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说，东汉、唐、明三朝，是中国历史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时期。自东汉中期以后，多由幼主临朝，政权多落入皇太后为首的外戚之中。皇帝成年后，不甘于外戚专权局面，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政变，这样，宦官在皇帝支持下形成政治集团而操纵政权。由于宦官没有社会基础，没有政治才干，因而导致政治更加腐败。比较正直的文人官吏和外戚集团起而反对宦官，宦官在皇帝支持下进行反击和镇压，因而导致了党锢之祸，使东汉统治日趋腐败，政局更加混乱。

唐代宦官专权是从唐中期开始的。安史之乱后，宦官因拥立有功而权力增大。后来又直接掌握了兵权，宦官开始干政。

明代自永乐帝后，宦官权势开始增强。因为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皇帝为强化权力，而通过宦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控制。明代的特务机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宦官控制的；宦官还控制着一些经济部分的实权，比如担任税监，去各省为皇帝聚敛钱财，充实内库；宦官通过充任监军等职务，外放到各地边军，监视和掣肘各地军方实力派。正因为宦官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权势极大，所以明代宦官专权的程度和危害也更为严重。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的大宦官。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时期的著名宦官。赵高是赵国人，出身卑微。其父因犯重罪，不仅自己被处以宫刑，而且也连累其母罚没为官家奴婢，后来其母与人野合而生下赵高。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大规模充实后宫，嫔妃多达万人。庞大的后宫需要众多的服务人员，阉割去势的宦官由此广泛使用于宫廷，宦官制度逐步完善。当时为了补充后宫服役者的队伍，一些战败国的宦官也与宫中美女一样作为“战利品”归入秦朝宫廷。赵高就是在秦灭亡赵国后，作为阉宦被掳入秦的。由于他身体强壮，又粗通法律，很快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东郡落下一块陨石，上书“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大字。不久，秦始皇的使者从关东夜经华阴时，突然有人持玉璧拦住使者说：“秦始皇今年将死！”然后放下玉璧倏然而去。连续发生的不测之事，使秦始皇深感不安，急忙命人占卜，卦辞说只有外出巡游方可化凶为吉。秦始皇听信了术士之言，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出京巡游，次子胡亥及丞相李斯陪同左右，赵高以负责皇帝乘舆的中车府令身份随驾出行。当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时，秦始皇突患重病。他自感时日无多，急令赵高给长子扶苏发诏书，让其把所属部队交由大将蒙恬掌管，然后迅速赶往咸阳办理后事并继承皇位。诏书尚未送出，时年五十岁的秦始皇即病亡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县西北）。丞相李斯认为贸然宣布秦始皇的死讯恐怕会引发全国的混乱，决定秘不发丧，而命令车骑加快向咸阳进发。“秘不发丧”为赵高实施偷梁换柱的冒险计划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他深知为人正直的长子扶苏一向对自己不屑一顾，手握兵权的大将蒙恬又与扶苏关系亲密，蒙恬的弟弟蒙毅更在言谈举止间时常流落出对自己的厌恶。相反，胡亥却跟随自己学过书法与法律，一旦胡亥能够继位，自己必将得到重用。赵高思来想去，决定冒险扣留秦始皇遗诏，进而谋划胡亥继位，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目的，赵高首先鼓动如簧之舌争取到大权在握的丞相李斯的支持，然后与李斯、胡亥一道，诈称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恶毒地伪造了令扶苏与蒙恬自杀的遗诏。为人忠厚的扶苏与三代功臣蒙恬接到诏书后被迫自杀，稀里糊涂地成了赵高“沙丘之谋”的牺牲品。

偷梁换柱得逞后，赵高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咸阳，随后向天下宣布了秦始皇驾崩的消息，胡亥宣布即皇帝位，称秦二世。赵高作为拥戴秦二世上台的头号功臣，理所当然受到了胡亥的宠信，被任命为郎中令，身居列卿之位，成为朝中的实权人物。为了堵住众大臣与诸皇室公子对矫造诏书的怀疑与不满，赵高与胡亥对众人展开了残酷无情的诛杀。继扶苏、蒙恬之后，蒙毅、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大批功臣都纷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而且还有难以数计的人被株连。与此同时，赵高与秦二世对皇室诸公子、公主也不放过，十二位公子“戮死咸阳市”，“十公主死于杜”，公子将闾在被逼自杀前仰天大呼“我无罪”，然后与其兄弟三人流着眼泪拔剑自杀。自此以后，大臣凡是进谏者均以诽谤罪论处，更有甚者，百姓面色不好也要治罪。整个国家，人人自危，天下处于一片恐怖之中。

每杀死一名大臣，赵高便安插自己的亲信补缺，很快许多要职都为赵高的亲信所把持。在赵高的愚弄下，本来安于享乐的秦二世更加纵情酒色、怠于政事，进而为赵高胡作非为、欺上瞒下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朝廷统治腐败，百姓的赋敛、徭役相当沉重，加上阿房宫之类庞大工程的修建更使民穷财尽，陈胜、吴广起义随之暴发。可秦二世在赵高的蒙蔽下对岌岌可危的局势一无所知，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

