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定的记录为绘制中亚的精确地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第一个在探险过程中聘用当地科学家和研究助手的欧洲科学探险家。尽管他主要是探险家，但他也是发掘中亚古代佛教废墟的第一人。他对考古的主要兴趣是发现古代城市，而不想进行彻底的发掘。尽管身材矮小，戴着眼镜，一副学究气的外表，赫定却证明了他是一个坚定的探险家。在其长期探险生涯中，有好几次他从敌对武装力量和大自然的狂风暴雨中逃生。他的科学文献和夹杂着自己的照片，水彩画，素描的旅行记录，他为年轻人撰写的历险故事和他在国外的演讲使他成为世界知名人物。

作为中亚和西藏的专家，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接近欧洲和亚洲的君主和政治家以及地理组织和学术协会。他们不但在运输和资金上帮助他的探险，还以钻石镶嵌的精美十字架，金质奖牌，名誉博士学位和豪华热烈的接待宴请来换取他对那片处于权力真空的地区的独特见解。

斯文赫定是一个坚持自己见解和工作方法的人，在二十世纪也是如此。这一点使他不去考虑二十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想法和行动始终一致。

“赫定从未见到一个新瑞典：他对于移民风波，劳工运动和贸易联盟的进展，工业化进程和大众宗教复兴都很陌生。他也不赞成普选投票，特别是君主政权下的民主选举。赫定是一个坚定的保皇党，反对议会制，他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他相信只有一个国家准备保卫自己直到流尽最后一点血才配享有自由。”–Eric Wennerholmloc.cit.pp142f

考虑到斯堪的纳维亚的安全问题，他赞成建造瑞典号战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发表文章拥护德国君主和战争行为。由于这次政治问题，他在德国的战时敌对国丢失了科学声誉，不再是地理组织和学术协会的会员。同时也失去了未来探险计划的支持。

1923年他到美国和日本演讲。在这次不太成功的演讲之后，他旅行到北京，打算考察突厥斯坦。但是不稳定的政治态势阻碍了这次活动。他只好坐汽车游览了蒙古并且乘坐西伯利亚火车穿过这片地区。

在瑞典和德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下，他领导了在1927年到1935年间的中国瑞典联合科学考察。这是一次在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国际性，跨学科的科学调查，其中包括从六个国家来的37位科学家。尽管这次考察遭到了示威，但是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还是成行了。他也要求签署合约保障旅途自由，因为他们的枪支，300头骆驼和行为在战争时期很像武装部队。不过，筹措资金仍是赫定的个人责任。

1926年冬，第五次抵达中国，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做气象探险，带来一支由不同学科科学家组成的大规模远征队--所谓的“中瑞探险”（部分经费来自德国政府及德国汉莎航空），探险队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

1927年1月30日，在北京西郊张作霖大帅府，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后遭到中国国内舆论反对。3月9日，斯文·赫定致函沈兼士，请沈带向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转达：将此行所获历史文物全数由随行中国学者带回北京，3月10日，与北京学术界进行谈判和沟通。4月26日，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19条。5月29日，西北科考团出发。

由于每况愈下的健康，突厥斯坦地区的内战和长期的监禁，七十岁的赫定在大萧条时资金贬值导致探险支出上升之后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供给考察的后勤处于战争区域，考察队的研究区域的道路上也发生着激烈的军阀混战。无论如何，这次考察是一次科学上的胜利。考古发掘的物品被送到瑞典评估。按照签订的合约，三年后必须送还中国。

1935年，赫定以演讲的方式使瑞典还有中国国民政府和纳粹德国政府了解了他对中亚地区的独特观点。并且和蒋介石和希特勒的政治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

从1937年开始，考察汇总的科学材料由斯文赫定和其他考察成员发布，总共超过50本书。这使得世界各地可以研究东亚地区。当他为印刷成本用尽所有资金之后，他典当了自己颇有价值的好几件房屋那么多的藏书，将剩下的材料出版了。

虽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历来亲德的他却极为天真地轻信了纳粹德国将会保护斯堪的纳维亚免遭苏联侵犯。这种幻想使他陷入了与国家社会主义党成员接近的危险。后者利用他发表言论。这一点损坏了他的名誉，在社会上和科学界被孤立了。不过，通过和纳粹的通信和面谈，他成功的营救了十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解救了许多从德国集中营释放的犹太人。

