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8 14:42
才子之乡特指抚州,抚州素称文献之邦。“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据史料记载,从宋至明,抚州有文科进士2509人,占全省文科进士总数23%,有武科进士81人,登前三甲的有17人,享有“才子之乡”的美誉。历代乡贤的著书汗牛充栋,被选入《四库全书》目录的就有206种。晏殊、晏几道、陆九渊、王安石、曾巩、汤显祖、李觏、吴澄等大家的著作均为文学、哲学史库中的瑰宝。乐史、李绂、危素、朱思本等在地理、历史领域留下彪炳千秋的篇章。此外,在医学、军事学、文学理论和自然科学方面,古往今来都不乏抚州英才的辉煌篇章。
夏禹时地处扬州域。春秋时为百越之地。战国时属楚。秦时属扬州九江郡。汉改九江郡为豫章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南城县,属豫章郡。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分南城一部置临汝县,县治设在今抚州市,仍属豫章郡。
三国时为吴地,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两晋、南朝相沿。南朝梁陈时,以今之崇仁、丰城、永丰、新淦等县增置巴山郡。临川郡初属江州,陈武帝时与巴山郡同属高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废郡扩州,以临川郡并巴山郡之一部置抚州,隶属洪州总管府,抚州从此定名。
五代时,属杨吴,升为昭武军。宋朝,分为抚州和建昌军,属江南西路。元朝改为抚州路、建昌路,另置南丰州,同属江西行中书省。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改抚州路为临川府, 不久易名抚州府。同年二月升建昌路为肇昌府,九月改为建昌府。明洪武初,仍设抚州府、建昌府,南丰降州为县,属建昌府,均隶属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湖东道。清时仍称抚州府、建昌府,属南抚建道。辛亥革命后,废府及直隶州。
民国2年(公元1913年),全国实行县制,次年,全省划四道分领八十一个县,原抚州府、建昌府境内各县隶属豫章道。民国15年(公元1916年)废道,各县直隶省政府。民国21年(公元1932)划全省为十三个行政区时,原抚州、建昌两府各县分属第五、七、八、十一行政区。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后, 行政区屡有变更,除广昌县属第八区外,域内各县均为第七区。1930年至1934年间,黎川、资溪、广昌、南丰、宜黄、乐安等县均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属苏区闽赣省和江西省。 1932年7月,东乡珀玕一带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属苏区赣东北省。
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抚州,7月1日组建抚州分区,江西省抚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临川市(今抚州市城区)。 1950年9月13日,改抚州分区为抚州区。
1952年8月,更名为抚州专区。1967年3月,改名为抚州地区。1968年2月,复称抚州专区。 1971年1月22日,再度改为抚州地区。2000年6月2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抚州地区,设立地级抚州市。2000年10月20日,抚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
“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自古以来,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临川先生”王安石家族一门八进士,兄弟俩宰相。“临川文化”区内乐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双封爵,文武两状元,参政代天子,师保五六人,一门十进士,两朝四尚书,进士五十二,知县四十多,乡举百六余,会解监元群,乡贤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记述,就是临川才子涌现的生动写照。
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宋而清,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乐史、饶节、谢逸、谢过、李觏、吴澄、纪大奎、李瑞清、谭纶、陈自明、危素、蔡上翔、吴与弼、罗汝芳、陈彭年、危亦林、邓茂七、徐奋鹏、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黄爵兹、欧阳竟无等等,就是临川(抚州)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
抚州不仅文化名人多,而且档次高,成就大。列入《中国名人辞典》的鸿儒100多人。《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共收录了1296人,其中抚州籍名家317人,几占四分之一。“宋词四开祖,临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巩、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陈、罗和章、艾”。“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有谢逸、谢过、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尧节。
全国两宋词人867人,江西为153人,而抚州就占44人。特别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伟大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巩、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明代剧坛伟人汤显祖等,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而且赢得了世界性的崇高声誉。
文化之邦,才子之乡,常是名人墨客聚会之地。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学士来临川(抚州)任职和宦游。东晋王羲之、南朝谢灵运、唐朝颜真卿、南宋陆游等,曾在这里为官;宋代诗人黄庭坚、梅尧臣、范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贽、徐霞客也都来过此地游览常驻。《世说新语》和《诗品》的编著者刘义庆和钟嵘均袭封临川王。这些名人学士在临川都留下了大量遗墨华章,为闪光的临川才子群体增添了辉煌。
近、现代史上,抚州的政界要员、科技名流、文坛巨匠、音乐明星、留学博士同样各领风骚。黄禄祥、孙海华、饶毓泰、周建屏、赵醒侬、傅烈、游国恩、肖涤非、舒同、李井泉、盛中国、盛中华等,都是抚州人氏。他们超群拔萃,卓有成就,为丰富和推动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才乡代有才子出”,“临川神童今朝多”。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3年,全市各类学校为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58415名,其中少年大学生147人,仅抚州一中、二中被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就有62人,在国外留学20人。
出现了像临川县河东乡农民武进兴的“大学生之家”(6个儿子,5个考上大学,1个考上中专),临川县罗针乡朱家村的“大学生之村”(全村总人口240人,拥有大专以上学生40名)。兄弟出国,姐妹留学,一家五个儿女出了三个博士、两个硕士。这类现象在抚州是屡见不鲜的。1984年以来,抚州市中小学生在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数、理、化三科大赛中,共有2284人次获奖。其中获全国一等奖的153人次,获全国二等奖的365人次,获全国三等奖的740人次。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称此为“临川现象”。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专家以及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纷至沓来地对“临川才子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和探讨。抚州市2006年共有名47考生录取清华、北大。抚州市2007年共有名66考生录取清华、北大。抚州市2008年共有名40考生录取清华、北大。2009年共有名考51考生录取清华、北大。2010年共有51名考生录取清华、北大。每年考取人数占江西省录取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可谓“三分天下”在临川。
