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中国的真实文化期起源于殷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在殷朝灭后分为二大支。一支在周人手下在北部发展，一支在徐、楚人手下，在南方发展，西周三百六十余年间南北是抗争着的，周人一直把徐、楚人当成蛮夷。显然，徐人的文明并不比周人初起的文明落后。徐是夏、商就存在的古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还说，“吴越人的汉化一定受了徐楚人影响，吴的支配者虽然是周人的伯夷仲雍，但他们初到吴时也还是半个蛮子，徐楚人和殷人的直系宋人，是传播殷代文化在中国南部发展的。”（见《历史人物》）

这应该是“徐文化”概念的最早出处。

先是，东夷族领袖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成功，大禹继位，“禹举皋陶（伯益之父），皋陶卒。而后举益，益让帝禹子启，启遂即天子位。”启的继位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反对，有扈氏首先起来反抗，伯益也起兵，但启早有准备，击败了伯益。夏启六年，伯益被杀。迫于当时的形势，为了笼络人心，夏启一面以隆重之礼安葬伯益，一面将伯益的二儿子若木封于徐，即山东中部、南部和江苏徐州及邳州、新沂、睢宁、丰县、沛县一带，后又向南扩展，到了淮河流域。徐国经过强强弱弱的风云变幻，历经夏、商、周，到战国时期的42代君章禹（公元前512年），被吴国所灭。

然而，存世1600多年的古徐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广义徐文化

广义徐文化指九州之一的徐州地区创造的文化，《禹贡》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地区范围一样。它南至淮河，东滨大海，北到泰山，西临豫州。

徐州彭祖文化

徐州是远古时期彭祖大彭氏国所在地，是世界彭氏宗亲公认的发源地。作为中华饮食文化及养生文化的鼻祖栖息地，徐州市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彭祖饮食文化、养生文化等遗产，民间关于彭祖的传说和秘藏的养生健身方法更是不胜枚举。　相传彭祖从尧帝时期活到周朝，为躲避战乱，从徐州举家外迁，其后裔分别落脚在四川彭山、广东揭阳、浙江临安和福建武夷山等地。彭祖养生文化的精髓是“药食同源，以食养生”。此外，按摩养生养颜术也正风靡全球，而彭祖导引术是最早的源头。

徐州两汉文化

历史文化名城徐州，山川壮美，景物秀丽，大气雄风，荡人心魄。六千年的文明史，灿烂的古文化遗存，历史的长河在这里翻卷出一朵朵绚丽的浪花，陶铸出它独特的文化风姿。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事其辉煌的两汉文化遗存。

这里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而持久的封建帝国——大汉王朝就是从这里出发，登上了历史舞台，扮演出一部光耀四海，流韵百世的活剧。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体——汉族，我们所书写着的汉字，交谈着的汉语，是否都与这个王朝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一个“汉”字，早已融化在亿万炎黄子孙的血脉里，成为一个民族最为醒目的图腾。

商丘三商文化

三商文化即由商人、商业、商品衍生出的文化，是中国商丘的品牌文化。商丘是商人、商业、商品的发源地，华商始祖王亥的故里，商朝建都地，商丘因此被誉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商族的先族东夷人在商丘一带活动，从事物物交换活动，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由此衍生的文化称为“商文化”。三商文化是中国十大文化之一，商丘为中国十大文化城市之一。

郯城鸟崇拜

郯子治郯讲道德、施仁义、恩威有加，百姓心悦诚服，使郯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一些典章制度都继续保持下来，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郯子说：少昊是我的祖先，我当然知道。我的祖先少昊挚初立位时，恰好有凤凰飞来，这被当成吉祥的征兆，因此就拜鸟为师，以鸟名来称呼各种官职。郯子进一步解释说：少昊是我们的高祖，我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从前黄帝以云来记事，因此他的百官都以云命名；炎帝以火来记事，因此他的百官都以火命名；共工氏以水记事，他的百官都以水命名；太昊氏以龙记事，他的百官都以龙命名。我的高祖少昊挚即位的时候，恰遇凤鸟飞来，因此便以鸟记事，他的百官也以鸟命名。如凤鸟氏掌管历法。所说凤鸟氏，就是历正。凤凰是吉祥的神鸟，它一出现天下就和平安定，它是知道天时的。历正是主管历数正天时的官，故叫凤鸟氏；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玄鸟即燕子，它们春分飞来，秋分离去，故名掌管春分和秋分的官为玄鸟氏；伯赵氏掌管夏至、冬至。伯赵就是伯劳鸟，它夏至开始鸣叫，冬至停止，个官职以它命名；青鸟氏掌管立春、立夏。青鸟就是鸽鸬，它在立春开始鸣叫，立夏停止，故这个官职以它命名；丹鸟氏掌管立秋、立冬。丹鸟即雉，它立秋来，立冬离去，故以它命名。以上这四种鸟都是凤鸟氏的属官。祝鸠氏就是司徒。祝鸠非常孝顺，故以它命名主管教育。