大战后期，美国军队故意没收了赫定计划的中亚地图集。后来，美国陆军制图局寻求赫定的帮助并且资助印刷出版他的毕生成果——中亚地图集。任何人，只要比较一下1891年的阿道夫·希特勒地图集，就不能不佩服斯文·赫定在1893年到1935年所取得的成果。这套地图被美国陆军用于解释卫星图像和美国空军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时用于导航。

因为他和纳粹德国的接触并且在德国滞留了几十年，他的研究在德国和瑞典都成为了禁忌。不过，他的科学文章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成中文，被评估并吸收进中国的研究。根据他在1935年向中国政府所做的建议，他选择的路线被用于建设街道和铁路，以及在塔里木盆地和延吉盆地修建水坝和运河灌溉新型牧场。中瑞联合考察队发现的铁矿，磁矿，石油，煤矿，金矿将公开开采。考察的发现还包括许多尚未发现的动物植物，以及恐龙和灭绝的有角动物的化石。所有这些都以科学后缀hedini命名。只有一种发现中国研究者等到千禧年后才命名：在1933年和1934年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沙漠中的信号塔的遗迹。这点证明长城曾经延伸到新疆。

从1931年到1952年逝世，斯文·赫定居住在斯德哥尔摩一处地理位置极佳的现代化高层建筑中。在楼梯间的入口，可以看到装饰性的水泥浮雕地图，展示了他在中亚的研究领域。还有喇嘛寺庙的浮雕，这是他带到芝加哥参加1933年世界博览会的复制品。

1952年10月25日，赫定在遗嘱中表示，他的书籍版权和大量私人财产归瑞典皇家科学院所有，后来成立的斯文·赫定基金会接管了所有权利。1952年12月1日，举行了赫定和哀悼仪式，参加者包括瑞典王室的代表，瑞典政府，瑞典的学术机构。他的墓碑放置在斯德哥尔摩AdolfFredrik教堂的墓地。

两项成绩使赫定名满天下。一个是发现楼兰古城，一个是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当然这都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赫定通过精确的描述，第一次把它们纳入西方知识体系。赫定因此成为世界级偶像，激励了包括斯坦因等一批人步其后尘）在一次宴会上，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对赫定的介绍者说：你该不是说，这就是那个赫定吧？而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领袖以结交赫定为荣，英国驻印度总督寇仁勋爵亦曾允诺提供一切条件帮助赫定探险西藏。可惜他旋即去职，英国政府的态度也完全转变——禁止赫定从印度入藏，使得他只能绕道克什米尔。

1886年秋天，斯文·赫定进入大学学习。1890年4月，斯文·赫定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作为瑞典王国外交使团的翻译，他圆满完成了任务，并在国王支持下，开始了他在亚洲的第二次探险旅行。1890年12月，他由沙皇俄国进入中国新疆省，抵达中亚名城喀什。1891年1月初，斯文·赫定离开中国，返回瑞典。1893年10月16日，斯文·赫定又一次离开故乡，前往亚洲。1894年2月进入帕米尔高原，并在慕士塔格山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由于经验不足、条件恶劣，经过苦苦支撑才被正巧路过的一支骆驼队搭救。

1896年1月，他在塔瓦库勒装备了驼队，向东穿越沙海，1月23日黄昏，驼队来到一片久无生机，死树枝全脆得像玻璃的废墟，也就是当地人所谓的丹丹乌里克——象牙房子，整个遗址气势恢宏，建筑规格不同寻常。这个远离近代绿洲带的往古沙埋古城，曾是古国于阗的重镇，后来，斯坦因、特林克勒等人都在这儿作过发掘，所获颇丰，它的存在至少证实，千年之前塔里木的沙漠绿洲格局与今天迥然不同。丹丹乌里克对再现中国古代西域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塔里木河流域精彩纷呈的古城邦具有里程碑意义，后来赫定还探访了通古孜巴斯特的原始村落，初次由南向北纵穿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证实了野骆驼乐园的存在，抵达罗布荒原，使“罗布泊位置”这个“世纪之争”迈出了一大步。

1899年，斯文·赫定又在瑞典国王经诺贝尔的资助下，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楼兰古城。190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他的主要目标是西藏。

斯文·赫定再次踏上中国的大地，是1926年的冬天。这次他不是单枪匹马前往中国，而是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经过近六个月的谈判，斯文·赫定终于和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最重要部分是：本次考察由中国瑞典双方共同组成中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另一些吸收了五名中国学者和四名中国学生；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等，都是中国的财产。

