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年生8岁时，就开始帮父亲种田、打柴、捡粪，帮地主家放牛。10岁时，父母送他进屋场里文氏祠堂的私塾读夜学，仅读了一本《百家姓》。两个月后，因家贫而辍学。年少的他仍经常站在私塾的窗下，聆听里面的琅琅读书声。回家后他又向父母闹着要读书，母亲只好对他说：“家贫没有钱读不起书，也没有东西分给你们，给你学一门手艺在身好，你想卖出也卖不了，手艺在身不怕穷。”

不久，母亲送他到离家五里外的姑父那儿学裁缝。姑父瞿海平既是他的姑父，又是他的舅父。然而，这位驼背的姑父兼舅父性情凶暴，姑妈待他也十分刻薄，经常用尺打他。做工回来还得给姑妈看孩子，孩子哭了也要挨揍，受气挨骂，连饭都吃不饱。

1919年初的一天晚上，天寒地冻，小年生举着一盏铜油灯上茅房，不小心将灯掉入粪坑中。第二天姑妈逼着他光着膀子，下到一人多深的粪坑中把灯捞上来。性格倔犟的小年生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伤心不已，一气之下跑回家去，向母亲闹着要读书。母亲没有办法，就想将他过继给二舅父做儿子，文年生死也不去。母亲又逼他回姑父家学裁缝，结果，第二天清晨，年仅12岁的文年生便负气离家出走。

当时，从文家屋场到岳阳县城有六十多里路，全是荒山野岭，小小年纪的文年生，竟只身一人流落到了县城。以后，又流落到离岳阳县城八十多里远的长江对岸的湖北监利县尺八口镇，进了一间木匠铺当学徒。因年小体弱，拿不动斧头，便只能干些打杂的零活。两年后，木匠铺倒闭关门，14岁的他又独身一人流落到洞庭湖区的华容、南县等地帮别人做工、种田、挑土筑堤。吃的是剩饭剩菜，受尽了欺侮与剥削。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钟岳灵团攻占华容县城。那时的北伐军到处都受到民众的欢迎。19岁的文年生认为当兵不受气，又好玩，又可以发点洋财，于是便下狠心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攻打汉口等役。后随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南、广西各地。

1930年，因不满新老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加上听一些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官兵讲：“朱毛的红军不打人，官兵平等，打土豪分田地。”给他的印象很深，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士兵便在长沙组织拖枪投奔红军，因被发觉而未成行。到宝庆后，又准备哗变，因被人告密未成，反而有3位弟兄被枪杀，这更加坚定了他投奔革命队伍的决心。1930年6月，他同李俊等8人一起离开湘军部队到长沙。不久，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文年生便与李俊等人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在第八军第二大队三连当战士，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8月底，因作战勇敢，在江西清江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参加红军后的文年生，在党的培养与教育下，进步很快。1932年4月，时年25岁的文年生便担任了红三军团三师十团团长。1933年4月，又被选调入工农红军学校学习。红校毕业后，调任军委教导一团团长。

长征开始时，文年生仍任合编后的中央军委教导师第一团团长。土门战斗后，部队缩编，文年生调任红三军团第十一团团长。

1935年1月，在贵州省青岩县的一次战斗中，文年生率十一团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与敌3个旅激战一天一夜，腰部负伤，入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第三班军队干部伤病员班休养。当时在第三班休养的全都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到休养连来养伤要经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来此养伤的师团干部共有6人，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4人。

1935年2月22日，红军二占遵义城，休养连随大部队向遵义进发。快到遵义城时，天生乐观的文年生忽然提议：“我们搞个入城式怎么样?”“太妙了!”几位伤兵团长表示赞同。“我喊口令指挥。”十团姚团长边说边喊起了口令：“伤员班，四个团，成四列纵队，向遵义城前进!”四位伤兵团长挺直身子坐在担架上，随着姚团长的口令：“正步走，一二一……”排着整齐的队列，在两位伤兵师长的带领下，进了遵义城。

