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廖九妹,健壮秀丽,十分逗人喜爱,洗衣浆裳来得利索,挑花绣朵一学就能。她最爱缠着祖父讲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和三元里爱国群众抗英斗争的故事,由是,爱国仇洋的思想深深地烙印在她纯洁幼稚的心灵上。

廖九妹自幼生性聪明伶俐、敏慧非凡，能当众琅琅背诵诸兄塾学所教难诗繁文，常令满座惊叹不已，在家庭及族人中深受宠爱。她母亲就曾感叹：‘九女若是男儿，恐怕廖氏门中也要出状元了’。

石板滩为有名的“东山五场”之一。这里地势十分重要,丘山环抱,集市热闹,逢场之日,商贾云集,贸易十分繁盛。当时附近常有土匪作乱，场镇人家习武防盗保家之风素盛，稍殷实之人均请武师教授子女拳棒。廖九妹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便从小习武。由于她身手轻捷，拳脚矫健，意志坚强，练功时特别吃得苦，到十六、七岁时，武艺就出一般人之上。

同场人曾阿义（号称曾罗汉），是个铁匠，暗中早已参加了义和团的秘密活动，他常与外州府县的义和团保持密切联系，并为“东山五场”一带的首领。他见廖九妹武艺不凡，便主动去接近她，并给她讲 “反清灭洋”的道理，鼓励她参加红灯教。在曾的启发下，廖九妹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冲破家庭和族人的阻绕，毅然加入了红灯教。

廖九妹心地善良，对一般劳苦团众的生活，关心备至，乐于救人之急，济人之难，团众都打心眼里拥护她，称赞她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下凡”，她的名望也随之一天一天地传播到四川内外。石板滩的红灯教，见她胆略过人，指挥果断，善设埋伏，便推其为首，原首领曾阿义，自已甘居偏将参谋地位，并正式向团众宣布：“廖九妹是观音化身，今后团众活动悉归九妹指挥。”从此，廖九妹身着月白短衫，头顶青巾，一派“观音”装束，与曾阿义一起带领众团活跃在石板滩一带。

她通过设坛、传教、讲法等形式宣传“反清灭洋”的革命思想，她向团众慷慨陈词，控诉清廷勾结洋人犯下的桩桩罪行，给她们指明：唯有起来造反才是脱离苦海的道路。由于这些革命思想适应了当时困苦巅连的百姓心里，因而大大地增强了号召力，闻讯前来拜谒的教徒、民众络绎不绝，其中，加入红灯教的已达数千人。他们当中有秀才、保甲和中小地主，当然绝大部份是农民，还有不少的妇女和少年参加。甚至有一些小股义和团头目，干脆带着武器人马前来合伙，就是川西各州县义和团首领也都纷纷派人前来与她取得联系。石板滩红灯教的“红色七星团”标志，成为人心所向的旗帜。在廖观音的领导下，这支武装力量在石板滩、龙潭寺一带得到迅速发展，日益壮大起来。

在四川义和团运动日益高涨形势的影响下,石板滩红灯教的活动如火如荼。盛世英有一首诗描述了这一情况,虽然他对红灯教的评价有些地方不妥,但确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和众教徒对“反清灭洋”的意志。他写道：

“撒防队伍散归田,五夜妖星照蜀川。狐火窗明争倡首,龙潭静夜饱挥拳。辍耕陇畔村农舞,说法台前少女颠,似醉如痴浑不识,连头受戳志弥坚。”

廖、曾二人将红灯教设棚为单位，由师父传教：分每十一个教徒为一小棚，由棚首领领导练拳；每十个小棚为一大棚，借以约束组织团众；红灯教其他首领也化名为罗汉、神仙等，依托佛法来号召民众。廖观音把门前的院坝、干涸池塘等率性变成练武操场，并亲自教授教徒练拳。时人有诗称颂道：“夕阳西斜廖家庄，红灯照见习拳忙”。

红灯教活动情况传到华阳县令（当时石板滩属华阳县）龚子蔓耳朵里,他坐卧不安,急派团丁前去搜捕。红灯军在廖观音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打败了团丁，又乘胜将县衙门的公堂设施、门窗建筑捣毁，并毁教堂一座。县令逃脱，赴成都督署请兵。从此，开始了以廖观音为首、曾阿义为副的川西义和团与清军的武装对抗。