秦二世荒淫愚昧，而手握重权的丞相李斯还是清醒的。李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及其后建立封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因而备受秦始皇的重用。李斯又是“沙丘之谋”的参与者，秦二世对他颇为宠信。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李斯基于对秦朝统治的忠心，曾多次上书进谏但毫无成效。赵高一方面担心秦二世了解朝局后会追究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将李斯视为其专擅朝政的唯一障碍，因而便把矛头对准了他。对秦二世的性格了如指掌的赵高设计了一个陷害李斯的绝妙圈套。他先对李斯说，如今盗贼猖狂，我很想劝谏皇上，但因为皇上深居皇宫，我没有劝谏的机会。李斯也表示自己很想找机会劝谏皇帝。赵高表示他负责给李斯制造劝谏的时机。于是，赵高特意找一些秦二世玩兴正高、最烦人打扰的时机让李斯进谏，如此再三，二世开始与李斯产生了嫌隙。赵高见时机一到，就诬蔑李斯因未能分土称王而心存不满，诬蔑李斯的儿子与陈胜等起义军有关连。秦二世偏听偏信，赵高又操纵了对李斯的刑讯过程，最终如愿以偿地把李斯父子腰斩于刑场，李斯三族以内的人也因受株连而被尽杀。

赵高杀死李斯后，官拜中丞相，事无大小都由赵高裁决。起义军距咸阳已不足百里时，秦二世才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他任少府章邯为统帅，率在骊山服徭役的二十万刑徒强行编入军队，用以镇压起义军。这些缺乏训练，又深怀不满的刑徒们一击即溃，章邯率军投降，秦王朝的武装基本瓦解。

面对秦王朝即将垮台的危险局面，当权者赵高不仅不思挽救之策，反而想乘势取秦二世而代之，进而体验一下帝王之尊的荣耀。为了检验群臣对他篡位的态度，他导演了一出历史上有名的“指鹿为马”的丑剧。

有一天朝会，赵高牵来一只鹿献给二世，并说这是马。二世以为赵高开玩笑，询问左右大臣。大臣们慑于赵高的淫威，有的说是马，有的沉默，也个别的说是鹿。事后，赵高把说鹿的大臣都杀死了。从此，赵高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伎俩层出不穷。

农民起义已严重危及到秦朝的统治，怠于政事的秦二世对此有所察觉，对长期专权的赵高产生了不满。坏事做尽的赵高害怕二世追究他的过失，决定先下手为强，利用自己掌握的宫内外大权派亲信强迫秦二世自杀，然后操纵政局，欲立秦二世之公子子婴为秦王。

秦王婴认识到赵高的险恶用意，经过周密的策划，在赵高督促其到宗庙受玺的时候，令早已埋伏好的手下人挥剑杀死了赵高，结束了赵高罪恶滔天的一生。随后子婴素车白马，手捧玉玺向刘邦投降，至此秦朝灭亡。

西汉兴起时，沿用秦制，设立中常侍官，然而也引用士人参与其选。

直到吕后以女主称制，让宦官担任大谒者等职，出入卧内，受宣诏命，其任甚重。其中，宦官张释劝吕后给吕家人封王，得到吕后的奖赏，于高后八年（前180年）春被封为建陵侯；此外，各个中官(宦官)、宦者令、宦者丞皆封关内侯，食邑五百户。吕后给多个宦官封侯，开启了汉代宦官封侯的先河。同年，吕后病死，张释等宦官的侯爵被剥夺，其封国也被收回。吕后试图以此培养宫廷势力对抗以丞相为首的功臣列侯集团。但吕后主观地分封宦官为侯，直接损害了刘氏诸侯王和功臣侯集团的利益，打破了自高祖、惠帝以来所形成的皇权、功臣侯集团、同姓诸侯王三者之间的平衡局面，导致了西汉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加剧。

汉文帝时，有赵谈和北宫伯子两名宦官，经常得到文帝的亲幸，宦官赵谈凭借汉文帝的多次宠幸，便意图谋害忠臣袁盎，袁盎很担心，便趁着赵谈与汉文帝同车外出时，俯伏车前说：“我听说与天子一同乘车的都是天下英豪。如今大汉虽然缺乏人才，陛下奈何只与刀锯之余(受过阉割者)共同乘车？”汉文帝笑着让赵谈下车，赵谈便哭着下车了。

汉武帝时，多次在后宫设宴，或到离宫游玩，大多让宦官主管奏请机密事务，并开启了让宦官掌管尚书(主管群臣章奏等文书)的先河，称之为“中书谒者”，同时设中书谒者令、中书谒者仆射。武帝时伴随着皇权的增强，宦官势力进一步发展，活跃于内朝，武帝设置中书谒者令，以宦官充任，出纳诏令及掌管内朝机要。中书令的设置，从制度上来说，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的先河。这是两汉宦官制度史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为后代宦官专权提供了范式。

汉宣帝时，沿用汉武帝让宦官担任中书官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宦官弘恭、石显弄权之祸(宣帝因之,遂基恭、显之祸)。当时，宦官弘恭、石显二人长久掌管中央政权的机要部门。于是，贤臣盖宽饶上书反对宣帝任用中书官(宦官)，而宣帝不但不听，反而下令逮捕盖宽饶，导致盖宽饶挥刀自杀，众人莫不哀怜他的慷慨悲壮之举。