渡过金沙江后，情况已不那么紧张了。在担架上躺厌了的几位伤兵团长一个个又说又唱，有的还躺在担架上用拐杖拔起河来了。歌唱够了，独立团李寿轩团长又出了个新花样：“文团长讲个故事吧。”“好吧，就讲个三国诸葛亮的故事吧”，文年生一本正经地说。几位伤兵团长一听讲“三国”，一个个都支起耳朵认真听。文年生有板有眼地讲了起来：“话说诸葛亮五月入泸到不毛之地，正与孟获打仗，忽然一队神兵从天而降前来助战，他们头戴八角帽，足蹬草鞋……”伤兵团长们笑了起来，“好你个文团长，讲‘三国’竟扯到我们红军来了。”文年生笑着说：“当年诸葛亮擒孟获是在云南、四川之地，我们现在不也在向云南进军吗?”

红军到达西昌冕宁后，号房十分困难。一天傍晚，休养连在一个小村落宿营，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房子。伤员班与老干部班在一起“混合”宿营，房子小，只能一个个地坐着睡。第二天早晨醒来，才发现文年生枕着谢觉哉的腿睡了一夜。文年生不好意思地向谢老道歉，谢老哈哈大笑说：“好你个文年生，把我的腿睡木了，走不动，就找你负责。”

4月，文年生伤愈归队，调军团司令部任侦察科长。5月，又调任军团教导营营长。教导营的干部战士都是三军团整编后剩余的连排以上干部，其中有个上干队还是军师团级干部组成的，如原红军大学校长、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因遭王明路线迫害，就在三军团教导营上干队随军长征。这些干部战士，都是些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政干部，战斗力非常强。

8月，红一方面军在草地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一方面军因万里转战，部队损耗大，人员减少，干部战士疲惫不堪，衣衫褴褛。张国焘自恃兵多装备好，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阴谋篡夺党中央与军委的领导权。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动员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阳奉阴违，借口葛曲河涨水，过不去，反而率四方面军南下，并准备武力威胁一方面军，挟持党中央南下。

9月10日凌晨，张国焘给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发电，要他率右路军南下，阻止中央北上，必要时采用武力处置。时在右路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接到电报后，当即赶往中央驻地，将电报送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与中央领导商量后，决定马上脱离险境。当时，党中央与红三军团驻在一起，由三军团掩护中央机关连夜北上。为安全起见，彭德怀命令文年生率军团教导营保卫毛主席与党中央。

天亮时，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奉张国焘的命令带骑兵追了上来，阻止中央北上，命令红军大学中的原四方面军人员回四方面军，并气势汹汹地当着毛主席的面污蔑中央与一方面军的同志。彭德怀与杨尚昆等同志指责他无礼威胁中央，李特竟拔出手枪要行凶，幸被旁边的同志抱住。这时，文年生与教导营的同志见他要用武力威胁中央，也拔出了手枪，准备还击。毛主席见状，叫人松开李特，先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分发了中央的告同志书，然后向他们分析了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然后对文年生说：“文年生，让四方面军的同志站在一边，让他们回去，我们带头走，他们后面来。他们是老鼠钻牛角，钻不通会回来的。”就这样，文年生率教导营保护毛泽东主席、保护党中央脱离危险，继续北上，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5月，文年生调任红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师长，时年29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捐弃前嫌，联合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刚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文年生被调到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任团长兼政委。

文年生率部保卫黄河

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后，当时陕甘宁边区东面濒临黄河，面临日军进攻；南西北三面被国民党数十万部队包围封锁，侵扰、磨擦事件频频发生。为保卫黄河，保卫边区，中共中央决定，从八路军各师抽出部分直属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11月后改为留守兵团，将营以上单位整编为7个警备团，并留下一二○师的七一八团与一二九师的七七○团两个主力团防守边区，第七一八团改番号为警备第八团。

11月17日，中央军委指示，将整个河防划分为三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文年生的警备8团属五县河防司令部（即绥德警备司令部）编制内，守卫螅蜊峪至枣林坪沿河渡口，重点守卫宋家川。宋家川是陕西吴堡县县城所在地，位于黄河西岸上，与山西离石县的军渡隔河相望，是太原通陕北的必经之道。