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和徐炳旭率领一支空前规模的现代化科学考察队离开北平，前往中国西北。1933年10月21日，斯文·赫定等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铁道部门委托，勘测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1933年夏天，斯文·赫定提出了优先考虑新疆的问题，其具体措施，首先是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连接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把着眼点放在加强内地与新疆的联系上，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中国政治家、学者一再强调的共识。

整个考察活动从1927年开始到1935年结束，这八年当中的经历、甘苦、成败得失，都忠实地记录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当中。

同时，在《我的探险生涯》中，也可以找到中国主权意识觉醒的证据。赫定最早进入中国是1888年底，他抵达新疆西部一个有中国驻军的边境据点时，驻军统领柯安当晚就前来拜访并致赠礼物。这个细节表明，当时中国人还没有现代边界意识，至少不认为赫定属于非法越境，而把他当作正常客人对待。但是到1906年赫定筹划第三次入藏，印度政府就建议他申请中国护照。赫定终于从中国驻伦敦公使（当时中国与瑞典没有外交关系）那里拿到了前往新疆的护照。（当时西藏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赫定便谎称要去新疆）

赫定自认为是一个信守诺言的绅士，但这似乎只对个人有效。欺骗一个国家，从未使他良心不安。大概这也是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新疆和西藏只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中国本身。对于中国主权的尊重，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把他归于殖民主义探险家并不算冤枉。

当时，赫定的确没把中国护照放在眼里，甚至打算一烧了之。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这本护照在整个行程中基本上都压箱底了。即使行踪暴露，西藏地方官员照例对他阻拦，也从没有怀疑他是否非法入境，更不曾要求验看护照。这说明当时的中国虽已表面上接受国际规则，但并不能推行到基层。在地方上，还是老办法。

赫定的护照只发生过一次效用，班禅因此确认他是客人，决定接见他。护照的概念，及于班禅的身边人而止。

赫定探险新疆和西藏，最主要的动力是那里的很多地方“从来没有西方人去过”，他想做“第一个西方人”。这是一种偏见，但也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把人类的知识进行西方式的精确描述。如果没有赫定，也许楼兰古城赫斯本已经率兵打进了拉萨，他就对这座喜欢得不行的圣城掉头不顾。他最得意的是弄清楚了外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脉）的命名权，对于支持他观点的学者和探险家感激不尽。换句话说，赫定数十年探险生涯的动力是追求荣誉，探求知识的渴望倒还在其次。

在《我的探险生涯》中，赫定都是从西部进入中国，前一次是翻越帕米尔高原，后两次通过克什米尔。返回的路线比较多，除了走原路，一次是从北京向北穿过蒙古经西伯利亚回国，还有一次是直接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回到印度。除了走蒙古那次，这些路程都非常艰险，如果不是久经考验，仅高山反应就不容易对付。

赫定的探险表明（或者说再次证明），就新疆和西藏而言，从外部进入要远比从内地到达困难得多。喜马拉雅山的几个山口也许是例外，但那只是针对和平商旅而言，一旦发生战事，守住少数几个山口，喜马拉雅就是不可逾越的。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翻越喜马拉雅成功入侵西藏（英国人扬赫斯本在1904年做到这一点，盖因他的武力优势太过明显。此前的廓尔喀人或许也算一次，但旋即被击退，而他们本身也是山地民族）。相反，从内地进藏尽管路途遥远，但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天险。西藏的地形面对内地则呈缓降之势，它的险峻更在于面对境外的那一边。新疆的情况更是这样。从地形上说，它向内地是敞开的--河西走廊自然连接新疆的罗布泊地区。但是面对外界，除了西部的伊犁河谷，皆是崇山峻岭。古代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高山反应，也是在那里体验的。瘸子帖木耳曾于1405年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试图征服中国，不过很快就病死途中。幸亏他来不及尝试，否则局面一定会很难看。19世纪阿古柏左宗棠的大军面前不堪一击。左宗棠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及后勤人员，很难想象他的对手能够通过新疆西部少数的山口做到这一点。

19世纪英国和沙皇俄国在中亚竞争甚烈，但都承认中国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控制权，除了势力均衡的考虑，也是因为从外部进入那里实在太过困难。中国以当时的弱势地位，仍能维持在新疆和西藏的统治格局甚至有所进取，交通相对便利当是决定性因素。