汉元帝即位后，由于病重缠身，难以亲政，便把大小政事全都委任宦官石显决断，以至于宦官权倾朝野，百官都恭敬奉事宦官石显。而宦官弘恭、石显奸佞阴险，酿成萧周之祸，损害汉元帝名声。萧望之知道宦官弘恭、石显专权邪辟，奏请汉元帝罢黜中书宦官。汉元帝不听，萧望之因此得罪了弘恭和石显，最后被弘恭、石显二人陷害自杀，其同党周堪、刘更生也都被弘恭、石显废黜并禁锢。不久，中书谒者令弘恭病死，中书谒者仆射石显继任中书谒者令。后来有四位大臣一同在汉元帝面前弹劾石显，石显便搜罗他们的罪名，将他们全部杀害。后来郑令苏建截获了石显的私书呈奏汉元帝，却被石显以其他事处死，从此公卿大臣都畏惧石显。史学家吕思勉指出，弘恭、石显乱政的现象虽然是在汉元帝时出现的，但任用他们的实则是从自汉宣帝开始，西汉的衰乱，不得不归咎于汉宣帝的贻谋不成功。

汉成帝即位后，将宦官石显迁任为长信中太仆(掌长信宫皇太后车马)，自此石显失势，丞相御史上奏石显恶行，于是石显的党羽均被罢黜，石显与妻子被放逐故郡，忧满不食，中途病死，那些靠巴结石显当官的人，也都被废黜。同时，汉成帝还改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并罢黜中书谒者仆射，恢复让士人掌管尚书，结束了宦官弄权之祸。

东汉时期，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参政始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大多是年幼即位，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而这必然形成与外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

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并制造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败坏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汉桓帝即位后，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除掉梁冀，他们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千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唯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

“五侯”失势后，侯览、苏康、管霸等又成为新的一轮炙手可热的宦官。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而大多数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趋黑暗，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面对宦官专权的局面，以正直官员李膺、陈蕃为首，形成了一股讨论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潮流，并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李膺时任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以杀孕妇取乐，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宦官们因为惧于李膺的威势，行为收敛了不少，连休假时也不敢走出宫门。但心狠手辣的宦官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而是时刻寻找除掉李膺这个眼中钉的机会。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曾给桓帝占过卦，与宦官也颇有来往。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串通一气，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并在全国各地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宦官们趁机公报私仇，乱捕良民，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但有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等人。太尉陈蕃因为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等人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于公元167年赦免了李膺等二百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

汉桓帝死后，窦太后及其父窦武迎立汉灵帝即位。当时灵帝年仅13岁，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扶持左右。窦武与陈蕃都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因而密谋铲除宦官。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他们杀死了在朝中专权宦官管霸、苏康二人。窦武还曾计划除掉大宦官曹节等人，但因事机不密被宦官们知悉。曹节等人见势不妙，急忙率人入宫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假传圣旨，派兵捉拿窦武。窦武慌忙避入军营。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纠集千余兵马围攻窦武，最终斩杀窦武及其宗亲、宾客，窦太后随之被囚禁。陈蕃得知曹节等宦官矫诏捕杀窦武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弱，召集属吏和学生八十余人持刀冲入承明门，正被捕杀窦武回宫的宦官王甫遇到。陈蕃因寡不敌众而遭杀害。

窦武、陈蕃被害后，宦官自行封赏、加官晋爵，完全控制了东汉的朝政。灵帝即位之初年少无知，重任宦官。成人后又耽于享乐与敛财，宦官们投其所好，朝政之混乱与腐败可以想见。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家人在其家乡山东无恶不作，山东名士张俭上书弹劾。气急败坏的侯览指使无赖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图谋造反。不明所以的灵帝下诏追捕张俭等人。张俭逃亡途中受到了多人的收留然后成功出塞。宦官们借此大肆捉拿张俭党人，凡是帮助张俭逃跑的人都被列入党人的行列，受牵连者甚众。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拓跋部，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过着游牧的生活。其后拓跋部走出高山深谷，到达匈奴故地。西晋末年，占居了今河北、山西一带，并在什翼犍统治时，频繁地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疆域不断扩大。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公元42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时，北魏已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政权。

然而北魏政权乃因势而兴，典章未备，宫内宦官遂乘机作乱。先是权阉宗爱杀死了太武帝拓跋焘及继任的吴王拓跋余，从而开创了历史上太监弑帝害王的恶劣先例。后来又有权阉刘腾废后戮相，并专权擅政，显赫一时。

北魏时期的另一个著名权阉是刘腾。刘腾，字青龙，北魏宦官。本是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城的普通百姓，后迁居南兖州的进郡（今安徽亳州）。幼时因罪被阉，入宫做了宦官，补小黄门。刘腾自幼入宫，从未读过书，只不过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因善于观察，心藏计谋，能通解人意，由是特蒙恩宠，很快由小黄门转补中黄门。