站在这滚滚奔流不息的黄河岸边，文年生的心情也如这黄河水一样汹涌澎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今天，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为文天祥的后裔，不禁使他想起了当年文氏先人文天祥为抵抗元军，曾以一介文官书生，组织勤王军马，三仆三起，最终失败被俘，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慷慨就义，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了千古流芳的浩然正气。今天，为了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危亡，他也要肩负起杀敌救国的重任。要保卫黄河，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重任在肩，为此，他不敢怠慢，沿着防守的河防区，一处处仔细踏勘，留神观察，部署防守兵力。

1938年5月9日，文年生接上级通报，日军109师团以一个旅团的兵力，附炮30门，向黄河东岸军渡进犯，企图突破西岸防线，占领宋家川渡口。文年生一面组织部队加强防守，一面思考怎样粉碎敌人进攻的策略。旋即，一个主动渡河出击，以攻为守，打敌于立足未稳之际的大胆的战斗构想在他的脑海里产生。

5月10日晚3时，他亲率4个连乘船渡河，船刚到对岸，他第一个跳下船，迅速组织部队夜行军40公里，到达柳林镇附近。第二天，他带领有关人员到柳林镇周围察看地形，熟悉地区地貌特点。下午7时，日军先头部队200多人到达柳林镇北侧王老婆山。王老婆山海拔不到200米，日军盘踞在山的南侧。文年生立即召集各连干部开会，研究攻击部署。由他亲自率领7连和机枪连两个排，于晚10时开始行动，迂回到王老婆山侧后，隐蔽接近山顶，攻占并控制制高点，从上往下发起攻击。4连、5连及机枪连另两个排，负责正面进攻。

文年生率队从北侧上山，一直摸到山顶，然后从上向下接近敌人。11时，战斗开始，他们集中火力向宿营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日军匆忙抵抗。两侧的4连5连也勇猛地冲向敌人，两面夹击，使敌人陷入一片混乱。但日军很快凭着优势的火力，组织起顽强的抵抗，战斗比预想的还要残酷、激烈。整整激战了5个小时，敌人才被全部歼灭。这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也已赶到，炮弹不断地在阵地上爆炸，一发炮弹突然落在文年生附近，随着爆炸声，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当同志们扑上去抢救时，他却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用双手把自己的头、耳朵、鼻子、双腿都摸了一遍说：“好像这全身各单位都还在，大家放心，没事。”然后，立即组织部队撤回黄河西岸。

1939年8月，文年生升任警备第一旅旅长。9月，日军第36师团3000余人，再次占领军渡，准备待机偷渡黄河。文年生率4个连再次渡河，迂回到敌后开展游击战，纵深达200多公里，时间两个多月。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又牵制了企图渡河的日军，还扩大了自己的部队，文年生率领的4个连由出发时的700多人，发展到1400多人。

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文年生先后率领部队抗击了日军向我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的23次进攻，其中规模较大的7次。同敌人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以伤亡16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800多人的光辉战绩，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保卫黄河的光荣任务。在保卫黄河的同时，文年生还率领部队投入大生产运动，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取得了丰收，被西北局高干会议评选为生产模范，毛泽东同志为他题词：“生产教育二者兼顾　书赠文年生同志。”

就在文年生率部保卫黄河的时候，1938年11月11日，他的家乡岳阳沦陷。文年生的家乡云天村文家屋场一带被日军占领达7年之久，家乡人民惨遭屠戮。他的大弟文和平在一次去稻田放水途中，遭遇日军巡逻队，被诬为游击队便衣侦探，被日军用刺刀刺死于稻田水中。文瞿氏闻知儿子被杀，悲愤交加，气病而亡。这一切，远在西北黄河前线抗战的文年生并不知晓。

1951年5月，离家32年，时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的文年生回乡探亲。当他来到岳阳县城时，县、区、乡领导等家乡父母官要陪同前往，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我是回家探亲的，不是回来光宗耀祖的，我们共产党人不搞那种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的事。”只是应县委领导要求，他为已经竣工的岳阳县革命烈士纪念亭题词：“革命烈士是人民胜利的先驱，死者精神活在人民心中。”

延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首长会议合影，三排左起：保安部队副司令员王世泰、张经武（左三）、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毛泽东、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留守兵团参谋处副处长曹里怀（左八）、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谭希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兴（左十二），警备第8团团长文年生。

