是一本不道德的书，研究它的人当然也是不道德的。有人甚至将宁先生对《金瓶梅》的学术研究与他的私生活联系起来，仔细寻找二者间的对应关系。宁宗一先生对这无聊的传言置之不理。他的研究几乎涉及金学研究的众多侧面，前前后后写出数篇论文，阐释他的总体构想：为《金瓶梅》一辩。宁先生有名的得意之作是1990年出版的专著《说不尽的<金瓶梅>》。这部专著一经出版，数家杂志纷纷转载。一些学者撰文予以首肯，认为“一本书牵动了一部小说史”，盛赞此书是“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持论谨严，含蕴深沉之作。”
宁宗一先生在告别讲坛之前，于95年出版了90多万字的《宁宗一小说戏剧自选集》，他的同事和门生在为这部自选集进行评论时，对宁宗一先生的学术活动作了深沉的评说：宁先生的学术实际上是他对人生品评的延长。他之所以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见别人所未见，以灵性激活历史，他不平静的生活和不公平的命运为他的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著有数百万字学术论著的宁宗一先生可谓高产的学者，由于篇幅的限制，只能提到在他的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不能不提及的作品，如领衔完成的《元杂剧研究概论》、《明代杂剧研究概论》、与他人合作编注的《错斩崔宁》、合作选编了台港学人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华粹深剧作选》。还主编了《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主编了约一百万字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小说?学通论》，被列为国家’85重点图书。他还承担了很多国家文化研究项目。
宁宗一先生还是天津市文学学会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会会长、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天津红楼梦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戏曲学会，中国古代戏曲学会理事，中国剧协天津分会顾问，以及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
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宁先生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观照的视角的反传统，其带有的浓厚的时代气息，也常常被讥讽为“接受新潮”，被贬为过眼烟云。对此宁宗一先生直言不讳地表示喜欢新的东西，对国学中的考证只认为是治学之手段，而非目的。他认为学者应与时代同步，学术研究必须与时代发展相关联，滞后不是真正的学术。宁宗一先生自命使命感比谁都强，为自己能站在学术的前沿，与时代同步而高兴，毫无悔意。
宁宗一教授担任的社会学术兼职有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中国金瓶梅研究会顾问以及中国剧协会员、天津剧协顾问、天津作协会员、天津社联委员兼天津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会长等。另外还担任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兼职教授、大连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
长期探索文学史与审美化心灵史的关系，对小说与戏曲的异质同构亦有所感悟。曾培养硕士研究生三十二名，先后七次为博士生开设《中国美学思想史》、《美学研究方法论》。
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和《金瓶梅》的价值、对话宁宗一；
1931年，宁宗一出生于北京，父亲宁伯龙出身满洲正蓝旗，母亲是爱新觉罗家族，汉姓金。父亲虽是长孙，可是曾祖父的姨太太却容不得他们，再加上时代新思潮的浸染，父亲带着母亲离开了这个封建大家庭。
父亲很不容易，一家八口全靠他教书、当小职员和卖字为生。但恰恰是这种生存困境，成就了父亲的书法造诣。在宁宗一的印象中，父亲总是伏案勤笔，写字前总要沐浴更衣，点上一炷香，然后摘下近视眼镜，像一位老工匠，神情专注，旁若无人。父亲自然要求宁宗一练字，并且规定放学后要在二尺见方的大方砖上用大毛笔蘸着水写上二十个字才能吃饭。可是幼年的宁宗一总是不先写字，而要斗鸟，不时遭到父亲无奈的白眼。父亲精读各种名帖，也要求宁宗一读帖临帖，可是宁宗一总打不起精神。尽管如此，在岁月的流逝中，宁宗一却愈来愈发现一种无法说清的情感血缘纽带，父亲书法作品的魅力和流淌出来的人格精神，在他的生命中渐渐产生了塑造性意义。
1950年，宁宗一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南开大学集中了李何林、许政扬、陈安湖、朱维之、王玉章、王达津、李笠等诸多名家，中文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朝气。对于自己所崇拜的老师，宁宗一采取“有闻必录”的方式。虽然是“笨办法”，却觉得获益匪浅。直到现在，他还保留着许政扬先生的讲课笔记。
1954年6月，宁宗一毕业了，从性格上考虑，他渴望当一名记者。但分配名单下来了，却让他留系任教，而且分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
他愣了。他无法拒绝当教师，但他怕自己教不了深奥的中国古典文学。他提出的唯一理由是，自己的毕业论文是李何林先生指导的《论解放四年来的长篇小说》，所以请求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任务。当时担任系助理的朱一玄先生找他谈话，让他服从组织安排去古典文学教研室，并告诉宁宗一：跟着许政扬先生学。这句话使宁宗一安下了心。