日照太阳崇拜

天台山有羲和部落遗址、太阳神石、太阳神陵遗址、女巫墓、祭祀羲和与女娲的老母庙和老母洞、老祖像、大羿陵和嫦娥墓、女娲补天台与神鳌、天然东方神龙、魁星阁遗址与独占鳌头石刻、忘忧谷、秦始皇赐名的望仙涧、东方朔记载的东方玉鸡等众多遗迹与传说。

天台山主峰北侧的东方神龙总长约100米，其头20米，身65米，尾15米。龙头上有泉二，深不过半米，径不足5尺，但即使大旱之季，泉水也常年不涸，世人异之。寿星彭祖游历天台山饮此泉水后留下“登斯山断七情身已是三界之外，饮此水净六欲心不在五行之中”的对联，横批是“再来一瓢”，并赐名神龙泉。

泰安大汶口文化

泰安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早在50万年前就有人类生存、繁衍，5万年前的新泰人，已跨入智人阶段；5000多年前这里孕育了灿烂的大汶口文化，成为华夏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由于古人对太阳和大山的崇拜，自尧舜至秦汉，直至明清，延绵几千年，泰山成为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随着帝王封禅，泰山被神化，佛道两家、文人名士纷至沓来，给泰山与泰安留下了众多名胜古迹。追忆往昔，泰安有三迁的历史。春秋时期，泰安为无盐邑，城市坐落在今徂徕境内官路村一带。后来迁往旧县{原奉符县}，大宋时又迁往谷县。到明朝才定居泰安。泰安也因泰山而得名，从古语“泰山安则四海皆安”中来，寓意“国泰民安”。

连云港龙山文化

藤花落龙山文化遗址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首例内外双重城墙结构的史前城址，是江苏省发现的第一座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也是我国发现的50余座龙山文化城址中保存最完整的、最适宜作聚落形态考古的大遗址，对研究文明的起源有重大价值。

遗址位于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乡，面积15万平方米。对龙山文化的内外两重城墙进行解剖后发现，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由城墙、城缘、城门等组成，城周1520米，面积约141375平方米。内城平面近圆角方形，位于外城内的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门、哨所组成，城周806米，面积40560平方米。在内城内发现35座各式房址，其中一座“回”字形大房址有110平方米，可能是一个与宗教、祭祀、集会有关的场所。

藤花落遗址中还发现夯土台基、奠基坑、灰坑、灰沟、道路、水沟、水稻田、石埠头等遗迹200多处，出土石器、陶器、玉器、炭化稻米、木桩以及各类动植物标本2000余件。

新沂花厅遗址

新沂市花厅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花厅古文化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同类遗址中，同时存有两大明显不同文化类型器物的遗址，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已有5300多年的历史。

邳州礼乐文化

发掘出来的邳州梁王城（含九女墩、鹅鸭城等遗址），可以确定为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古徐国后期都城。连续三次发掘，共发现灰坑122座，墓葬22座，房址11座，出土文物一千余件。本地曾有“金銮殿”地名，出土19枚宫廷器乐青铜编钟，并镌刻“徐王子孙永保之用”铭文。专家张知寒先生在《略谈古代徐州》中说：”徐国治所（国都）在下邳。这是指徐偃王所建的徐国。徐偃王复国于邳，国都建在下邳理所当然。”“良王城”在史籍中是有政治活动记载的，可以佐证良王城是徐国政治中心之城，又是徐国基地之城。

济宁礼乐文化

曲阜是古代东夷族部落居住中心，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主要地区，亦是周代东方的礼乐之邦，日照有尧王城，孟子认为舜是东夷人，徐偃王好行仁义也对孔子的儒家学说产生了影响；邹城古称“邹鲁圣地”，是中国儒学发源地，我国著名思想家孔子、孟子的故里，夏代属九州徐州之域。

