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哈定任总统时期,学会帮助联邦政府拟定预算草案,制订战争中的债务政策和改革税务制度方案。胡佛政府时期,学会成功地说服政府取消了建设圣劳伦斯航道的计划。

1932年布鲁金斯去世后, 学会发生右转,对罗斯福新政进行猛烈抨击并颇有影响,成为当时反对新政的重要堡垒之一。

二战期间,学会帮助政府建立和管理各种战时机构,实施价格控制,并逐渐走向兴盛。

二战后,学会继续维持中间偏右的倾向,扶植共和党人制定马歇尔计划,并受国会委托拟订一项折中方案,使两党意见得到统一。战后学会还增设国际研究小组 , 并于1955年合并到布鲁金斯学会的其他研究项目,形成今天的三个研究分支:经济研究、政府研究和对外政策研究。

成员组成

布鲁金斯学会由董事会领导。日前董事会成员共83人,由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学者组成,其中包括世界银行总裁吉姆斯·沃尔芬森(James D. Wolfensohn)、朗讯公司总裁亨利·斯卡特(Henry B. Schacht)、卡内基基金会总裁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Tuchman Mathews)、原学会的对外研究所主任理查德·哈斯等。董事会主席由吉姆斯·约翰逊担任,他是 Fannie Mae 抵押公司总裁,曾5次竞选民主党总统失败,至今仍活跃在华盛顿的政坛。

核心人数

该学会总人数近300人,其中有10人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学者共有100多名,从事近85个研究项目,其中高级研究员75人。他们拥有极强的学术背景,观点和文章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使学会享有“没有学生的大学”之美誉。还有不少学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被称为“学术实践者”(scholar practitioner)。现任主席斯特普·塔尔博特就是个例子。他在政界和学界影响力很大,1993一1994年曾任国务院特别顾问,1994-2001年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来布鲁金斯学会之前任耶鲁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欧洲、北约、国家安全、俄罗斯与前苏联、南亚、美国外交等,著作颇丰。其近期发表的著作有《俄罗斯之手:总统外交备忘录》(2002)、《恐怖时代:美国与世界》(2001)、《在最高层:冷战结束的幕后》(1993)等数十本。

20 世纪60年代以来,学会为每届新政府提供一份执政中面临主要问题的综合概述报告。肯尼迪入主白宫后,该学会研究人员参加了制订“新边疆”构想的特别工作小组,从空间研究计划到制订经济政策等向肯尼迪政府提供意见。

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在该学会主席盖米特·戈登(Kemnit Gordon) 的领导下,其思想倾向发生左转,期间学会协助约翰逊政府拟订“伟大社会”计划方案,并支持凯恩斯经济学,反对越战,与民主党关系日益密切。

戈登离任后,学会再次走向偏右,为此《财富》在1984年7月23日专门发表一篇题为《布鲁金斯开始右转》的文章。美国思想库专家劳伦斯·索雷和山姆·侯赛因还指出,事实上,近些年来学会的高级领导人都来自共和党,刚刚卸任的学会主席迈克尔·阿马克斯特(Machael Amacost)就曾担任里根政府的次国务卿及老布什政府的驻日大使；学会最著名的分析家斯带芬·西斯(Stephen Hess)还曾为共和党撰写过党纲。为此,山姆?侯赛因评论道,布鲁金斯学会不再是“温和分子“的家园,而变得似乎更偏右了。

1992年7月,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斯特普·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接替阿马克斯特担任学会主席,他的上任也许会再次把布鲁金斯学会拉回到中间路线。

布鲁金斯学会一向被誉为最有影响力、最值得借鉴和最受信任的智库，总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一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赢利组织。其宗旨是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研究，并据此提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用性的政策建议，以达到三个目标：捍卫美国民主；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经济繁荣、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带来的机遇；推进一个更加开放、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社会。

