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时间，长期流传的是嘉靖（1522—1566）说。最早明确提出此说的是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中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的”。接着，吴晗考证“《金瓶梅》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这二十年中”。黄霖认为《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是中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西门庆

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的旧家子弟，家族开一生药铺。不甚读书，闲游浪荡，好拳棒，会赌博，结识了一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义拜了十兄弟。家下先头浑家陈氏早逝，遗下一女西门大姐，嫁给陈敬济为室。继娶吴月娘填房，又娶了几房妾。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在县里包揽讼事，交通官吏，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享乐欲望，他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但由于有官府做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这就使他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左右逢源，步步高升。最后因酒色过度，又加财禄欲念的消耗，遂至重病而亡。

潘金莲

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六姐。父亲早死，母亲把她卖给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王招宣死后，又转卖给张大户做丫头，张收房作妾而大妇不容，又把她嫁给了卖烧饼的武大郎，事实上还是张大户的外室。武大郎既矮又丑，但他的弟弟武松，却是一个打虎的汉子，金莲爱慕不遂，便被西门庆勾搭上了；于是害死了武大，嫁给西门庆做了第五房妾。在西门家里，私仆受辱，争宠争财，进一步地帮通瓶儿，怀嫉惊儿，计害惠莲，收服如意，更培植了一个春梅做了自己膀臂。等西门死后，更私通西门庆女婿陈敬济，结果，被赶出来，为武松报兄仇所杀。

李瓶儿

原为大名府梁中书妾，李逵大闹大名府时，她带了大量珠宝与养娘走上东京投亲，被花太监侄男花子虚娶为正室，住在清河县。花子虚流荡嫖院，她便勾搭上了西门庆。子虚因兄弟争家财被捉进官府，她拿出银子找西门庆打点官府，又把箱笼由墙头运过去，寄存西门庆家里；子虚释放，不久气病身亡，她便决意嫁给西门庆。西门庆因京案连累，未能办理婚事，她因请蒋竹山诊病，便招蒋竹山倒插门。后来蒋为西门庆所害，她才又嫁给西门庆做了第六房妾。初到时，西门庆对她冷淡；等生了官哥，她深得宠爱；但官哥死后，她不久患了血崩重症而亡。

庞春梅

原为西门庆买来服侍吴月娘的丫头。潘金莲嫁到西门庆家后，春梅成了潘金莲屋里的丫头，又被西门庆收了房。西门庆死后，因为碰了潘金莲和陈敬济的奸情，她也加入成为一伙；后来事败被逐，毅然离宅，嫁给周守备做妾，并且生子，扶为正室。在周守备府，她听见潘金莲惨死，使人埋葬了她的尸体；又救了陈敬济，假作姑表兄妹，续了旧情，替他娶妻葛翠屏。还曾以贵客的姿态，去过西门府上，凭吊过旧家池馆。周守备（后升为山东统制）死后，她私通周义，因贪淫无度，生出骨蒸痨病症，最后死在周义身上。

武松

天罡三十六星的天伤星转世，排名第十四位的好汉。原本打算讨伐西门庆，但却误杀了别人，被流放到孟州。从这里开始，与《水浒传》大不相同，后来他被赦免。虽然他瞄准了西门庆和金莲，但西门庆此时已经病逝，所以他考虑杀死金莲。之后，他买下了被驱逐出西门家的金莲并杀死了她和王婆，最后在登上梁山泊时从故事中消失了。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首，是一部描写市井人物的小说，被认为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所以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分水岭。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它还是第一部细致的描述人物生活、对话及家庭琐事的小说，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虽然由于小说中有性描写，使它对市井之民构成了吸引；但只有对传统文化有相当认知的人，才能够真正读懂、读透它。

《金瓶梅》是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写的是宋代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明代中叶的社会真实，展现的是明代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社会断层的深入剖解。全书描绘了一个上至朝廷中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上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帮闲篾片所构成的鬼蜮世界。作品刻画了西门庆这个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中心，通过他的种种活动及其家庭罪恶生活，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法国大百科全书称《金瓶梅》“全书将西门庆的好色行为与整个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