5月的新墙河畔，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透露出勃勃生机。踏上文家屋场的小路，看见故乡熟悉的丘陵山川，阡陌田亩，屋宇房舍，一种难以掩饰的激动之情在他的胸中奔涌。32年了，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曾多少次在北国的山岭上翘首南望，思念自己的故乡、亲人。今天，远出的游子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故乡的怀抱，怎能不令他激动。

听说少小离家出外当了大官的文年生回来了，文家屋场轰动了，云天村轰动了，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了。看着乡亲们那亲切的面容，听着那熟悉的乡音，文年生高兴不已。他用带来的糖果、香烟招待兴高采烈的乡亲们，向他们问寒问暖，问家乡的情况，问春插完成没有?问往年的收成怎样?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共产党的政策好不好?土改后，各家各户分了多少田?分了多少房?这时，一位出身地主的本家兄弟文琴南来看他说：“年生回来了。”他问道：“你屋里还有多少地呀?多少房子呀?解放了，地要给人家种，房子要给人住，要靠劳动生活。”

接着，他又到姑父瞿海平所在的瞿吴家、七星吴重万屋场去走访亲属。看见当地农民的住房与衣着打扮，知道他们的生活都很困难。于是便一家家的走访，看见有人家里煮野菜的，就给点钱，有病的也给点钱。并对大家说：“我虽然当了共产党的官，但每月只有很少的津贴，不能给乡亲们帮多大的忙，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努力生产，勤劳致富。”

在瞿吴家屋场，他专门去看望了当年的师傅、姑父兼舅父瞿海平。姑父见当了大官的侄儿来看他，非常高兴。尽管他无论怎样也不喜欢这位当年刻薄待他的姑父，但出于尊重长辈的缘故，他还是送了姑父一件羊皮袍子和许多橘子、香蕉。一辈子未出过远门的驼子姑父喜出望外，以后逢人便说：“当年我一尺把他打出去，没想到竟打出了一个将军。”别人也说：“你还一尺打出了一件皮袍子呢!”由此，文年生是被师傅一尺打出的将军便传遍了整个岳阳县。

回到文家屋场，小弟庆祥用家乡的饭菜招待他。吃着这久已未尝的家乡风味的饭菜，不禁又使他想起了父母，但父母已不在了，大弟也不在了。当天晚上，兄弟俩高兴得讲了整整一夜话，叙说着三十多年来的离情别绪及思念之情。弟弟提出要跟他出去干事，他说：“你没有文化，年龄又大了，种田还是好，你还是留在家里种田。你有一个当官的哥哥，人家没有当官的哥哥又怎么办?”遂婉言拒绝了弟弟的要求。第二天，在弟弟的陪同下，他来到父母的合葬墓前，默默地肃立着，向长眠地下的父母致哀。然后，与弟弟一起为父母的坟墓培土除草。当天下午，便告别了家乡回到长沙。

10年后的1961年，正是全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时任广州军区常务副司令员的文年生遵照毛主席关于高级干部要下去调查研究的指示，又回到了家乡。

与10年前不同的是，那次他是骑马，这次他是坐车。当时，岳阳县城到筻口区公所所在的筻口镇已修了公路。急于进行调查研究的他在离家仅6里路远的龙湾公社门口便走下了吉普车。先到公社了解了情况，然后直接去了筻口镇，与当时的区委书记毛致用等区、社干部进行了座谈，了解社员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存在的困难问题。当时，他的弟弟庆祥听说他回来了，立即带着自己的二儿子赶到筻口。弟弟要他回家看看，他说：“我这次是来搞调查研究的，是出公差，不是办私事。你要是没有什么事，就快回家去忙活去吧!”弟弟提到家里生活困难，想要二儿子跟他去广州读书，文年生当着区、社干部的面说：“家里有书读，没有必要到外面去读书。”接着他又对侄子说：“你有一个当官的伯父，别人没有当官的伯父又怎么办呢?”就这样，硬是将弟弟与侄儿赶了回去。

