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老板对时下突然兴起的老上海热抱有很大的警惕。在他看来，许多故事只不过是人为的想象罢了，哪怕是旧时的上海，哪有那么多的情调，绝大多数的人活得都不容易，包括那些有钱人，也都是从小伙计、跑码头的苦过来的，他们最知道扎扎实实、流汗赚钱的道理了。阔家的小姐太太、公子哥儿整天讲求情调，那是不务正业，老爷子知道了，也不见得开心，碰上家教严厉的，还有敲他们的脑壳，怕长久下去败了家业。但是，在这些人中，因为离西方近，他们在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上培养起了不同于传统富人家庭的贵族气息，这一点倒是真的。愚园路上的房子本身就是证明，除开上海，在中国，可能没有哪一个城市，集中了如此多的西方建筑风格，又将他们在本土改良得如此中西合璧。

请允许我用文字原本记录下9月18日14时40分愚园路东端街口的场景：两条马路在这里相交，十字路口中间形成一片不规则的广场，广场上有间酒吧，十几张撑着阳伞的露天桌椅摆放在那里，红色的，可口可乐的商标远远的很是招眼。路的一端是间名为“原宿”的俱乐部，临街的墙面上雕刻着一些日本幕府时期的人物，看里面的布置和进进出出的人，应该是日本人开的。路的另一端是一处老式里弄，黑色的墙体上写着巨大的“拆”字，居委会的黑板报挂在弄堂口，宣传不可放松防范非典，里面的住户们忙忙碌碌。街心小岛上，飘散着烤鱿鱼的味道，粘合着汽车尾气，我坐在椅子上，形形色色的人从我身边经过，打工者的汗液味，和时髦女郎的香水味。几十米外的地方，似乎有人正在吵架，吵吵嚷嚷，围了一大圈的人，刚刚有两个胖警察骑着自行车赶过去了，人群哄地散了，耳朵里又只剩下了车轮滚过的声音。

真的历史，并不活在记忆里。记忆总是倾向于想象和没有结尾的，记忆本身已经是一种过滤，记住可能记下的，忘掉的是多数，是平日里那些看来最为琐碎的细节，看上去普通，往往最为真实。现时的愚园路，已经活在记忆里了。

有关这处住宅的最出名的故事版本要数在这里演绎的“金屋藏娇”的典故。国民党要员王伯群喜欢上了交大的校花，为藏美人，不惜接人馈赠，将如此一座英国庄园式的豪宅拿出来藏娇。不料，未过多时，东窗事发，王伯群因接下这处来路不明的房子，遭贬。又因这则故事里还有一位神秘的美女主角，一时间在当时的上海被炒得沸沸扬扬。

这幢房屋后来一度成为汪精卫的公馆。想来这个在历史上高起低落的人物，当年住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有无想过它的前主人曾于此倒霉透顶。房子在建国后一直是青少年教育活动的基地，从现在的房主那里，得不到更多史料，也不知被锁在哪个档案柜内，也可能早已散落了。

当年的金屋藏娇和汪伪政府的内阁风云已逐渐被人遗忘，好在这幢房子犹存。因为改成了少年宫，房屋的局部有些变化。整个建筑属哥特式，主楼共三层，有大厅和侧门，大门用于平时待客以及主人出入，侧门是留给家仆和日常生活之需的。不过，有别于一般的洋房侧门，这幢房子还留有其他通道，且弯弯绕绕，十分复杂，不知是否因为考虑了这里住的皆为风口浪尖的人物，危难时方便逃生的因素。屋内布局精巧，家具陈设虽已不在，但从墙体和屋顶装饰的细节来看，足够气派，光润的大理石铺地，楠木扶梯和地板，屋顶雕花画龙，落地玻璃，正面朝南，采光充足。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一座建于路边的大宅子，从外面竟然发觉不了，一片高大的灌木冲出围墙，恰到好处地挡住了视线，和北方常用七八米的围墙将房子挡起来的方法相比，这种做法无疑更加符合自然和美观的需要。设计时，房子也故意造出了刚够一辆车通行的弄堂，等人走进去百余米，豁然开朗，这一切都显示了这所房屋的主人当初建造和选择它时特殊的考虑。

愚园路395弄，涌泉坊，这片房子被人记住是因为它在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里所具有的开创性的地位。所谓新式里弄，是于上个世纪初在上海开始出现的一种结合了中国特点的西化建筑。建筑一排连为整体，独门独户分为多家，每家一般三层，底楼有小花园，二楼和三楼各自分割，各有功用。

整体上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联排别墅。

愚园路上这处名为涌泉坊。涌泉坊三个大字就在街边，小区门口高高的骑楼据说在当年也是开了风气之先，自那以后，上海后来建造的许多新式里弄也多采取了这种建造骑楼的大门样式，一来显得气派，二来也能节省点空间。涌泉坊内的房子外观是红色的，样式并不完全一样，看上去也有经最初建造者私人考虑的痕迹。比如一幢原属某烟草公司老总的房子，四面采用了不同的外观，整个房子因此与众不同。