一、全书描写了西门庆的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并以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展开了一个时代的广阔图景，彻底暴露出人间的肮脏与丑恶。西门庆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交通权贵，行贿钻营，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扩大非法经营，从而成为集财、权、势于一身的地方一霸。作品还通过西门庆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从客观上表明了这个社会的无可救药。

二、《金瓶梅》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动，写出了这个罪恶之家的林林总总，反映了正常人性惨遭扭曲和异化的过程。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诸多女性，尽管出身、性格、遭遇不尽相同，但都被超常的情欲、物欲所支配。她们以扭曲的人性去对抗道德沦丧的夫权社会，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作品在原始欲望的文本表象下面，同时具备了对人性本质的拷问，善与恶的分界在这本书中有了另一种解释。

西门庆原是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他善于夤缘钴营，巴结权贵，“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讼事寻钱，交通官吏，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谁人敢惹他”。他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荒淫好色，无恶不作。他抢夺寡妇财产，诱骗结义弟兄的妻子，霸占民间少女，谋杀姘妇的丈夫。为满足贪得无厌的享乐欲望，他干出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第五十七回叙述西门庆在捐款助修永福寺后对吴月娘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这些话充分暴露出西门庆这个封建市侩的无耻嘴脸和罪恶灵魂。

西门庆虽然做尽坏事，但由于有官府作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这就使他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而且还左右逢源，步步高升，由“一个乡民”，提为山东理刑副千户，进而升为正千户。这些描写，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朝廷权贵与地方上的豪绅富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大多是由他奸淫拐骗而来。在这些妻妾婢女之间，彼此勾心斗角，互相陷害，为争宠吃醋，她们使尽了各种残酷、卑污的手段。西门庆家庭中的错综复杂、激烈尖锐的矛盾，也是当时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封建社会种种痼疾的缩影。作品通过西门庆及其周围人物的活动，显示了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已经堕落到多么腐朽的地步。而这，实际乃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真实反映。从这些方面看，《金瓶梅》是对晚明丑恶的社会本质和当时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作了比较全面的暴露。

《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首先作者对现实黑暗的暴露，缺乏鲜明的爱憎和严肃的批判作者暴露西门庆的种种罪恶，目的不是出于变革现实的进步要求，而是对封建统治阶级作规过劝善的说教，想以此达到“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的目的。其次，小说对剥削阶级的腐朽糜烂生活，肆意渲染，特别是大量露骨的色情描写，秽心污目。另外，作者在解释人生和社会生活方面，有宿命论思想和虚无观念，给人以漆黑一团的感觉，看不出一线光明。

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近代意味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突破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模式，在艺术上较之此前的长篇小说有了多方面的开拓和创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演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创作题材，从描述英雄豪杰、神仙妖魔转向家庭生活、平凡人物。它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和世态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通过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表现社会的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明确的时代性，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渐趋成熟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大发展，为此后的世情小说开辟了广阔的题材世界，并使之成为此后小说的主流。

二、创作主旨，从立意歌颂理想变为着重暴露黑暗，从表现美转为暴露丑。《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在批评社会黑暗的同时，更多的是着力讴歌美好的理想，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金瓶梅》则实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审美观念的大转变，极写世情之恶、生活之丑，是一部彻底的暴露文学。它在表现丑的时候，常常用白描手法，揭示人物言行之间的矛盾，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写法对此后的讽刺文学有极大的影响。

三、人物塑造，从单色调变为多色调，从平面化转向立体化。《金瓶梅》的叙事重心从以往的以组织安排故事为主转向以描写人物为主，并且克服了先前小说中人物性格单一化、凝固化的倾向，注重多方面、多层次地刻划人物性格，能细致入微地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一些人物形象中出现了美丑并举的矛盾组合，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流动性，实现了小说艺术的重大突破。

四、叙事结构，从线性发展转向网状交织。此前的长篇小说基本上是由一个个故事连结而成，采用的是线性发展的结构形式。而《金瓶梅》则从生活的复杂性出发，发展为网状结构。全书围绕西门庆一家的盛衰史而开展，并以之为中心辐射到整个社会，使全书组成一个意脉相连、情节相通的生活之网，既千头万绪，又浑然一体。