四川总督奎俊得报后，感到异常吃惊，他万万没有料到，在成都附近会有义和团“滋事”。现不除必有后患，于是他急派候补知县唐致远率清兵营百人往剿。1902年6月13日,唐赶到二台子去镇压.红灯军英勇还击,大败唐致远,并毁华阳县耶稣堂一所,惩治了作恶多端的教士。清廷为四川局势震惊,急调马维骐为四川提督,“酌带勇营,配齐军火,迅速赴任”。

6月17日，红灯教在龙潭寺文昌宫练拳，华阳县令探得情报后，亲率练丁前往拿办。这位县令哪里知道，哨官刚一跃马进入庙门，就被埋伏在里面的红灯军一刀砍死，后面的练丁吓得调头就跑，红灯健儿乘机杀出，练丁大败溃逃，龚子蔓险些丧命，逃到二台子才躲过红灯军的追击。

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廖观音预料到今后必有恶斗，但她并未退缩，而是针锋相对地在是年6月下旬的一天夜晚，组织红灯教在石板滩川主庙坚定地举行“杀洋人、杀贪官、打富济贫、抗粮抗捐、焚教常、抗官兵、围州县”的起义誓师大会，替受苦大众伸冤报仇。

红灯教贴在川主庙门上的起义誓师对联是：“打铁打钢打江山都是铁罗汉 救苦救难救黎民争效观世音”，横幅为：“扫清灭洋”。

廖观音誓师起义后，赓即制定了围攻成都的战略计划。当时的情况是：东路简阳李永洪的义和团在柏合寺一带活动；南路仁寿熊青禾的这支义和团势力发展很快，并与彭山义和团配合，形成一支较强的武装力量；西路温、郫、崇、灌都有义和团在活动。另外，负责四川军事指挥的提督军门丁鸿臣，已调到川北安岳鱼龙山堵截另一支义和团刘精忠部。廖观音认为，此时若能实现南、北、东路合击围攻成都，则成都可取，于是，她决定从北路石板滩增兵龙潭寺，兵伐成都。

7月下旬，廖观音在石板滩击败清军后，挥师西下驻院山寺（距龙潭寺2公里），并同二台子、院山寺一带的义和团会合，又东联李永洪，南联熊青禾“于二十二、三日会攻省城”。龙滩寺对成都至关重要，廖观音破龙滩寺防线，则两小时可直抵成都，于是清军也向龙滩寺节节增兵，龙滩寺大战迫在眉睫。

7月23日，廖观音率领义和团数路进攻龙滩寺，这是起义以来的第一场血战。经过一天战斗，廖观音的义和团“晚间破场，焚去场尾、场首草房数十间”，把清军赶出龙滩寺，初战告捷。

廖观音夺取龙滩寺的胜利，使四川统治者震惊，当时成都“深夜火城明到晓，巡街大字是灯笼。”王增琪在《亲督师》一诗中写到：“拳民兵郭，声打教堂，人言啧啧，官心惶惶。群聚督署，弘颜筹商，不闻谋路，惟余恐慌。”

这些贪官暴吏，平时飞扬跋扈，现却狼狈不堪，武将不敢督师，清兵不敢出城。奎俊迫不得已，最后只好决定由76岁的文官按察史陈橘（王旁）领兵出战，企图尽早拔掉廖观音这个眼中钉。

7月24日，陈橘领兵前往龙滩寺督战。当他们到达龙滩寺时，犹入无人之境，陈橘心中疑惑，派勇丁二人去侦察。这二人刚行至田边，埋伏在高梁地中的义和团一跃而出，他们还未回过神来，便成为义和团的刀下鬼。原来，廖观音得知清兵进攻的情况后，决定布下一个口袋阵，便将义和团撤出龙滩寺，埋伏在附近山丘竹林里，准备夜间发动进攻，消灭这支守卫成都的主力。陈橘中计，他以为廖观音已闻风而逃，便将清军驻扎在龙滩寺。

傍晚,各路义和团向龙滩寺发起猛攻.陈橘始料不及,慌忙命清军死守场口,凭借洋枪洋炮疯狂的射击.义和团非常英勇,在清军强大的火力下,不断的向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他们“皆前既倒,后者踵进,舞刀念咒,若痴若迷,毫不畏死……”.由于力量悬殊太大,是夜义和团未攻下龙滩寺,但毁附近教堂一所。

