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驱使下，相继占领绥远（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后，于当年10月下旬在归绥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归绥改名为“厚和浩特市”，同时派出间谍意图借成陵影响内蒙古局势。

1939年初，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赴重庆期间向国民政府建议将成吉思汗灵柩迁至青海省西北部柯尔洛果贝子旗以避开战乱，蒋介石同意并且委任沙王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等为起灵致祭官，沙王为主祭官，奉移经费从国库拨发。在确定安陵地点时，考虑到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曾经经过甘肃，因此决定将成吉思汗灵柩暂移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1939年6月，将成吉思汗与孛儿帖哈屯灵柩，忽兰哈屯灵柩和成吉思汗战神哈日苏勒德（黑纛）西迁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途中共产党方面也举行了祭奠仪式。1949年8月初，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下令将成吉思汗灵柩移往青海省塔尔寺，塔尔寺是成陵西迁的最后一站。

1953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广大蒙古人民的要求，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呈上恳请将成吉思汗陵迁回伊金霍洛旗的报告。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当即批准这份报告，并批示拨付80万元专款以新建成吉思汗陵寝、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组建请灵和建陵委员会。

1953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将成吉思汗陵从青海塔尔寺迁回伊金霍洛的要求，并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拨专款，兴建成吉思汗陵园。自治区主席乌兰夫亲自选址，并为陵园奠基。

1954年3月15日，由伊克昭盟盟长鄂其尔呼雅克图等29人组成的内蒙古自治区迎请成吉思汗灵柩代表团，乘车赶赴西宁，准备迎回大汗灵柩。3月29日，请灵代表团全体成员会同青海西宁领导群众，在塔尔寺举行灵柩回迁请灵大典。大典结束后，4月3日，成吉思汗灵柩、忽兰哈敦灵柩、苏勒德等以及随行的达尔扈特人和请灵代表团返回内蒙古。1954年4月7日请回伊金霍洛故地，4月23日，成陵回迁之后首次大祭在伊金霍洛举行。1955年春，成吉思汗陵建筑工程正式开工。陵园的建筑由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工程局负责并承建。由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设计室工程师郭蕴诚设计。成吉思汗陵重建工程于1955年10月30日竣工，1956年陵园落成。1956年5月将成吉思汗及几位夫人灵柩安放在陵宫内。同时，将分布在鄂尔多斯各旗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哈日苏勒德及其它圣物集中在成吉思汗陵，并举行仪式和陵宫新建筑落成典礼。1982年入选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开始进行全面修缮建设。

成吉思汗八白宫以及其它奉祀之神，大都以宫帐形式建立的。宫帐，蒙古语称“朝木楚格鄂尔多”，是毡帐的尊称。宫帐，分单帐和双帐两种。双帐以相互连接的两顶宫帐所组成，是成吉思汗几位夫人所在的四大鄂尔多与八白宫合并时所产生的宫帐。到清代末，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宫帐、忽兰哈屯宫帐和准格尔伊金宫帐为双重帐，其余宫帐是单帐。宫帐是供奉成吉思汗奉祀之神的设施。成吉思汗八白宫，由宫帐所组成。宫帐的造型、结构虽然与传统的蒙古包相似，但不完全一样。据说，宫帐造型模仿传说中的桃儿形天宫，也象征福禄吉祥的葫芦形状。在历史记载中曾称“有天宫形状之帐曰宫帐”。

宫帐是从大蒙古国时期七百多年来世代相传而来的，它保留着蒙古古代宫廷的造型。正因为这样，俄罗斯的蒙古学者伏拉迪米尔佐夫说：“在鄂尔多斯安置成吉思汗遗物的宫帐，其外观与现在蒙古人普通包有很大区别，宫帐顶端正如若布若克所叙述的有‘颈子’”，宫帐是古代蒙古可汗及贵族宫室的一种。宫帐的架子，是在哈拉嘎斯（顶端筐状木头架子）上插入乌尼（椽子）并竖起哈那（木头花墙）做成的。顶端的哈拉嘎斯看起来真像有脖子似的，与一般的蒙古包不一样。