五、语言艺术，从说书体语言发展为市井口语。此前长篇小说的语言深受“说话”伎艺影响，《三国演义》属于半文半白的演义语体，至《水浒传》《西游记》白话语言日渐成熟，同时也向着规范化和雅驯化的方向发展，而《金瓶梅》却代表了小说语言发展的另一方面，即遵循口语化、俚俗化的方向发展。它运用鲜活生动的市民口语，充满着浓郁淋漓的市井气息，尤其擅长用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神情口吻无不毕肖。

《金瓶梅》在艺术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全书由于缺乏剪裁，对生活现象的描绘精芜无别和细大不捐，有些描写过于琐屑，显得臃肿繁复。

清初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金瓶梅》为“第一奇书”。

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深切人情事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而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金瓶梅》作者能文”，“描写世情，尽其情伪”，“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毛泽东：“《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郑振铎：“如果净除了一切秽亵的章节……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

吴晗：“作者敢于虽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逼胁而予以摈弃。”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从此，文人创作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莫不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大都是在长期来自民间说讲故事的基础上由作家集中加工、提炼的产物。《金瓶梅》摆脱了这一传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着重写市井间世俗情态，使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为其后《红楼梦》的出现做了必不可少的探索和准备。它在创作方法上的写实特点，艺术手法上的细微特点，对后来的《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金瓶梅》以家庭为中心，写一家联系到天下、国家，反映现实社会，给《红楼梦》写贵族家庭的衰败开了路；《金瓶梅》倾心于女性的世界，把人类的另一半推向舞台的中心，直接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金瓶梅》善于运用生动鲜活的俗语、市语，人物各有各的声口，这完全为《红楼梦》所继承；《金瓶梅》打破大团圆的传统结局，如实描写人生悲剧，《红楼梦》也是如此。因此，有学者称“《金瓶梅》是《红楼梦》之祖”。

《金瓶梅》的诞生，标志着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几部小说取材于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而集体整理加工式小说创作模式的终结，开启了文人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而进行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先河。历代研究《金瓶梅》者，不乏其人，论著层出不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倍受研究者之关注。

《金瓶梅》全书100回，数百个人物，结构大而不乱，主要人物潘金莲、西门庆、陈敬济、吴月娘等都很有个性，里面运用了大量方言、歇后语、谚语、词曲，不少词曲用得颇为精妙，又富含杂学知识，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很大。由于书中淫词秽语很多，而被列为禁书。

《金瓶梅》成书后，作者又接着写了一部续书，定名为《玉娇李》。后来沈德符在工部郎中丘志充那里读了首卷，其感受是“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野获编》）。万历四十七年（1619）丘志充离京出守，此书不知下落。然而，丘志充儿子丘石常的好朋友丁耀亢又写了一部《续金瓶梅》，流传至今。《续金瓶梅》之后，有它的两种删改本：一种是刊于清顺治康熙年间的《隔帘花影》，另一种是署名梦笔生编辑的《金屋梦》。

《金瓶梅》在清代，还被改编成戏曲。首先是戏剧家李斗于乾隆乙卯年（1795）刊行的一部传奇改编本《奇酸记》。其次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刊行的一部弹词《雅调南词秘本绣像金瓶梅》。除此之外，民间还流传着一些取材于《金瓶梅》的俗曲，如韩小窗就写了《得钞傲妻》《哭官哥》《不垂别泪》《春梅游旧家池馆》等多篇作品。

《金瓶梅》后来还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作品，如王引执导1955年首映的电影《金瓶梅》，毛胜执导1996年首映的电影《金瓶梅（新金瓶梅）》，钱文锜执导2008年首映的电影《金瓶梅》，以及龚玥菲主演2014年首映的静态电影《新金瓶梅》等。

《金瓶梅》有三个汉文版本系统。

张评本系统

张评本即《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清初张竹坡对崇祯本进行了评点，之后评点本大行其道，崇祯本便为张评本取代.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齐鲁书社1987年版，全二册。此为张评甲本，删节本，注明所删字数，全书共删10385字。

《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校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全二册，每回有校记注释。删节本，未写明字数，删节以“…”标示。此为张评乙本。

