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农村充满尖锐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忠实于自己的真情实感，注意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他们笔下的新生活，新人物不是脱离生活实际的拔高、理想化，而是朴素、厚实、真实可信的。成功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如小腿疼、吃不饱、赵满囤、赖大嫂等血肉丰满的形象。

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

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

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

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然而，同是革命的现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金生父子兄弟姐妹都是聪明干练的社会主义带头人；在马烽笔下更塑造了一系列如田春生、韩梅梅，田局长等普通社员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然而，和这一方面的成就紧紧相联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甲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列宁语），我们用不着再举什么三仙姑、二孔明、小腿疼、赖大嫂、田木瓜、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了，“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为实观这一主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的艺术形象，其中不少形象在山西可以说老幼毖知，家喻户晓，成为人们的一面面镜子。这是“山药蛋”派的艺术功绩也是他们观实主义特色最为光彩耀人的表观。

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他们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关于艺术形式的特色。这，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确，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马烽、西戎、胡正等同志，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赵树理曾说他对民族艺术的传统是什么也继承了，什么也没有继承。这也可以说是“山药蛋”派共同的经验概括。

除了《吕梁英雄传》，我们可以看到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模仿而外，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即看不到模仿的痕迹，显然是中国汉民族式的叙事形式，而又和旧的形式截然不同，令人感到非常新鲜。这原因即在于他们；第一、对于民族形式不是套用，而是吸收其可为我用的精华；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注重从外国进步文学中吸收营养。赵树理原也是个洋学生，他本是由鲁迅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著作引导而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时期，他曾写过欧化而充满抒情诗昧的小说。其他作家在刚踏上文学的途径时，都有类似的经历。束为初期的小说，颇具契诃夫的特色，胡正的第一篇小说《碑》，不论从语言到结构，都象翻译小说，马燎、西戎，孙谦都写过类似的作品。

正是由于此，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比如拿《登记》来说，用的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吧？可当小飞娥从地上拾起燕燕口袋里掉下的一枚罗汉钱时，一下勾起她二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便叙述她的罗汉钱的故事。这不明朗使用了外国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了吗？《互作鉴定》以一封信开头，《锻炼锻炼》以一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开头，《套不住的手》光写陈秉正老人的一双手。这些都融合着外国的手法。马烽的书信体的《韩梅梅》，好几篇第一人称的小说，《结婚》的横截面写法，外国艺术手法的采用更为明显。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了，相反是丰富了他们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每写一字一句都在考虑着他们的读者——农民的口味。他们烹制的精神饭菜，务必要让农民吃起来香美可口，吃完后还余香满口。因此，他们一不愿让农民老吃老陈饭，二不愿他们吃吃不惯的西餐，总是适应着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吸收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精英，并以此为基础，在不破坏农民的口味下，化入外国的艺术手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语言的运用。“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然而，仅仅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山药蛋”派的文学语言特色。

孙谦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特殊时空环境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产生的客观基础，作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作家对农民的态度。“山药蛋”派的大众化形式成为政治话语与民间对话的一种交流方式。而“山药蛋”派从辉煌走向衰落正是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模式和时代的契合与疏离。

40年代的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翻身农民逐渐成为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人，而且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一改过去他们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不再是知识分子同情与启蒙的对象，而成为知识分子崇敬与热爱的对象。知识分子开始向农民学习，挖掘其身上的可爱之处。此时农民大众成为作家创作服务的对象。赵树理带着他浓厚的农村生活基础，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怀着他对农民的深厚情感，一往情深地写出了翻身农民喜爱的“山药蛋”派作品。

“山药蛋”派作家的农民本位思想，使他们以仰视的目光把农民作为其创作主体，而且把农民的文化价值视为一种审美理想。他们创作的农民视角博得了农民群众的欢迎。解放区的高昂精神面貌传染给作家一种乐观主义哲学观，使他们过分乐观地看待农民，表现人物性格的美与善，忽视其人性上的弱点，完全以农民视角审视问题。但是，农民本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对问题的深层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延安这片解放区土地上的作家，表现出了某种停滞，没有及时调整其时空观念，“山药蛋”派作家的思考方式与创作模式便逐渐成为他一种不想摆脱的枷锁。

