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吾内心苦闷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家庭亲人之间的冷漠。儿子修一经历了战争，见证了生命的渺小，因而对生命绝望，一味拈花惹草，花天酒地；女儿房子所遇非人，滞留家中且言语举止刻薄无礼；就连同床共枕几十年的妻子保子，两人也没什么共同语言，几乎只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路人。信吾第一次听到山之音时吓得钻进被窝，但不能把六十岁的妻子唤醒，述说自己听到山之音所引起的恐惧感。毫无疑问，夜中的山之音令信吾内心受到震动，惶恐不安，然而他却根本没有向妻子述说的欲望，由此可见二人之间的隔阂已是深之又深，无法敞开心扉。在至亲之人那里，信吾得不到半分关爱。这种情感上的缺失导致一个精神恍惚，需要关爱的孤独老人内心的苦闷和凄凉的堆积。

二是对儿媳遏制不住的迷恋。菊子是信吾近乎荒凉的感情生活中的唯一的慰藉，虽然最初对菊子的好感是她神似妻姐的缘故，但最终让信吾痴狂的还是菊子本身。不论是心灵的契合还是性格的柔顺，以及年轻躯体固有的光彩，对信吾都有莫大的吸引力。然而，信吾也非常清楚，且不说自己衰老的身躯，光是两人的身份便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特殊的身份和情感，信吾只能以父亲的身份把她留在身边，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不幸的菊子会幸福一些。这些无能为力感和“错位之恋”带来的苦闷愈积愈深，无法排遣。

三是对妻姐始终无法忘怀的感情。妻姐是信吾少年时狂热的对象，他娶保子只是为了找到一点妻姐的影子。现实却让他失望，保子与其姐姐相差万里。在婚礼酒宴交杯的时候，一颗无人注意的栗子掉落下来，划出优美的痕迹。然而翌日信吾捡到这颗栗子时却失去了告诉保子的欲望，那似乎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笑话。从那一刻，信吾已明白自己的苦闷只能郁积，连妻子也无法诉说，无法理解。正如文中所说，“这一阴暗的情绪日后一直残留在他们夫妇的某个角落里。”

信吾心理病态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对生活的绝望。一生的经历让信吾感觉生命近乎徒劳，不论你怎样挣扎，什么都无法改变。拿感情经历来说，信吾对妻姐的幻想从妻子身上得不到满足，便希望在女儿房子身上找到妻姐的影子，可惜房子比她的母亲还要丑陋，信吾甚至将希望转移到年幼的外孙女国子身上。这种可笑又可悲的心理，仅仅是信吾生命徒劳的表现之一。信吾面临的是父子冲突、夫妻冷漠、畸情暗恋的生存状态。菊子是信吾精神上唯一的救赎者，让信吾看到了一线希望。可这一线希望由于两人的翁媳关系注定会毁灭，所有倾注的感情将又一次归于徒劳，归于无限的悲哀中。

总而言之，川端康成在塑造尾形信吾这一男性形象时是从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多角度描写的。天然的忧郁敏感的心理特质在遭受到死亡的威胁、感情的郁结、以及社会的不认同时，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近乎徒劳，因而愈发地虚无寂寞。精神上空虚颓唐，情感上压抑悔恨，再加上人生暮年对死亡威胁的束手无策，这些便是对尾形信吾形象的真实写照。

信吾所有的梦几乎都间接地和现实中的菊子有关。如第一个梦中的女人是六个女儿中的一个，而菊子是八个子女中的一个，“多个孩子之一”这一点上，她是相通的。在第五个梦中的胡子与菊子给信吾的电动剃刀有关，但菊子的形象却没有出现在他的梦中。这衷明：信吾内心的死与性的冲突凸向了现实生活，而实际的伦理观又将厄次望压回到梦中，并化成梦的检查者，使经过改装而达成。信吾的第七个梦是性与死冲突的一个暂时结论。在梦中，信吾变成了年轻的陆军军官 ，上挂着日本刀，别着支手枪。那把刀是子修一出征时用过的。

