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末帝清泰初年（934年），改任驾部郎中、知制诰，撰写皇后册文。不久，升为中书舍人，赐金紫。

清泰二年（935年），加判史馆兼点阅三馆书籍，校正添补，参与编写《明宗实录》30卷。次年升为礼部侍郎，改任御史中丞。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年），改任户部侍郎，经宰相桑维翰推荐，封为翰林学士。

天福五年（940年），服父丧复任户部侍郎，奉诏与吕琦、崔棁等续修唐史，兼任史院判院事。撰写《唐朝君臣正论》25卷，改任兵部侍郎。

天福八年（943年），改任吏部侍郎。

开运二年（945年），《旧唐书》200卷完成，次年张昭升为尚书右丞。

后汉建国初，张昭仍旧担任吏部侍郎，并授命为太常卿。

后汉高祖乾佑二年（949年），加封为检校礼部尚书。

广顺（951年—953年）初年，后周太祖郭威授张昭为户部尚书。其子张秉阳因事获罪，张昭上疏引咎，被降为太子宾客。一年多后，官复原职。

显德元年（954年），改任兵部尚书。后周世宗柴荣因张昭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对他颇为看重。次年，张昭请求致仕，世宗优诏不许，敦促其入朝谒见。张昭曾撰写《制旨兵法》十卷、《周祖实录》三十卷以及后唐闵帝、后唐废帝、后汉隐帝实录，皆存于史阁。

显德六年（959年），后周恭帝柴宗训即位，封张昭为舒国公。

建隆元年（960年），北宋建立，张昭被拜为吏部尚书。

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郊祀，张昭奉命任卤簿使。礼毕之后，进封郑国公。后因事惹怒太祖，遂上疏告老，以吏部尚书致仕，改封陈国公。

开宝五年（972年），张昭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史称张昭“君违必谏”，唐明宗时， 张昭远从安全、威慑、御下等角度上书， 劝谏明宗“居高虑远，慎始图终”，不可沉溺于田猎，他还以庄宗的前车之鉴为例，请求明宗重视皇子教育。为了避免皇位继承而引发的流血冲突， 张昭远建议明宗封太子、 拜诸王， 严格嫡庶亲疏界限。他建议恢复唐朝旧制，置观察使察民疾苦、劝课农桑、设置常平仓等等。他还借鉴太宗、玄宗在位前后的经验教训，向明宗提出有助于皇帝统治的保宗之道和“八审”的治邦经国建议。汉隐帝常于宦官嬉闹，张昭立刻上奏劝谏。张昭又曾就用人政策劝谏后周世宗，望其能“存旧法而用人”。张昭通过对前朝历史的反思和总结，以借鉴于当世，重现李唐盛世。此外，张昭熟知文史、老于典章制度，为朝廷检寻典故、讨论制订典章制度出力颇多。后晋天福初年（936年），张昭曾议立宗庙。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张昭曾担任后汉高祖丧葬礼仪使，参与高祖庙号及舞名、歌辞等方面的确定。后周时，曾奏请兴制举，选拔人才。显德六年（959年），张昭担任卤簿使一职，负责世宗丧葬相关事宜。北宋年间再次以卤簿使参与郊祀，致仕后还为岭南献俘之事口述相应礼法规则。

在现存的17种、360卷的五代实录里，张昭所参与编撰的计有10种，175卷，这在五代实录的修撰者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具体的修撰过程中，张昭始终是位于监修之下的第一修撰者，是他所参与修撰的每部实录的具体负责人。其所参修实录及前代史，记载和反映了唐及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风俗、人物等基本史实，如正是由于五代实录修撰较为完整，五代实录不仅是后人撰修五代历史的基础史料，也是后人辨别五代史料真伪、正误的主要依据和标准。张昭于五代乱离、载籍无稽之际，掇拾补辑，其事较难，在五代历史的保存上有重要贡献。