文年生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那时县里领导曾多次请他为家乡解决一些紧缺物资，但都被他拒绝，他说：“这些物资都是国家计划物资，需国家统一调拨，我不能特殊。”但对家乡生产建设所需的物资，他却尽力想办法帮助解决。三年困难时期，家乡遭遇严重干旱，几十天未下雨，田地干枯龟裂，眼看当年的粮食生产将会受到重大损失，社员们心急如焚。此时，正好他回乡探亲，见了如此严重的旱情，他对筻口区委书记毛致用说：“要集中一切财力物力人力，组织抗旱。”并问：“能不能将新墙水库的水引过来。”毛致用回答：“距离20多里，还隔着新墙河，修建引水渠费用太高，引不过来。”文年生说：“引不过来，那可以在这边修水库吗?”根据他的指示，县委便决定在荷花垅修建一座水面70多亩的水库，以方便这一带的农田灌溉。文年生知道后，便立即到湖南省委省政府为他们立项，拨了一笔款项，使水库得以顺利开工，为当地几万亩农田解决了引水灌溉的问题。

1963年至1964年，遵照中央指示，文年生来到岳阳地区的湘阴县躲风亭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抽空回到岳阳。当时，岳阳县正准备在城南的南津港一带修建一条大堤，以便将南湖水与洞庭湖水隔开，以抵御洪水从南面对城区构成的威胁。当时的县委书记毛致用正在为修建大堤彻日彻夜地讨论、研究、论证。文年生见到他疲惫的样子便问：“你晚上睡了几个钟点的觉？不知是睡还是想事呢?你睡觉要想事，把南津港塞起来，做一个大水库，可以养鱼、灌田、防洪，为老百姓做一件大好事。”毛致用听后说：“我们正是这样想的，一定按您的指示，尽一切力量把南津港大堤修起来。”当年下半年，县委便抽调几万机关干部、工人、学生、公社社员在南津港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修建大堤的战斗。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将大堤修建完毕，为岳阳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文年生将军生性刚强正直，作风正派，疾恶如仇。正是因为将军的这种秉性，使得他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得罪了黄永胜一伙。“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黄永胜一伙的诬陷、打击，最后被迫害致死。

迫害文年生致死的黄永胜在审判席上

文年生最初与黄永胜共事是在1945年。当年7月，时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的文年生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陕甘宁警1旅一部3000余人，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南下湘鄂赣地区。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部队于河南洛阳伊河附近接中央电令，调头北上，挺进东北。9月，他率三支队到达辽宁锦州地区。当时，这一带属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的二级军区热辽军区，他被任命为热辽纵队副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就是黄永胜。由此，他首次与黄永胜共事。

1946年5月，他由热辽军区副司令员调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不久，热辽军区划归以林彪为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黄永胜在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任纵队司令员，文年生则在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工作，两人共事不到一年。

1949年6月，文年生由二十兵团第六十八军军长升任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还未到职，经他本人要求，中央军委批准他调任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湖南军区副司令员。1953年4月正式出任湖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2月29日，又调广州任中南军区第二副参谋长。而当时的黄永胜则任中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主持中南军区工作，成为文年生的直接上级，两人由此又开始共事。1955年3月7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原中南军区改组为广州军区与武汉军区。黄永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文年生任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分管后勤工作。同年9月27日，黄永胜被授予上将军衔，文年生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由于两人的脾气性格各不相同，在工作中便产生了矛盾，由此而结下了一段恩恩怨怨，并最终导致了文年生惨遭迫害致死的结果。

黄永胜为人阴险狡诈，心胸狭隘，心术不正，善于玩弄权术，打击报复。文年生刚强正直，从不搞阴谋诡计，也最反对别人搞阴谋诡计。因此，他和黄永胜是脾气性格作风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导干部。

1962年，在军区党委会上，黄永胜对四十二军政委陈德、五十五军政委王振乾发动突然袭击，无中生有地攻击、压制与打击他们。时任军区党委副书记的文年生对黄永胜的这种恶劣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主持了公道，从而得罪了黄永胜。

1966年11月，广州军区的所有领导都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由于有林彪的撑腰，黄永胜没有被打倒。于是他便指使军区的“造反派”，以“篡夺军区领导权”、“贺龙的忠实爪牙”、“包庇反党分子吴自立、周小舟”等莫须有的罪名大肆攻击文年生。