宫帐平时用白毛毡蒙盖。为参加春季查干苏鲁克大祭而三月十八日出游到巴音昌霍格草滩营地的专门制做的成吉思汗宫帐除了用白毛毡蒙盖以外，外面还要罩一层用棕黄色的布料制做的缀有青绿色流苏的外套。在查干苏鲁克大祭期间人们看到的是成吉思汗黄色宫帐，因而，成吉思汗宫帐亦称“阿拉坦鄂尔多”（金殿）。

宫帐没有用毛毡覆盖以前立起来的架木叫做“嘎希”，覆盖后叫做“朝木楚格”（宫帐）。宫帐的哈那是直竖的木头哈那，互相不往一块儿穿缀。哈那的下边有四方形的整体木头底座儿，底座儿上对着哈那下端和门的榫头凿了与哈那和门框相等数的孔，将哈那的木头和门框插入孔内。单帐合那的立木东、西、北三面连拐角在内分别都是九根，有门的一面是六根。哈那高五尺，哈那上端有块叫“木日布其”（插肩）的木头，哈那的上端和乌尼的下端都套在木日布其上。乌尼的上端稍微向外弯出一点儿，下端为了插入木日布其，向里稍弯曲。乌尼一般为六尺长，角上的乌尼为六尺半左右。乌尼的上端夹在一个倒扣的筐状式的哈拉嘎斯里。遮盖上毛毡以后，哈拉嘎斯的上端放置宫帐的金顶，并用绳索向四个方向绷紧。宫帐的陶瑙（天窗）不开在帐顶的正中间，而是开在金顶的前边。宫帐的门是双扇的。

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双重宫帐，形状与其它的宫帐同样，只是后帐要比其它宫帐大，里边还用了柱子、梁，形成宽畅的鄂尔多。

陵园占地面积约550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由三座蒙古式的大殿和与之相连的廊房组成，建筑雄伟，具有浓厚的蒙古民族风格。建筑分正殿、寝宫、东殿、西殿、东廊、西廊6个部分。

成吉思汗陵的主体是由三个蒙古包式的宫殿一字排开构成。三个殿之间有走廊连接，在三个蒙古包式宫殿的圆顶上。金黄色的琉璃瓦在灿 烂的阳光照射下，熠熠闪光。圆顶上部有用蓝色琉璃瓦砌成的云头花， 即是蒙古民族所崇尚的颜色和图案。

中间正殿高达26米，平面呈八角形，重檐蒙古包式穹庐顶，上覆黄色琉璃瓦，房檐则为蓝色琉璃瓦；东西两殿为不等边八角形单檐蒙古包式穹庐顶，亦覆以黄色琉璃瓦，高23米，整个陵园的造型，犹如展翅欲飞的雄鹰，极显蒙古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

正殿正中摆放成吉思汗的雕像，高5米，身着盔甲战袍，腰佩宝剑，相貌英武，端坐在大殿中央。塑像背后的弧形背景是“四大汗国”疆图，标示着700多年前成吉思汗统率大军南进中原，西进中亚和欧洲的显赫战绩。后殿为寝宫，安放四个黄缎罩着的灵包， 包内分别供奉成吉思汗和他的三位夫人的灵枢，灵包的前面摆着一个大供台，台上放置着香炉和酥油灯。这里还摆放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马鞍等珍贵文物。

东殿安放着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元世祖忽必烈之父）及其夫人的灵柩。自窝阔台及其长子之后，蒙古族皇帝都是拖雷的子孙，所以其地位极为显赫。

西殿供奉着象征着九员大将的九面旗帜和“苏鲁锭”。苏鲁锭即为大旗上的铁矛头，成吉思汗南征北战中，用它指挥过千军万马，传说成吉思汗死后，其灵魂便附在其上，因此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苏鲁锭是十分神圣的。

在正殿的东西廊中有大型壁画。主要描绘了成吉思汗出生、遇难、西征、东征、统一蒙古各部等重大事件。壁画还表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一中国，定都北京，于公元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并追封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的盛况。