张昭在五代时期所修的唯一一部正史《旧唐书》的修撰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易代修史，是新政权建立后为确立其政权合法性的必行之事。然后梁、后唐未能设立史局的原因与唐朝末年史料大量阙失的客观因素有直接的关系。赵莹于《旧唐书》的监修有功，张昭于《旧唐书》的撰写更有力。在《旧唐书》的编撰过程中，唐史局几经变迁，监修、撰修人员屡次变动。自天福六年（941年）二月入唐史局直至开运（945年）二年六月《旧唐书》完成，张昭一直参与并具体负责修撰事宜。《旧五代史》《新唐书》《宋史》等史书都着重提及张昭在《旧唐书》修撰中的特殊贡献。《旧唐书》的具体修撰也以张昭出力最多。鉴于唐末实录的大量阙失，《旧唐书》却于唐昭宗、唐哀帝二纪记述甚详，就与张昭在史料搜集和编缀方面的特殊贡献密不可分。《旧唐书》的成书对保存唐代史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张昭修纂实录及前代史时，吸收前代的修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编纂体系。既对前代的成果有了总结性的继承，又富有五代时期的时代特色。如在为后唐太祖和庄宗修纂实录之前，建议将懿祖和献祖的事迹一并载于史册，不仅是出于为后唐朝廷歌功颂德的政治需要，亦是一种＂传授有因、推迂得序＂的整体史观。尽管张昭的史学成就超出其同时代者，但作为传统史家的一员，其历史撰述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弊端，其中记述失实之处仍有不少。张昭协助贾纬一起制定《旧唐书》修史计划，由于五代官员历仕多朝的现状，其对“忠义”、“叛逆”进行全新解释，此外，在参撰修史时，囿于时代，张昭亦有曲笔失实之处。

张昭不仅奉诏官修史书，亦私修不少史著，更在经部、子部、集部等有所作为。后周世宗时张昭迁兵部尚书，上表进所撰兵法目录，略称“臣观前代兵将所著，篇部颇多。自唐末离乱。图书流落；今兰台秘府，目录空存。其余讨论，困难详悉。今只据臣家所有之书，摭其兵要。”遂撰《制旨兵法》《周祖实录》藏于秘阁。《宋史》记载其家藏“图书数万卷”，并藏有后唐庄宗时制诏书90余篇。并建造有“书楼”，收藏图书。他亲手校释六经，与太常卿田敏并称为当时的“文儒领袖”。

符彦超：推官正人，无得害之。

柴荣：①张昭远好古直，甚重之。②卿言甚善且至公。

王景：我在行伍间，即闻张尚书名，今使于我，是朝廷厚我也，岂可以往例为限耶？

王钦若等：（张）昭长于笔述，锐于采求。

脱脱：①张昭居五季之末，专以典章撰述为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乱，君违必谏，时君虽嘉尚之而不能从。宋兴，敦奖硕儒，多所询访，庶几获稽古之效矣。……数贤虽当创业之始，而进退之际，蔼然承平多士之风焉，宜宋治之日进于盛也。②尤好纂述，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

谢保成、杨迎吉等：后晋政权为修唐史，专门设置了修前代史的“史院”，以张昭远负责……前后数年，张昭远始终主其事。赵莹制定规划、确定体例……都有张昭远协助完成。《旧唐书》的篆修，张昭远当是用力最勤的一人……张昭远是五代时期著述最为繁富的一位史学家。

张明华：张昭远习文、研经、诵史的通识知识结构是其胜任史职的重要前提，兼之他留心史料和典籍的搜集，又“特好学”，且拥有“积书数万卷”的“书楼”作为其知识储备库，因此，他博洽文史、旁通治乱、老于典章制度，是朝廷检寻典故、讨论制订典章制度、整理典籍等赖以倚重的人物……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有许多像张昭远一样默默无闻、为他人作嫁衣的史家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历史典籍才不致绝缕，中华文明才能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张昭自后唐至宋，屡承诏修撰实录，五代实录有三百六十卷之说，而张昭参与编撰之数多达一百七十五卷。