7月26日，廖观音向陈橘下战书，“约明日大战”。陈橘一怒，杀了传战书人，并向奎俊求援。奎俊当即“飞调新都团练四百，星夜入扎各隘口助战”，又调“雅安清兵二哨前进”，增援龙滩寺。在这紧要关头，可憾的是廖观音派人给南路熊青禾相约围攻成都的密信，在龙泉山下不幸被清军截留，熊此时还在彭山徘徊，正在等待消息；东路简阳李永洪的义和团，被清军阻于龙泉山上，无法增援。形势对廖观音十分不利，使她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次日天明，廖观音亲自督战。她手拿三角小旗，包红帕，坐花轿，由四个壮汉抬着冲向龙滩寺场口，率领义和团铺天盖地杀向清军阵地。战场上炮火轰鸣，硝烟弥漫，红旗凌空招展，马队轮番冲击，喊杀之声如雷贯耳，“活捉陈老狗”的口号响彻云霄。清军被义和团的气势震慑了，眼看阵脚要乱，防线行将崩溃，陈橘急了，狂叫：“谁敢败下，就砍谁头！”命清兵抵住，死守场口，用抬炮和九子步枪密射。这场血战“至酉刻不分胜负”。后来，在义和团又发起强攻时，清威远中军炮兵刘统带命清军“以开花炮击之”，给义和团造成了巨大伤亡。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廖观音同曾阿义商量后决定，暂时放弃围攻成都的计划，撤回石板滩，保存实力。陈橘率领清军追击，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血流成河。廖观音目睹清兵乱杀无辜的暴行，强忍着心中的悲愤，为了使家乡人民不再遭劫难，她又率义和团撤出石板滩，向金堂、广汉方向转移。

1902年7月下旬,廖观音的队伍进入金堂肖家坪,同时,熊青禾、李永洪等义和团，也纷纷向金堂开来。金堂义和团首领是唐顺之，人称为“元帅”，系著名的书香门第出身。他熟读史书，深知韬略，为人正派，爱济贫困，他所领导的义和团在这一带很有势力。眼下，各路义和团会师于清江镇火盆山，分住于山上火盆寺，镇上火神庙，金堂西部成了义和团的天下。

廖观音这次同唐、熊、李等会合后，如虎添翼。他们商定：采取先取广汉，向西北进军，击绵剑，据平原，南下直取成都的大包抄战略。奎俊看到义和团将要北上，广汉的三水关将是下一个攻击目标，手中不免捏了把汗。有“天堑雄关”之称的三水关，会绵、雒、湔三水（俗称北河、中河、南河）于关前，居高监下，易守难攻，是水陆交通要道，是广汉之咽喉。若三水关先守，廖观音就等于掌握了打开省城北门的钥匙。于是，他急调记名总兵孙烈全，“专剿汉州、金堂教寇”。

这里有一个人物须得一提，他乃汉州知州高维寅。此人是个靠镇压四川义和团起家的刽子手，心狠手辣，一直是四川“主剿派”的悍将，深得总督奎俊的器重。目前，廖观音等数路义和团聚集金堂，他急欲建功讨赏，便亲带捕厅人役和团丁练勇百余人，抵金堂金水碾，意欲堵截义和团北上。

8月初，他探得有义和团在黑神庙练武，便下令围攻，妄图一举消灭。廖观音闻迅后，决定来个调虎离山之计，阳以示弱，暗设埋伏。高维寅得意洋洋地领兵抵达黑神庙，看见义和团正在吃饭，被发现后，脸色十分“惊慌”，丢下餐具越墙就逃。高维寅哪知是计，又见义和团人数不多，便令左右追杀。待他追到清江镇时，忽闻一声“杀！”，就见廖观音率领义和团从两翼杀出，顿时，他被义和团重重包围。兵丁乱作一团，高维寅惊得险些摔下马来。经过一阵激战，义和团大获全胜，将清同知衔团总傅岳龄、兰翎六品军功陈青云、康松年等19名官吏当场击毙，高维寅单骑狼狈逃回三水关。惨败的清兵“尸填巨港”，湔水都为之色变。义和团又乘胜捣毁了苏家山、七堆瓦两处教堂。

廖观音于清江镇计挫高维寅后，即刻会同各路义和团，分三路包抄三水关，直逼广汉。高维寅吃了廖观音的亏，不敢在三水关久留，又逃回广汉，龟缩在城中，不敢出来。其弟高俊英有一首诗记叙了当时高维寅逃回广汉的窘态：