形式有时可以作为内容来理解，有时形式与意识形态有某种潜在的关系。40年代的政治现实引起了一场以弘扬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为内涵的政治文化运动。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和民间形式的写作在潜意识中契合了这场运动。政治话语找到了与农民沟通信息的方式，而农民也找到了向上传递对生活状况看法的话语方式。赵树理的创作方式成为被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共同接受的一种存在。赵树理的创作不仅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民族特色，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民间意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种创作方式加以肯定，使赵树理的创作被称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一种暗合。赵树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选择大众化创作为其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行为。这一方面取决于他来自民间的生活基础，从而有着服务民间的创作思想，更重要的是他读了《讲话》后，认识到农民将在未来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化也将改变命运。他的创作要求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就是要以他的创作方式，向上与政治意识相接通，传达时代精神，向下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反映农民生活，从而使其明显区别于以往作家农民题材的创作风格。50年代，赵树理仍然坚持他的民间意识，完全站在农民立场上观察问题，继续揭露农村干部的阴暗面，这已不是阶级分明的时代政治意识所需要的。文本中的民间话语与时代政治话语产生龃龉，以至赵树理晚年不得不放弃大众化小说的创作，转向传统戏曲。“山药蛋”派的创作方式在《讲话》发表以后戏剧性的命运，可以说是作家农民立场或民间意识创作走过的尴尬道路。

这时，除了这些老“山药蛋”，山西又涌现出了一批小“山药蛋”：韩文洲、李逸民、宋贵生、草章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风格都比较接近老“山药蛋”们。

此后，这个流派并不是直流而下，顺畅无阻地发展，常常遭到低级啦，过时啦等等的非议，这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上面来的一股极左思潮，曾经几度对这个流派的主要作家与作品进行公开的或不公开的批判，几经沉浮，到文化大革命，简直遭到灭顶之灾。

主要的几位作家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兵”和所谓文艺黑线人物，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而赵树理更惨死于“四人帮”的手下。但是，令人深思的事实是：“山药蛋”不但没被铲了根，绝了种，反而出观了又一批生机勃勃的新的小“山药蛋”。突出的有成一、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田东照、周晶斗等人。

一九八O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得奖作品，北京的作者五人，最多；以省而论，山西三人，最多。这三人中，马烽自不用说，青年作者张石山便也是个“山药蛋”，他那得奖作品《镢柄韩宝山》，比马烽还“山药蛋”，赵树理的味儿浓极了。饶有兴味的是除了山西出“山药蛋”，河北也出了。河北有两位青年作者：贾大山和赵新，自称是“山药蛋”派，他们的作品也的确有股“醋味”，是“山药蛋”。

同任何文学流派和有自己风格的文学家一样，山药蛋派除了各个作家自己存在的艺术缺陷而外，也存在着共同的缺陷。比如描写的生活面不够广阔，反映时代的巨烈的矛盾、斗争不够直接有力；包括赵树理在内，也有重事轻人，为了照顾故事性偶有叙述拖沓之处；或强调解决问题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还未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自己的主题时匆忙动笔，以致写出过个别内容不够充实，人物性格缺少个性的作品等。然而，是否由此可以说，如今这个流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正在走向凋落或变种呢”？

时代在前进，农民从生活到思想以及文化程度都在提高；做为时代社会生活的镜子的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赵树理四十年代的作品和五十、六十年代的作品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而马烽和赵树理相较，更为重视发现与塑造新的革命阶段出现的新人形象，结构上也更多融入了西欧的手法等，使“山药蛋”派有所发展。

马烽自己呢？也还在发展。如《泪痕》，由于电影和小说所使用的造型手段不同，风格随之妥有变化，更加一向善于写喜剧的作家来写悲剧，而不能不影响到固有风格的部分削弱。可是，结构上，故事的完整性，不突断突起，忽前忽后，保持顺序发展，注意安排“扣子”，造成悬念，吸引观众等，仍不失“山药蛋”味。特别在人物造型上，公安局长的诙谐、乐陶陶的乐观，老贫农的忠厚，会计的机智、幽默，朱克实的洞察一切复杂事物的政治敏感，敢于为党为人民承担风险的大无畏英雄气魄又和谐地统一在他那平易朴实而要和同志开个小玩笑的亲切、风趣的作风中，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在新的形势下的老杨、田局长悲剧，还是有着他们固有的风格：喜剧的色彩。《泪痕》仍是“山药蛋”。

说是变种，自然可以，生物界本来就时时处于物种的变异之中，但问题是，变异并不意味着全是退化，相反，多数由于取得杂交优势，变种比原种还要好，生物界整个进化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逐渐吸收不同流派的优点以至国外进步文学的优点，促使“山药蛋”不断发展，常常出现新的品种，如新的小“山药蛋”成一、韩石山、张石山等，便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向，这是可喜可贺，符合进化律的事。这绝不意味着“山药蛋”的“凋落”，正充分说明“山药蛋”旺盛的生命力，生机勃勃，因为虽是变种，而是更好吃的“山药蛋”，毕竟不是老白薯或地葫芦啊!

