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先生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生赴日留学，成为壮民族中较早的留学生之一。在日留学期间．先生除了研修课程和研读大量的史籍外，还潜心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发表了一批史学研究论文，出版了《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两部著作。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同时还常拜访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共同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等学术问题。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先生任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直到1982年1月逝世。

贫寒的家境、艰难的生活和壮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塑成了先生勤奋好学、朴实节俭、坚定正直、自强不息、积极乐观、敬业进取的优良品德。祖国的兴衰，民族的荣辱，与先生休戚相关。先生对哺育自己成长的壮乡有着深切的关爱之情。在旧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壮族和其他边疆地民族被视为“蛮夷”，备受欺压和歧视，没有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汉文史籍对壮族历史文化的记载不仅零散不全，而且颇多歧视，歪曲和讹传，使世人难以了解其民族的历史文化面貌，也给其民族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先生在学成之后，除了教书育人和史学研究之外，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壮族历史文化的调查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整理成《罗城、河池县少数民族情况调查报告》，呈报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为桂西壮族自治区制定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及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资料。1956年8月，先生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龄，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调查组成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深入广西崇左、龙州、凭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壮族乡村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为开展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些资料弥显珍贵，直到现在仍然是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调查结束后，先生将其中一部分整理成1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力陈将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为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规划提供了依据。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后，就壮族问题征求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在周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编著《广西壮族简史》，并于翌年出版。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壮族史学的开拓者与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先生把立足点和精力放在深入民间进行实地调查，以收集第一手资料。早在1934年8月，先生就带领中山大学学生到广西龙胜、三江等民族地区进行调查。1945年4月又带领广西大学学生，组成“黔桂边民考察团”，深入贵州榕江和广西融县进行调查。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先生带着调查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收集了大批珍贵的资料，并将一部分整理成《黔桂边民教育散记》、《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等文发表。

新中国建立后，先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壮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中。1953年6月，先生带领广西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广西历史文物工作队”，深入南丹、宜山、河池、罗城等地进行调查，收集......

1957年，先生虽然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仍能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克服种种困难，执着于壮族史研究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还不断地广集资料，为《壮族通史》的编纂做准备。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壮族通史》编写提纲及部分章节的编纂。先生逝世后，由其学生黄增庆、张一民教授根据其民族史观进行编著，完成了长达70万字的大著《壮族通史》的出版，从此结束了壮族没有一部通史著作的历史。

先生在古稀之年，仍执着于壮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直到临终前，仍在编著《侬智高》一书。先生逝世后，该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本全面论述和客观评价宋代壮族英雄侬智高的专著。书中以翔实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和科学的态度，辨正了国内外史学界对侬智高的国籍、起兵性质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偏颇之说。先生的勤奋与治学风范，受到史学界的高度赞赏。 (本文有删节)

〈原文刊于《桂林日报》2002年3月27日〉

冢田诚之

《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是从已故壮族研究硕学黄现璠教授生 前撰述的大量学术论文中精选部分反响较大又颇有学术价值的有关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 的论文汇编而成。黄现璠教授出身壮族，作为壮族历史研究中至今仍闪烁光辉的《广西 壮族简史》一书的著者名响中日学术界，系20世纪中国广西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之一。

学术界普遍认为，基于实地调查研究而撰述发表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志的 最初问世，大都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民族学研究兴盛期的20世纪30～40年代。 在广西，刘锡藩所著《岭表纪蛮》（1934年，商务印书馆）属于代表作。《岭表纪蛮》系基于少数民族地区现地调查的所见所闻实录，著者在书中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视同 仁、平等看待，摆脱了传统的《地方志》民族史观，可谓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 但是，刘锡藩本人出身汉族，又担任着政府的教育行政职务，其言行主张不可能完全站 在少数民族的立场。加之，书中所反映出的当时以汉族为中心的时代思潮“汉蛮同源说 ”等主张，从现在研究的成果和水平上看，明显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 事实。《广西壮族简史》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广西 壮族自治区即将成立的时代背景下，著者站在壮族人的立场上，基于丰富的实地调查和 严谨细致的文献考证，从而撰成的一部有关壮族自古以来针对各种歧视压迫而奋起斗争 的反抗史。书中除主要叙说壮族在历史上被封建统治王朝置于的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地位 以及壮族人民对此所作的诸多不屈不挠抗争外，著者还主张：壮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维持着本民族传统的同时，一边吸收着汉族先进文化的一面，一边逐步形成了本民族 固有的优秀文化，以及壮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族。这些主张富有创见，以致备受学术界注 目。这不仅使《广西壮族简史》在壮族研究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同时，透 过其书，也可一窥黄教授对壮族人民怀有的热爱之心和深厚感情。

笔者从事壮族研究已有20余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对外国人而言，要想来到 中国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极为困难。而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民族学 者的许多优秀研究成果多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例如，黄现璠遗作《侬智高》于1983 年10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就在内页上印有“内部发行”。——编者注）。这又使 得海外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史时资料入手较为不易。笔者最初开始研究黄教授，记得 是在1985年以后。当时，黄教授已成故人，无缘面受教诲。但当我仔细研读黄教授所撰 的《广西壮族简史》等著作后，对广西学术界存在这样一位学识如此渊博的杰出历史学 家深感震惊，再通过深入研究，继而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黄教授曾在民族学界长期肩负 指导重任时，深受感铭之情，至今记忆犹新。

最近，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吴伟峰先生介绍，得以结识黄教授之子甘文杰，从相互交流中进一步了解到黄教授的曲折人生和崇高人格，由此对黄教授产生 的敬仰之情与日俱增。再则，黄教授早期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以所深造的东洋 史学（中国史学）及其精深研究法打下了自己坚实的学术研究之基。这表明在中日两国 学术交流史上，黄教授曾起到过重要作用。由这点而言，黄教授又像是我近在身旁的师长。

值黄教授诞辰百年之际，后辈学人将黄教授生前发表过的论文和遗稿整理成该 书出版，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本书所收论文，其中有不少至今仍属难得一见之作，可 说是了解黄教授一生从事学术研究概貌的一本最佳学术论著。其中有些是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的30年代发表的有关唐、宋、元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有些是在大战中发表的有关 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论文，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侬智高起义和壮族社会发展方 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对学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我深信透过《广西壮族简史》和《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这 两本重要学术著作，必然会使包括海外研究者在内的更多的研究者进一步全面认识研究 黄现璠教授的现实意义，更深入的评价黄教授在开拓壮学研究上的特有贡献，从而以此 成为后辈学人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动力和指南。最后期盼该书的出版能起到有力促进广西民族学研究发展的作用。是为序。

2003年3月21日

撰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冢田诚之，现任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当代日本研究中 国壮学权威，著有《壮族社会史研究》、《中国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和民族关系动态》〈 合著〉、《壮族传统节日的历史考察》等，现正在撰写《刘介与黄现璠比较研究》一 书。本序文原稿系日语，现收录于后。——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