泗洪徐夷文化

泗洪境内发现的长臂猿化石，距今1000多万年，是亚洲迄今发现最早的古猿化石之一；在淮河岸边，5万年前便有先人临水而居，称为“下草湾人文化遗址”。相传夏、商、周三代，古族徐夷在此生息。公元前113年，泗水王国在此建都，传五代六王，历时132年。

古徐城景区

古徐城景区位于泗洪县南部新城，总用地面积465亩，分为东区、西区和核心区三大板块，是国内的古徐文化集中体验中心。

古徐广场

古徐广场位于泗洪县行政新区，古徐广场面积十万平方米，以入口景观石、喷泉水池、中心广场、中央草坪、汉白玉旗台为中轴线整体布局，通过景墙、浮雕、雕塑等形式再现了泗洪悠久浓厚的历史文化。

蚌埠先秦文化

史前时期，今蚌埠地域为淮夷族聚居区。传说大禹治水南下淮泗，在今怀远县境涂山娶涂山氏女为妻，并生启公元前21 世纪，启建立夏朝，为华夏第一代帝王。

春秋战国时期， 今一市三县地域曾分别为徐方、鲁、宋、吴、越、楚等国的邑地。

淮北远古文化

淮北源远流长，早在7000年前新石器早期，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约4000年前原始社会末期，中国“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在现淮北市市府所在地相山建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商汤十一世祖相土曾迁都于此。

据初步考察，计有200余处文物点，重要的文化遗址有石山孜等14处。 始建于约公元前200年的临涣土城为全国现存的镇级土城墙。在出土文物中，汉画像石的品位之高，数量之多，为中国少有的几个城市之一。

狭义徐文化

古徐国的文化

古代青铜器出土文物，主要从商朝中、后期开始，到西周达鼎盛期。青铜器的制作标志着古代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现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有大量的铭文，极其丰富的证实和弥补了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确切性及不足之处。西周金文中几次提到伐淮夷“孚吉金”的记录。“孚”相当于获取和掠夺的意思，“吉金”是优良的青铜器，徐戎是淮夷部族中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曾伯粟簋铭文载：“克逖淮夷，印燮繁汤(阳)，金道锡行”，表明当时(安徽)繁阳以南的淮夷地区盛产铜和锡。《兮甲盘》铭记载西周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的相应规定，铭文中说：“淮夷旧我帛晦(贿)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敢不用令(命令)，则即刑戴(扑)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交纳吉金和财物，以及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讨伐。仅在周穆王时代，就发现十五器和淮夷有关的战争记录的铭文。(诗经·鲁颂·泮水)写鲁僖公征服淮夷，建造泮宫宴庆群僚的情况，以“憬彼淮夷，来献其琛(珍宝)。元(大)龟象齿，大赂(进献)南金(质优的青铜器制品)”为尾结之句。

徐国经济发达，是西周王朝赋税的主要提供地区，所以“征东夷”“征东国”成为西周立国之后的主要战事，这在西周早期的许多青铜器铭文上也都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

徐国有较多的青铜器出土文物。在廿世纪50年代之前，据资料就有廿四件之多，主要是日常生活、家庭、兵器等方面，例如：“徐王鼎”、“吮儿钟”、“徐髂尹钲”、“义楚钟”、“徐王义楚铺”、“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都是有铭文的。其他还有殷“徐伯鬲”、周“徐偃侯旨铭”、“徐偃王壶”、“豆形兽尊仪”、“徐宝蕴”、“大徐王寿铭”、“徐冠卑”、“环头大刀”之刀头。这些徐器大部分是徐国晚期(春秋时代)的东西，而徐国鼎盛期在西周，那时候的徐器想已在战乱中被掠夺、进献或散失，为止尚不见批量出土、闻世、发现。

1965年，山东费县上冶镇台子沟村出土“徐子氽鼎”，高21．5厘米、口径22厘米、重3.2公斤，铭文：“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系徐子“氽”随葬之品，同时出土的还有铜箭头等。1979年4月江西省靖安县出土三件青铜器都是徐国的遗物，其中有一件铭文18字“雁君之孙徐令尹者旨型，择其吉金，自作炉盘。”炉盆就如火盘，雁和偃同音，古文字可以通借。1982年在绍兴发掘一座春秋大型墓葬，出土的六件青铜器中有三件铸有铭文，这三件有铭文的铜器是鼎、炉、缶。缶的肩部有—周铭文因残损未能释读。炉的底部有铭文三行其中有“徐王之”的字样。鼎的器盖与器肩各有相同铭文44字，标明徐肴尹自作汤鼎。据考古学家考证，肴尹可能是管理祭祀的官。