（参考资料 ）

除了编撰实录，张昭著述颇多，纂有《唐朝君臣正论》《十代兴亡论》等见诸史册，今多已亡佚。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张昭曾参与编纂《制旨兵法》，参详旨要，更加损益。张昭亦曾校勘考证经部书籍，在《经典释文》《九经文字》及《制科条式》等的刊定上，贡献突出。此外，其曾撰录《显德刑统》20卷、《补注庄子》10卷，在《宋史·艺文志》中均有著录。张昭还撰有文集《嘉善集》50卷和《名臣事迹》5卷。《全唐诗》存其诗1首，《全唐诗外编》补收1首。

宋太祖时，秦州节度使王景获封太原郡王，张昭作为使者前往秦州，以向其宣命。王景非常礼敬尊重张昭，赠给他一万多缗钱。他的一位亲信认为礼节太过优厚。王景说：“我在军中就听闻张尚书的名声。现在派他出使于我，这是朝廷对我的厚爱啊。我怎么可以拿以往的旧例来限制呢。”

张昭在后唐明宗朝中做官时，明宗的几个皇子都争相奢侈浪费，张昭上疏说明训练储君的方法，大意是说：“陛下的几个皇子应该各自安排一位老师，让他们降低身份来尊敬师长。命令他们每天记载一件事，一年下来就可以累积很多记事。每个月终了，让他们的师傅将这种记事禀奏陛下；待皇子晋见时，陛下当面提出问题。假如十题之中能回答五题，就算得上能够明了安危的原因，体会成败的道理。” 但明宗不予采用。

后周世宗柴荣认为张昭颇有古风，且为人正直，十分器重他。柴荣曾向张昭询问朝内大臣可以拜相的人选。张昭毫不犹豫地回答：“依臣所见，莫若李涛。” 柴荣却因李涛在闺房的孟浪之举，认为他并不具备大臣的品行，对于张昭的回答感到非常意外。张昭遂解释道：“陛下只闻李涛的名声，却未考察其才干。李涛曾上疏警告晋高祖，指出邠州节度使张彦泽可能心怀叛逆之意，应早作防范。然而，晋高祖未予采纳，结果契丹南侵，张彦泽果然谋反，导致后晋覆灭。在先帝（郭威）潜龙时期，李涛也上疏请求解除郭威的军权，以备不测，但少主（刘承祐）未予理会。不久后，先帝就夺取了天下。在国家安危未卜之际，李涛已经提前预见，这些难道不都是他的贤明吗？臣之所以首推李涛，正是出于此因。” 柴荣虽然赞同张昭对于李涛的评价，但最终没有安排李涛进入中书门下。

张昭特别热爱学习，他积累了成千上万卷书籍，甚至建了一座楼来储藏这些书，人们常常称之为“书楼张公家”。他曾对亲近的人说：“《太玄经》中提到黄钟不在戊巳之位，那么音律应该怎么确定呢？杨子云精通历法和天文，他曾写过一本书，严君平进行了星宿纬度的测量，总共有二十八个宿，其中参、觜、牛宿都有一些偏差，不知道严君平的学问是否局限于此？还是后人传承可能有误，难以确定答案。”由此可见张昭对于学问思考的深入。

籍考

张昭的籍贯，《宋史》《宋会要辑稿》记载“张昭，字潜夫。本名昭远，自言汉常山王耳之后，世居濮州范阳县。”《东都事略》则载“张昭字潜夫，河间人也。”其籍贯目前有“范县（今河南范县）说”和“范阳（今河北涿县）说”两种说法。

根据《旧五代史》《金史》等地理中记载濮州下属为范县，大部分学者支持张昭为濮州范县人。

学者惠鹏飞认为《五代会要》在记载张昭籍贯时将范阳县简称为范县，范阳这一区域在宋代属于辽朝南京道；《东都事略》记载的河间在北宋境内，即今河北省沧州市境内。故张昭的祖辈应当是在宋代之前居住在范阳，而张昭后来则迁居到宋朝境内的河间。

（表格参考资料 ）

《东都事略·卷三十·列传十三》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列传第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