崇祯本系统

即明崇祯年间刻本，此书有200幅木刻插图，全称《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故又称绣像本，是后来经过文人润色加工过的，文字比较规范，文学性更强些，但早期的朴质风格受到了影响，有一些士大夫说教的色彩。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本，据北大图书馆藏本影印。1988年8月版。4函36册，每回插图2帧，全书共200帧。正文页20行，行22字，文中有圈点，行间有夹批并有眉批。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李渔全集》（第一版20册）第12-14册收录。张兵、顾越点校，黄霖审定，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印量3500套。插图100幅，附于卷首。有删节，但未注明字数，删文以“□”标出。（第二版12册本《李渔全集》改为2册收录，此为崇祯本）

《金瓶梅》崇祯本会校足本，王汝梅会校，齐鲁书社1989年6月版，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文件批准，为学术研究需要而出版的。这是《金瓶梅》崇祯本问世以来第一次出版排印本，一字不删，200幅插图照原版影印。发行时有限制，原则上只售给各大图书馆和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员以上职称的研究人员。

《金瓶梅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版。全三册，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戴鸿森校本、崇祯本、张评甲本三书的会校，删节处同原书。

《会校会评金瓶梅》足本，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刘辉、吴敢辑校，平装5册一函。朱墨套印，系以北京首都图书馆藏《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为底本，另据其他7种有代表性的说散本会校；而评语则收录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等7种说散本的评语，包括文龙的评语和张竹坡后人家藏本的墨评。附北京大学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刻印精美插图200幅。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附吴晗《金瓶梅与王世贞》，星洲世界书局出版（洁本）。

词话本系统

又称万历本，即明万历年间刻本《金瓶梅词话》，是早期版本，有民间说唱色彩，语言叙事都比较朴质，有原始风貌。

词话本刊本今存四种：国内存一种（1931年在山西介休县发现，后入藏北平图书馆，由古佚小说刊行会据以影印104部。此词话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存三种。国内存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二回缺二叶，日人长译规矩也认为是词话本原版。日本日光山轮王寺兹眼堂藏本第五回末叶有11行与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不同。栖息堂藏本第五回末叶有8行用《水浒传》文字刻印配补。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词话本残存二十三回（实存七个整回和十六个残回）对这四种现存词话本，学者多认为为同版。

《新刻金瓶梅词话》，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重印，两函21册，200幅插图合为一册。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最早刻本。

《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删节本，全二册。2000年再版，全二册，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系列。

《金瓶梅词话校注》，冯其庸顾问，白维国、卜健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8月版，全四册一函。此书删节约4000字，对词话本进行了详细的注释，注文近100万字，是对明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展示，学术价值极高。

《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据1957年影印本重印，1988年4月版。两函21册，图1册，线装。

《金瓶梅词话》，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简体横排，精装两册。

《金瓶梅词话》，金学家梅节重校本，一百回，香港梦梅馆1988年出版，1993年普及版。1998年出版三校本。1988年版附校记五千多条。1993年普及版200幅明版插图，陈诏黄霖注释，新式标点，无校记，附注释、四册。1998年三校本陈少卿钞阅限印200部。

满文译本

1708年，附有满文序言的《金瓶梅》满文译本出版，这是根据张竹坡评点本翻译的，但做了一些删改，其序言颇有学术价值。关于译者其说不一，认为是和素、徐元梦的说法最为著名，不过翻译无疑是受到满洲贵族支持的。

满文本《金瓶梅》是根据康熙三十四年刊行的张批本翻译的。译本删去每回前的总评、文中的眉批、旁批、读法、闲话、张颐的序言，以及200幅插图。译书前有一篇满文序言。全书40卷一百回，每卷多则三回，少则一、二回。其回目未采用张评本的简目，而是基本上采用明崇祯本的回目。全书为满文，只是在满族人不甚清楚的人名、地名、官名以及成语、熟语、曲文名等旁附有汉文。