从蒙古族民族心理来说，成吉思汗陵是圣地，是“全体蒙古的总神祗”。他已经根植于每一个蒙古人的内心深处，成为蒙古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首先，成吉思汗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奋发而起，以惊人的胆略、恢弘的气度、百折不挠的精神顽强奋斗，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缔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蒙古民族，同时也为蒙古族人民树立了极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其次，他还极大地提高了蒙古社会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使得蒙古人民很快改变了贫困落后的生活现状，脱离了文化蒙昧的落后态势。再次，他和他的子孙领导的西征使得蒙古民族第一次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国际舞台，使得蒙古民族蜚声四海、震惊全球。这些都让所有的蒙古族后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叹为观止、敬仰尊崇。最后，成吉思汗身上所体现出的淳朴诚恳、忠诚信义、胸怀大度、勇敢团结、百折不挠、九死不屈等优秀品质，也对蒙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成吉思汗在蒙古族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使得成吉思汗陵的地位变得极为神圣和尊贵，成为蒙古人民心中的圣地。

第一，由于成吉思汗的八白宫，鄂尔多斯地区长久保存蒙元文化，达七百年之久。蒙古民族是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自成吉思汗逝世以后，鄂尔多斯部的形成、发展都与成吉思汗本人及“黄金家族”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蒙元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他们进入河套地区以后，也把十三世纪蒙古族最本色的传统文化和元朝贵族宫廷文化带了进来。而且由于他们所担负使命的圣洁性、特殊性、重要性，即使在受到周边其他文化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保持了忽必烈以来所钦定的许多规范制度而不加以任何的改变。他们严格地按照祖先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日复一日地生活着，恪守着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和义务。

第二，成吉思汗陵的存在形成了最独特的传承的载体—达尔扈特人。“达尔扈特人从成吉思汗八白宫建立以来，世世代代守护、祭祀和管理八白宫等奉祀之神。在过去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展转南北，保护了成吉思汗奉祀之神，完整地保留了十三世纪古老的祭祀文化”。

第三，由于成吉思汗陵，鄂尔多斯地区完整的保存蒙古文化，传承了最高规格的蒙元文化—元朝皇帝钦定的宫廷文化。鄂尔多斯蒙古部由于身上肩负使命的神圣，她的构成也是以当年成吉思汗最信任的各部落精英后代为主，“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黄金家族的重托，从其传承的文化层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贵的文化属性，既有蒙古族宫廷文化、帝王文化，同时也有古代蒙古文化精典和秘籍的传承。不仅是现代，就是古代也是通常百姓无法了解和知晓的诸多文化细节及内涵，都在这一群体中按惯例常年延续着，直至今日仍浓重地存在并表现出来，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瑰宝”。正由于此，几部非常著名的蒙古史学典籍也出自鄂尔多斯，如明清之际的《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黄金史纲》等，这都说明鄂尔多斯有着深入研究和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

从中国历史看， 成吉思汗不但是蒙古民族的伟大缔造者，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前仆后继，统一蒙古高原，进而统一全中国，结束了中国自唐末以来四百多年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元朝，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的版图。正因如此，成吉思汗陵作为纪念成吉思汗的标志，不但象征着蒙古民族的统一，而且标志着中国的长久统一。

从世界历史看，成吉思汗是两千年来影响世界最大的人物之一。 在千年更替之际，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对本千年十个影响最大的人物”，成吉思汗荣膺榜首。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彼得大帝、恺撒大帝、拿破仑等人。他和他的子孙所建立的大帝国，改写了世界版图，深刻影响了欧洲历史的进程。他使得人类之间实现了“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所以，至今世界各国的人民对成吉思汗和蒙古文化仍然充满了兴趣，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理所当然地具有世界文化价值。

2023年2月，成吉思汗陵被评为“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

据《黑鞑事略》所言：“（蒙古人）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平如平地。若忒没真（铁木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据史书记载，蒙古族王公贵族死后，遗体被装入凿空的粗木之中深埋地下，当着母骆驼的面杀死子骆驼，然后放马将留有子骆驼血迹的地面踏平，再派兵守护，一直到地表不露任何痕迹方可离开，知情者则会遭到杀戮。这也说明了蒙古族丧葬习俗的特点之一。这与萨满教的肉体与灵魂分离观点是紧密相联的。伊克昭盟最后一位札萨克郡王奇忠义认为：“从蒙古人的习俗和过去信奉的萨满教讲，祭奠先人主要是祭灵魂，不是祭尸骨。按照蒙古民族的习惯，人将死时，他的最后一口气—灵魂将离开人体而依附到附近的驼毛上。根据史料记载，吸收成吉思汗先祖最后一口气—也就是灵魂的驼毛，几百年来就收藏于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

