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13日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1939年9月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当时第一位女钢琴家，并在延安鲁艺任职。

1941年入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任教，并从事音乐研究。

1945年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教员。

1947年任牡丹江鲁迅文工团演出科长、副团长，先后创作《歌唱刘胡兰》、《庄稼人小唱》、《干活好》等一批歌曲和小歌剧。

1948年任东北音乐工作团研究员和儿童音乐班主任。建国后，历任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教授，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等职。

1953年在中央电影局音乐处任职。

1955年，调任上海电影制片厂作曲，先后为《平凡的事业》、《李时珍》、《凤凰之歌》、《春满人间》、《英雄小八路》、《金沙江畔》、《燕归来》等二十余部影片作曲。

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歌咏活动，1939年赴延安鲁艺任职，是当时第一位女钢琴家。解放后长期从事电影作曲。为《小八路》、《凤凰之歌》、《李时珍》、《平凡的事业》等近30部电影作曲，其中《凤凰之歌》、《给解放军叔叔洗衣裳》等影片插曲广为流传。曾经为《李时珍》、《鲁班的故事》、《金沙江畔》、《英雄小八路》、《燕归来》等20多部影片作曲。

1978年为《英雄小八路》创作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获1954~1979年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并由共青团中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1980年获少年儿童音乐作品一等奖。

1980年《我爱我们的班级》获上海《儿童歌声》杂志“小百灵”优秀歌曲奖；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获全国1976~1981年少年儿童歌曲优秀奖。

寄明还创作了《浪花亲我小脚丫》、《花要飘香人要美》等一批儿童歌曲。《凤凰之歌》插曲《山中的凤凰为何不飞翔》也广为传唱。

2019年6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周郁辉词、寄明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寄明不仅能演奏多种乐器，能写小歌剧和电影音乐，还经常为少年儿童写歌曲。有一次，寄明从一位教师嘴里听到，有些少年儿童缺少理想，要是有首歌，能激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帮助他们树立崇高的理想，那该有多好啊。这以后，寄明一有空就酝酿写一首歌唱祖国、歌唱理想的歌曲。由于一时找不到较好的歌词，所以，一直没能写成。 1981年春天，寄明正忙于为一部电影片谱写乐曲。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寄明拆开一看，原来是一位作者寄来的一首歌词——《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啊，多美的题目，她马上朗读起来：“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我们清脆的歌声，比那百灵鸟还要婉啭……。”这不正是自己一直盼望谱曲的歌词吗？她读了一遍又一遍，终于，一个动人的旋律随口飞了出来，创作出《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全国各省市的电台都播放着这首少年歌曲。全国千百万少年儿童都唱起了这支美丽的歌曲。这首歌还被编在《少先队活动歌曲选》里。

八十年代初，文化部、团中央向全国征歌，寄明参加了评奖，当时这首歌差点儿落选，主要是录音问题，寄明带了一个上海的录音，一听觉得这首歌录的不太好，就觉得这个歌不太好。再有就是感谢中央电台少儿部的负责人凹丽容，她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录音，你们再听听。”她一放这个录音，一下子就震了，太好了，所以这个录音的好坏对一个作品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就评上了一等奖中的最好的，这以后就大力推荐，文化部就把它作为必唱歌曲，好几年连续推。当时已经是评上大奖了，寄明还是很认真，还戴着她那个高度的近视镜还在改。她有一句话，我们对孩子要负责任，虽然作品获奖了，但不是说对作品就终止创作了。

八十年代中期，寄明突然患上了早期老年痴呆症，瞿维心中的难过是可以想见的。他四处奔走，百般求医。寄明在一次上街时，走到淮海中路忽地迷失了方向，终于昏倒在路旁。幸被一位熟人发现，送她回到家中。但从此她的病便日益沉重，未能好转。1986年9月寄明已经什么都不明白了。只见她哭了一阵又笑一阵，而瞿维却在一旁不住地对她说话，可怜的寄明痴痴地望着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什么也没听懂。

每天一早，瞿维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边，捧着她的脸拍拍她的双颊，亲亲她，他轻轻抱起她，放在一张为她特制的椅子上，为她洗脸，用柔软的小毛巾为她擦洗口腔，由老阿姨捧住寄明的头使她稍稍后仰，瞿维便往她口中喂牛奶或酸奶，有时喂蒸鸡蛋。中午和晚上，瞿维亲自把鱼和肉、蔬菜、水果咬碎，分别装进小小的杯里，放进冰箱，餐前拿出蒸热，再给妻子喂食。丈夫就是用这样的办法维持着亲爱的妻子的生命。后来有了榨汁机，不必再这样辛苦了，但瞿维仍然尽力亲身去做这一切。年复一年，失去自理能力的寄明只能生活在床上。为了防止寄明长期卧床生褥疮，瞿维特意设计了一种特别的床，在棉垫下加了一层气垫，又在下面放了一条电热毯，既有弹性，又保暖。有朋友去看望他们时，瞿维常摸着寄明的身体说：“她的面部肌肉还有感觉，吞咽、消化功能完好。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挫折，我不怨天，不尤人，能为寄明服务，延长她的生命，我的心理也就得到平衡。”

寄明的丈夫中国著名作曲家瞿维，原来名叫瞿世雄，江苏常州人，曾就读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师范系，50年代曾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达4年之久。解放后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任专职作曲，曾任上海交响乐团常任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联委员、上海音乐家协会顾问等。瞿维是歌剧《白毛女》的作者之一。

明医难遇而寄明已病入膏肓。一年以后（1987年），这位锦心绣口的才女竟成为一个毫无感知的植物人，只剩下一副心脏还在跳动，她的事业，她所热爱的音乐，她的爱人，她和瞿维心心相印的一生，她都不再明白了。

瞿维没有感到妻子痊愈无望，更不要说另抱琵琶。相反，只要寄明还有一口气，或偶然出现一点小动作，他就快乐得像孩子那么开心。寄明是不幸的，得了这样的不治之症；寄明又是幸福的，她有一位始终爱她，和她相伴终生的丈夫。

寄明同志这一生作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是一个对孩子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好同志。她的《中国少先队队歌》是共和国少年的英雄形象的、可以作为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音乐作品，它鼓舞了几代人，而且今后还将继续鼓舞中国的少年儿童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寄明同志写这首歌对共和国的儿童音乐创作是有巨大的贡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创作了《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据评论家说，这个作品又是寄明同志一个里程碑式的当代少年之歌。

寄明同志对每一个音符都要精雕细刻的去推敲。她这个精神以后一直影响许多著名作曲家的创作，如谷建芬。她的名字是在延安的时候改的，意思就是寄希望于明天。她的名字贯穿她的人生，这里面包含着她的信仰、理想和追求，她为孩子、为共和国的明天去创作。她的一生很多都浸透在音符里了，听她的一些音乐，包括过去的一些电影，都觉得能感受到寄明同志生命的活力。虽然寄明同志已经去世了，但是相信在未来的时间空间中，她的音乐作品是永生的，是不朽的，还将激励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去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她也会在含笑听这些歌回响在祖国大地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