许先生听了宁宗一的自我介绍，直接了当地对他说：你古典文学基础不好，我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
许先生开的三十部书的书单，后来宁宗一只记得二十六部。有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还有大部头的《昭明文选》《乐府诗集》等等。许先生说了三条：一是这些书要一页一页地翻，但可以“不求甚解”；二是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权威的，注文要读，目的是通过滚雪球，从中可以了解更多的书：三是把有心得的意见记下来，备用备查。这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宁宗一的教学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他一生都受用无穷。
宁宗一常说，自己是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熏陶出来的，是由恩师带大的。
那些深奥的古典文学著作，他当时看都要看哭了，还要每天点灯熬蜡写讲稿。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抽查。宁宗一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何林共听了三次课，许政扬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一般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板书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许师则着眼于讲授内容的准确性，分析阐释上的科学性等等。对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摘自《书生悲剧——长忆导师许政扬先生》宁宗一文）
对于指出来的问题，宁宗一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向同学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种反复的训练使他养成一个习惯，只要讲座，必须准备讲稿，讲稿摞在那儿可以不看，心里踏实。
在宁宗一的学术研究中，小说、戏曲的研究始终同步进行。他一直企望沿着许政扬先生将小说与戏曲相互参定、同步研究的道路走下去，但这一学术理念直到1979年南开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挂牌，在华粹深先生执掌研究室工作时才得以明确化。
“华先生认为小说戏曲是有血缘关系，中国的戏曲小说研究必须互补相生，不能独立研究小说或者戏曲。”宁宗一回忆说，自己对戏曲的爱好是华先生激发出来的。有一天华先生带他去看京剧《玉堂春》，坐在第五排，旁边就是京剧名家杨荣环。结果宁宗一睡着了。从大戏院出来，在路上华先生“训”了宁宗一一顿：“你现在正教元曲，怎么能不看戏呢？不看戏，就很难讲好戏。要理解一部剧作的全部构思，是很难离开舞台艺术形象创造的，要多从‘场上之曲’来分析作品。”今天，宁宗一的学生回忆宁先生给他们讲课时，总提到师生同去看戏、看画展，正是继承了华先生奠定的好传统。
当然，从恩师那里继承的，不止是带着学生看戏。宁宗一没有忘记一个知识人应有的立场和良知，在时刻内省中铭记一个学人的文化使命，“恩师、先贤的灵魂，一直激励我寻找、再寻找文化人格的理想境界。”宁宗一说。
有一次小聚，宁宗一带着真诚的忏悔向一位院领导说：当下南开文学院的文脉没能传承下来，而在尊师重道方面我们远不如历史学院做得好，差距极为明显。
——他并不是批评某一个人，而是把自己摆进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我写了那么多篇怀念恩师的文章，其意甚明，就是带着忏悔的心情与灵界的恩师进行虔诚的对话，就是愿意舍近而就远，问道于灵界。因为我在反省自我时，想到我的恩师生前都勤于修身、慎于立言，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他们自己可能的环境内，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的人格精神点燃了我的心灵之灯。”宁宗一觉得，恩师们那些无言的思想，带给他在这个世界上坚守和承受一切的力量。他的反思和忏悔，在口述史中真诚地表达了出来。
宁宗一的反思，不只对人生的反思，也有学术研究上的反思。比如对《金瓶梅》的研究。作为文学史上第一个从小说美学角度研究《金瓶梅》的知名学者，宁宗一出版过《<金瓶梅>十二讲》《说不尽的<金瓶梅>》《<金瓶梅>可以这样读》等诸多著作，他在金学研究界的权威性无可置疑。即便如此，他也经常反思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史，并坦率地表达，显示出严谨的治学作风。
“今天，面对已经步入辉煌的‘金学’，我不可能不反思自己对‘金学’建构中存在的诸多误读和在阐释上出现的偏差。我一直想通过小说美学这一视角去审视《金》书，并打破世俗偏见，参与同道一起提升《金》书在中国小说史和世界小说史上的地位，还其伟大小说的尊严。”宁宗一说。
他也曾写过一些杂文，如《考据，不应遮蔽审美的视线》，同大师陈寅恪商榷；《二十一世纪，以东方文化为主流》是质疑季羡林先生在这一问题上前后反复不定的立场；《“中人”考辨》则是同钱锺书的讨论。宁宗一的学术个性，正如田本相所言，有敢于向大师挑战的精神。