1967年5月，黄永胜操纵军区党委全会，免除了文年生军区党委副书记职务，停止文年生参加党委常委的活动，停发了文件电报，并赶走了他的老司机，撤销了炊事员与专车。为孤立文年生，还两次将他夫人苏枫送进学习班。

1966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后，未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指示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对文年生非法进行专案审查。从4月4日起，将文年生非法关押、审查、残酷斗争迫害，到6月6日的51天之内，连续批斗文年生达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健康情况明显恶化，却又得不到治疗。然而，作为文天祥后裔的文年生将军，大义凛然，与黄永胜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莫道浮云总蔽日，待到春风雪化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2月1日，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正式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递交了《关于为文年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们认为，文年生同志是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迫害致死的，所列罪名纯属陷害，是冤案，决定为文年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为烈士……文年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和军队的优秀干部……文年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军的一个损失。”

1978年8月23日，总政治部批复了这个报告。“广州军区党委：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关于为文年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报告》。追认文年生同志为烈士。撤销军区党委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关于文年生同志问题的报告》和总政对这个报告的批复。”同年9月，广州军区正式为文年生将军召开追悼大会，将军冤案至此终于得以昭雪.

1907年2月28日生，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少年时学徒，后当木匠。

1926年冬入国民革命军第36军教导团当兵，后任班长、排长，参加北伐战争。

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红8军第3师8团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入红3军团教导队学习。

1932年1月任红3军团第3师第10团副团长，4月至8月任第11团团长（时年25岁）。同年11月至1933年3月任红3军团经理处政治委员。

1932年12月兼任瑞金红军供给学校政治委员。

1933年3月入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8月毕业后任军委教导第1团团长。同年任红3军团第5军第3师第10团团长。同年至1934年任红一方面军教导第1团团长、红一方面军供给学校政治委员。

1934年9月至10月任红一方面军教导第2团团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1月至12月部队缩编任红3军团第5师第14团团长。

1935年1月在贵州省青岩县的一次战斗中，率11团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与敌3个旅激战一天一夜，腰部负伤，入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第3班军队干部伤病员班休养。

1935年2月任红3军团第10团团长，率部参加四渡赤水战役。

1935年4月任红3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7月任红3军团教导营营长。9月改任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第12大队大队长等职。10月到达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4师第12团团长。

1936年5月至12月任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时年29岁）、师党委委员。率部参加东征、西征战役。

1937年1月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5月留校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13队队长。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员，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第718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1939年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年11月后改为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同年12月至1942年6月任警备第1旅旅长。

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1941年4月至1943年1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

1941年8月至1942年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关中军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1942年6月至1945年5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

1942年12月至1945年4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

1942年12月任中共关中地委委员、常委（至1945年8月）。率部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大生产运动。是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受表扬奖励的22名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生产教育，二者兼顾”。12月任关中分区友军工作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5月至8月任八路军独立第3游击支队司令员。6月率部由延安出发南下，1945年7月任八路军南下第2支队（八路军游击第3支队）司令员。途中奉命转赴冀东。同年11月至1946年5月任热辽纵队副司令员。

1946年6月至11月任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至12月任中共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纵队党委常委。同年12月至1949年2月任晋察冀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副书记。

1949年2月至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第68军（原华北军区第3兵团第6纵队）军长（政治委员向仲华）、党委副书记。

1949年6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未到职）。经他本人要求，中央军委批准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解放华北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

1949年9月至1953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1953年4月14日至1954年2月29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司令员。

1951年6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4月至1953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参谋长，1954年2月29日至195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副参谋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黄永胜）。

1952年9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

1954年8月至1955年4月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

1954年12月至1955年2月任中南军区直属队党委常委，1955年2月至4月任第一副书记。

1955年3月7日至1968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常务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党委常务委员（1955年6月起），分管后勤工作。

1957年12月至1968年6月任广州军区党委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66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后，未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指示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兴元对文年生非法进行专案审查。从4月4日起，将文年生非法关押、审查、残酷斗争迫害，到6月6日的51天之内，连续批斗文年生达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健康情况明显恶化，却又得不到治疗。然而，作为文天祥后裔的文年生将军，大义凛然，与黄永胜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不屈不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67年5月，黄永胜操纵军区党委全会，免除了文年生军区党委副书记职务。

1968年6月7日含冤逝世，时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