英文译本

1982年，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以万历本为源本，开始翻译《金瓶梅》。1993年，《金瓶梅》译本第一册出版。2001年，第二册出版。2013年，译完《金瓶梅》最后一卷（第5卷）。英译本5卷《金瓶梅》总共2500多页，注释多达4400多条。芮效卫的英译本忠实原著，力图最大限度地传达原著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每卷中注释所占的篇幅均高达三分之一。研究者认为，他的翻译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英文译本，也为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文献。

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英对照金瓶梅》，克莱门特·厄杰顿（Clement Egerton）翻译，精装五册，收入国家级项目“大中华文库”。此书是国内出版的第一个中英文对照版《金瓶梅》，杨牧之总序。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一直众说纷纭，为“金学”研究中的第一悬案。自清康熙间谢颐提出作者应是王世贞以来，各个研究者已提出了70余位兰陵笑笑生的“候选人”，如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稚登、赵南星、李渔、卢楠、冯梦龙、丁纯父子、汤显祖、李先芳、沈德符、李贽、冯维敏、谢榛、贾梦龙、薛应旗、臧晋叔、金圣叹、田艺蘅、王采、唐寅、李攀龙、萧鸣凤、胡忠等，不一而足。其广有影响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王世贞说

明刻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十二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他能写小说，并有小说传世；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符合；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他祖籍江苏省太仓市，曾在山东做官，具有运用江苏太仓与山东方言的条件；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小说。

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1987年至1990年，周钧韬《金瓶梅新探》《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连发三篇专为“王世贞说”翻案，在重申“王世贞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1999年，许建平《金学考论》用四个外证七个内证进一步申述“王世贞说”。2002年，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最重要的一点是：李时珍曾经将自己编写的《本草纲目》交给王世贞，以求王世贞给予修改意见，《本草纲目》中写有一味世人从未了解的药材，而之前为没有人听说过这味药材的名字。在《金瓶梅》中出现了这味药材，而书写成之时，《本草纲目》还未问世。

贾三近说

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小说中有些人物记载类似贾三近；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他写过小说。

屠隆说

黄霖首倡此说。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此说得到戴松岳的支持。戴松岳在《风流才子屠隆》中认为，“学术界研究《金瓶梅》后普遍认为：此书作者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甚至有点玩世不恭，并好叙男女情欲、熟悉小说戏曲乃至游戏文学等，屠隆在众作者的人选中最符合这些条件。”此外，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万历年间的版本为戴松岳的论点提供了实物佐证，也是最关键的论据，“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兰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贤里写下这篇序言的。而这个明贤里就是宁波城中的鉴桥头乾溪里，经查家谱，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孙屠本畯。屠家最先是从常州迁徙至现在的宁波，常州当时又被称为兰陵，屠隆号笑笑先生，所以兰陵笑笑生就是屠隆。”

李开先说

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70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

日本汉学家日下翠《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李开先的生日是8月28日，西门庆的生日是7月28日；《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

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徐渭说

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

《金瓶梅新证》首先对小说中佛教、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对《〈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作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的关系，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王稚登说

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王稚登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他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小说中王招宣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蔡荣名说

浙江学者陈明达撰文指出，《金瓶梅》作者为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他的长篇论文《〈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考》，以翔实的证据，考证出蔡荣名是《金瓶梅》真正的作者。他从八个方面考证：（一）书中大量独特的黄岩方言证实只有黄岩人才能写得出来。（二）蔡荣名的出身、经历和秉性符合写作《金瓶梅》的身份；《芙蓉亭诗钞》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三）王世贞鼎力相助蔡荣名完成写作《金瓶梅》。王世贞诗“袖携天台石，吐作弇山云”。“两年两扣先生门，沾沾所见惬所闻”及蔡荣名《弇山行》证实，《金瓶梅》初稿是蔡荣名的，也是蔡荣名在弇山园两年最后定稿的。（四）世贞“袖携天台石”；欣欣子序“吾友笑笑生为此，爰馨平日所蕴者，著斯传”；《金瓶梅》36回955页：蔡道：“学生蔡蕴，贱号一泉，”“泉”，水源也，黄岩话“水、书”同音，均念“xu”。意思就是蔡蕴书源也。三者均指《金瓶梅》书稿出处，证实笑笑生就是蔡荣名。（五）“兰陵笑笑生”出自王世贞诗“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中的“陶陶酒人”，兰陵指代酒。“欣欣子”的“欣欣”出自王世贞诗“沾沾所见惬所闻”中的“沾沾”；（六）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欣欣”的第二个含义是“欣欣向荣”，所以，整个署名隐含“荣名闲里书之于轩”。（七）《金瓶梅》跋中的“钜公”指张居正。王世贞与张居正是同年，要影射张居正，必须让作者隐姓埋名，所以托名“兰陵笑笑生”。（八）历来许多学者不解的疑惑在蔡荣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凤城”“芙蓉亭”等的出处。