此时，正值孝文帝拓跋宏变夷从夏、变礼从华的关键时期。孝文帝的改制从一开始就遭到一部分保守的拓跋贵族的反对。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太子拓跋恂乘孝文帝巡幸嵩岳之机，企图回平城发动叛乱，被大将元微所阻。惊骇万分的孝文帝火速从汴口折返，召太子责问，亲加笞杖。后将其幽禁在金墉城的西别馆。太子拓跋恂素来懒惰，体态肥壮，受此打击，卧病在床。余怒未息的孝文帝召群臣共议把太子废为庶人，此后仅供其不致饥寒的食物。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对改制的鲜卑贵族穆泰、陆睿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发动兵变。孝文帝急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镇压，将二人拘捕在平城狱中。孝文帝亲往审讯，诛杀穆泰，赐陆睿自尽。还至长安，又接中尉李彪密报，称废太子拓跋恂内外勾结，意图谋反。勃然大怒的孝文帝派咸阳王元禧与中书郎邢峦，奉诏强迫太子恂饮鸩而死。

内祸已除，孝文帝继续其统一大业。次年他即发兵二十万进攻南齐，并很顺利地攻下新野、南阳、樊城等地。当大军停在悬瓠一带休整时，宦官刘腾自洛阳宫中匆匆来报，称有机要秘事求见。惊诧万分的孝文帝随即召见。刘腾所报有两件大事，一是洛阳局势紧张。当日孝文帝出征时留尚书任城王元澄居守，太尉李彪、仆射李冲加以辅作。其中出身卑微的李彪本是由李冲推荐才得以担任太尉职位的，但此时偏偏与李冲意见不合，专权恣事。李冲盛怒之下把李彪私自关禁在尚书省内，并上书历数李彪的罪过，请求孝文帝将其处死。二是宫闱失德。孝文帝的皇后冯妙莲与中官高菩萨淫乱中宫，乌烟瘴气。对李冲与李彪之事，孝文帝认为二人行事皆有过错，但李彪罪不至死，可以撤职了事；而对皇后失德的密报，孝文帝则半信半疑。几日后，皇妹彭城公主忽然又从洛阳城冒雨前来求见。颇感蹊跷的孝文帝慌忙召见皇妹，了解皇后与宫中事宜。

孝文帝皇后冯妙莲风采照人，妩媚艳丽。十四岁入宫，深得皇帝宠爱。未几身患疾病，被文明太后遣出宫外为尼，一年后，太后去世，一直挂念妙莲的孝文帝把她接入宫中，宠爱如初。当时孝文帝的皇后是冯妙莲的妹妹冯媛。冯媛端庄秀丽、文弱娴静，但对孝文帝改制中所提倡的说汉语、穿汉服之事颇不以为然，因而难以讨得孝文帝的欢心。加之冯妙莲因决心登上皇后的宝座而不顾姐妹的情分时常诋毁妹妹，最终使冯媛由皇后而被废为庶人，被迫到瑶光寺出家做了尼姑。冯妙莲于第二年，即公元497年，在孝文帝南征前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朝思暮想的皇后。

皇上领兵在外，在后宫做主的新皇后冯妙莲水性杨花的本性又显现出来。她与中官高菩萨一拍即合夜夜寻欢作乐，并在阉宦双蒙等的帮助下，淫乱宫闱。此种丑闻不久即传入朝中大臣耳中。年少寡居的彭城公主被冯妙莲不学无术的弟弟冯夙看中，冯妙莲逼公主于择日成婚。无奈的公主率几个婢仆秘密出宫，赶往皇帝军中，合盘端出了皇后与高菩萨的奸情。两相印证后孝文帝相信了刘腾的密报，遂提拔刘腾为冗从仆射，但皇帝因急怒攻心病倒在军中。

冯皇后得知刘腾与彭城公主把自己的丑行密告了皇帝后，忧惧之中忙与母亲常氏商讨对策。俩人求托女巫，诅咒孝文帝速死，并希图援引文明太后故例，另立少主临朝称制。同时为了侦探孝文帝的情况，多次派心腹双蒙到军中探望孝文帝，孝文帝为免打草惊蛇，对宫中之事佯作不知，冯后心中窃喜。

公元499年，孝文帝经周密安排，突然赶回洛阳，一入宫即捕拿高菩萨、双蒙等人，严刑之下两人供出皇后淫乱宫闱、找女巫咒皇帝死等事，把大病初愈的皇帝当即气昏。后派人把皇后传来，从皇后身上搜出一把三寸长的小匕首。顾念旧情的孝文帝在处死高菩萨与双蒙后还是留下了废后冯氏的性命。经此剧变，孝文帝竟致一病不起，临终时下旨：“后宫久乖阴德，自寻死路，我死后可赐冯皇后自尽，葬用后礼，庶可掩冯门之大过。”孝文帝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孝文帝死后，次子元恪继位，是为宣武帝。他先立皇后于氏，后又专宠高贵嫔，并重用高贵嫔的哥哥高肇。于皇后暴毙后，高贵嫔继立为后。貌美如花的高皇后天性善妒，所有的宫嫔妃不许宣武帝召幸。她与皇帝所生的一子一女又皆不幸早亡，以至于及近壮年的宣武帝尚无后嗣。正巧宫中司徒胡国珍的女儿胡妃容色殊丽，据说出生时红光四绕，被术士预言是大富大贵之命。宣武帝宠幸于她，果然产下一子。按北魏旧制，嫔妃所生之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生母就应被处死。胡妃为皇家子嗣计，宁愿身死也不愿堕胎保全性命。性本和善的宣武帝不忍遵守祖制，不仅未赐死胡妃，反而晋升其为贵妃。胡妃所生之子名诩，三岁时立为太子，为防止怀恨在心的高皇后迫害皇子，宣武帝另择乳母抚养、保护。胡贵妃成为高皇后的眼中钉。

