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前期﹐抗敌﹑北伐成为诗人表现的重大主题﹐爱国诗的大量涌现﹐使宋诗在这方面成为超越前代并给后世以莫大影响的典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纷纷从江西诗派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陆游的“从军乐”﹑杨万里(1127～1206)的“诚斋体”﹑范成大(1126～1193)的田园诗﹐均能独自网开一面﹐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爱国﹑抗战之外﹐农村下层民众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共同题材。诗歌语言也开始趋於通俗﹑自然和口语化。杨万里的“活脱”﹐陆游的平易﹐范成大的明白如话﹐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诗歌的平直质朴﹐均使这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与前几个时期以及唐诗的不同面貌。

南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比较重要的诗人。先后活跃在诗坛上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为诗宗贾岛﹑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虽也写出一些清新可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宋诗也如当时的政局﹐已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以血泪凝成的正气歌留名汗青﹐宋诗才最后迸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光。

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著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与宋诗议论化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象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于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党争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1084～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于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著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关于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活》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唐诗、宋诗（词）作为两个难以逾越的高峰，灿烂着中国的文化领域，同时，又备受文人们的争议，从诗歌的写作背景，到诗歌的谋篇结构、锤词炼句、修辞用典，都是人们热爱和攻击的目标。

抛开思想观念及出发点的考虑，见仁见智，针对诗歌本身的争论毕竟是有益于诗歌自身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毅先生的《20世纪唐诗宋诗之争》，不仅综合、罗列了别人的观点，更明白无误地摆明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不卑不亢。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学唐与宗宋的问题，主要指的是在古典诗歌创作当中是向唐人学习还是向宋人学习。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古代，特别是宋代就开始了，一直到清代，一直到近代。这在当时学诗的人当中，是有着很现实的实际意义的。历代的唐宋诗之争，或者是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并不存在着说唐诗好不好的问题。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唐以后的古典诗歌宋诗是不是也有存在的必要、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来看，李白、杜甫、苏东坡、黄庭坚，前两位诗人是唐诗的代表，后两位诗人是宋诗的代表。实际上，宋诗是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的另外的一种典范，所以宋以后学习诗歌创作的人，不是入于唐，就是出于宋，没有其它的。唐宋诗之争实际上最后涉及的问题，就是说宋诗是不是也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

陈衍实际上是“同光体”宋诗派的在理论上和创作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几点内容对我们后来的宋诗研究都影响很大。比如说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三元说”。“三元说”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最主要的是“三元”：一个是“开元”。开元十五年左右，是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盛唐诗歌形成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声律与风骨兼备”，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高峰；另外一个是“元和”。“元和”实际指的是中唐，就是白居易、元稹，还有韩愈，还有孟郊，“韩孟诗派”。有一句话叫“诗到元和体变新”，它出现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元和诗歌的发展、对后来的宋诗都有影响；宋诗发展的高峰是北宋的元佑时期，就是苏、黄为代表的“元佑”，也就是“三元说”中的第三个“元”。“三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三元”当中，“元和”又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陈衍提出的第二点很有影响的观点是，他主张“学人之诗”。唐诗是“诗人之诗”，而宋诗是“学人之诗”，这个“学人”就是学者。这一点，也是宋代的作家和唐代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到宋代作家的人文修养、文化修养，甚至包括艺术修养，都高过了唐人，归结到一点，就是宋代诗人的学养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有的人提倡作家的学者化，其实早在宋代作家就已经是学者化了。学者化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理性的、理智的东西太强了，这样往往会抹杀掉一些诗意的东西。陈衍看到了这方面，所以他主张诗歌创作，最好是要把“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合二为一。

陈衍还有一个观点，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关于宋诗的精华在什么地方。过去对宋人的评价，都是以苏东坡作为宋诗的代表的。而苏东坡的主要成绩是他的古体诗，古体诗当中又主要体现为以文为诗——诗歌创作的散文化。所以，更多地认为宋诗写得好的是古体，特别是“七古”，它的精华部分是在那一部分里面。但是陈衍提出来——他在《宋诗精华录》里面认为，宋诗的精华不在古体诗而在近体诗。根据他的说法，真正能成为宋诗的代表的，最典型的应该是黄庭坚，应该是陈师道。他的这种观点就认为宋诗的发展如果要说以之为诗，可以说是从欧阳修开始，然后到苏东坡达到顶峰。如果是从近体诗歌的创作来说，应该是宋诗在近体诗创作当中，也自有自己的特色；而自己的特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王安石开始到黄庭坚完成的。

后来的朱自清、程千帆一直到钱钟书先生，他们对宋诗的看法大体上、总体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涤受陈衍的影响。当时和陈衍有一个直接对抗的是柳亚子，柳亚子的南社。南社就是主张诗学盛唐。实际主张诗歌创作学习唐人并不是从南社开始的，明人学唐有句口号叫“诗必盛唐”，诗歌就是盛唐的好。