宁宗一的学术研究广搜博采，又总能有独特的创见。他尤其看重人生况味的深入感悟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我认为应该注重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人生况味。我的书读得不多，但是人生体验、磨难多多，人生的磨难折射了社会的侧面，使我的认识容易与小说合拍——小说是写人生、写心灵、写人性，这是文学真正的自觉。”比如在《红楼梦》研究中，他曾提出，对任何一个真诚的小说研究者来说，细读文本和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他从不满足“文学是人学”这一笼统的界定。很多人把《红楼梦》的文本看作曹雪芹心灵独白的外化，他却看作是曹雪芹心灵的绝唱。“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是人类的心灵的自由。曹雪芹不正是以他的纯真的心来写作的吗？事实上文学史上一切可称为伟大的作家，哪位又不是做着‘我心’的叙事？”宁宗一认为，任何谈及心灵的写作都带着强烈的回忆与反思的色彩，它是一种对自己的“重读”，因为当一个人提起笔来进行叙事的时候，首先需要面对的正是自己。《红楼梦》也只能是属于曹雪芹的心灵的叙写、回忆和反思，是他的“心灵自传”。
秉承这一理念，他在研究武侠小说中，能发现卧龙先生善于以心与人生的交融达到对一则传奇故事的生动展现，也能洞察古龙异于梁羽生、金庸两位巨擘之处，是在于他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最典型的陈述心灵与心灵处境的小说艺术，因为古龙的作品有时几乎直接针对灵魂，它打动了我们自身内在的精神生活。
他是如此纯粹，又如此真诚，做人、做学问，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他说，“我们教书人更应看重精神生活，我们就是要成为精神至上主义者，一个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
《说不尽的金瓶梅》（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中华文化集粹·文馨篇（上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宁宗一小说戏剧自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走进困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名著重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教书人手记》（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小说研究论文集《倾听民间心灵回声》（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心灵文本》（自编文集）。
《心灵文本》大象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宁宗一讲金瓶梅》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中国小说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元杂剧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明清戏剧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中国文化要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金瓶梅百问》（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等。
《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2月第1版）
《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金瓶梅小百科丛书》（共四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古典小说精言妙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千篇经典诗词曲》（包括唐诗、宋词、元曲各一千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等。
以上著作中三项获国家奖、两项获华北地区奖、五项获市级奖。
另外：个人新校注的古典小说有《喻世明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参与审定的有《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此书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之一种。
在教学与科研的近五十年间，所发表论文约有二百五十万字（大部分收入以上各书中）。
其中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有：
《中国戏曲艺术发展规律浅探》（《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7日）
《关于戏曲表演艺术特点的几点理解》（《南开大学学报》第4卷第1期）
《说不尽的金瓶梅》
《一位古代小说家的历史反思》（原发《光明日报》，后被中国权威刊物、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1986年第10期转载）
《关注古典作家的心态研究》（《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进入21世纪，代表作是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明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史里寻诗到俗世咀味——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原发表在《天津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此文又被《新华文摘》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