关于青铜器，古代有“蚩尤作兵”的传说，东夷部落是蚩尤等的后裔，徐器制作曾经处于领先和承前启后的位置。徐器继承了商器的传统。例如：商器没有钟、只有铎，铎形状与钟已相同，但比钟小、口是向上的，有柄，执柄而敲鸣，如有铭文一般都刻在柄上。从西周开始才有口向下的钟出现，徐器“徐髂尹征”自名征城，就是考古中的句耀，句耀是铎的音变，在浙江绍兴出土有越器句镏，当系受徐器的影响。徐器也善于学习和模仿西周的青铜器制作，仰慕西周的礼制和文明。在安徽屯溪、江苏丹徒等地出土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不同于当时南方青铜器的制作风格，都带有棘刺类密集的变形动物纹及具有几何印纹、陶纹特点的细密花纹，徐器的中间过渡是难以否定的。

徐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从徐器铭文和徐姓家谱及杂史中得到一些印象。例如：绍兴出土的“徐肴尹汤鼎”，“肴尹”是商朝、徐国、楚国设有管理祭祀的官员。(逸周书·王会解)中有：“祝淮氏、荣氏”(注)：“淮、荣二祝之氏也。”其中淮氏当系淮夷，居然当上了周王朝的巫祝，可见淮夷经济的发达带来文化的进步，不然，周王朝不可能把祭祀这一神圣的职务轻易地授给一个夷人。徐国是淮夷中代表性的国家，已经有十分明确的分工管理这方面的官员。

《诗经.鲁颂·炯》是歌颂鲁国养马众多的篇章，相对来说淮夷地处江淮河网交错，航运事业占着优势。《英山徐氏宗谱》载：第三十八世祖先徐畅，“畅仕梦为司楫，主航运之事。周昭王南征，使畅操舟事之，行之汉泽，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于南昌，报父仇也。”“司辑”是管理航运和船舶的官员，联系早先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徐偃王”条下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徐国居然想以航运的优势，开凿运河，其国力可想而知。

徐州市的文化

六千年文明

在云龙山东麓发现的下园墩古文化遗址表明，距今5000年左右，徐州市已经成为人类居住、生活的场所。下园墩遗址龙山文化的创造者是徐州市的直接先民，也是后来的大彭国前身。

以下只是徐州地区古代文化组成中独特的一部分:

公元前？年~公元前500年 东夷文明

距今约10000年 旧石器时代 新沂何山头遗址

公元前5000年~前3500年 新石器时代 邳州大墩子，刘林，新沂花厅，下园墩古文化遗址

公元前3500年~前2000年 龙山文化 徐州高皇庙遗址

公元前2000年~前 1000年 彭祖文化 雉羹，羊方藏鱼

公元前1000年~前500年 徐国文化 邳州良王城

公元前200年~公元200年 楚汉文化 戏马台，西楚故宫遗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

一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见《论语》）但是，孔子之前，就有“仁”的思想存在。例如比孔子早40O多年的徐偃王，《淮南子·人间训》就称他“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徐偃王因“不忍斗其民”，在周、楚连谋争伐时，选择了回避战争的办法，“走之彭城”，“为楚所败”，后又南迁至浙江沿海一带。偃王在临死之前说自己“吾赖文德，而不修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参见《徐偃王志》）。这里他已经明确他是“仁”者。至于“仁”的内容，肯定就是他的行为内容了。而且由于他“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说苑》）。《北宋徐氏谱》曰：“四方诸侯之争讼者，不至周而至徐”，由此而知徐国的仁已为天下知，甚至超过了周。而此前，卜辞中已经有了“仁”字，《商书·太甲》有“怀于有仁”，《诗经·郑叔》中有“洵美且仁”，周公也自称“予仁者考”（《礼记·檀弓》下）。这里引证的意思是，“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之一，由来已久。到了徐国，其内容已逐渐丰富和具体化了。“仁”（还包括“孝”、“忠”、“恕”等内容）作为徐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实此时已经固定下来了。