另外，有个问题我再提一下，因为涉及宋人是否懂形象思维的问题。对宋诗的讨论，不论是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人对于宋诗的说法来展开的。严羽《沧浪诗话》当中提到宋诗的时候，他认为（严羽也是宋代的人）本朝人是以文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那么这三个方面就被认为是宋诗的特征。《沧浪诗话》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提倡“别材”“别趣”，提倡“妙悟”，提倡“兴趣”。“妙悟”和“兴趣”，就是指的诗歌创作应该靠直觉，诗歌应该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应该有神韵。用这两条来衡量，唐人的诗歌是最符合他这个标准的，所以他提倡要学习唐人，以盛唐为法；而对宋代的诗歌，他讲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就是对宋诗的批评。把严羽对宋诗的批评作为宋诗的特点来看待是否妥当，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宋诗与唐诗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主要的观点有这么几点：一点是，认为宋诗和唐诗的不同，就是人文意象占主导地位。古典诗歌的意象，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然的意象，就是日月星辰、山川风物，自然界的意象；另外一种意象是人文的意象，就是历史文化遗存的意象，这种人文意象更多体现在典故的运用上。所以，宋诗的一个特点是用典比较多——这并不是说它没有自然意象，但是自然意象在宋诗里面不占主导地位。这被认为是宋诗的一个特点、一个特征。

第二点，认为宋诗的文化的蕴涵、艺术风格和唐诗不一样。这个观点主要认为宋诗是宋代文化的产物。研究宋代文学、宋诗、宋词的人，都喜欢引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认为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到了赵宋王朝便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这个成熟不仅反映在文学领域，也反映在哲学上、历史上。历史方面有《资治通鉴》这样伟大的著作出现；哲学方面，有朱熹这样的哲学家出现；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宋代占了六家，宋诗也还可以，还有宋词；宋代的文人画、书法也是这样。所以，唐宋诗的区别，就是宋代文化与唐代文化的区别。

第三点，大家认为，宋诗的成就、特点，就在于它和唐诗不一样，这也是它高出元诗和明诗的地方。因为实际讲诗歌创作，虽然说“诗必盛唐”是明代提出来的，但元代的诗人就开始强调诗歌要学唐人了。但是学唐人学得再好，你会超过李白、超过杜甫吗？艺术贵在创新，没有自己新鲜的、独特的东西，在艺术史、文学史上就留存不下来。宋诗不管怎么说，跟唐诗不一样，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外，还有一点认为，宋诗从整体上来说，它追求一种格调，风格典雅。宋诗的美，是一种什么美呢？我们提出一个观点，是一种老境的美，就是渐入老境。老境的美就是一种平淡的美，是老树著花的美。所以，宋诗的这种代表，像黄庭坚，他的风格就是一种瘦硬的风格。瘦硬就是他尽量避免用很多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形容、比喻这样的词句，尽量避免用华丽词藻。比较华丽的词藻往往是在人的感情比较丰富的时候用，而宋诗里面没有这种，它都是比较平淡的；而且，从苏东坡开始到黄庭坚，他们都把平淡作为了诗人诗歌创作风格成熟的最高标志。

唐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据了最光彩的一页。宋诗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宋诗和唐诗相比，也有创作风格的不同。

（1）唐诗善于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的方式出之，以情韵取胜；宋诗则多喜说理，尚议论，以理趣见长。

（2）唐诗多以强烈的激情去感受现实生活，重视生活感受的直接抒发和描写，显得浑厚博大；宋诗多以冷静

的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以方学为诗”比较喜欢用典，书卷气较浓，显得委曲精深。

（3）唐诗语言流丽；宋诗则往往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引入诗中，结构手段，叙述方法和语言风格具有散文化倾向。

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概括简单概括了两者的特点：

唐诗和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法和诗歌。它们不同之处在于：

唐诗主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诗喜说理，崇尚议论。唐诗多含蓄；宋诗多直露，言尽意亦尽。唐诗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写和抒发；宋诗的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唐诗总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则多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由于这些原因，宋诗比唐诗好学。唐诗靠灵感，宋诗靠才学；才学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灵感却不能勉强。唐诗靠感性，宋诗靠理性；理性可以深思熟虑获得，而感性（形象思维）却比较难于捕捉。而且，清代学宋者并不排斥唐诗，往往还由宋窥唐，故用力较易，又不致造成粗犷肤廓之弊。因此，宗宋往往比宗唐获得的成就要大。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分析了二者一脉相承性：

事实上，从中唐开始，唐诗就有向日后的宋诗演变的趋势。而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杜甫、韩愈对宋诗的启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清人则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叶燮《原诗》卷一）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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