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离休。

2017年1月4日，张勋甫在深圳逝世，享年96岁。

1. 深圳有深水的意思，特别是广东、香港同胞认为水是好意头，是发大财的好地方，常委会就决定用深圳市作为新市的名字。

2. 当时我们也怕犯错误，也会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但我们认为我们做的都是符合群众要求的，老百姓其实看得比我们都清楚。

我们当时的创新都是从实际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根据群众要求，从对群众有利的角度出发，这是改革创新的基础。

3.当时“省特区办”说，深圳搞这么大的特区规划不现实，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比全世界特区的总面积还大，说我们有政治野心。

中国出现了一个深圳市

那是1978年12月的一天，省委书记习仲勋找我谈话，说宝安县要撤县改市，省委决定由我担任深圳市市委书记，还说“调查报告也是你带人搞出来的，那里的情况你比较熟悉，到任后一定要把建设新深圳的事情办好”。我当即向习老表态，决不辜负党的重托和厚望，不论任务怎样艰巨，也要全力以赴，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

省委还要我在转年年初召开的省委扩大会期间，和方苞同志一起研究，提出一个市委常委和市革委副主任的建议名单。1979年1月23日，省委发出深圳市建市的通知，任命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领导班子。

深圳市市委第一次常委会决定，马上召开市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会议的精神，会上还传达讨论了国务院关于宝安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

会议研究了几个急需确定的问题。首先是新市的名字，叫宝安市还是深圳市好？主张叫深圳市的同志列举了三个理由：一是深圳比宝安在世界上的知名度高，不知道有宝安的也知道有个深圳；二是知道深圳的外国人就知道深圳紧靠香港，就是罗湖口岸所在的地方；三是深圳有深水的意思，在粤文化中有好意头，广东人和香港同胞都认为它是风水宝地。于是常委们就决定用“深圳”作为这个新市的名字，后行文上报省里和中央，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公布。

其次是行政区划的问题，决定深圳市下设区，二线边防线内为深圳市城区，二线外设立松岗、龙华、布吉、龙岗和葵冲区，后为加强盐田深水港和大小梅沙旅游区的领导，特区内又增设了盐田区。

第三件事，是要确定深圳市委、市府的所在地。原宝安县政府很小，大家认为可做临时办公地点，待市委、市政府地址的选定后，原县委办公地方可另作他用。大家的原则意见是，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区应设立在城市中心地带。后来我们看中一块地方，那里有很多荔枝树，还有一片低洼地。我们后来把这块凹地改为湖，就在荔枝园的旁边建设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楼。

为了迅速解决不断调来的大批干部的住房问题，我到省计委把科技干部住宅的设计图纸拿来，1979年5月就开始动工建设，到1981年初，就开始住人和办公了。

建市之初 深圳的短处和长处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们国家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很多人在思想上还难以摆脱“左”的影响。可我们有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下决心一定开拓出一条新路子来。深圳市委于1979年2月22日到26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同时，大力解放思想，破除僵化观念，提倡实事求是，正确地引导全市干部认识自身的优势，扬长避短，敢于运用价值规律去发展生产力。

要知道，“文革”时我们这里也是重灾区，什么“批三洋”、“割尾巴”，搞得特别起劲，有人还把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甚至诬为“特嫌”立案审查。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我们重视联系这一实际，认真清除“左”的思想，切实分清是非，引导各级干部认识利用好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人缘优势，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会后市委常委带头深入群众，了解深圳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措施。

虽然只隔着一条河，当时这里农民的收入与香港农民比，差距非常大。香港新界农民的收入是深圳农民收入的80倍，所以那时人心不安，偷渡逃港现象非常严重，每天在边防线上都能抓到很多人。那时深圳的道路基础很差，电力不足，通讯也相当落后，城区连公共汽车都没有。要解决上述问题难度也很大，因为底子太薄，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这就是深圳的短处。

但深圳也有许多长处，首先是地利与人和，这是很多地方无法相媲美的，它毗邻香港，山水相连、交通方便。香港的工商业者、企业家，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大，他们对国际市场都很熟悉，而且都有多年经营的销售渠道；而且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旅游资源丰富，交通运输条件又好，这对我们都非常有利。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这头三脚怎么才能踢好呢？当时，很多困难摆在我们面前，习老非常关心和重视深圳的工作和人民的生活，他多次来过深圳，亲自调查处理，做出对重大问题的正确处理决定。习老说：偷渡逃港的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偷渡逃港的人，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他还谆谆告诫我们的干部，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深圳的优势，要利用外资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旅游业，迅速提高人民的收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偷渡逃港的问题。

探索特区模式 杀出一条血路

“忽如一夜春风来”，1979年4月，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特区的主张。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前面是荆棘丛生，甚至布满地雷，没有魄力是不敢闯的。我当时想：在前进的路上，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

小平同志讲“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其实就是要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小平同志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深圳的广大市民和干部，他们激动地说：金山门，要打开，不尽财源滚滚来。我们当干部的，心里也有一个念想，就是带领群众大胆探索，让深圳先富起来，我们这里的收入要赶上甚至超过深圳河对面的人！

那是一个难忘的春天，小平同志的讲话就像春雷震动了神州大地。对我们深圳人来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只有“杀出一条血路来”，只有实现以外向型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才能充分发挥深圳的优势，使深圳人民尽快地富起来。当时我找习书记和刘田夫省长做了汇报，他们都支持我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为了加速发展深圳的经济，我们市委经过反复酝酿研究，拟出了一个《关于充分发挥我市特点优势为国家争取更多外汇的意见》，这就是深圳市最初的特区发展模式。

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在我之后，有更多的人投身到深圳的特区建设中。

让我们深感自豪的是，我们这座城市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诞生的，并且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不断成长壮大。30多年前，中国的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深圳市。因为它诞生之初就肩负着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所以受到了整个世界的关注。我看着这座年轻的城市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在迎来党的90周年生日的时候，我要从心底说一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好！

2017年1月12日，习远平撰文《远去的岁月，不会远去的背影 ——悼念张勋甫叔叔》，悼念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张勋甫。

作为深圳特区创建初期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张勋甫、方苞同志他们这一届的市委、市政府班子，为经济特区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习仲勋儿子习远平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