传说，成吉思汗下葬时，为保密起见，曾经以上万匹战马在下葬处踏实土地，并以一棵独立的树作为墓碑。为了便于日后能够找到墓地，在成吉思汗的下葬处，当着一峰母骆驼的面，杀死其亲生的一峰小骆驼，将鲜血洒于墓地之上。等到第二年春天绿草发芽后，墓地已经与其他地方无任何异样。在这种情况下，后人在祭祀成吉思汗时，便牵着那峰母骆驼前往。母骆驼来到墓地后便会因想起被杀的小骆驼而哀鸣不已。祭祀者便在母骆驼哀鸣处进行隆重的祭奠。可是，等到那峰母骆驼死后，就再也没人能够找到成吉思汗的墓葬了。所以除了蒙古高原上的疑似墓地以外，再没有任何已经获得证实的陵墓。

达尔扈特人，是蒙古族中专门为成吉思汗守陵的部落。达尔扈特是蒙古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人”。至今为止，达尔扈特人已经忠诚地为成吉思汗守灵近八百年，人口现有人口大约两千人。“达尔扈特”的称呼源于忽必烈时期， “约在1282年（至元十九年），元朝忽必烈时期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产生规范的祭文、祭词，守护、祭祀人有了详细的分工。这部分专职祭祀者，那时开始称之为达尔扈特。并在朝廷中，为了规范成吉思汗等太庙的祭祀，委任了具体管理、主持祭祀的太师、宰相、洪晋、查尔彼为首的‘八大亚门特’，并封了博斡儿出之子为‘太师’，孙子为‘丞相’称号，使他们世代为成吉思汗祭祀服务” 。蒙古帝国和元朝还对达尔扈特人授予不服兵役、不纳税赋之特权。在清朝时这种特权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保障，清政府理蕃院对此有明文规定。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授予一些新的权利，如达尔扈特人可以到蒙古地方征收祭祀所用的财物，驿站为他们免费提供乘骑等。这些特权也保证了他们作为祭祀文化载体的可能性、唯一性、职业性。这在世界文化传承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祭成吉思汗陵是蒙古民族最隆重、最庄严的祭祀活动，简称祭成陵。蒙古族祭奠成吉思汗的习俗，最早始于窝阔台时代，到忽必烈时代正式颁发圣旨，规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种祭礼，使之日臻完善。现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典，就是沿袭古代传说的祭礼。成吉思汗祭祀一般分平日祭、月祭和季祭，都有固定的日期。专项祭奠一年举行六十多次。祭品齐全，皆供整羊、圣酒和各种奶食品，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每年阴历3月21日为春祭，祭祀规模最大、最隆重。各盟旗都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成陵奉祭。这里最热闹、最隆重的日子，是每年农历三月十七；这一天是成吉思汗建立不朽战功的日子，要举行隆重的祭奠“苏鲁锭”大会。

成吉思汗八白宫，作为成吉思汗的象征，从大蒙古国到元朝时期，由蒙古王朝直接管理；北元时期，开始也是由汗廷直接管理。后来，重新组成六个万户以后，由鄂尔多斯万户济农直接管理；到清朝，清政府理藩院，通过伊克昭盟盟长和济农管理成吉思汗陵寝及守灵人达尔扈特；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也是通过伊克昭盟盟长管理成吉思汗陵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方政府直接进行管理，并设置了成吉思汗陵园管理机构，配备了国家工作人员。

1982年1月16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决定，成立“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文物保护管理所”，包括每年三月二十一日的祭奠活动由伊金霍洛旗政府组织；平时群众性的祭奠活动由成吉思汗陵文物保护管理所接待和组织。