信吾在夜的山路上行走，一个樵夫为他带路，乎乎的东西矗立在他眼前，是三棵巨大的杉树。而他仔细一看，是成群的蚊子构成的杉树的形状，信吾挥舞着日本刀向蚊子乱砍。信吾回头一看，樵夫连滚带爬逃走了。信吾的军服忽然着起火来，化为了两个信吾 ，一个信吾凝视着另一个火中的信吾。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家，那时代信吾的农村。他看到了妻子美丽的姐姐——他死去的永恒的恋人。逃跑的樵夫也终于跑到信吾的家，他晕过去，在他身上出现一个大水桶，那里满了蚊子。这个梦的隐喻是极其深奥、神秘的。但只结合信吾的情绪厉史，我会发现这里孕含的性与死的深层结构和它们冲突的暂时结论。信吾变成年轻、威武的陆军军官，是回春的欲望的幻化。同时，个欲望也使信吾进入了“仿同作用”。“仿同作用”是特别常用于有关性的方面。这种病的女患者往往将自己仿同成与她自己有过性关系的男人，不然就是同那些曾与她的丈夫或情夫有过暖昧关系的女人。我们在爱情中所用的话永结同心、形影不离，也正说明这种仿同倾向。在歇斯底里的幻想里或梦境里往往一个，只要想到性关系而并不一，事实上发生,就很自然，产生仿同作用。”（弗洛依德：《梦的解析》）这样的死与性在潜意识让主人公，“个体无意识”走向“宇宙无意识”提供了内在的基础。

《山之音》这个标题本身暗示了信吾对死亡的恐惧，并不是象征着尾形全家的某些方面。猥亵的梦、不可思议的幻听、不断死去的知己好友、对保子姐姐若隐若现的憧憬、或者是与这种憧憬相通的私下压抑的对菊子性心理的留恋、这些都是信吾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因此，预告死亡的山鸣以及梦境中死去故人的出现推动故事发展的同时，亦构成信吾精神生活的主基调——孤独、悲哀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信吾视角中的菊子具有信吾渴望的女性的温柔、纯洁、善良，同时也背负了信吾的孤独、悲哀和无奈。因此，可以说支撑《山之音》的两大要素就是死亡与梦境，信吾的梦境里又不断地出现死亡，因此可以说死亡又是和梦境相融合的。

山鸣的声音对于陷入老年孤独、悲哀的信吾来说成了预告死亡的钟声；同时，亦成为唤醒潜藏其心灵深处几十年的未曾满足的恋爱需求的悲鸣。信吾孤独的心境、对死亡的恐惧、对儿女、尤其对儿媳妇菊子的情感都是超越时空的。信吾年轻时的好友接二连三地离开了人世，变得迟钝的记忆力也已经带有死亡的气息。信吾在夜里听到了山鸣的声音的时候只是感到恐惧，后来在和菊子随便提起这件事情时，菊子就提到了曾听婆婆保子说过大姨妈（保子的姐姐）死前也听到这种山鸣的声音，听到山鸣的声音时的信吾竟然完全忘记了自己原本就知道的事情！“没有通过妻子，而是通过菊子把山鸣的声音与保子姐姐的死联系起来，这是推动小说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伏笔。通过山鸣的声音告知的死亡又成为连接保子的姐姐与信吾之间唯一一座梦的浮桥。”梦反映了一个人深层的精神状况和心理需求。信吾梦到的不是死亡就是少女，这表明死亡逼近的预感使信吾对生命的即将完结充满了恐惧，他在梦境里与美丽女性的纠葛又源自他青年时代没有实现的爱恋。现世中的信吾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他在这种恐惧不安、遗憾的情感交织中陷入痛苦、孤独的深渊。因此，预告死亡的山鸣以及梦境中去故人的出现推动故事发展的同时，“信吾被自己儿子的妻子菊子吸引，他的这种情感就隐藏在他的梦境里，这个梦境是与他对自己妻子那已经死去的姐姐的憧憬重叠的。”