“三水风潮势不平，入关戎马出关迎。红灯满地跳邻匪，碧血千年认贼营。毒焰愈张兵愈溃，团民无死我无生。人怜悍将高司马，四面歌声尽楚声。”

消息传到成都，省城为之震动，奎俊更是为此震惊。他立即调陈橘向三水关火速进兵。三水关的地头蛇同八大会馆的商帮所组成的五大团防，除一般枪炮外，此时又备数门“冬瓜大炮”，帮凶清军，顽守关口东西两面，又将西面的板板桥烧毁，以解除后院起火之忧。他们用“冬瓜大炮”向攻关的义和和团疯狂地发射“开花炮弹 ”，使义和团攻关受阻，伤亡惨重。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为避免义和团前受团练之阻，后受清军尾击的不利处境，廖观音等义和团首领决定将义和团撤回清江镇，把队伍驻扎在火盆山上，与湔水南岸焚音寺一带的清军相持对垒

火盆山(又称铜盘山),距清江镇一公里。它左依绵雒，右枕弥牟，地理位置非常险要。8月4日，四川记名总兵孙烈全率领的清军水师炮船抵达双江渡，欲强攻火盆山。他沿湔水北上，刚抵彭家大院，天还未亮，就进入廖观音等义和团首领设置的伏击圈。廖观音手执的三角红旗一挥，各路义和团一齐杀出，清军被团团包围起来。短兵相接，枪炮失去优势，在肉搏战中，清兵哪里是义和团勇士的对手，纷纷被义和团击毙。这次战斗“自辰至午”，清军“全师覆没”，清从二品大员孙烈全被杀。廖观音叫部下割下他的首级，以祭壮烈牺牲的义和团战友。

廖观音击毙孙烈全的消息，使全川文武官吏异常震惊，总督奎俊更是如坐针毡。他急忙调兵遣将，令陈橘血洗火盆山。陈橘亲自上阵，率领大兵将火盆山围得水泄不通；高维寅又收拾残兵败将，从广汉前来助战；地主武装也气焰嚣张，将山下关隘全部封锁。义和团被清军重兵包围，形势十分危急。

8月26日,清军主力使用火炮火珠向义和团阵地猛烈轰击，古庙森林着火，遍山成了熊熊火海。清军乘山上义和团奋力救火之机，不断增兵强攻。此时，廖观音临危不惧，亲自上阵勇猛抗敌，指挥义和团勇士在不利的情况下顽强坚持战斗。终因寡不敌众，最后一道营寨火盆寺也被清军攻破，义和团壮烈牺牲了900多人，团首领之一的张仙战死疆场。

廖观音在营寨失守后，奋力组织义和团突围，在她的率领下，他们从清军的包围圈中杀出了一条血路，顺利突围出来，为了摆脱清军的追杀，他们向北转移。当他们抵达北河时，恰遇绵水暴涨，路途被阻，而陈橘带领清兵在后穷追不舍,使义和团再度陷入绝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眼看义和团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廖观音等义和团首领果断地组织团众一边同追赶而来的清兵激战，一边立即强渡北河，摆脱险境。在激战中，义和团损失很大，熊青禾被俘，金堂义和团首领之一唐玉龙牺牲，但义和团主力仍有二、三千人泅过了北河，经赵家渡、苏家湾，朝淮口镇而去。

为了瓦解清军重兵围剿的策略，廖观音等义和团首领决定暂时放弃向西北进军的计划，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于是，他们便各自率队穿越清军封锁线，回到了本地，与清军周旋，转入小规模的战斗。

陈橘在金堂获手后，班师回到成都。在官吏为之庆贺之际，他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地作了首《胜了歌》：“本司六月统军，攻破匪巢胜了.…..尔等士农工商,安居乐业是了……秋田现将丰收,共享太平是了。”