二是义。徐人和殷人同是东夷人。据考，商的统治阶级殷族就是从山东滕县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一路打到中原，几次迁都到了安阳的。“老乡情结”让徐人依附于殷人，使本来独立的封国成为了殷商的“分族”。《左传》称徐为殷民六族之一（见《左传》定四年传）。尽管殷人对徐人大部分时间是不客气的，但是徐人仍对殷人讲义气。试举一例：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徐盖父子仍苦守洛阳，虽后来倒戈，实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参见徐伟坚编《徐氏古今文化大观》）。“义”和“仁”可以看作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殷商时期，统治者既创造了“仁”，夸赞殷人统治的好处，以一种假慈悲役使奴隶和其他外族，作为统治需要，他们又创造了“义”，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接受奴役和宰割。徐国吸纳并实行了这种文化，偃王“好行仁义”，对“上国”周“力尽忠谟”，“生为忠良之臣”（见周穆王《敕封徐偃王》文告）；对国人则“被服慈惠，身行仁义”（《淮南子》）。总之，对上对下，善待之，很规矩。“仁”和“义”的观念一旦作为一种文化被定格，就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和影响力。从历史上看徐国是这一文化的和哲学的观念的积极推行者。

三是德。杨荣国先生说：从“德”的含义上来说，“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的去，无愧于心，这就是“德”，也就是“得”（《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文提到的周穆王敕封徐偃王的文告中，周穆王就自夸“为祟忠褒烈，必当其人；论德报功，必核其实”，他对徐偃王的敕封是根据徐偃王的行为实际作出的。本来徐偃王是被东方诸侯推举出来反对周穆王的，因周穆王西巡，留恋瑶池而忘归，不理朝政，民怨四起。周连楚伐徐，偃王避而不战，走而失国，穆王不仅不问罪，反而敕封，且又让偃王后代重振徐方。是周穆王大度吗？其实是周穆王迫于民声，偃王有德，万民膺服，不敕封不足以顺民心。韩愈说徐国“处得地中，文德而治”，“以君国子民”（《衢州徐偃王庙碑》）。可见“德”在徐国已被公认为统治思想了，并普遍推行而达到“治”。在《徐偃王志》卷二“纪事第一下”里，记述了徐伯关于有道和无道君臣的言论，内有“以怀其德”、“循其祖德”等内容，说明徐国对“德”的认识是相当“前卫”的，以至于齐桓公等诸侯纷纷效法。

四是信。“信”和“诚”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信则诚，诚则信。穆王六年，徐诞朝拜周天子，“锡命为伯”（《竹书纪年》），“乃分东方诸侯徐偃王主之”（《后汉书·东夷传》）。徐偃王以为天子分封了，发话了，徐国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是以“信”而信人了。于是，“外坠城池之显，内无戈甲之备”（《抱朴子》）。以至于“不知诈人之心”，“走死失国”。这是因诚信而放松警惕、不知戒备的例子，反证了“信”在徐国的分量，“信”已成为了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礼。《说文》：“礼”是规范秩序的行为准则。举一个例子：公元前574年，邾娄考公丧礼，徐君使容居吊丧，当时礼节十分严格。容居欲行王使进侯王之座。邾娄国掌司者恶其潜比王使，拒之曰：“诸侯之来敝邑者，臣行臣礼，君行君礼，君臣礼杂行者未之有也。”容居理直气壮地说：“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徐于诸侯无所不用王制也，容居愚鲁不敢忘其祖。”说得堂而皇之，气理充足，显示了徐国的气魄（引自徐永生《再论徐国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说明了徐国“礼”文化的发达。我们还可以从近代以来出土的文物看出其端倪。徐器“沆儿钟”铭文，就描述了一家几代人老幼有序，和睦相处的情形，即是“徐礼”在徐国家庭的体现。1993年邳州粱王城遗址上的九女墩古墓群中出土了十九枚青铜编钟，分别有铭文记载徐国历史，还有“徐王之孙，永宝之用”的字样。其次，该地还出土了十三枚青铜磬。钟与磬均为古徐国宫廷乐器（见1995年版《邳州志》）。乐器的发展水平说明“礼”的发展程度，因为古代“礼”、“乐”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所谓“礼乐”者，“礼”需要“乐”，“乐”为“礼”而设，有“礼”有“乐”，四海升平，政通人和，才是“礼治”。出土有“乐”，朝纲有“礼”，当为不虚。