从《山之音》中可以品味出川端文学作品独特的物哀美。川端康成自幼深受古典文学影响的同时，也受到“もののあわれ（物哀）”美学思想的熏陶，因此在川端的文学创作中就会无意识地流露出对传统美的挚爱。川端康成在借鉴西方文学创作手法的同时并结合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要素形成了川端特有的哀伤美的文学思想。《山之音》通过对丑陋、衰老以及死亡的全盘否定和对美丽、纯粹的年轻生命力的向往的对比描写来展现淡淡的哀愁美。在事物的对立统一中追求极致的美。作者塑造了与信吾一样反抗战后的世态、独自忍受孤独的菊子，描绘出日本人生存方式的“物哀”之美。年老的信吾象征着衰老，而美丽的菊子象征着年轻。这种对比的手法支撑着日本独有的“自古以来的悲伤”式的审美。

对信吾来说，带着慈童假面的菊子象征着永恒少年、永远年轻的生命力。“树根埋地里，心灵之花今犹存……”正是信吾晚年对美的心灵感悟。相对于年迈衰老的信吾，象征旺盛生命力的菊子就是川端康成理想的女性形象。文中通过对比的手法，更能唤起人们对美的强烈感受。文中用“鬓角与额头之间的发髻”有着“美好的线条”，“从下巴到脖颈”是“无法言语的优美”和“面庞纤细白皙”“嘴唇乖巧”“牙齿整齐”“双肩柔美”“气息温婉”“远山眉黛”“声音动人”等词句来描写菊子，从视觉、听觉到嗅觉，描绘了川端康成喜爱的纤细干净的女性形象。

另一方面，对于房子的描写则是“穿着睡衣，喂着小女儿国子吃奶就走到餐厅”“哄孩子睡的时候自己也睡着、连元旦的早晨都不管不顾很晚才起”等等，房子邋遢懒散的生活态度与菊子天生丽质的气质形成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菊子的美。这种生与死、美与丑的对比在川端康成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湖》和《睡美人》等作品中，川端康成用年轻貌美的宫子和象征旺盛生命力的“睡美人”，与年老色衰的老人进行对比，展现出他对顽强的生命力的深深的执念。在《千只鹤》中，在描写太田夫人，以及拿着千只鹤包袱的美艳千金由纪子的同时，塑造了胸前长有恶心黑痣的近子。而在《湖》中，作者则经常把叫作町织的纯洁美少女和双脚丑陋体态畸形的主人公银平放在一起描写。川端康成总是通过这种对比的手法来强调自己对审美的主张。

简而言之，在塑造美的同时搭配丑陋，这样的美才单纯，才更有深度，有真实感。在川端康成所虚构的、真实世界所没有的非现实的美好世界中，附加丑陋与恐怖的事物，可以获得鲜明的现实感。

《山之音》是1949年9月至1953年间连载于《改造文艺》《群像》《新潮》等杂志上的作品。1952年2月，由筑摩书房印刷发行的《千只鹤》与《山之音》合集获得1951年度艺术院奖，《山之音》则于1954年获得野间文艺奖。

川端康成，1899年生，大阪人。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毕业。同年创办《文艺时代》，发表成名作《伊豆舞女》等小说和大量评论，被称为“新感觉派”的作家和理论家。此后连续发表《浅草红团》等浅草系列作品和《水晶幻想》、《改造》、《抒情歌》、《禽兽》等佳作。1933年发表长篇小说《雪国》，获文艺恳话会奖；1948年完成《续雪国》。后又发表《千羽鹤》、《山之音》、《古都》等小说和随笔集《落花流水》等。历任日本笔会会长、艺术院会员、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1968年10月17日，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继泰戈尔之后，成为第二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晚年悲观厌世，1972年4月16日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