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寺[25]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1]待漏院：宰相等待早朝休息的地方，漏，古代计时器。

[2] 品物：众物，万物。亨：通达顺利。

[3] 岁功：一年农事的收获。

[4] 三公：周代三公有两说，一说是司马、司徒、司空，一说是太师、太傅、太保。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唐宋仍沿此称，惟已无实际职务。

[5] 六卿：《周礼》把执政大臣分为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亦称六卿。后世往往称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为六卿。

[6]皋（gāo）：即皋陶（yáo），相传曾被舜选为掌管刑法的官。

[7] 夔：尧舜时的乐官。

[8]房：指房玄龄；魏：指魏征。

[9] 火城：朝会时的火炬仪仗。

[10] 哕哕（huì）：象声词，徐缓而有节奏的响声。

[11] 金门：又称金马门，汉代官署门旁有铜马，故名。

[12] 弭：停止，消除。

[13] 眚（shěng）：原义为日食或月食，后引申为灾异。

[14] 荐：副词，表示频度，相当于“一再”、“屡次”。

[15] 禳（ráng）：除邪消灾的祭祀。

[16] 厘：改变，改正。

[17] 四聪：《尚书·尧典》：“明四目，达四聪。”孔颖达疏：“达四方之聪，使为己远听四方也。”

[18] 三时：春、夏、秋三个农忙季节。

[19] 慆慆（tāo）：纷乱不息的样子。

[20]重瞳：相传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子，此指皇帝。

[21] 隳（huī）：崩毁，毁坏。

[22] 悬：系连，关联。

[23] 旅：俱，共同。

[24] 备员：凑数，充数。

[25] 棘寺：大理寺（古代掌管刑狱的最高机关）的别称。

天道不说话，而万物却能顺利生长，年年有所收成，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掌握四时、五行的天官们使风雨调畅的结果。皇帝不说话，而人民和睦相亲，四方万国安宁，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三公商讨了治国纲要，六卿职责分明，伸张了皇帝的教化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国君在上清闲安逸，臣子在下勤于王事，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贤相名臣善于治理国家的，从皋陶、夔到房玄龄、魏征，是屈指可数的。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劳不懈。早起晚睡为国君效力，连卿大夫都是如此，何况宰相呢！

朝廷从建国初即沿袭前代的制度，在丹凤门西边设立宰相待漏院，这是表示崇尚勤于政务。当朝见之所的门楼上映着一线曙光，东方还未大亮时，宰相就动身启行，仪仗队的灯笼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驾到，马车铃声叮，富有节奏。这时宫门未开，玉漏声残，侍从撩开车上帷盖，主人下车到待漏院暂息。在等候朝见之际，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或许在想，百姓尚未安定，考虑怎样使他们平安；各方少数民族尚未归顺，考虑怎样使他们前来归附。战事未息，怎样使它平息；田野荒芜，怎样使人们去开垦。德才兼备之人尚未任用，我将推荐他们；奸人在朝，我将贬斥他们。气候反常，天时不正，灾害一次次发生，我愿意辞去相位来乞求上天消除灭害；各种刑罚未能废止不用，欺诈行为不断发生，我将请求施行文德教化来矫正这些人。怀着深深的忧虑，等待天明入宫。宫门开后，善听各方意见的天子离得很近。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见，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世风清明安定，百姓因此而富裕。如能这样，宰相位居百官之上，享受优厚的俸禄，那就不是侥幸而得，而是完全应该的。

或许在想，我有私仇未报，考虑怎样斥逐仇敌；有旧恩未报，考虑怎样使恩人荣华富贵。考虑着金钱美女，怎样到手；车马玩物，怎样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权势，我便考虑如何提拔他们；正直之臣直言谏诤，我便考虑怎样罢斥他们。三时各地报告灾情，皇上忧虑，我便考虑怎样用花言巧语取悦皇帝；众官枉法，国君听到怨言，我便考虑怎样奉承献媚求得皇上的欢心。他为私事思绪纷乱，强自坐着假睡。宫门开了，金殿上龙目四顾，宰相提出建议，皇上被他蒙惑，政权由此而毁坏，皇位也因此而动摇。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或流放远地，也不是不幸，而是完全应该的。

