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河镇市面店铺林立，有名堂号就有“万金堂”、“同样号”、“益寿堂”、“四海居”、“福兴源”、“范家店”、“韩家店”、“高升”“义和”等几十个，铁匠铺、银匠铺、染坊、茶馆、酱油铺、造酒坊、油坊、饭馆等数不胜数，这都不必说。

开河镇历来以庙多而著称，有“百步一庙”之说，到底有多少庙，即使本村古稀老人也算不清，光关公庙就有五所，现今古庙址就有二十余座。这些庙宇大体有以下几个类型：

上述庙宇规模大小不一。大者如创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海南大寺庙占地二十余亩，三进院落。进大门（山门）是前殿，往后便是正殿，称大雄宝殿，东西各有配殿，并有钟鼓亭；再往后便是僧房。香火鼎盛时常住僧人达一百余人，拥有庙地二百余亩，并饲养着骡马等大牲畜。也有些庙宇规模比较小，如南街的三清庙占地仅4平方米，别看规模小，样式却飞檐斗拱，内装精雕细刻的透花木棂隔屏，壁画精致美观，神像栩栩如生。其余庙宇有的只有三间屋，有的有独立院落。这些庙宇分布也没有严格规律，大体是以横贯镇中东西大街为中轴，街道两旁分布较多，其余则分散四方。

值得一体的是开河镇海南大寺庙有一铁质大钟，高约两米，重达数吨，铸造于明弘治年间。据说此钟铸成后匠人临走嘱咐，千万在他走后三天再撞响。谁知老匠人刚走了半天，人们出于好奇便迫不及待地把钟敲响了，老匠人遗憾地匆匆赶回来，说明了原委。原来，钟铸成后他走多远，第一次撞响的钟声就能听多远。本来他预计三天可走三百里，这钟声以后就能传三百里。这下砸了，他半天只走了四十五里，结果，这个钟声音也只能传四十五里了。

庙多会就多。每逢庙会，远近前来交易的客商云集，货摊一个接一个，小吃棚遮天蔽日，连蒙古的马帮也赶来作牲畜交易。由此也可见古开河镇规模之一斑。

《漂海录》记载初十日至开河驿。是日晴,大风。晓,发济宁城。西过分水闸至南旺湖。湖弥漫无际,但西望远山而已。其东有靑草茂塞之衍,卽《禹贡》“大野即潴”之泽。

《水浒传注略》汶上县,春秋鲁中都地,汉平陆,北齐乐平平,宋汶上,今属兖州府,有开河驿,蜀山湖在其境。

《汶上县志》中对开河驿有详细记载，开河驿有水夫295名，是汶上县入京必经之地。

开河闸是在元代运河开河闸，于永乐九年重修的，重修开河闸碑记至今保留着碑”。该碑大部分被淤埋地下，碑额露出部分高0.55米，宽0.75米，厚0.35米，具体立碑年代为明朝万历年间。

大运河开河故道干涸后，被村民种树，沿河一下植被茂密，河道本体保持完好。为配合大运河申遗，地方政府对运河遗址进行清理和保护，清理时新发现开河闸建筑石质构件60余块、闸扣10余件，收集整理与大运河及开河古镇有关的历史典故、歌谣谚语、故事传说等100余条。2013年9月20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国际考察专家莉玛胡贾女士考察了重修开河闸碑记。

漕帮的一些文献资料，也有对该闸的记述。

阚城，一名阚乡城，阚城邑，为旧时汶上县境内古城之一，位于县城西南15公里老运河岸西，开河镇以南，横堤头以北。春秋时，阚城为鲁国下邑（小市镇）。已为许多人遗忘的鲁九公墓，就座落在其西南方2.5公里的凤凰岭南面。古阚城原立于大野泽之中。宋金以至明清，其附近曾有“西湖阚乡泽”之称《西湖，即汶上的南旺湖》；故济水支流北经城西，风景秀丽，气势磅礴，且“晨起者常于烟雾交加之会，见城堞宫室之状”（此即海市蜃楼景象。引见〈姬氏志·阚城志〉）。桓公十年（前702），鲁桓公曾游于此地，观其所象，占卜吉凶，大为感叹，告诉左右，他想死后就葬在这里。次年冬十二月，他又约宋国国君马冯在阚城举行了会谈。

鲁桓公之前的魏、厉、献、真、武、懿、孝、惠、隐九位国君，均葬于曲阜城东的防山之麓。桓公死后，鲁国大夫（辅臣）们便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埋葬于阚城西南的凤凰岭南坡。其后，鲁国的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八公也多依照周代埋葬天子的礼仪埋葬于桓公墓以南。又因此陵墓此桓庄二公居上，所以也叫“桓庄陵”。凤凰岭东北侧原建有更衣楼（一名更新楼），为鲁国国君、大夫们前往祭祀时的更衣憩息之所。

鲁昭公死在被逼逃亡之地——晋国边邑乾侯。之后，被擅权的季氏大夫埋在了鲁诸公墓道之南（外），以示死后不得意进祖茔之意。据载，对这种违反礼仪法规的葬法，当时鲁大夫驾鹅曾苦苦加以谏止。后孔子就任鲁大司寇（相当最高法院院长），主持在昭公墓南面及墓地东西两侧开掘了一条“┕┛”形沟堑，意在聚合昭公遗散在外的魂灵，使与以上诸公墓神灵相沟通。这条沟，后人命名为“孔子沟”，又名“讲沟”（寓孔子曾于此地讲学之意）。