1989年2月12日，伊克昭盟盟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成吉思汗研究所”，所址设在成吉思汗陵园。1991年5月1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员会决定，成立“成吉思汗陵文物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处级建制，为伊克昭盟行政公署的事业局。 1998年4月，改名为“伊克昭盟成吉思汗陵园管理局”。2001年11月，随着伊克昭盟撤盟建鄂尔多斯市，成陵管理局更名为“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园管理局”

成吉思汗陵于1964年公布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82年2月，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7年，为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对十年“文革”破坏严重的成吉思汗陵进行修缮。对部分文物进行复制，并由内蒙古博物馆张恒在陵宫正殿雕塑了成吉思汗石膏座像，背面墙上制作了大蒙古国地域图。是成吉思汗陵在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大庆时初步有了恢复，成吉思汗祭奠也开始恢复。这一年的修复，由国家文物局拨款10万元，由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负责实施。

1981年，内蒙古自治区和伊克昭盟拨款30万元，由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负责，更换了成吉思汗陵宫琉璃瓦顶。同时绘制了陵宫第一批壁画。壁画，从西过厅开始绘画，由内蒙古博物馆李德功等设计、绘画。

1982年至1984年，国家民委、自治区、伊克昭盟共拨款65万元，由伊克昭盟文化处和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负责，对成吉思汗陵进行了修缮和扩建。这次主要修建上陵宫的九十九级台阶式步道，陵宫大院红墙及仿元门庭，硬化陵宫院落，建立成吉思汗陵牌楼等，修建陵园办公设施。

为了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1986至1987年对成吉思汗陵园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自治区和伊克昭盟拨款359万元，对成吉思汗陵园进行修缮扩建。主要用于成吉思汗陵宫内外装修，其包括陵宫立粉彩画、第二批壁画、更换大理石地板等；修建成吉思汗陵行宫，修建仿古建筑群，修建陵宫外围墙，修建成吉思汗陵碑亭和成吉思汗碑亭，雕塑安放于陵宫正殿的成吉思汗汉白玉座像，种植步道两侧的松树，新上自来水工程，复制一批银器和祭器等，共完成四十多个工程项目。

1990年，国家文物局和伊克昭盟拨款50万元，对成吉思汗陵进行维修建设，主要用于维修陵宫屋顶、围墙，修建宾馆，重修陵园外围墙。1992年，成吉思汗陵园管理局自筹170万元，对成吉思汗陵进行维修建设。主要用于陵宫顶部换瓦，仿古建筑群换顶、换琉璃瓦，修建两座蒙古包大餐厅，守陵人新住所，陵园大门，建立蒙古包群和修入口转盘路。

为了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1996年国家文物局、自治区、伊克昭盟拨款365万元，成立自筹20万元，对成吉思汗陵园进行维修扩建。主要用于新建苏勒德祭坛、商更斡尔阁（珍藏白宫）、宾馆高级客房及会议室，建立成吉思汗出征铜像，维修陵宫和行宫，更新陵宫内的三顶灵包，复制一批文物，建立陵史展览，拓宽进成陵道路，绿化美化环境（保罗10000平方米草坪和种植150亩树木），打深井等35个工程项目。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前夕，自治区拨款150万元，成陵管理局自筹25万元，对成吉思汗陵园进行维修扩建。主要用于陵宫大院门厅的改造，修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展览馆，在行宫修建混凝土蒙古包，硬化行宫停车场。陵园周围种松树1200柱，绿化美化庭院1800平方米，建花卉温室210平方米。

1、公路交通。成陵距北京800公里、西安700公里，包茂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并为成陵专设互通出口，距景区仅1.2公里，210国道也穿过霍洛镇距景区1公里。成陵距东胜区仅有60公里，距康巴什新区、伊金霍洛旗23公里，距霍洛镇2公里；距内蒙古重点城市包头市160公里、呼和浩特市260公里，每日由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抵达鄂尔多斯市的班车间隔15分钟发车一趟；东胜、阿镇（即伊金霍洛旗）均有发往成陵的客运专线，发往乌审旗、榆林、西安等县市的长途客运班车也都经过成陵。

2、铁路交通。包西铁路经过，鄂尔多斯—北京的1116次列车16：40发车，呼市—包头—神木的客运列车每天都定时发车，伊旗火车站即将建成通车，距成陵不足20公里，将为更多的游客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