因此可以懂得，一国之政，万人之命，系于宰相一人，难道可以不谨慎以待吗？还有一种宰相，他们没有恶名声，也没有好名声，随波逐流时进时退，窃取高位贪图利禄，滥竽充数而保全身家性命，也是不足取的。

大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写此文，希望能把它记录在待漏院壁上，用以告诫执政的大臣。

此文大约写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当时36岁。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担任地方州县官职。端拱元年，太宗召试，擢右拾遗、直史馆。二年，拜左司谏，知制诰，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棘寺小吏王某为文”。

在唐宋两代的政治结构中，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时文人当政，宰相权力尤重。王禹偁有感于宰相人选在朝政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写了这篇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章。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待漏院记》讲的是宰相职责，也反映了宋儒的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独断而无为于上，百官分职而勤劬于下，而作为其间枢纽的，就是宰相。不过，在现实政治中，奸相多而贤相少，庸相为数尤众，作者正是深感于此，才写了颇有规讽之意的《待漏院记》。写作此文之后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贬谪，表面原因是为被妖尼道安诬讼的徐铉抗疏雪冤，追究深层原因，则是因其直言敢谏、得罪权臣，至“为流俗所不容”（《宋史·王禹偁传》）。说明宰相知国政悬万命，当慎于思之以苍生之富庶。劝诫宰相为政当勤，忠直无私，以保国安民为己任，而不应图谋私利，误国误民，或贪图禄位，庸碌无为。文章体现了作者开明的政治主张和实现清明吏治的进步要求；采用对比的写法，刻画了贤相和奸相的形象。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文章开头的这几句话：“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后人评价很高，这段话既是《待漏院记》要求宰相“勤政”的理论基础，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政治结构的认识。儒家经典反复申明的理想政治模式是“垂拱无为”（《尚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而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前提有二：其一，圣人是道德领袖，是价值标准；其二，三公、六卿各司其职，用这种道德指示与教育百姓。这种政治模式不是圣人创造的，而是“法乎天”的。“天道”在儒家看来是道德的宇宙，为人类世界确立价值标准，提供模仿榜样。天官们负责司掌气息风雨，从而使得“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这种政治哲学反映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模式。

1．将千古贤相奸相心事，曲曲描出，辞气严正，可法可鉴。尤妙在先借“勤”字立说，后将“慎”字作敛，……虽名为记，极似箴体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

2．篇末自署其官以及姓名，亦见敬谨之意，而用规一语，尤觉一片婆心，千载如揭。宜昔人称为垂世立教之文。 （余诚《古文释义》）

3．此记首以天道，终以人命，而要归于善体其君之心，呜呼！所系亦大矣。待漏之顷，思乎？否乎？是又在居其职者。 （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

4．非骈非散，似箴似铭。文格犹沿五代，而紧切“待”字落想，词无鲠避，正色毅然。（浦起龙《古文眉诠》）

王禹偁（chēng），字元之，济州锯野人，一生经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他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中进士，当过翰林学士，三任知制诰，但三次受排挤而外放，晚年当过黄州地方长官，所以后人称他“王黄州”。当宋初一方面空洞浮靡的骈文盛行，一方面柳开、穆修等人生涩僻奥的古文崛起之时，王禹偁却从两种文风的两军对垒中看到了各自的弊端，他打出的旗号“夫文，传道而明心”，看上去仍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文以载道”的旧调重弹，但他借着“传道明心”却强调了表现内在心灵感受的意义。既然要表现内在心灵的感受，就不应该把文章写得浮靡空洞或生涩僻奥，而应当“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所以他自己的散文总是写的平易晓畅，既不像骈文那么呆板，又不像宋初古文那么生涩，显得既有古文的自然流畅又有骈文的内在节奏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