鲁九公墓和孔子沟，直到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还存在，但一般人已不晓其由来。万历末年，附近的人从墓地下打官司掘出两条石柱，石柱上镌有游龙，并刻描有朱红对联一副：“家世西京衍豳、岐、丰、镐之旧，祚封东鲁开邢、卫、曹、滕之宗”。自此，人们始俗呼为“皇林”。不久，有些不轨之人串通起来要掘土盗墓。墓地东侧十里闸村一位姓王的农民目睹不忍，提笔书写了一首鸣不平的打油诗，张贴在附近村头上。诗云：“十里闸南三保，手持钢锥缘坡跑，打后林如蒿草”等等。那些不轨之人看了很害怕，遂不敢再行发掘。借助现代考古技术，鲁九公墓及凤凰岭等会很快确证。

1948年汶上解放后，古阚城所在的开河镇一带划入梁山县界，机时位于其西南3公里许的鲁九公墓址，则仍大部分属汶上县地。

梁山东南开河村，建有一座高大巍峨的石牌坊，上刻七个大字“明孝子董天知里”，周围镂刻着八仙形象。

相传明崇祯年间，开河村有一远近闻名的孝子董天知，最听母亲的话。其母病危时，董天知的妻子坐在婆母床前垂泣。婆母说：“人的寿命有限，治病治不了命，你不要难过。”儿媳怔了半天，说出自己的耽心：“您老人家知道天知平时好赌博，您老百年之后，谁能管得了他？”婆母听后点了点头说：“我死之后，你把我的帽子褂子和拄棍留下，如果他去赌博，你就戴上我的帽子，穿上我的褂子，拄着我的柱棍，去赌场叫他。婆母去世百天之后，董天知果然又去赌博，并且越赌越上瘾。妻子去赌场叫他，挨了一顿毒打。妻子想起婆母生前的话，穿上婆母的衣着再去叫他，董天知果然顺顺当当地跟着妻子回家了。

一年夏天，一位押运皇粮的官员从江南经运河北上，过开河镇，正值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却见河岸不远处的墓地里，有两个人趴在一座孤坟前不知做什么。此官员以为是盗墓恶人，便令随船兵卒将两人带上船来。两人一男一女，虽身披蓑衣已淋得如同落汤鸡。官员问其原因，男人答话说：“我叫董天知，俺娘活着的时候，最怕打雷，每逢打雷下雨，都是俺夫妻陪伴在她身旁。三年前俺娘去世了，她老人家埋在这荒郊野外，下雨打雷更会害怕，所以每逢下雨天，俺夫妻就来和她老人家作伴！”那官员听了非常感动，回京后奏明皇上，皇上便降旨将其册封为“孝子”，并拨银两在其村外修牌坊一座。本来皇上要建一座拦河大牌坊，横跨京杭运河，由于各级官员的克扣，最后只好建了一个小牌坊。

清嘉靖年间，运河之畔有个远近闻名的武师房玉冈，因其力大无穷人称“大花牛。“大花牛”虽身怀绝技，膂力惊人，但他一不显示，二不收徒，开着一家客栈度日。某日，一个外地拳师乘船专程来探“大花牛”绝技，桅杆上挂一幅醒目的对联“拳打运河两岸，脚踢南北二京”，横批是“天下无敌”。那拳师将船泊在码头，在运河闸背上弄拳踢脚，故弄姿态，但“大花牛”并不理睬。当地村民气不过，怂恿“大花牛”与他较量一番，“大花牛”无奈，上前比试，但见拳师左躲右闪，最后跳到闸门死角，只要赚他显示绝技。“大花”飞起一脚，只听“咔嚓”一声，将拉启闸门的石柱踢断。那拳师当即拜倒在地，高喊：“多谢师傅赐招！”。至今在开河一带关于大花牛的传说很多。据说“大花牛”用过的扁担。民国年间还被群众当屋梁。

梁山武术源远流长，与少林、武当、峨嵋并称中华武术四大流派，民间习武者众多，其中不乏高手。一九八六年，一大汉在梁山断金亭石桌前纳凉，闲说道：“这桌子怎的耐用？”说罢运气推掌，一掌拍在石桌上，竟拍下一只桌角来

提督

开河村,清朝还出了位名叫李杰龙的浙江提督大人。他生于康熙丁酉年十月,卒于乾隆五十三年,一生南征北战,带兵云南平定过吴三桂后代的叛乱,战功赫赫,深得乾隆赏识,被封为浙江提督。是浙江军政大权的统领。

周裕斋、名庆余，梁山县开河南村人，公元一八九五年生人。因其为人处世讲究温、良、恭、俭、让，被各界尊称为周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卒于一九六四年，享年七十三岁。 周先生一生扶危济困，乐善好施，资助革命，有大义儒商的美誉。

闻名乡贤房兆喜，刘奉岭，黄埔学子蔡荣森，房瑞璜

施耐庵

明代的施耐庵之所以写出〈水浒传〉这部奇书，却实在应该感谢运河。宋江的起义故事发生在北方的梁山，经本地民间艺人通过不断地加工改造，形成各种故事、传说、曲艺唱等形式，然后又通过运河从北方传到南方。当然这样的故事到达南方后，也还会继续成长着，却真正长成〈水浒传〉却要等到明代。静候于南方的一个文学巨匠终于被感动了，他用自己的如椽大笔精雕刻出了这本《水浒传》。施老先生为何具有如此丰富的想像力，为何能创造出如此众多、而有个性鲜明的文学形象，施耐庵客居开河，感悟地方文化，汲取开河与运河文化营养，成就了不可思议的一部巨著，成就了一个永垂青史的伟大作家。

戴大宾

明代诗人戴大宾诗《开河驿》“三月开河驿,垂阳绿覆堤.征人叹萧索,未有一莺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