据说，“文革”开始后，涌泉坊里被安置了不少从邻近的私家豪宅里赶出来的资本家，那些资本家年纪也都不小了，忍受不了屈辱的，郁闷而死的不少，他们的子女也因早年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有些之前就已经去了国外，有些落实政策后也已远走他乡，只留下那些当年年纪轻轻的姨太太们独守空门。她们也还只能得到新式里弄里的一间，繁华落尽，有些人看得破，有些人未必看得破，徒生伤感。作家程乃珊记载的一个老太太，原为远东第一豪宅的主人，“文革”后被赶至一处阁楼，丈夫早已和姨太太一起自尽，她独自一人保持着用英式茶具每天下午对着窗台喝咖啡的习惯。“文革”后，有人问她要不要落实政策，拿回自己的房子，她说，“不要了”。

愚园路749弄

这里也是一处从外面绝对发现不了的别墅群，它们的规格和档次介于私家豪宅和新式里弄中间。此处最为出名的是63号、65号、67号。这三座连在一起的房屋主人分别是特务李世群、吴士宝，中间夹着周佛海。

从外观上看，这些房子因其较为小巧，设计时在结构上所花的心思就更移。为与他人区别，因而风格各异，又整齐排放在一起，也就方便了观者。从749弄拐弯进去，整个建筑群的入口还是相当开阔的，但至后来，越显幽秘，主人也越显贵。最后，几扇小门，通往熙熙攘攘的闹市，所以这样设计，据说也是为方便逃生。乱世里的房屋，留着乱世里才有的门。

这些房子如今都住着解放后陆陆续续分进来的房客，一幢花园洋房就此成为七十二家房客混居的场所。这也是大多数花园洋房在上海的遭遇，一幢原本为整体的房子，貌似被平均地瓜分，实在是一种让人心里感觉非常复杂的下场。外地人曾笑上海人住的楼道内安着十几只灯头，洗水池上锁着十几只水龙头，就是这种花园洋房里棚户生活的写照。

据统计，上海现存的花园私宅有6000余座，处于公用状态的占五分之四。愚园路上的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些房屋里，发生了整个上海生长最为旺盛时期的故事，长期放任这些建筑被瓜分使用，难以得到修缮，是一种对过去和未来的变相消灭。它们理应得到善待。

愚园路81号，刘长胜故居——“麻将搭子”原来是中共书记

2004年5月27日，当上海迎来解放55周年的纪念日，一座反映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的陈列馆也在愚园路81号正式对社会开放。这里是过去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同志的故居，现在则陈列着关于地下斗争的各种资料。

1946年至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人、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就居住在这里，小楼因而成为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秘密机关之一，上海局书记刘晓常到这里和刘长胜讨论开会。刘长胜家在二楼，当时的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则住三楼，而同楼的甚至还有一个国民党特务。

每次，地下党在刘长胜家中联络，刘长胜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屋外放哨，一发现动静，便将麻将搓得哗哗响。时间一久，周围人都以为这位矮胖的老板爱搓麻将，虽然人来客往，却从未引起怀疑。以至于上海解放后，报上刊出上海市委领导刘长胜的名字，邻居老太惊呼：“伊难道是阿拉格麻将搭子‘刘胖’？！”

也不要说这些邻居了，当时在附近的市西中学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顾和也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上级、上海局的副书记居然就居在距离自己学校几百米远的眼皮底下，当时81号的保密工作做的怎样可想而知。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宪特方面的情报，几乎没有一次不提到刘长胜，把他列为黑名单上的首要分子。1948年秋，国民党政府换发身份证，就是想搜捕包括刘长胜在内的地下党领导。他们那里知道，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的刘长胜正安稳地住在愚园路81号这幢小楼里呢。

今天的陈列馆通过一系列组合场景，展示中共地下组织发展、斗争的历程。底楼的咖啡馆还模拟再现了20世纪30—40年代3个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店：上海书店、荣泰烟号和公啡咖啡馆。

愚园路404号，市西中学

在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么两件摆在一起的展品：一本《人面兽心德报怨》的小说，一本《联共（布）党史》。在它们的下面注着这样的文字：中共上海“学委”女中区委书记杨学敏1948年交给当时市西中学党支部书记顾和保存的宣传材料。

为什么会把这两份看似没有关系的材料放在一起呢。我辗转找到了其中提到的顾和。顾和是在圣约翰大学入党的一名学生党员，1947年大学毕业，她来到愚园路上的市西中学当老师，同时也成为了市西的第一位教师党员。市西当时的校长赵传家回忆：“（顾和）到校之后，团结进步师生，传播革命思想，开展爱国活动，使学校有了生气。”