唐朝后期，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等禁兵。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

历史学家汪笺指出，唐朝的宦官对于全国的一般具体行政事物，对于财政事物，很少有干预。唐代宦官的专权，对于全国的影响，不像东汉和明代那样严重。

历史学家黄永年指出，唐朝宦官和皇帝的关系只是家奴和主子的关系。中晚唐宦官拥立皇帝、甚至杀皇帝，实际是为了让自己的主子登基为新皇帝以获得新皇帝的宠信，是家奴在参与皇室的内部纠纷，如同旧社会豪门大族里各房的奴婢分别帮助其主子争产业，而并非奴婢的权力真大到可以夺取整个大家族的家产。

如宣宗死后神策中尉准备拥立懿宗时，宰相夏侯孜就曾说“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唐语林》四库本卷七）。换句话说如果宦官要改事别姓，推翻李唐皇室，那就办不到。相反，宦官即使贵为中尉、枢密使，其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还得由皇帝来掌握。首先他们都得由皇帝擢用，条件许可时皇帝也能将他们撤任或诛杀。即使在文宗朝大杀宰相朝官凶焰不可一世的左军中尉仇士良，到武宗朝也被迫退休，死后还削官爵籍没其家。当他退休时，曾向其他宦官传授经验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新唐书》卷二〇七《仇士良传》）这仍是要讨好愚弄皇帝，而没敢说要欺压。当时“每岁樱桃熟时，两军（左右神策军）各择日排宴，只候行幸，谓之行从，盛陈歌乐，以至尽日，倡优百戏，水陆无不具陈”（《中朝故事》），就是博取皇帝欢心的一种手法。这种手法即使对诛讨宦官失败后的文宗仍要使用，只是文宗“意忽忽不乐”，才使“两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技杂遝盈庭，未尝解颜”而已（《通鉴》卷二四五开成元年十一月条）。

唐代中后期，李辅国，第一个跳出来想专权的大宦官，靠讨好唐肃宗，得到机会，但同时分权的还有张皇后，当拥立谁为太子时，张皇后站错了队，于是李辅国又成了拥立唐代宗的功臣，但是第二个月李辅国就被唐代宗贬职发配，数月后被“盗贼”所杀，而且未留个全尸。

宦官直到唐德宗中期以后才又得到重用，因为泾卒之变中，这些宦官着实忠心耿耿了一把，德宗不敢相信大臣却可以相信这群宦官。但要出李辅国第二，机会依然渺茫。 直到唐顺宗即位，用了王叔文搞改革，要知道搞改革的最得罪人了，还尽得罪既得利益者，以太子为首的反王叔文的集团形成，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在宫里最容易活动，唐顺宗又是个全身瘫痪的植物人，被逼退位，太子即位，这就是唐宪宗。唐宪宗夺权，宦官立了功，大为重用，但是宪宗时期的宦官反而更像唐明皇时的杨思勖和高力士了。俱文珍因为其他宦官表现优秀后来居上，他反而失宠了，郁郁而终，实际上他算幸运了，历史证明：越是权势大的宦官，死得越惨。

宪宗晚年又遇到了太子的问题，郭妃是郭子仪的孙女，不论后宫还是朝堂，都形成了极强的势力，她的儿子不即位是不行的，但宪宗就是不想被牵制，也不喜欢这个儿子，最后儿子逆袭老子的故事就上演了。一些新晋宦官又投靠了新主子，郭妃（后来变郭太后了）集团在宪宗最后那年主导了一切。唐宪宗并非王守澄等宦官所杀。纵观元和一朝掌权的宦官无一不是宪宗的心腹而提拔上来的，宪宗的信任和威信是宦官的绝对保障。果然等宪宗一死，元和朝的宦官除了依附太子唐穆宗的以外都尽数被诛灭。

唐穆宗短命，死了就是他长子唐敬宗即位。唐敬宗昏庸，只关心自己的玩乐。当权宦官是王守澄。而刘克明等宦官却只有扳倒王守澄才有活路，唯一可行的只有拥立新君，自己才能凭功劳翻身。反正天下人都不看好唐敬宗，杜牧写《阿房宫赋》讽刺唐敬宗有秦二世的潜质。于是刘克明等人趁敬宗外出打猎醉酒时发动突袭杀死了唐敬宗。可惜刘克明要拥立的人是绛王，自然敌不过拥立敬宗二弟的王守澄，因为更合法度。王守澄派兵剿灭了刘克明等人。敬宗的二弟唐文宗登基了。