布鲁金斯研究院董事会主席 约翰·桑顿（John L. Thornton）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为华盛顿特区的两大思想库。学会颇具规模历史悠久，以持自由派观点著称，常被称为“开明的思想库”。它与美国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任要职，故又有“民主党流亡政府”之称。它是卡特总统的智囊机构。三边委员会的前身布热津斯基组织的北美、欧洲和日本三方研究小组的一方就是该会，酝酿成立三边委员会时，该学会就有弗雷德·伯格斯坦和享利·欧文参加。

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布鲁金斯学会同时也是美国著名的公众政策研究机构,自称遵循“独立、非党派、尊重事实”的研究精神,提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

布鲁金斯学会拥有辉煌的过去,20世纪在美国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深深打上自身的“烙印”。与近些年来在美国名气和影响日趋增大的 “传统基金会”、“凯托研究所”等保守派思想库相比,布鲁金斯学会以其深厚的历史根基、严谨的研究功底、思想自由的学风、内外兼备的研究领域而独树一帜。近期对华盛顿记者和国会成员的调查表明,该学会是美国从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中最有可信度的研究机构之一。

对于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倾向,这些年来也有不少学者予以猛烈抨击。比如,有的学者认为,该学会最终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甚至可以没有道德观,例如,学会鼓吹 “如何成为一个廉价的鹰派”,即如何在缩小国防预算的同时进行足够有力的威慑；再如,学会反对国际制裁,不是出于担忧目标国人民受苦挨饿,而是担心会伤害美国公司的利益。学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利坦还曾提出,美国不应该因为别国有童工现象而实施制裁,但当一国非法盗用WINDOWS95的时候,美国毫无疑问应进行制裁。

为此美国著名的思想库学者多尔尼评论道,布鲁金斯学会己失去“自由派”或“进步主义报”的称谓,该学会长期接受来自军方和石油工业的捐赠,一直就有中间偏右的倾向,因此应称之为“共和党中间主义”(Repubilcan centrist)。不管给布鲁金斯学会贴上什么样的标签,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是“实用主义”还是“非道德主义”,该学会源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特点不会改变。只要能最大程度地影响政府决策,发挥其政治影响力,贴什么标签并不重要,尽管布鲁金斯学会更乐于被冠上“自由主义的标签。

学会每年有经费4000万美元,除来源于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之外,还有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政府资助及出版物收入和其他一些投资收入。董事会主席吉姆斯·约翰逊是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此外,大公司的赞助占全部经费的近二分之一,其中有贝尔大西洋公司、J.P.摩根公司、EXXON、壳牌石油、微软、惠普、丰田、杜邦、美孚、洛克西德·马丁等大牌公司,也有像时代华纳、《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及ABC和NBC等传媒大亨。它们非常仰仗于布鲁金斯学会输出的“自由派”观点和思想,在学会1997年2100万美元的预算中,有330万美元来源于这些公司。此外,学会还可从为政府官员提供的咨询会议中征收高额费用。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布鲁金斯学会更能雇用一些高级分析家从事研究,提高影响力。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 1927年，是美国著名的公众政策研究机构。作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其足迹遍布美国自上世纪初以来各个时代的重要经济、政治变革。根据2009年1月份的《外交政策》发表的报告“智库索引”，布鲁金斯学会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对公共政策辩论最有影响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第一智库，除了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之外，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高质量的思想产品

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奠定了布鲁金斯学会成为全球领先智库的基础和声誉，而决定学会产品质量的关键因素又在于其研究人员的素质、智库本身的独立性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布鲁金斯学会总人数近300名，研究人员有l00多名。他们拥有极强的学术背景，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使学会享有“没有学生的大学”之美誉。还有不少学者曾服务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被称为“学术实践者”。2008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更是将几个重要职位委任给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苏珊?赖斯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杰弗里?贝德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彼得闸奥斯泽格则再次挑起政府预算大梁，担任奥巴马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加入奥巴马政府的有36人之多。这种多元化的研究人员构成，保证了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也保证了思想研究与政治实践之间转换的可能性。