杨学敏是当时中共上海“学校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的区委书记，同时也是顾和的上级。1948年5月，上海的形势一度紧张，杨学敏便把这份《联共（布）党史》夹在当时的一本流行小说《人面兽心德报怨》交给顾和保存，自己则隐蔽起来。“他把这份进步读物放在小说里，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被人发现，”顾和说：“那时形势紧张，要尽可能不留下痕迹，像我们的入党申请书往往只能写在一小页纸上，领导在看过后就会马上烧毁……”

一年后，当上海解放临近，顾和也一度面临危险隐蔽起来，但她却仍然将杨学敏交她这份材料一直保存完好。革命胜利后，顾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份材料交还给杨学敏，直到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征集文物，她才经杨学敏的同意把这两份材料捐献给了愚园路上的陈列馆。而此时的这些材料，她已经完好地保存了近60年。

真实的地下工作和我们所想象的还有许多不同：有时会很平淡，但却又同时暗藏着无穷危险。党组织那时给顾和的任务是：“勤学、勤业、勤交友”。这些任务看似和革命无关，却直接影响着她后来工作的开展。因为只有在学术和教学上做出成绩来，才有可能在学校里形成威信；而只有多交朋友，才有可能扩大党的影响。正是由于顾和在市西的工作，当上海解放时，市西中学的校长赵传家没有离开———不要小看这项工作，这可是当时上海二十多所公立中学中一位留下的校长。

不过顾和并不是在自己的学校迎接上海解放的，就在胜利前不久，她刚刚发展的一名新党员刘桂馥被捕了，她于是也不得不隐蔽起来，躲到了愚园路中实新村的同学家里。那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她既关心着上海的解放事业，又担心着自己被捕的同志，每天，她都看到报纸上有自己的同志牺牲的消息，这更加增加了她的担心。1949年5月27日早上，领导终于通知她：上海解放了，你可以解除隐蔽了。

她马上回到市西，第一句话就是：刘桂馥怎样了。还好听到的是一个好消息：就在之前一天，当刘桂馥和另一些被捕的同志被押赴刑场的时候，解放军打进来了，于是押送的士兵一哄而散，他们也不久便被解救出来。市西师生载歌载舞庆祝解放，也欢迎刘桂馥归来。

“当时真是千钧一发啊！”顾和今天仍然颇有感怀地对记者说。

愚园路1315弄4号，路易·艾黎故居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上海时也住在愚园路上。民国11～27年间，愚园路1315弄4号是路易·艾黎在上海的住处，是一幢三层的西式住房，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楼居室。底楼前半部分为会客室和餐厅，后半部分是厨房等辅助用房，中有一间小工房，内置一台车床和一些工具，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

在上海时，路易·艾黎曾担任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从1934年开始，他参加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联系，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朋友主要有宋庆龄、史沫持莱、马海德等。由于他是任职租界工部局的洋人，住处幽静，因此，中共组织借此处开展秘密工作。中共上海党组织曾在路易·艾黎住处的顶楼小间里架设电台，用以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艾黎还在这里为苏区和红军购买医疗器械、药品以及各种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出去。

路易·艾黎的住处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接头地点和避难所，1935年4月，史沫特莱把刚从东京来沪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带到此处，以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后又由艾黎护送上远洋轮船，前往莫斯科。同年深秋，通过史沫特莱介绍，联系张学良的中共中央代表刘鼎在此住了较长时间，直至1936年上半年去陕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鲁迅的老朋友日本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也曾为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而住进艾黎的寓所。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路易·艾黎结束在上海寓所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转道香港去武汉。

1992年6月1日，路易·艾黎故居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纪念地。

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1315弄4号

愚园路1376弄34号《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

民国16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被迫停刊。中央机关从武汉迁上海后，决定继《向导》后重新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定名《布尔塞维克》。从创刊的民国16年10月至民国17年12月，编辑部地址就设在较隐蔽的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瞿秋白、陈独秀、罗亦农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在这里工作和居住。

愚园路579弄44号刘晓故居

刘晓于民国26年受中共中央委派来上海重建地下组织。民国35年，刘晓从延安又回上海，领导上海党的工作。民国36年，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愚园路579弄(中实新村)44号为刘晓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寓所。

愚园路259弄15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这里是工农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会会址。民国19年（1930年），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在此召开。

东方卫视中心纪录片团队摄制了三集纪录片《愚园路》。百年愚园路的丰富历史，被生于兹长于兹的解放日报社副总编徐锦江写进了《愚园路》一书中，继而触发了纪录片《愚园路》的拍摄。

20路（汉口路四川中路-中山公园（万航渡路））、138路（上海体育馆-长寿新村）、330路（夜宵线）（扬州路齐齐哈尔路-愚园路定西路）、88路（新潮路福泉路-愚园路胶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