陈明达的研究成果引起海外汉学界和媒体的重视。美国、香港等报刊发表了陈明达的论文。

赵南星说

最先提出此说的乃清人宫伟谬，见《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廷闻州世说》。赵南星是河北高邑人，明代万历进士，系东林党重要人物。《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发表王勉《赵南星与明代俗文学兼论〈金瓶梅〉作者问题》一文，提出“《金瓶梅》很可能是赵南星在他一班朋友如吴昌期、徐新周、王义华等人协助下完成”的观点。该文主要从《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和书前的“开场词”入手，认为它们和赵南星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主张赵南星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合适的人”。

李渔说

此说先见于清代康熙年间刊刻的《第一奇书》在兹堂刊本题“李笠翁先生著”。李笠翁，即李渔（1611—1679），浙江兰溪人，清初文学家、戏曲理论家。因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图后下半页有“回道人题”的字样，正是李渔的化名。

卢楠说

此说见《金瓶梅》满文译本序。该书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谷旦序：“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卢楠，明代文学家，字少楩，大名浚县人，太学生，明末广五子之一。他是王世贞的高足，富有才华，极为熟悉浚县、临清一带的社会风情、市民生活，具有创作《金瓶梅》的条件。王汝梅教授在《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一文中，申述了卢楠说，然无确证。

冯梦龙说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魏子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祭头巾文》一文，在冯梦龙所编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凡例”中，有“金陵游客”冯梦龙写《头巾赋》的记录，所以，《开卷一笑》和冯梦龙的《古今谈概》《古今笑林》《智囊补》等著作后，认为文句“不惟有其语态雷同处，且有引言惯用语”，可以“肯定《金瓶梅词话》是冯梦龙参与的改写本，连‘欣欣子’与‘东吴弄珠客’都是冯梦龙的化名”。陈昌恒则从考索冯梦龙的名号入手，得出“东吴弄珠客”“兰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冯梦龙的化名。三篇序跋，署名、尾语不同，但实为一文，倘排比研究，则构成一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论文。同时具体论证了冯氏创作《金瓶梅》的三个阶段。

另有学者指出，“崇祯本”《金瓶梅词话》亦宜出自冯梦龙之手。在《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和成书过程的研究中，冯梦龙的特殊作用应值得注意。专家们认为《金瓶梅》不一定是世代累积型的一种集体创作，但并不否定曾经有人系统整理或最后修定，而且这个最后修定，也难以确定是一次或多次，多次是指在一次初步完成后，又经同时或不同时代的人对作品进行较大的或最后的修定、写定。同时要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还必须从三个框框里跳出来才能比较科学地去探讨：第一，“嘉靖间”；第二，“山东人”；第三，“大名士”。而现存万历本，即丁巳年（1617）刻本，应是初刻本，初刻即是新刻，也即是首刻，这与冯梦龙关系极大，最后修定者或写定的非他莫属。

丁纯父子说

此说见于房文斋先生所著《金瓶梅传奇——兰陵笑笑生秘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该书指认《金瓶梅》一书为丁纯父子之作，兰陵笑笑生就是丁纯、丁惟宁父子。

为《金瓶梅》写跋的“廿公”写道：“《金瓶梅》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继丁其伟、金亮鹏先生考证，“廿公”就是丁惟宁的第五子丁耀亢。“世庙时”，是指明世宗嘉靖朝。丁纯在嘉靖年间乡试中举后，被授为直隶钜鹿训导。明清时代的诸城一带，有以先人在何处做过官，便以其地冠称某公的习俗。这里的“钜公”，正是丁耀亢对其祖父之尊称。

