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讨论“新权威主义”时，就有论者以新加坡为例论证在发展中国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威权政治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在当时，我也觉得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儒家“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2000年以来新加坡的李光耀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参见李光耀：“An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for Singapore”（《新加坡的企业家文明》）。此文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2002年2月5日的“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的讲演，我们应当加以注意。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人们的政治理念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他们没有意识到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力量在掌握实际权力后很容易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正像《大国崛起》告诉我们的，英国人从17世纪40年代革命后国会军将领克伦威尔以暴易暴、实行军事独裁中汲取了教训，摈弃暴力革命的方式，选择用和平的渐进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在中国，只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灾祸，像顾准这样的杰出思想家才敏锐地意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很容易由于其领袖人物自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和杀戮来实现这一终极目的而蜕变为专制主义。在认识到这一点以后，顾准大义凛然地宣称：“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1973—1974）：《漫谈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哲学杂谈》，见《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文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397、453—454页。

第三，在确定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民主的真正实现。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看，民主政治制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1792—1794年）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体制；另一类则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度。前一种体制由于对最高权力缺乏制约，往往使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徒具虚名，沦为少数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charisma）专政的牺牲品。雅各宾专政后法国陷于社会动乱之中将近一个世纪。当它在19世纪70年代重新建立宪政秩序时，英国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遥遥领先于法国。后一种体制不承认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而是用一整套制衡机制保证公共权力不会被滥用和确保个人自由和宪法权利不受侵犯。

继顾准之后，我国有一大批学者对卢梭理论的演变以及雅各宾“激进的人民民主”和“直接民主”为何必然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领袖专制”作出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参见王元化：《公欲与私欲之间的冲突怎么调和？——研究〈社会契约论〉笔记和对中国历史的反思》，载上海《社会科学报》2003年3月6日；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在以史为鉴、寻求富强之道的时候，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