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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絮语

袁伟时（1931年12月15日－ ），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现在是中山大学离休的教授

和厅级干部。第七届(1988——19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1987年当选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以后多次连任;曾是安徽社联主办的《学术界》和浙江社联主办的《浙江社会科学》的学术顾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的学术委员;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大国之道》、《晚清大变局》、《近代中国论衡》、《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与人合著)等。学术上多次获奖,如《中国现代哲学史稿》获光明日报主办的评选“文革”后优秀学术著作的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2006年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优秀学术论文奖,等等。 袁伟时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一生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素为近现代思想史爱好者、时政类报刊阅读者,如《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读者群、高知群体所推重,深得学术界、读书界普遍好评,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广泛社会影响

本书剖析的是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50年间(本版已延伸到辛亥革命为止)的思潮与人物并旁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 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给后人留下无穷的困惑。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屈辱，而一再让机遇轻轻飘逝?史家们有过种种解说，但读后细思，在迭获教益的同时，又往往产生似信似疑的新困惑。本书呈现在这里的是一个不愿人云亦云的知识分予对这段历史的新探索。

“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作者袁伟时在《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一书中，似乎一直在证实自己的这句名言。关于晚清的历史真相，对于普遍的读者而言，他们更愿意接受电视剧所描写的那种，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迹象。一方面是政治的改写，另一方面是商业的遮蔽，真正的历史却在隐匿。袁伟时的研究有力地反抗了这种改写和遮蔽。他笔下的历史，不仅是材料的历史，也是思想的历史。读他的文字，既令人沉思，也叫人警醒。

十一年前（1992）的五月，本书初版急着付印，责任编辑方映灵小姐在客厅中坐等，我挥笔写下胸中郁积作为卷首献辞。

本书剖析的是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50年间的思潮与人物，并旁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困惑，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只留下屈辱，而一再让机遇轻轻飘逝？对此，史家们有过种种解说。然而，对这种种解说读后细思，在迭获教益的同时，又往往产生似信撕疑的新困惑。本书呈现在这里的就是一个不愿人云亦云的知识分子对这段历史的新探索。

史书毫无疑义应该讴歌光明、鞭笞黑暗，可是，如果视角有误、史实不全，春秋史笔也许会化为光怪陆离的哈哈镜。绝不能低估错误的社会思潮对人们心灵禁锢的严重性，卓荦方家有时也未能超凡脱俗。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面对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100年前，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满胸块垒、赍志而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和其他一些走在历史潮流前列的救国先驱仍然被扣上“投降”、“卖国”的帽子。当这本小书不得不为他们辩诬的时候，但愿师友和史家们能谅解笔者的苦心。

多年来，许多学术论著习惯于把西方在华传教士等同于“侵略者”或“殖民主义分子”。当我说林乐知以及傅兰雅等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西文化交流、竭思殚精冀图推动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时候，既是出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企望以史为鉴，使自己的祖国不再有人愚蠢地为分享文明成果设置障碍。

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正新见迭出，本书的主要部份分析的也是这个运动及其领袖人物。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实现现代化的尝试，无论其兴起和失败都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个别人的功绩或罪过。现代化曙光在望的今天，苦果真堪玩味！洋务派在处理天津教案、越南和朝鲜问题以及兴办洋务等方面的所作所为都错了吗？曾国藩、李鸿章是卖国权臣还是失败了的救国而又误国的大吏？为什么他们生前身后会令那么多杰士、豪强倾倒？但愿书中的新探索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由于黑白分明的人鬼斗争图的消失，也许你会感到惊异：道光皇帝也讲经世致用、师夷长技，林则徐、左宗棠却因封闭心态未净而有落后于时代精神的失误。

中国文化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本书涉及的经世致用思潮和洋务思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体西用论是人们熟悉的，但道器统一论、道同理一论、中西文化融合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化论是人们熟知的，但也有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内容，而培根的影响更受冷遇。因此，笔者在这方面的补充就不是多余的了。书中阐发魏源、曾国藩著作中蕴含承先启后的优秀中国文化因素的观点，则似乎至今仍被漠视。