六是道。任继愈先生在《老子新译》一书里说“道”这个范畴是老子首先提出来的。其实在老子之前就有“道”，《诗经》上有“周道如砥”的话，《广韵》说“道”是“理也，众妙皆道也，合三才万物共由者也”，《易经》又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徐人讲的“道”，则具体得多，如“德行之道”、“有道之君”等。在他们看来，天有道，地有道，人亦有道。“道”虽然大到包涵万物，而万物也是各各有“道”的。《管子四称》里徐伯的言论可以看作徐文化里“道”的内容，“桓公善之”，认为很好。徐伯为徐国的国君，穆王命徐子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伯之称是袭旧号。这里徐伯的“四曰”内容已很广泛，有治国大道，也有处世之理，还含有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见当时徐国文化之发达。

徐文化是在它的特有的生态环境中诞生和成长的，具有文化原型的意义。它是当时华夏东方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是在“本土”的发展。徐国的疆域常常变动，但大致都在古徐州范围，掌握的资料看，梁王城、九女墩、鹅鸭城等遗址，丰县偃王城、泗县徐城和费县出土徐器等，都证明了徐文化在本土的发展是十分深厚且丰富多彩的，形成了该区域特色文化体系，且这种文化体系得以“垂直发展”，并不因为改朝换代而泯灭，于是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地域文化。

二是向外辐射。如《管子》记载，齐桓公问计管子，管子向他复述了徐伯的话，齐桓公认为很好，于是采纳。齐桓公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气和影响的诸侯，尚且依徐伯之言而行之，其他小国受徐文化的影响，想必会更大。从近代距离古徐国境界不远的几个地方出土的文物看，徐文化确实对这些地区影响非浅。1982年在绍兴的一座春秋墓葬中出土了六件青铜器，其中三件有铭文，铜器炉的底部三行铭文中有“徐王之”的字样，可以看作徐文化辐射至此的证据。

三是大面积传播。在漫长的岁月里，徐文化由北而南，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周穆王连楚伐徐，徐偃王息战失国，他本人从彭城（今徐州）以东撤至浙江衢州会稽，又把徐文化带到那里，徐国遗存倒是浙江一带为多。

不仅如此，我们从图腾的南移也能够看出徐文化迁徙传播的轨迹。东夷族始祖少昊是“百鸟之王”，因此，鸟成为东夷各族的图腾。徐国的图腾是鸟，或者准确的说是朱雀（凤）。据王云珠在《“夷夏之辨”异论》中的研究，长江下游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上有许多鸟的形象，绍兴出土的铜房脊上有鸟图腾装饰框。这是鸟图腾部落向南部地区的迁徙和发展表现，反映出徐文化在南方的影响。

据一些研究者统计，各地已经出土的西周至春秋期间的徐器，就有“徐王鼎”、“徐子氽鼎”、“沇儿钟”、“义楚钟”、“徐王义楚鍴（DUAN）”、“王孙遗者钟”、“徐王庚儿钟”、“徐偃侯旨铭”、“徐伯鬲”、“徐宝蕴”、“徐王寿铭”等数十件及其它碎片万余枚，还有已被发现的几十个徐文化遗址，也都有力地说明了徐文化的广泛传播。

四是从孔子学说与徐文化的关系中看出徐文化的影响。孔子学说的中心是“仁”，而“仁”本来是徐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远远早于孔子学说的，孔子加以发挥、概括，给以系统化整理，形成儒家学说。孔子曾几次“欲居九夷”，他曾经深入到徐国的土地上考察和学习，徐州以东的一些地方还有孔子遗留的痕迹或者传说。铜山县吕梁有个村庄叫圣人窝，相传孔子到吕梁（那时候还不叫吕梁）来，在凤凰山（徐山附近）被一小狗咬住裤褪，不让到山南去。孔子疑惑，当晚宿在山北小村。次日起来，见山南已是一片泽国，河水滔滔，奔流而下。于是孔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修订的《诗经》多次提到徐，如“濯征徐国”（大大征讨这个徐国）、“徐方不回”（徐国不敢有违），等等。

五是徐文化与汉文化也存在着传承关系。不论是文字的结构还是语言形式，抑或文化层次的方方面面，徐文化都为汉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将徐器铭文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字作比较，可以看出其一致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统一文字，就是在这些文字的基础上，做了系统的整理，然后形成了规范的文字的。到了汉代，“汉承秦制”，连文字也因袭下来，创造了汉隶，便成了汉字。由此可知，在文化进步的历程中，徐文化也在不断发挥着作用，充实和丰富了汉文化，特别是地方文化。

徐文化曾经十分发达，并对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徐国历史和徐文化，还徐文化以本来面目，把徐文化研究成果运用到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去。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事业，是有利于培养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的事业，是爱国益民的事业。就区域文化建设而言，徐文化研究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