唐文宗用大臣李训、郑注，整倒了宦官陈弘志、王守澄。因为大臣李训、郑注开始争功，发展成势不两立的局面，仇士良才有了活路。仇士良眼见一代大宦官王守澄被唐文宗拔掉，毒死暴毙于途，又险些在甘露之变中做了糊涂鬼，已经极端恼怒疯狂，宦官迎唐文宗回宫，杀吏卒及民上千人。但是“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却不敢废掉唐文宗。上有郭太皇太后，下有忠直大臣，在各地还有打着勤王旗号的藩镇。唐文宗在甘露之变后依然可以任命李石、郑覃为宰相，反击宦官的攻势，甚至京兆尹薛元赏也敢公然与仇士良硬碰硬，稍后昭义节度使也声讨宦官。到唐武宗时期，仇士良就被整倒了。

到了唐朝末期最后的两位皇帝唐僖宗、唐昭宗时，宦官田令孜、杨复恭终于真正做到专权了，但是这时唐朝的藩镇彻底闹大了，唐朝朝廷的权力已经被唐朝藩镇分的没剩多少了，唐朝宦官对全国的作用与影响，远远不如明朝那些干政的宦官。

唐僖宗喜欢玩乐，田令孜就把唐僖宗伺候得舒服，可惜黄巢之乱打破了美梦。过了几年苦日子的唐僖宗终于成长了一些，加上田令孜诱发藩镇大战，他就彻底抛弃了田令孜，田令孜逃跑被节度使王建所杀。之后是杨复恭，这个人没田令孜那么张扬，但毕竟是个宦官头子，新即位的唐昭宗只要是见了宦官就痛恶不已，正应了仇士良的话，读书多了就不妙。唐昭宗弄死了杨复恭。至于刘季述，唐昭宗的时候，唐朝已经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各地藩镇真正崛起，刘季述也无权可专了。

在唐朝唯一做到废立皇帝的宦官是刘季述，但是刘季述仍然失败了，唐昭宗很快复位，刘季述被杀。而且这已经是公元898年以后的事了，当时全天下早已大乱，各地称王者不记其数，刘季述也没什么权力可专了。宦官刘季述迎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之命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登基。后来，宰相崔胤联合禁军将领孙德昭发兵打败了刘季述，昭宗复位，刘季述被乱棒击死，弃尸于市。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风流才子式的皇帝，文词、书画双绝，但耽于享乐、重用宦官、盘剥百姓、轻启战端。宋徽宗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昏庸皇帝之一。在他执政的时期，宦官势力极为猖獗，他所宠信的两大宦官童贯与梁师成虽无宰相之名，却皆有类于宰相的权力，被称之为“媪相”与“隐相”。被称为“媪相”的童贯少年时即入宫做了宦官。其父是一位书画收藏家，家中有许多古玩字画，这对于喜爱书画的徽宗来说都是宝贝。童贯投其所好，多次献画赢得了徽宗的赏识。徽宗于杭州专设访求古玩与书画的明金局，委托童贯担任供奉官。在杭州时，童贯开始与后来掌权的蔡京勾结。蔡京擅长书画，号称天下第一书法高手。他把购得的或亲作的书画作品贡献给皇帝，也博得了专好此道的徽宗的赏识，加之童贯等人的推荐，蔡京轻易地被任命为宰相。自此，开始了童、蔡二人互为表里，为害朝廷的行径。

公元1103年，宋朝对西夏用兵，蔡京推荐童贯为监军。这也是北宋宦官染指兵权之始。由于作战的将军指挥有方，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童贯贪天之功为己功，得到升迁。童贯与蔡京还利用徽宗崇信道教，把方士引入宫中，在讨好皇帝的同时，借方士之口，美化自己。徽宗统治时期，童贯在苏杭设造作局，把奇花异石进献给皇帝，新进花石通过运河和汴河运进京城，称为“花石纲”。奇花异石一旦被宦官们看中，百姓被迫凿墙拆屋、掘地数尺。花石纲进京后，童贯等宦官又负责在皇宫以北修建华丽奢侈的延福宫。

童贯、蔡京与所有的奸臣一样，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影响最大的是把司马光、文彦博等一大批名声远播，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正直官吏列为奸党，并御书刻石于端礼门，称“党人碑”。生者贬斥，已死者剥夺谥号官位，其子弟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对宋朝统治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童贯与蔡京任人唯亲，凡是反对他们的都冠以“党人”的旗号，或贬或杀。童贯与蔡京公开地卖官鬻爵，人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权倾朝野的童贯之流，把北宋的统治搞得乌烟瘴气。其灭亡也是指日可待了。

童贯与蔡京所把持的宋徽宗的黑暗统治，终于酿成了声势浩大的方腊大起义。方腊起义得到了人民的响应，短时间内控制了浙江六州五十二县。大惊失色的宋徽宗急派童贯为宣抚使，领兵十五万镇压农民军。卑鄙的童贯软硬兼施，一方面代皇帝下令停止花石纲等民愤极大的工程，发布文书招抚起义军。同时又派重兵镇压起义军。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加之童贯运用了收买、偷袭等狡猾的招数，起义军很快被童贯所率的大军所击溃。方腊等农民军将领英勇就义。童贯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纵兵杀掠，杀害军民近百万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然而童贯因镇压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太师。