正当这位按察史大人高唱着他的“胜了歌”时，一支廖观音的红灯军小分队犹如神兵天降般地突然出现在省城成都，吓得这些满清官吏们鬼哭狼嚎似地连忙躲藏逃命。这支小分队大约二十余人，在9月14日夜，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西门外的青羊宫，趁第二天清晨的一场倾盆大雨，于雨淋淋、雾蒙蒙之中，借竹木长梯攀缘而上，翻越南门城墙而入，再由南大街直奔府城中心，偷袭总督府。途中如入无人之境，少量的巡逻清兵被他们击毙或击溃。由于红灯军突然出现在城中守军面前，也弄不懂杀进城来的究竟有多少人，这些清军乱着一团，兵不见官，边奔边呼：“廖观音杀进城了！”一时间，成都城内秩序大乱。奎俊得知消息，丧魂落魄，急忙命卫队紧闭辕门，等待援兵。当城中守军回过神来，齐向走马街奔来时，这支红灯军小分队已机智地边战边撤，最后，顺利地由南门撤出。

廖观音二次围攻成都，连毙清将，尤其是这次小分队神奇般地大闹成都，使得中外反动派惊慌失措，帝国主义者急慌调兵2000余人前往成都，以绒被裹着大炮，借增援城防为名赤博上阵，进行镇压；奎俊更是气得咬牙切齿，“悬千金重赏”务必捉拿廖观音，以解心头之恨。于是，清军在成都附近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时，清军演出“陷民冒功赏”，借以敲诈勒索的闹剧，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清人汪如海的笔记中记载：“都司王某于北郭外捕四人到，指为贼目，临行鸣冤不置，犹背荷败絮，腰插镰刀，盖农民也。”“东关外莲花池为历来决囚地，一夜连决十九人。”

成都东门外一孕妇，长得美丽，因拒绝清兵调戏，被指为义和团惨遭杀害，且“半月无收葬者。”

汉州高维寅，诡称已捉到廖观音，怕义和团劫狱，已秘密处死在狱中。督府杯疑，派人前去验尸，，结果是一个30多岁的小脚女人， 受到“蒙蔽上峰，图谋功利”的斥责。

陈橘五少爷陈大浩，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平时一惯为非作歹，现听说捉拿廖观音有重赏，就把一个少妇钟吴氏捉到，诳言是廖观音，使得奎俊也一时高兴，不久揭穿，又垂头丧气。

这些例子举不胜举，如，简阳又传出“于金龙寺击毙廖观音”等等，全都是清军贪图功利，滥杀无辜的结果。虽然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但他始终没法拿获廖观音。由于他“剿匪”无能，被迫下台，灰溜溜地离川赴京担任一个闲职--理藩院尚书。

9月下旬，清政府调山西巡抚岑春煊率晋军三营入川镇压义和团，并取代前任奎俊成为川督。他“剿抚”并施，实施“攻心”为主的策略，分化瓦解义和团。1903年1月，廖观音被叛徒出卖，押解至成都。堂审之日，廖观音昂首怒目，对着岑春煊骂道：“大奴才慈禧，小奴才岑老四，都是丧权辱国的东西！是英雄的，在战场上来取你姑娘的头！”，廖观音正气凛然，“临戮而不饶，骂长官不绝口”。岑春煊急奏请朝廷：“该女匪名震一时，若获而不诛，恐未靖之人心复因而蠢动，凡恐外人藉口，当饬正法””(《清档·朱批奏折》)。

1903年1月15日， 年轻的义和团女首领廖观音被下令正式处以斩首刑。正午时分，廖观音被剥光了衣服，赤裸着上身游街示众(清代死刑犯不论男女，依律都要去衣裸刑，所以1907年秋瑾就义之时，只提出不得去衣的要求)，但却毫无怯色，英姿依旧，步履堂哒，慷慨引颈就义，令观者唏嘘一片。行刑路上她依然神色自如，昂首大骂：“慈禧是洋人的大奴才，岑老四（岑春煊）是小奴才，红灯教是灭清剿洋的天兵天将！”一路经过走马街、督院街后，廖才被押至位于锦江下莲池的刑场。廖观音虽被按跪在地，但依然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围观众人无不暗暗称赞。直至刽子手的鬼头刀一挥，廖观音那坚强不屈的身躯才因失去首级而慢慢地倒下，鲜红的热血染红了刑场，围观众人无不唏嘘叹息，廖观音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就此画上句号，就义时年仅十七岁。

《新都县石板滩乡志》资料中有关于廖观音被捕的记载：

“（廖观音）是年（光绪二十八年）腊月，于简阳镇子场不幸被捕，于腊月十七日（1903年1月15日）被岑春煊斩首于督院街督署大门前。”