3、航空运输。鄂尔多斯机场经高速公路距成陵仅20公里，占地面积5300亩，飞行区等级为4C级，跑道长2400米，宽45米，可满足B737-800机型起降。已开通的每日航班航线有鄂尔多斯—北京、鄂尔多斯—西安—深圳航线、鄂尔多斯—上海航线。

开放时间: 08：00－18：00

门票票价 全 票：200元；半价票：100 元 （凭学生证）

在正史记载中成吉思汗为病死。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政敌的抹黑等等，成吉思汗的真实死因已不可考，这里列出一些说法以供参考。

1、西夏王妃咬死说。《蒙古源流》记载，成吉思汗攻打西夏，西夏乞降，并根据成吉思汗的要求献上一些美女，其中就包括西夏王妃。西夏王妃对成吉思汗深恶痛绝，在成吉思汗猥亵她时，一口将成吉思汗的下体咬掉。成吉思汗血流不止，当日殒命。

2、被雷劈死说。蒙古人迷信“上天以雷电警告不孝者”，成吉思汗因惹母亲生气导致母亲去世，有不孝之嫌，所以特别害怕雷电，1227年夏，成吉思汗误入雷区，被雷电击中致死。

3、被马踩死说。蒙古人撰编的《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既住过冬，欲征唐兀。从新整点军马，至狗儿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冬间，于阿儿不合地面围猎，成吉思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汗坠马。”坠马之后，被后面的马踩中而死。

4、中箭说。1227年初成吉思汗在西夏作战时膝部中了毒箭，最终致命。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自己的遗著中认为：成吉思汗死于箭伤。《圣武亲征录》说，成吉思汗受箭伤有三次：1202年阔奕坛之战、1212年攻西京之战、1226年攻西夏时膝部中箭。估计最后一次箭伤对其身体影响较大。《世界侵略者传略》、《史集》、《元史译文》、《纲目译文》等国外、国内书籍都说“汗病八日死”。

5、中毒说。民间另有传说，“中毒说”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于1275年到达中国。其时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间，在元朝有过17年的交往。其在游记中记叙的成吉思汗的死因：在进攻西夏时围攻太津（吉州，古要塞）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可想而知，毒箭攻心，伤势益重，一病不起。但民间另有传说，成吉思汗是“中毒”而死。成吉思汗对窝阔台越来越不满意，想改立拖雷为储汗，窝阔台为维护自己的汗位，与成吉思汗喝酒时，下药将成吉思汗毒死。

关于葬地的记载，各家史书不尽相同，《蒙古秘史》和《圣武亲征录》都秘而不谈。据多桑《蒙古史》说，成吉思汗当年到过斡难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发源地之不儿罕山（今肯特山），曾在一棵大树下，留连忘返，并说：“死后当葬于此处”，这是一种说法。 此外，“根据《秘史》所载，当运送成吉思汗的灵柩的大车走到木纳忽格合黎地方时，大车轮陷进地里，五匹骏马也挽不动，大家束手无策。这时，苏尼特氏吉鲁格台把秃儿带头唱起了歌颂大汗的挽歌，大车这才又肃肃前进”。 另据《蒙古源流》记载，大汗归天后，运灵柩至“穆纳之淖泥处所，车轮挺然不动，……因不能请出金身，遂造长陵，共仰庇护，于彼处立白室八间”。“穆纳”即为蒙语“马鞭”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率领军队西征西夏时，路经鄂尔多斯草原的包尔陶勒盖，目睹这里水草丰美、花鹿出没的美景，十分陶醉，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大汗有感而发，吟诗一首：“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翁享乐之邦”。并对左右说：“我死后可葬此地。”大家想起了成吉思汗生前的话，于是，就地将成吉思汗安葬在了鄂尔多斯草原上，并留下500户“达尔扈特”人守护。且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大汗归天之时正是夏季，气候炎热，金身不可能运出很远，秘葬在鄂尔多斯境内的可能性很大。这也为第二种说法提供了一定的佐证。这两种观点各有其证，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承认并突出强调了成吉思汗本人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