地理因素是自然天成的，很多时候，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无法逾越的宿命。

1885年，时年20岁的斯文·赫定获得了去沙皇俄国巴库做家庭教师的机会，工作完成后进行纵贯伊朗的旅行，然后从中东返回瑞典。这是他此生中亚旅行的开端。1890年4月，赫定再次踏上远赴中东的征途。

1890年12月，他由沙皇俄国进入中国新疆，抵达中亚名城喀什。1891年1月初，斯文·赫定离开中国，返回瑞典。

1899年，斯文·赫定前往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探险。1900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他发现了楼兰古城。1901年曾前往藏北探险考察，被西藏地方政府阻拦，1902年经印度返国。

1907年，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他的主要目标是西藏。他从克什米尔进入西藏西部，途经藏北抵达西藏腹地，会见班禅喇嘛。对西藏部分山川地形绘制了地图。

1926年冬天，斯文·赫定带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再次来到中国。但考察还在筹备中，就遭到北京学术界的一致反对。经谈判，斯文·赫定与北京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就即将进行的考察达成协议。协议的最重要部分是：由中国瑞典双方共同组成中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采集和挖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质样品等，都是中国的财产。1927年5月，斯文·赫定和徐炳旭教授率领科学考察队离开北平，前往中国西北。

1933年10月，斯文·赫定等受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门委托，勘测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即后来的兰新铁路）。整个考察活动到1935年结束。

关于海市蜃楼般的“沙埋古城”传说，几百年来一直在喀什噶尔、拉吉里克、玛拉巴什、叶尔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绿洲的居民中传播不息，1895年4月10日这一天，斯文·赫定驼队离开了麦盖提的拉吉里克村，驼队有8峰骆驼、两条狗、3只羊、1只公鸡和10只母鸡，有够一行食用三四个月的粮食，全套皮大衣、冬装，以及足够装备一个警卫班的3支长枪、6支短枪，还有从气温表到测高仪等一应科学仪器……可是，惟独没有带上足够的饮水！因而精良装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穿越叶尔羌河与和田河之间的广袤沙漠时，几乎葬送了整个探险队！几天之后就耗尽了所带饮用水，在此后行程中，他们喝过人尿、骆驼尿、羊血，一切带水分的罐头与药品也是甘露，最后，不得不杀鸡止渴，可割掉头，母鸡的血已经成了凝固的“玛瑙”。和田河可望而不可及的河岸林带，赋予了他们超常的毅力，可是当他们最终挣扎着来到和田河时，却发现那实际上是季节河，这个意外使他几乎崩溃。但幸运的是，和田河中游一处全靠旺盛泉水才保持在枯水期也不干涸的水潭拯救了他们。此后，探险家斯坦因、瑞典科学家安博特都找到过这个水潭。他们最终丧失了全部骆驼、牺牲了两个驼夫、放弃了绝大部分辎重，遗失了两架相机和1800张底片，从此塔克拉玛干沙漠有了一个别名“死亡之海”，斯文·赫定则从灭顶之灾中获取了受用终生的教益。

世事福祸相因，此后的探险途中，他用铅笔速写代替照相，竟然造就了一个极具个人特点的画家，一生留下了5000多幅画；因缺水“败走麦城”，导致此后40年探险生涯铭心刻骨的教训，他的一大发明就是选择冬天，携带冰块进入沙漠。在无边沙漠夺路而走，却将他引导到了一处处重要古城遗址：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玛扎塔格戍堡……直到发现楼兰古城。

·1865年2月19日，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886年4月－8月，游历波斯、伊拉克

·1890年4月，出使波斯

·1890年12月－1935年2月，先后5次进入中国

·1894年4－8月，几次攀登慕士塔格峰，达到6300米处

·1895年4月－5月，从西向东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1896年1月－2月，从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两处遗址

·1896年2月－4月，考察塔里木河，进抵罗布泊

·1896年7月－11月，上青藏高原，穿越可可西里和柴达木盆地

·1899年12月－1900年2月，从东向西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1900年3月，考察罗布泊，3月28日发现楼兰古城

·1900年4月－5月考察罗布泊，漂流塔里木下流

·1900年7月－12月进入藏北高原考察

·1901年1月－3月，考察罗布泊，挖掘楼兰遗址

·1901年5月－12月，考察了西藏广大地区

·1907年9月，考察神山冈仁波齐峰，发现恒河源头

·1934年4月－6月，考察罗布泊，助手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

·1934年10月－12月，考察新疆到敦煌的线路，并探查丝绸之路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