“《清档·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793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折。”这个折子看来是岑春煊先斩杀了廖观音后立即给清朝朝廷的一个先斩后奏的交代，这个折子标明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也就是1903年1月16日。这可看着是一个廖观音被捕时间的下限，即廖观音被捕时间不会晚于1903年1月16日。

由上面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石板滩乡志》与《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所记载廖观音的被杀日期都是一样的，都记载廖观音是在1903年1月15日在成都被清政府所斩杀的；且《石板滩乡志》明确记载廖观音被捕的时间上限是在光绪二十八年的腊月，而这个腊月的上限就只能是腊月初一，也即是1902年12月30号，换句话说，根据《石板滩乡志》的记载，廖观音被捕的时间不会早于1902年12月30号。

《新都县志》的记载中没有写明廖观音被杀的具体时间，但是指出了廖观音在1月5日已经在被岑春煊审堂了，那么其被捕日期应该就在1903年1月5日的前几天之内，结合石板滩志的记载，其被捕日期不会早于1902年12月30号。或者说，廖观音被捕日期就是1902年12月30号至1903年1月5号之间这四、五天之内。《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这两部著作里记载的是廖观音在1902年底被捕后：“当即押送成都”和“急急解送成都”，而被捕之地龙泉驿区洛带镇距离成都市中区的直线距离才仅仅25公里，步行都用不了一天的时间的。

《成都市青白江区志》与《新都县志》很类似的关于廖观音的记载。

《简阳县续志》卷二十二《灾异篇·兵灾》一节中的记载有：

八月十六日，永洪又率党千余焚掠街市，督标中营同达字营兵至，杀匪数十人、擒二人，余匪散去，至八月廿四日捕获李永洪及党，戮之，又于金龙寺击毙廖观音等。

对于廖观音在简阳金龙寺被击毙说法，传统研究廖观音起义的大多认为这是当时的各地的清朝官兵为了邀功受赏，虚报的捕获、击毙廖观音的战绩的一个假事件而已。这被称之为“简阳说”，此外还有“广汉说”，还有曾经在龙潭寺打败廖观音的陈璚的儿子陈大浩也说自己捕获了廖观音等说法。

《续志》中指出击毙“廖观音”是在光绪二十八廿八月二十四日捕获了简阳（清末是称简州）的义和拳领袖李永洪后，又在金龙寺击毙了“廖观音”的。那么，这个“廖观音”被击毙的日期应该就在八月二十四日后的几天内，而八月二十四日，正是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到成都的日子，那这个被击毙的“廖观音”就不是被岑春煊所杀的，因为岑春煊刚刚同一天才到成都，他第三天才在北门外的昭觉寺斩杀了百余名过去被俘的义和拳战士。如果岑春煊刚到成都就斩杀了廖观音，那岑春煊四个月后给清庭写那个 “当饬正法”的邀功奏折也就是假的了，或者岑春煊会这样去犯欺君之罪吗？回答当然都是否定的。所以，金龙寺被击毙的廖观音显然不是那个在1903年1月15日被岑春暄所斩杀的那个叱咤风云的石板滩少女廖观音。

综上所述，可知：

第一，廖观音是在1903年1月15日被四川总督岑春煊捕获后在成都斩杀的，而其被捕时间不会早于1902年12月30号，也不会晚于1903年1 月5 日。

第二，四川义和拳起义的高潮时期是1902年的7月份和9月份，标志是廖观音、曾阿义号召及组织全省义和拳军队两次围攻成都的战役。第二次围攻成都失败后，在清政府的“剿抚兼施”的镇压下渐趋瓦解、逐渐走向低潮，红灯教只能分散活动的低潮时期。所以岑春煊9月25日到成都后至1903年1月15日斩杀廖观音之间这段三个多月的时间应该算是义和拳由盛到衰的转折期和瓦解期。

第三，岑春煊是1902年9月25日来到成都的，斩杀廖观音是1903年1月15日，而他在1903年3月便离开成都升任两广总督了，岑春煊升任两广总督前肯定是基本平定了四川义和拳才能够离去的；再从《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的记载上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廖观音英勇就义后，四川的义和拳运动在两本历史书中就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写了，由此可以断定， 1903年1月15日红灯教首领少女廖观音被斩杀之后，这次以崭新的“灭清剿洋兴汉”为口号的轰轰烈烈的义和拳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其后的活动大多是在离成都很远的一些秘密地方在秘密的传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