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徐舜寿入华盛顿大学主攻力学。8月，奉召回国，在国民政府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担任运输机的设计工作，参加“中运-2”和“中运-3”运输机的总体设计和性能计算，并负责总体组。

1949年春，徐舜寿所在的南昌第二飞机制造厂被迫迁往台湾，徐舜寿以送妻小回乡为由，在姐夫伍修权将军的指引下，携妻子宋蜀碧和女儿来到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帮助下越过封锁线，辗转来到解放的北平。5月，徐舜寿被分配到东北航空学校机务处工作，随解放军南下，调查南京国民政府空军机场和航空工业设施，参加机场修建工程。9月，调任新成立的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飞机组副组长，编写飞机制造厂建厂计划和空军作战训练教材。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7月，徐舜寿被分配到航空工业局，担任了飞机处处长。

1952年中，徐舜寿被任命为第一技术科科长。

1956年8月15日，徐舜寿任中国首个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全面负责创建工作。

1958年3月，徐舜寿会同总设计师黄志千和陆孝彭提出了“强-5”飞机的初步设计方案。7月6日，沈阳空气动力研究院在沈阳飞机厂成立，徐舜寿兼副院长。

1959年夏，徐舜寿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后被中共沈阳市委甄别平反）。

1961年8月，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徐舜寿被任命为第一任技术副所长，负责米格-21的仿制以及歼8的论证工作。

1964年2月，国防部授予徐舜寿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8月，调任西安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所长兼总设计师，负责该所的组建和大型飞机的设计。

1964年7月，徐舜寿调往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前身之一-603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

1968年1月6日，徐舜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致死，时年51岁。

1978年6月28日，徐舜寿得以平反。

1956年9月，航空工业局在研究中国飞机设计如何起步时，徐舜寿根据多年在国内外从事飞机设计研究工作的实践经验，认为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螺旋桨、后三点起落架式的雅克-11中级教练机，已满足不了喷气式飞机的训练要求。他根据中国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拟定了与国外同类飞机性能相当的亚音速喷气教练机的总体气动方案（后定名为歼教-1）。

方案得到批准后，他根据需要进行了专业设置、人员配备，建立了气动弹性和外形专业，并亲自主持草拟了设计工作制度，组织设计室编写了《设计员手册》，突破苏式飞机机头进气的框框，亲自主持制定了两侧进气的型式，为雷达和天线的安装提供了适宜的空间，为该机的一次设计成功和后来运用到强-5、歼-8Ⅱ飞机进气道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1957年8月以后，徐舜寿又先后受命组织和领导初教-6和强-5飞机的总体设计。当时空军航校普遍使用的初级教练机为后三点式起落架，已不适应前三点式起落架喷气机的训练要求。为此，徐舜寿提出了自行设计前三点起落架和全金属蒙皮结构的初级教练机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于1958年初完成了总体论证和吹风试验，并初步确定了总体方案。同年5月，完成各系统的打样设计，并制作出1：1的木质样机。该机移交南昌飞机制造厂后，设计室又与工厂一起共同完成了详细设计、试制和试验等工作，命名为初教-6型飞机，于1958年8月27日首飞成功。经南昌飞机制造厂继续研制、改进，于1961年12月批准定型，批量生产，装备部队，1979年获国家金质奖。

1960年12月，中央批准组建航空研究院，即国防部第六院，飞机设计室划归该院建制。徐舜寿担任该院第一设计研究所（飞机设计研究所）副所长，他和所长刘鸿志积极领导了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所的创建工作。徐舜寿主持制定了“五年科研工作计划”，编制了设计任务书等，使刚刚成立的研究所较快地建立了正常的科研程序。

徐舜寿培养了一大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才，如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屠基达、工程院院士陈一坚、工程院院士管德、工程院院士陆孝彭、副总设计师程不时、陈嵩禄、郭松林、黄德森、高忠社、钟定逵、陈绍猷、吴克明、龚国政、付大卫等的培养和指导。

1964年，徐舜寿将顾诵芬、管德等推荐为国防科委航空技术委员会气动力学有关专业成员，创建了中国飞机设计的气动弹性专业队伍，为歼-8飞机气动、防颤振设计储备了技术队伍。在601所确定的7个技术尖子，有3位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2年8月，徐舜寿在成都航空委员会编译处任编译专员。

