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24 22:26
义和团是清末民间武术团体与秘密教门的混合组织。由大刀会（金钟罩）、义和拳、神拳和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互相组合、发展而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基干力量。这些刀会、拳会与秘密教门虽各自更名义和团，但互不统属。同年春，山东清平县（今高唐）大刀会、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大刀会改称义和团。九月，义和拳在平原森罗殿战斗中自称义和团。山东巡抚毓贤曾于是年夏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各种名目的民间秘密宗教与武术团体遂纷纷更名义和团，以争取“合法”地位。次年，京津地区也普遍建立义和团，迅速形成义和团运动高潮。各地团民多以农民、手工业者和贩夫为主，间有部分游民、兵勇和富人加入。成员多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另有妇女组织红灯照。以团、坛（场或厂）为单位，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的一字自立团号。其中乾字团、坎字团人多势众，分布地区广泛。各团以老师、团首、大师兄、二师兄等为首领，无统一信仰，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信条基本一致。各坛互不统属，以传帖作联络，互相配合，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反对外国侵略，打击教会势力。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冀中义和团以“扫清灭洋”相号召，继续开展斗争。旋被清军镇压。
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
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省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教民和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数百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现如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
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
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刻有聂军门（聂士成）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
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对义和团后期纪律败坏的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参见：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
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
一是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侵略军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电杆的行为，这些举动是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视外国科学技术的问题。如涞水之战杨福同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根据当时有人的分析，其缘由是“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过去有人仅凭义和团的宣传“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就认为这是敌视西方文明的举动，这是不严肃的。
二是部分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这些行为遭到后世论者的极大诟病，认为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体现。
三是义和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在一部分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笼统排外的同时，另一部分部分义和团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义和团员在实战中意识到洋枪的优点并加以使用，如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说：“街上到处都是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不过，如今他们不仅手持长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枪了”。还有一些义和团只要形势需要，并不拆毁铁路。如新城某团“其团规不赴调出战，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又如在保定西关“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
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义和团也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如《闭火分砂咒》：“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与义和团有着一定渊源关系的铁布衫(金钟罩)、八卦教等民间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道教信仰的成分,在义和团另一大来源神拳中道教影响也很大。道教教义中的八卦在义和团揭帖中多有使用。原本用来宣达神意、驱妖捉鬼、祈福攘灾的道教符咒在义和拳、义和团中广为流传。武器处于明显劣势的义和团在与列强的武装对抗中，急于引进神秘性的咒语、泛化咒语,用以壮胆助威。在义和团揭帖中频频出场的张天师以及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吕洞宾等道教神仙是义和团排外灭洋勇敢精神的坚强支柱之一。然而事实证明,单靠这种传统的民间信仰的精神力量是无法战胜外敌的。
宗教迷信观也是义和团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义和团在“请神”时“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义和团运动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据记载，义和团员“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故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义和团能保持较好的纪律。
迷信思想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八国联军入侵初期，“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义和团成员解释：“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实际上，“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
当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进技术前取胜，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六月八日，天津的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
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不过，这里的“忠君”应该理解为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绪皇帝。在义和团的口号中，就有“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龙就特指光绪皇帝，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也才会得到慈禧的重视，作为宫廷斗争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清廷对外宣战后，许多义和团员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许多义和团员受到顽固派官僚的操纵，有的甚至形同团练。
不过，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在那桐、许景澄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这部分义和团不但不问朝廷之命，有的还公然对抗朝廷官员，如清军副都统庆恒就被义和团所杀。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与清政府决裂，如另立皇帝，《定县志》记载“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拳匪所拥以称乱者”。这种行为更是公开与清朝作对。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运动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但其影响遍布全国各地。
东北地区很早就有义和团活动，据《辽阳县志》记载：义和团蔓延至奉天全省，吉林和黑龙江也有许多义和团活动。沙俄入侵后，东北义和团与之进行斗争。后来一部分义和团与其它抗俄武装组成“忠义军”和“六合拳”，继续坚持斗争。
云南昆明群众烧毁法、英教堂，四川大邑县民罗文榜竖起“顺清灭洋”旗号发动起义，此后四川许多地方响应。贵州相梓县传习义和拳，分棚操练。特别是四川地区兴起的反清灭洋斗争声势浩大。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部分成员“渐次入蜀”，在当地取得较大发展。1902年之后，在李冈中、曾阿义、廖观音等人的领导下，四川的红灯教多次发动反清灭洋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
在东南沿海各省的余姚、诸暨、宁海、临海、黄岩、乐清、永嘉、瑞安、平阳、玉环厅、西安、开化，常山、江山、福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邵武、建宁、永春、番禺、南海、顺德、新会、新安、饶平、贵县、象州、修仁等地，义和团和会党在各地张贴揭帖，教授拳术，烧毁教堂，发动起义。在厦门的义和团揭帖上提出了收复台湾的正义要求。在福州，声讨闽浙总督许应骙的揭帖甚至贴到了他的卧室前面，说“老许老许，老而不死，误国殃民，实为祸始”。许应骙虽悬赏3000元捉拿，却始终破不了案。
义和团在西北地区也有发展，宁羌、汉中、延安、凉州和庆阳都有义和团活动。天津义和团甚至远赴新疆伊犁活动，1900年10月“忽有天津拳党贾永潜来伊犁，在距惠远城西五里处之乌哈里克河西大庄子地方，开场教习拳棒”。
《廊坊大捷》作者单田芳
《红灯照》（京剧）
《神鞭》（据同名小说改编）
《黄飞鸿之王者之风》
《北京55天》
《八国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