本书严厉谴责了列强的侵略和压诈，但没有花大量篇幅去分析，这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民族有反求诸己的传统，孟子说得好：“仁者如射……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二是这些已是众所周知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教科书应该好好运用这些事实，让我们的后代永志不忘，而探索者神驰梦绕的必然是若明若暗的朦胧之境。

历史应该引人沉思。同意还是反对本书的观点实在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笔者对历史之谜的追寻也许能在读者心中激起千层涟漪乃至波峰浪谷，引起探幽揭微的兴致。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思潮的底层，人物的背后，总与中国文化割不断、理还乱。如果把这本小书看作我的中国近代文化片论，看来不会贵于离题。

本书有一半的篇幅是用问难体写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尝试。从司马迁到梁启超，真是“凌云健笔意纵横”。史学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也许将来我也能写出差强人意的习作。

“你说这些不是太狂了吗？”“敝帚自珍”，古有明训，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敢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或知识而自信、自尊，又怎能赢得整个社会对知识的足够尊重呢？人们应该平等、友善、真诚地相处，而学术上自由地探索和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正是这个理想的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份。以文会友，也许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乃至正直知识分子的狂狷性格将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

十一年过去了，经历风风雨雨，揭示近代中国的历史真实仍然任重道远，致使本书仍有增订再版的价值，对笔者来说真不知是喜是悲。

荧屏充斥的是大清帝国的辉煌，康熙大帝、乾隆爷的睿智、潇洒。学者们谆谆教导小民的是继承传统，忘掉启蒙！官员们关注的是治下思想统一，安分守己。

文艺是想象的特区；小百姓冀求饭后一笑，纾解压乏；市场催生戏说历史，人们毋庸苛求。但是，学术是没有国王的王国。一再有人冀图挟权势书写历史，宣布这是以唯一真实，留下的却是一堆垃圾和炮制者令人发噱乃至憎恨的丑态。时间难以抚平被损害者心头的创伤；史学家们孜孜不倦地爬梳史料，展示湮没了的真实，为的是铭记不该忘记的历史轨迹。

本书新版奉献给我的读者的是对晚清七十年历史的接近，是对中国现代化艰辛进程深层原因的进一步发掘。历史无法割断。百年苦难无非是无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与中国历史积垢的冲突。死的拖住活的，方生与未死反复搏斗。

中国人应该敢于正视：不但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彼得大帝勇敢地改革也正好发生在康熙皇帝执政的鼎盛时期。沉沦和上升的根由早已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难辞其咎。为什么要启蒙？看看自己和别人的传统就能找到最好的答案。大清帝国的辉煌说到底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

百年转型一个新的高峰是清末新政。它是落日余晖还是新世纪的曙光？戊戌维新和新政正是本书往后延伸的主要内容，一得之见也许能引发读者的思考。

不管人们如何评说某一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我们做的是前人未竟的事业，他们的成败得失都应转化为历史智慧。

2003年3月18日 星期二

这部小书是笔者近年的部分习作。

大学教师的任务是传授和创造文化。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写下来的文章是我的生命记录。

它记下一年360个劳动日。“天道酬勤”。可以欣慰地对自已说，在精神上我是富有的。

它也记下我的人生追求。人生百年，总应该给世界增添一点什么。

在哲学系工作多年，我发现许多年轻人的人生哲学不是从哲学课中学来的。除了社会生活的教育外，给他们重要影响的是文艺。在日常的阅读中，我还有一个令自己吃惊的发现:优秀文艺作品的哲理性远胜那些喜爱重复的哲学文章。这个现象无非再一次揭示:枯搞、停滞就是学术文化的死亡。

在庆幸自己创造性的思维和写作冲动盛而不衰的同时，我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没有新意的文章不写;没有自己的比较系统的见解的书不出。但愿这部书没有辜负自己的信念;也没有浪费读者宝贵的生命一时间。不过，这有待严格的读者去鉴定。同时，出于不愿自己的学术生命过早枯萎的真诚愿望，盼望听到直率的指疵纠谬的声音。

它还记下人间许多真挚的友情。中国是有丰富典籍的文明古国，但不容讳言，图书馆的设备和管理可能居于世界最落后的国家之列。我曾为改变这个状况反复呼吁，直至提出制定图书馆法的议案，但都收效甚微。不过，我在很多图书馆都遇到过乐于助人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真诚帮助，这部书不可能诞生。海天出版社和方映灵女士为本书出版辛勤筹划，更令人永志难忘。至于多年的挚友、理解我的学生和家人，还有妙趣横生的小孙子潇潇，对我说来，任何时候都是激励、支持、温暖和欢乐。