《瓶外卮言》（姚灵犀著，天津书局1940年版）：全书分研究论文和词语解释两部分，是中国第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的研究水平。

《金瓶梅考证》（朱星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全书对《金瓶梅》的版本、作者等问题进行考述，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它的出版代表着一个新的研究时代的开始。

《金瓶梅编年纪事》（魏子云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1年版）：全书将《金瓶梅》故事按年月日进行编排，寻找线索以解决作者、撰写时代等问题。魏子云为二十世纪最高产的《金瓶梅》研究专家，撰有将近二十部《金瓶梅》研究专著。

《论〈金瓶梅〉》（吴晗等著，胡文彬、张庆善选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精选20世纪80年代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是国内影响较大的一部《金瓶梅》研究论文集。

《金瓶梅资料汇编》（朱一玄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分本事、作者、版本、评论、影响等五个部分，辑录有关金瓶梅的研究资料，是国内第一部金瓶梅资料汇编。

《金瓶梅的世界》（胡文彬编，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全书选收海外学者研究《金瓶梅》的论文20篇，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金瓶梅》研究的情况。

《金瓶梅新探》（周钧韬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金瓶梅词典》（王利器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收录《金瓶梅》各类词语4588条，进行解释，为阅读作品提供了很大便利。

《金瓶梅研究》（中国《金瓶梅》学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版）：这是国内唯一的一种《金瓶梅》研究期刊，不定期出版，至今已出到第八辑。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水平，反映了这一时期《金瓶梅》研究的繁盛景象。

《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周钧韬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金瓶梅鉴赏》（周钧韬著，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金瓶梅素材来源》（周钧韬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对《金瓶梅》的创作素材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和辨析，有助于对《金瓶梅》作者、创作情况、思想倾向、艺术特性等情况的了解。

《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周钧韬、鲁歌主编，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全书收录23篇《金瓶梅》研究专家所写的自述，由此可见他们的治学经历及几十年间《金瓶梅》的研究状况。

《金瓶梅大辞典》（黄霖主编，巴蜀书社1991年版）：全书为综合性辞典，内容涉及《金瓶梅》的各个方面，对阅读、欣赏和研究这部小说具有很大的帮助。

《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吴敢著，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全书对20世纪海内外《金瓶梅》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全面的介绍，是一部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的《金瓶梅》研究史。

《金瓶梅的艺术》（孙述宇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版）：全书收录学术论文15篇，对《金瓶梅》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在研究领域上有所拓展，是一部较早从艺术角度研究《金瓶梅》的专著。

《金瓶梅人物论》（孟超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写于1948年，曾在香港《文汇报》连载。全书对作品中的27个主要人物进行分析，是一部研究《金瓶梅》人物形象的专著。

《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刘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全书收录9篇学术论文，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版本、评点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辨，并披露了不少新的资料。

《金瓶梅考论》（黄霖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收录学术论文28篇，既有对作者、成书、版本的考述，又有对人物形象、艺术特性的探讨，作者提出不少值得注意的观点。

《说不尽的金瓶梅》（宁宗一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书从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审丑、性描写等方面探讨《金瓶梅》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有不少新的见解。

《〈金瓶梅〉与中国文化》（田秉锷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在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探讨《金瓶梅》与运河文化、酒文化、性文化等的关系，重在挖掘作品的文化内涵，拓展了研究空间。

《金瓶梅艺术论》（周中明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全书从艺术构思、讽刺、白描艺术、人物塑造、心理描写、语言艺术、结构布局等方面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金瓶梅〉六十题》（陈诏著，上海书店1993年版）：全书从小处入手，分六十个专题，内容涉及《金瓶梅》的各个方面。全书篇幅短小，笔调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世情与世相》（尹恭弘著，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全书将作品放在晚明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对其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性文化、政治文化、家庭文化、伦理文化、市井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秋水堂论金瓶梅》（田晓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作者直接面对原著，对作品逐回进行十分精细的解读，角度别致，新意叠出。

《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黄霖、王国安选编，齐鲁书社1989年版）。

《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徐朔方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