现在农村识字的人，中学生、知识分子多了，这一点“山药蛋”派的作家那一位也比我们了解得多，了解得深，因而在他们笔下早已出现了为广大读者熟悉的各类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由于知识青年增多，我们八亿农民是否已经改变了历史地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以及语言方式了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谦虚点，尊重“山药蛋”派的新、老作家们，他们和农民长期在一起又为他们而写作，比我们了解得多也了解得透。倘以人类各民族的一般历史规律来推断，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经过长久的历史形成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特别是语言方式，在短短几十年内便产生根本的变化，恐怕也不可能。那末，八亿农民要求文学表现他们，供给他们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事实已经证明受到广大农民群众(也不止农民群众)欢迎的“山药蛋派”便不可能停止自己发展的脚步。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1944年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1949年后，在北京任《说说唱唱》《曲艺》主编，并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1957年后回山西长期深入农村生活。“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主要作品有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另写有评书、鼓词、剧本等。

我们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固然可爱，但粮棉油料产地的农村也是可爱的。假如要问二者相较哪方面更可爱，我以为这和问荷花与菊花哪个更可爱一样——不同类的事物不能作比较。一个写作者不应该是兴趣主义者，可是一个写作者总得对自己熟悉群众生活的根据地永远保持着饱满的兴趣。——赵树理

1922年生于山西省孝义市居义村。代表作有《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与西戎合作）《村仇》《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中国大众文艺研究会会长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烽来北京工作多年。马烽于2004年1月31日因病在太原去世。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参加抗日战争以后，不论在战斗部队还是党政机关，仍然是在农村活动。后来又多年从事农村工作。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我都参加了。可以说和农村接下了不解之缘，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我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闪光的东西。我熟悉他们，热爱他们。为他们的忧而忧，为他们的乐而乐。我甘心情愿为他们服务。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读，我不管。只要我心目中的读者对象乐意看、乐意听，我就满足了。——马烽

1920年生。作家。山西文水人。抗战初期参加青年抗日决死队。1940年入延安鲁艺学习。曾任一二〇师战斗剧社、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1949年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山西文联副主席、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电影文学剧本《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合作）等。1996年病逝于太原。

我们说的深入，决不是说，住在一个村里，打听一些风俗习惯，观察一下衣着样式、妇女的头发样式，不是这样。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不是肤浅，便是“隔岸观火”的东西。我们说的深入，是要把自己当作农民中间的一员，为灾害担心，为好天气高兴，为集体经济付出自己能付的一切——有了这些，农民才肯和我们交朋友，才肯把我们当作自己人。——孙谦

1924年生于山西省灵石县。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晋西南吕梁剧社社员，延安鲁艺和部队艺术学校学员，《晋绥日报》副刊编辑，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1953年毕业于中央文学研究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汾水长流》，中篇小说集《几度元宵》，短篇小说集《摘南瓜》《七月古庙会》，散文报告文学集《七月的彩虹》等。

“我写的小说，都是受到生活的启示后创作的。如《汾水长流》即是我参加了一年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写出来的。”

“写农村题材小说，自然要熟悉农村生活，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干部。同时还需了解农村政策，了解现行政策，过去的政策，并且还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想到以后的发展。因为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和干部，不能不受政策的影响，人物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与政策有关连。写农村题材小说也就必然要考虑农村政策问题。”——胡正

李束为（1918——1995），山东东平人。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戏剧系。曾任山西省文联主席。著有《春秋图》《租佃之间》《土地和他的主人》《拦羊娃》《吕梁小夜曲》《捞河炭》等。

群众生活，对于文艺创作之重要，犹如劳动对象和劳动的关系，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因为只有在有了生活经验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必然发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现象。——李束为

1922年生。山西省蒲县人。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艺和部队艺术学校。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山西分会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马烽合作），短篇小说集《宋老大进城》，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等。西戎于2001年1月6日逝世。

我从不以为自己有什么天赋之才，之所以能写点东西，我早已多次说过，这都是生活的赐予。打个不太确切的比喻，搞创作犹如做买卖，采购回来什么货，才敢吆喝卖什么，买空卖空搞“皮包公司”是我最鄙视的。我自己写东西，常常是先到生活中去，有了对生活的积累，感受，才敢动笔去写。——西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