1949年9月，徐舜寿调任新成立的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飞机组副组长。

1951年7月，徐舜寿被分配到航空工业局，担任了飞机处处长。

1952年中，徐舜寿被任命为第一技术科科长。

1956年8月，经当时的航空工业局批准，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徐舜寿从北京赶赴沈阳，成为设计室的首任主任设计师。

1958年7月6日，沈阳空气动力研究院在沈阳飞机厂成立，徐舜寿兼副院长。

1961年8月，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徐舜寿被任命为第一任技术副所长。

1964年7月，调任西安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所长兼总设计师。

徐舜寿曾是中国航空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0年11月，航空工程研究室撤销，徐舜寿等20多人准备进入中央重工业部航空局工作。在留守南京待命的日子里，想到即将迎来的航空工业建设以及以后要从事苏式飞机的修理和仿制的国情，他建议大家自学俄语，并和3名同事利用空余时间在俄文还没完全掌握的情况下，历时三个月，翻译出了一本300多页舒里任柯的《飞机构造学》，1953年又翻译出版康恩的《飞机强度学》，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做了技术准备。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内有关飞机强度计算方面的书籍很少，徐舜寿利用出差时间，在硬卧车厢里，把随身携带的硬壳提箱当桌子，摊开稿纸开始翻译。徐舜寿的翻译水平很高，半小时可以翻译两页，以这样的速度在去南昌的旅途中把《飞机强度学》翻译出来。翻译过程中根本不需要借助字典。

1953年底，书稿送到了机械工业出版社，1954年3月出版，印数是4300册，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认为这是一本对飞机强度计算通俗易懂、很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参考书 。而译著所得稿费，他全部捐给了抗美援朝。

1942年，高中毕业的宋蜀碧等待大学发榜时到朋友家打桥牌，认识了当时正在成都工作的徐舜寿，两人于1946年9月在成都举行了婚礼。

徐舜寿极爱整洁，20世纪50年代多穿西装，却少打领带，常常是内着高领衫或衬衫，不系扣，随意而洒脱。 60年代改着中山装、军装，书生气质依旧，精通英语、俄语。英文有清华教育和留美经历 ，俄文则自学。书写工整，字如其人。

徐舜寿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即使遇有不同意见，也据理力争，从不随波逐。爱好广泛，擅长多种文体活动。学生时代，是清华大学乒乓球队和网球队队员。喜欢打桥牌。

父亲：徐一冰，名益彬、逸宾，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著名体育教育家，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留学日本大森体育学校专修体育。1908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的体育刊物《体育杂志》。

母亲：陶莲雅。

宋蜀碧，1924年出生在成都，1946年，宋蜀碧毕业于华西大学英语系。1979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于1987年离休。参加了《美国社会思想史》、《我的中国》等大量著作的翻译工作。

姐姐：徐曼倩，徐曼珠，徐和。

大哥：徐迟，原名徐桑寿，作家，著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

大儿子：徐汶，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西北工业大学。

次子：徐源，1977年考上大学，美国一所大学数学系的终生教授。

女儿：徐泛，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专家委员会委员。

1978年7月10日，徐舜寿的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在中国航空研究院第603研究所举行。

1989年5月30日，中国航空研究院第603研究所在西安阎良举行了徐舜寿铜像落成及揭幕仪式。

1992年，中国航空研究院第603研究所设立了“徐舜寿青年科技进步奖”。

2001年，沈阳工作过的研究所庆祝该所成立四十周年时，专门出版《一代宗师徐舜寿》的纪念文集，以缅怀他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贡献。

2005年5月19日，在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成立1周年之际，中国一航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向清华大学赠送了2.37米高的徐舜寿汉白玉雕像。

2004年12月，徐舜寿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建历史文化名人园雕塑长廊，作为入选的五位科学家之一，他的铜像树立在文化广场上。

在中国航空工业尤其是飞机设计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徐舜寿有着里程碑式的地位与贡献。他是新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在他直接领导下培育出的飞机设计人员，遍布我国自主设计机型的重要岗位，他是中国的米高扬、苏霍伊、图波列夫。（光明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