书宦王振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因此，明初对宦官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朱元璋去世后，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继而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皇位，宦官在其中曾起到不小的作用，因而他对宦官多所任用，宦官的地位也逐渐有所提高。到明宣德年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能够通古晓今，拟旨援笔立就。每当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皇帝便会让侍候左右的司礼监太监替他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司礼监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逐渐凌驾于内阁之上。伴随着宦官权势的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是山西蔚州人，入宫前就曾读过书并当了几年的教官。据称其任职数年，毫无建树，为逃避罪责而自行阉割入宫，后来被派到东宫，陪太子朱祁镇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对王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而不名。王振也深知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因此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此时的司礼监太监已是位高权重，并时常代皇帝批朱。但时任掌印太监的刘宁偏偏不识字，明宣宗因见王振娴于文墨，便常让他代笔。后来宣宗考虑到刘宁不识字是个大问题，便另任其别职，由王振取代他任司礼监掌印太监。

西厂汪直

（15世纪－1487年），是明朝成化年间的知名宦官，首创西厂，广西桂平西北大藤峡人，瑶族。

汪直初为宪宗宠妃万贵妃身边的小内侍，后被委派伺察刺事而受到信任。

成化十三年，汪直得到明宪宗的宠信领新设特务机构西厂，权势远在锦衣卫和东厂之上。成化十五年，宪宗又诏令汪直训边，得以监管指挥九边兵马。而与万贵妃垄断朝纲，时人戏称“天下只识汪太监”。汪直揽政期间，独掌西厂，爪牙遍布全国,任意罗织罪名,屡兴大狱，肆意横行，士大夫“益俯首事直，无敢与抗者”，“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

内阁首辅商辂陈汪直十一罪，并说服内阁大臣万安、刘珝、刘吉等内阁重臣，加上九卿项忠等亦弹劾汪直，兼之宪宗在太监阿丑做一场《醉酒》戏突显汪直权大，宪宗知其意，当日罢黜西厂。虽然汪直不再掌管西厂，但仍然受宠，遂诬陷商辂收授指挥杨晔贿赂，而御史戴缙再次歌颂汪直功劳，请恢复西厂，商辂于是力求离去。商辂既去，士大夫更加俯首侍奉汪直，没有再敢与之抗者了。

明宪宗时期，皇帝昏庸，万贵妃势大，汪直因受到万贵妃信任权势熏天，为其在宫内宫外的耳目。官员们害怕它，以至于见到他要下跪磕头。民间舆论称这一时期：“只知有汪直，不知有天子。”

立地皇帝刘瑾

被人称为“立地皇帝”的刘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阉。他在明武宗统治前期完全操纵了明朝的大权，擅权乱政、排斥异己、祸国殃民，胡作非为之事不可胜数。

公元1505年，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刘瑾在武宗做太子时就备受宠信。武宗上台后耽于享乐，疏远托孤重臣，宠信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八位宦官，这八位宦官得以欺上瞒下，任意妄为，成为为祸人间的“八虎”。

凶狠狡诈的刘瑾是“八虎”之首。刘瑾专搞一些声色犬马的勾当，投武宗之所好。胸无大志、厌倦朝事的明武宗乐得逍遥，对大臣们费尽心机书写的奏折，仅画上“闻知”二字，再无回音。武宗在刘瑾等人的纵容下纵情淫乐，连例行的上朝之事也行同儿戏。刘瑾被升为内官监，总督团营，控制了兵权，为其后的专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祸民矿监税使

明朝的万历皇帝特别热中于钱财的积累，是历史上有名的唯利是图的皇帝。万历年间皇宫一连发生几次火灾，迫切需要大兴土木、重建宫室。再加上皇室挥霍无度及由边境吃紧而导致的军费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为了积聚尽可能多的钱财，万历皇帝到处搜括，并借用宦官“开发”了许多赚钱的门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许多地区的经济都非常繁荣，万历皇帝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明火执仗地掠夺财富，由此，宦官在经济领域内横行肆虐，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派往各地的宦官通常采取如下手段控制国家经济命脉：

其一，干预税务征管。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其二，宦官督查矿业开采。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间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其三，宦官控制了国家的岁办、采办、皇店。岁办指各地每年上贡的土特产。采办是根据皇室需要向地方征纳、采购和督造的物品。宦官们担任岁办、采办的督造之职，对业主们百般刁难。如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户、苏州的织户，都因为宦官的勒索而无利可图，进而关门歇业。孙隆督造浙江，数年内即盘剥机户数百万。皇店是皇家开的由宦官经营的商店，其收入归内库。宦官们把皇店作为自己发财的途径。他们以经营皇店为名，开设私店牟取暴利。这种依仗国家势力进行的垄断性经营，对民间的商业活动危害更大。

其四，宦官经营仓储。明代仓储有中央和地方两种。宦官们逐渐控制了对仓储的管理，并巧立名目。如规定商人交物品时需要包装物品，以防物料损坏。宦官们提高包装物品的费用，有时商人支付的包装费超过物料的价值。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瀚曾上书揭发：“商人每年纳钱粮，都苦于宦官收取的铺垫，有许多富余之家，竟因铺垫而破产，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悬梁者，也不在少数。”贪污仓料也是宦官们敛财的重要手段。