作为抚州区域历史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是“临川文化”的精髓。优秀的才子群体,必然产生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以李觏、王安石、陆象山、吴澄、吴与弼、罗汝芳等哲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的形式和发展,为中国文化进入强化期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觏,是我国一位具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著名哲学家。他从“阴阳二气会合”而生万物的观点出发,说明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大胆地主张“通变”,“量时制宜”,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最有效的办法是变革。特别是他目睹朝政混乱,决心站在革新者一边,撰写了《富国强兵三十策》、《庆历民言》和《盱江文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学、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后人誉为“医国之书”。
南宋理学家陆象山,融孔孟思想和禅佛思想于一炉,建立了一个与程朱“道学”相抗衡的“心学”哲学体系。他所强烈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注重思考精神,在客观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成为“临川文化”重要的精神动力。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元代杰出的哲学家吴澄,“和会朱陆”,即以陆学为主而参与朱学,强调自识本心的途径和方法,独成一家,创立了“草庐学派”。明代思想家罗汝芳曾作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蜚声全国。他否认“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持见新奇,另辟蹊径,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明中期我国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资本主义萌芽,罗汝芳的哲学思想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出现了将唯心主义理学向唯物主义理学方向转化的大突破。
特别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和“熙宁变法”达到他所处时代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峰。面对自两汉以来,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守旧、迂腐的思想学说和“二程理学”的沉闷统治,王安石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为他的“熙宁变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基础。他概括了北宋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成就,继承了李觏的唯物主义思想,建立了以“气”一元论为基础,以“天人不相干”的思想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了万物皆变和运动变化的根据在于事物内部有“藕”、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倡调查和“体验”,主张学而知之、勤思好学的反映论。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所描述的“元气—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理论,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自然科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他天才地猜测宇宙的起点,不是在空间上相互间断的物质微粒,而是一种绵延连续的物质——“元气”。“元气”是物质和空间的统一,空间不再是容纳物质的框架;他所描绘的宇宙发展过程,不是机械力的作用过程,而是一种形态物质向另一种形态物质转化的过程。
王安石的宇宙论比起欧洲的宇宙论,包括古代原子论者的宇宙生成论和近代康德—拉普拉斯的星天假说,都要前进得多,合理得多。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他从这些思想出发,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变革,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改革事业。面对“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他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赵宋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因此,王安石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抚州是江南地方戏曲出现最早和最兴盛地之一。南方戏曲,以“永嘉杂剧”为始祖,最早传入南丰。清康熙初年,宜黄产生的“二黄腔”已在浙江流行,后传播到安徽、湖北,再经艺人加以创造,遍及全国。嘉靖年间兵部尚书谭纶又将海盐腔带回家乡宜黄,宜黄戏子竟有千人之众。抚州采茶戏,是抚州地方戏的一支劲旅,很受当地人民的欢迎,得到戏剧界的青睐。
傩舞,是“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是“临川文化”的一块瑰宝。抚州是我国“傩舞之乡”。江西10个“傩”县,抚州占6县,其中又以南丰傩为最古老、最系统、最完整,“延今三千余年”,至今袭而不衰,蜚声中外。抚州戏曲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位戏剧巨人汤显祖。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标志着我国明代传奇戏剧发展的新高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了抚州独特的戏曲文化。早在20世纪中叶,他的剧作已不断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在国外广泛传播,争相上演。近几年,上海昆剧团赴法国演出《牡丹亭》,反映依然十分强烈。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齐名。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指出他们是“东西曲坛的伟人”。中国人称汤显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外国人称莎士比亚为“西方的汤显祖”。
宋朝时,抚州不仅农业、手工业跨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商业贸易也出现惊人的奇迹:淳熙年间,抚州布商陈泰将巨资散贷给崇仁、乐安、金溪乃至吉安等广大地区的农民,作为生产苎麻和夏布的本钱,以定购他们的产品。这种经营方式,在国内尚无先例。到明朝,抚州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全国。万历年间,云南居民“十有五六”原籍在江西抚州,就连缅甸一带村落中的首领、头人也绝大多数是抚州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福建等省,也是抚州商人活动的重要区域。湖南一带至今还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
抚州才子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而且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重要成就。特别是在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上,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宋代地理学家乐史,著有地理学巨著《太平寰宇记》200卷,堪称古代地理学巨臂,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要籍。著名地理学家朱思本,耗10年之功,绘成《舆地图》两卷,在制图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旴江医学”在江西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仅宋、元、明、清四代,盱江流域各县有传略可考的医学家多达200余人,医学著作100余种,是我国古代医学宝库的珍贵遗产。元代医学家危亦林,著有《世医效方》,其中关于麻醉药的使用,骨折复位的悬吊复位法,创世界最早纪录,各国沿袭至今。当代中国物理学家有“四大名旦”,抚州的饶毓泰就是其中一“旦”。
抚州的教育事业长盛不衰。宋代全国书院仅400余所,抚州就有40多所,占1/10强。自宋至清,江西共有进士10553名,其中,抚州就有2450名,约占全省总数的23%。千余年间,“地无城乡,家无贫富,诗书之声,尽室皆然”。民国时期虽然战乱频仍,许多学校辗转迁徙而师生不散,学风不衰。历代相袭的尊师重教风气,使得抚州教育至今仍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抚州民间文化艺术多姿多彩,并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南丰、乐安、广昌一带的傩舞被誉为“中国舞蹈艺术活化石”;多种多样的灯采、道情、采茶戏源远流长。境内古代民居星罗棋布,古寺、古塔、古桥、古戏台、古牌坊等各具特色。被称为“千古一村”的乐安流坑展现出抚州明清两代的建筑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