本书部分章节曾公开发表，热心的编者有所删改。但本书绝大部分按手稿植字，故大体保持原貌。

书中用“中世纪”或“宗法专制”取代大陆学者的习惯用语“封建”。我感到这既能准确地表达我要说的意

思，又避免了与境外同行交流中的字面之争。此外别无他意。

借此机会，我要对美国王安研究院表示深切的感谢。1986-1987年，它曾对我的研究给予奖助。接着，我奉命在中山市办中山大学分校，在人生道路上增添了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学术研究却由此拖延;所以，时至今日才捎去迟到的谢意。

袁伟时

1992年5月22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

本书初版原名《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是深圳海天出版社于1992年12月出版的，1995年重印。这一版除对原有某些章节略有修改外，全书从十章增至十四章;向前追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制度的瘤疾给社会转型带来的困难，向后延伸考察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的种种历史现象，以期对晚清大变局有较全面的描述。因为全书内容不限于思潮和人物，书名也作了改动。

本书说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话，欢迎与反对均在意料之中。这不是随意标新立异，笔者追求的是言必有据，白纸黑字后面是爬梳史料的汗水。读来如感到新鲜，那与它是来自另一学派的声音不无关系。

1993年9, 10月间，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余丽嫦大姐，热心筹划为本书

出一新版，后来虽因她无能为力的原因没有办成，但她当年和多年后一再惦念这件小事所流露的诚挚，令我十分感动。当时写就的新版前言，有几段话舍不得湮没，请允许我把它抄在下面:

只要对中国大陆出版界的现状略有了解，决不会认为我再一次感谢原版责任编辑方映灵小姐是多余的。当历尽艰辛终于把100本样书从几百里外的印别厂取来交给我的时候，她的唯一要求是送给她一本有笔者题签的书。认真挑出我认为是最好的一本，我在扉页写下这么几句话:‘这里倾注了你的善良、真诚和高稚的追求。书是灵魂的窗口，它应展示:人生的真谛，时代的呼声。’现在，从未见过面的余丽嫦大姐又热情地要把这部小书印出精美的新版推广到更多读者中去。我想，为繁荣中国学术文化尽力的强烈愿望，把许多知识分子的心联结起来了。

我的书说到底是为我的小孙子潇潇那一代人写的。一年多前，这个三岁的小男子汉郑重宣布:‘长大了，我要造大平板车，能载地球的!’告诉他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车的时候，他立即瞪大眼睛反驳:‘如果有呢?’不要再让他们受到惊扰。一百多年的富强、自由、民主的美梦，一定会在他们手上实现。假如有此需要，他们一定会造出能校正地球轨道的神奇飞车。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童心未泯，遇事寻根究抵问个‘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必定日新月异。要是有人问我:‘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我会毫不扰豫地说:以独立人格为基拙的彻底的理性态度。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之一是理性化。理性有自身的局限，但在盲从和迷信根深抵固的中国，仍是对症良方。

早在两岁多的时候，潇潇就爬上我的书桌，边在稿纸上笔走龙蛇边说:‘爷爷，我给你写文章!’，再过二三十年，当他真正要写自己的书的时候，必定会说:‘我爷爷那一辈人真傻，讨论的尽是常识的问题!’我期望看到开怀大笑的那一天到来。

应该补充一句:我至今仍未见过余大姐，她现在在著名的慈善组织世界宣明会工作，正在为救助不幸的弱者奔忙;偶通声问，仍是那么诚挚。

以上是1998年写就的后记原文，仅在第一段加了说明增订内容的几句话。匆匆几年过去，由于多种原因，书还是没有出来。从我这方面说，永远有那么多新问题吸引着自己，对原有成果的修订出版，总是不那么着紧。谢谢萧悟了先生，他热心催生了这一新版，而且效率很高，在商风弥漫之际，显示了颇为难得的学术品味和竞争意识。都说新世纪应该有新气象，以小见大，也许这就是端倪?

袁伟时

2003年3月

于广州中山大学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