布鲁金斯学会有着成熟有效的运行机制，在机构和内部人员设置上，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块。布鲁金斯学会有五大研究部门：外交政策、经济研究、城市研究、全球经济与发展以及政府研究部门。每个部门由一位副总裁负责，不同部门下设不同研究中心，由主任负责。行政管理则分为资金管理、后勤服务、媒体服务、管理培训、出版社，每个部门各设一名副总裁，直接对总裁负责。其中媒体服务部门的副总裁负责整个学会研究产品的推销，一般由具备政府公关或者媒体背景的资深人士担任。所有这些行政部门的日常工作就是为研究部门提供支持和服务。

布鲁金斯学会的独立性包括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思想的独立性保证了学会产品的高质量和创新性。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的工作方式非常宽松，无论是在研究选题还是工作时间上都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学者们可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自主选择课题、举行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布鲁金斯学会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实行的是企业化运作、商业化管理。为了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的资金结构非常多元，除来源于学会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之外，还有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政府资助及出版物收入和其他一些投资收入。根据其2009年发布的年报，学会在2009年的总资产为34800多万美元，其中77%的资金来源于政府、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的捐赠。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对于保持思想独立性和保证研究质量非常关键。对此，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说：“我们相信很多资助者在学术和资金方面都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最终必须由我们的学者来决定研究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

全方位的市场营销

没有高效的市场营销，就没有智库舆论影响力的最大化。学会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人际传播有助于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

所谓人际传播方式是指在传播思想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个人关系网。组织传播是布鲁金斯学会传播其研究成果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他们通常就热点外交政策问题举办大型的公开会议，邀请专家进行讨论，或者宣布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学会还举办各种中小型的会议，受众仅限于被邀请的特定人士，会议内容不对公众开放。通过组织传播，布鲁金斯学会为社会公众、决策者、专业人士构建了一个意见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接受外交政策教育的基地。

近些年来，网络媒介以其信息传播的快捷、互动、全球化成为布鲁金斯学会全球传播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学会投入巨资用于网络的设计、维护和更新。在网络上，受众既可以阅读学会的政策报告、购买书籍，也可以收听、收看学会举办的会议以及学者在各大电子媒体上接受访问的录音或者录像。受众只要注册为会员，就可以定时收到学会发送给他们的免费最新政策信息和会议举办的邀请信息。这些网站同时允许访问者免费下载所有的研究资料。除此之外，学会网站上公布管理层的成员名单和所有学者的名单及其联系方式，受众可以非常方便地与这些学者进行直接沟通。2009年其中文网正式推出，其主要目的是提升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地区的品牌知名度和政策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网站上不但有邮件信息订阅服务，还有多媒体和博客等，可以说是一站式服务的媒体超市。

政策实业家的卓越领导力

理想而言，一家智库的领导者需要具备学术和政界的经验，要与商界和媒体有着良好的关系，既要是一个演说家，又要是一个实干家，这样的人被美国智库研究者称为“政策实业家”。而布鲁金斯学会的领导者正是这样的政策实业家。

对于一家智库，董事会主席和总裁是最核心的领导者，他们个人的视野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智库的发展方向和影响力范围。布鲁金斯学会现任董事会主席约翰翰桑顿，是高盛银行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现任汇丰银行北美主席，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负责“全球领导力”项目 。由于约翰鶠桑顿在华尔街乃至全球商界的人脉和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的财政状况在他担任董事会主席以来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势头。约翰翰桑顿本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和他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推动世界发展的良好愿望，则直接促成了2003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和其北京办公室的成立，约翰翰桑顿本人在5年内捐赠1250万美元用于中国中心的运营。

布鲁金斯学会的现任总裁是塔尔博特。他自2002年7月开始担任布鲁金斯学会总裁，之前在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担任领导人。1993年，在时任总统克林顿，也是他在牛津大学室友的劝说和力邀下，塔尔博特离开任职21年的《时代》杂志加入政府。1994—2001年，他出任政府副国务卿。跨越媒介、政府和学术界的职业背景赋予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领导力，凭借个人对媒体的充分了解和广阔的人脉，他把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传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经历和他与克林顿本人及其他官员的深厚关系为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纽带。而塔尔博特在学术界的职业背景则有助于他管理布鲁金斯学会的日常研究事务和与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