九千岁魏忠贤

“万岁爷”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有称谓，王公贵族有时被称为千岁。作为一个太监，能被称为仅次于皇帝的九千岁，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一人曾经做得到。

魏忠贤是无赖出身，为逃脱赌债而自阉入宫。魏忠贤大字不识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文盲，但他博闻强记，尤善逢迎拍马，为人更是猜忌残忍、阴险毒辣。皇长孙朱由校的乳母客氏荒淫而狠毒，客氏深知朱由校是未来的皇帝，因此非常卖力。按惯例当皇子停奶后乳母应当离宫回家，但因朱由校过分地依赖客氏，尽管朝臣们多次上奏要求客氏离宫，但善于笼络皇子的客氏还是得以继续留在宫中。甚至当朱由校之母去世后，客氏竟然取代了朱由校母亲的角色。当时明宫中盛行宦官与宫中女子结成假夫妻的行为，称“对食”，魏忠贤即与客氏结成了对食。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客氏备受宠信，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家中子弟被任命为锦衣千户。大字不识的魏忠贤也因客氏的关系而一跃成了司礼秉笔太监。客、魏两人沆瀣一气、横行无忌，共同把持宫中大政，对他们的行径不屑一顾的太监、宫女，包括皇帝的妃嫔皇后，都受到其胁持或迫害。

客氏与魏忠贤的专权与熹宗怠于朝政密切相关。明熹宗生性好动，爱好骑马、泛舟、演练。魏忠贤投其所好，从各地选大批上好的马匹供皇帝骑乘，以至于皇宫成了跑马场。魏忠贤还常带皇帝到北海泛舟，有时自己与客氏充当船夫。魏忠贤还挑选甲士万余人在宫中列阵，宫女与宦官也都加入阵中，早晚操练，号称内操，皇帝如同将军指挥打斗，玩得不亦乐乎。荒废朝政的明熹宗还善于木工制作和土木工程，经常在宫中从事这类工作。对皇帝秉性深知的魏忠贤专挑皇帝专注于木工活时请皇帝示下，皇帝总是不耐烦地把决定权交给魏忠贤，这正好给了他为所欲为的时机。在皇帝的纵容下，掌握大权的魏忠贤忘乎所以，每次出宫都浩浩荡荡，声势浩大，官绅士人则须跪在道路两旁，高呼九千岁。

在熹宗执政初期，东林党人在朝中有很高的地位。叶向高、杨琏、左光斗等东林党人都是朝廷的重臣。东林党人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主张广开言路，实行改良。魏忠贤要达到操纵政局的目的，必须把东林党人赶尽杀绝。他首先指使亲信制造了汪文言案，企图借此罗织罪名，陷害东林党人。时任御史的东林巨子杨琏上奏，疏参魏忠贤为害朝廷的二十四条大罪，其奏章条条有据，义正词严，脍炙人口。但是熹宗深受魏忠贤与客氏的迷惑，不仅未谴责魏忠贤，反而指责杨琏捕风捉影，大胆妄言。

清朝的宦官制度开始于顺治帝时期。康熙皇帝在位时规定由内务府总管宫廷事务，并设立敬事房作为太监的管理机构。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统治之时，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对宦官的约束非常严格。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如吃酒赌博、当差懒惰、口出怨言、混乱行走、言语高声等行为在宦官来说也都是禁止的。乾隆时还禁止太监与外廷官员、王公大臣的来往。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爆发了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宫内太监刘金、刘德才、杨进忠等在入宫前即是天理教徒，他们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刘金等人被杀害。经此变故，清廷对宦官的约束更加严格，规定宦官一经当差，就不准回本主私宅。违者都要严惩，杖毙宦官时有发生。这时，宦官们的地位很低，管束又严，生活困苦，反抗行为也在所难免。

清朝后期，朝廷内忧外患的同时出现了母后垂帘的局面。在母后的支持下，出现了像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之类的大宦官，虽然没有如前朝一样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但这些大宦官们也曾经威风一时。

安德海是清咸丰帝时的太监总管。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安德海与权力欲极为旺盛的懿贵妃相互勾结。适逢咸丰帝病死在热河，遗诏载垣、肃顺等人为顾命八大臣，辅佐皇子载淳。已经晋升“西太后”的懿贵妃企图制服八大臣，实现自己专权的目的，急需联络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安德海献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被赶回京师，正好成为与恭亲王通气之人。安德海还联络了手握京城兵权的胜保等武官对西太后加以支持。在恭亲王与胜保等人强有力的支持下顾命大臣或被杀或被斥，西太后政变成功。

西太后掌权后，安德海又帮助西太后免除了已成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的职务。至此，清廷中已无人能与西太后争锋。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根本不把小皇帝同治看在眼里，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安德海亦步亦趋，不仅不敬畏皇帝，反而经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的坏话。对安德海充满仇恨的同治帝，因为安德海是太后的红人，也无可奈何。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以为太后采办龙衣织料为名，在太后的默许下出宫。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随便出京的，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安德海自恃有太后撑腰，耀武扬威地离开京城，与随从乘坐两条大船，冒名钦差，挂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条幅，顺京杭大运河南下，很快到达了山东的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