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奎和罗默明确表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意味着对如下两个问题作出解答：⑴这个理论违背古典派的两分法吗？ 它断定名义变量（如货币供应）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如产出量和就业）的波动吗？即是，货币非中性论吗？⑵这个理论假定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善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吗？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这些思考是理论的核心吗？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作出肯定回答的。因为价格是粘性的，所以古典派的两分法便破产了。因为不完全竞争和相对价格的粘性是理解价格为何呈粘性的主要原因，所以实际的不完善性是具有决定性的。

在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才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技术上的扰动和完善的市场，所以它对以上两个问题作出否定回答。许多较早期宏观经济理论抛弃了古典派的两分法，但是它们通常并不强调实际的不完善性是真相叙述的主要部分，例如,70年代大多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非均衡的凯恩斯主义模型）都把工资和价格粘性塞进另外的瓦尔拉斯式经济或硬充作瓦尔拉斯体系。因此，名义的和实际的不完善性的相互作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显著特点。

更多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和货币主义模型都未把价格粘性的解释作为关键性的。他们这两派学者都把经验证据视为比理论上纯正更加重要。例如，货币主义者莱德勒（D.E.W.Laidler ）争辩道：“更好和更多的明确微观基础并保证关于任何宏观政策实验后果的更准确的经验论断”（注：莱德勒：《当前宏观经济学问题》,1992年，转引自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1994年英文版，第290页。）。在 80年代期间，新凯恩斯主义发展具有明显的非经验风格。那些更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为寻求加强凯恩斯主义模型，主要是通过发展和改进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来探究。

新古典主义模型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在于对待价格确定行为上。与价格接受者（他是新古典模型的主角）形成对照，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假定制定价格的是垄断企业，而非假定是完全竞争企业。虽然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1933年，罗宾逊夫人、张伯伦已分别独立地发展了垄断竞争理论，可是只是最近，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家们才开始了使不完全竞争体现成非市场出清模式的工作。

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都假定有理性地形成预期。这显然是70年代的新古典派革命对宏观经济学家具有深刻影响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某些著名凯恩斯主义者和正统货币主义者却保持对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的批评，并怀疑理性预期假设的经验证实。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保持关于政策问题的各种各样观点，例如，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中相机抉择而非规则性方面的重要性争论。新凯恩斯主义者把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震动都认为是经济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但特别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们有分歧（当要对市场经济有能力吸收这些供求震动以致维持充分就业作出评价时）。新凯恩斯主义者还与凯恩斯有同样看法，即非自愿失业既是可能的，又是可信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表现为不完全竞争，不完善市场，异质劳动和不对称的信息，而且经济主体经常关心着公平。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实际的”宏观领域具有协调失效和宏观经济的外部影响的特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不完全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并未达成完全一致见解。但是，他们的许多解释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正如莱斯利(D.Leslie)评论说：“新凯恩斯主义把满桶砂粒投入运转圆滑的新古典派范式中。”（注：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291—292页。）

在强调粘性价格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不再是中性的，政策效力至少在原则上是重新确认的。既然较大的价格灵活性使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经济波动问题恶化，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就论证了即使价格是灵活的，矫正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潜在作用也存在。

在市场经济中，内生力量可能经常地增强外生冲击的干扰影响。因为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经济波动是不规则的、无法预言的，所以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是政府试图微调宏观经济的支持者。关于对总量波动，政府可以采取相机抉择行动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特别是就极度经济衰退来说，确实需要政府行动。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面临诸种问题的不确定性，少数新凯恩斯主义者便赞成均衡理论家们和大多数货币主义者所提倡的固定规则方法。

从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中得出的教训是，面临导致持久性的巨大冲击时，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运转得较缓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相信，面临迅速变动的经济时，设计恰如其分的规则性政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与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微调”(Fine—tuning)经济政策相对照，新凯恩斯主义者却拥护设计出“粗调”(Coarse—tuning)政策以抵销或避免宏观水平波动问题。

就一直对实际工资粘性展开各种解释的那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说来，已得出一些政策结论，特别是降低持续高度失业的政策。林德贝克、斯诺沃认为，为了要降低内部人的权力和使局外人对雇主更具吸引力，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说，降低权力的政策包括：

（1 ）工作保障法规的软化以便减低雇佣和解雇劳工的流转成本；

（2 ）工资关系的改良以便减少罢工的可能性。

有助于给局外人以公民权的政策将包括：

（1 ）再培训局外人以便增进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边际产量；

⑵改善劳工流动性的政策， 例如住房市场；

⑶使工资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利润分享安排；

⑷失业补偿制度的再设计以便鼓励寻找工作。

有些新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欧洲支派）赞成某种形式的收入政策，以缓和不对等的工资议价制度的不利影响，例如，拉亚德(R.Layard)等在1991年出版的《失业、宏观经济运行和劳动市场》一书中争辩说：“如果失业超过长期‘无加速度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 或自然失业率）并存在滞后现象，那么暂时收入政策就是有助于失业更快地回到NAIRU的一种极好方法”。但是，这样的政策仍引起激烈争论， 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奎等并不认为收入政策起着有效作用。而且，有一位经济学者金蒂斯(H.Gintis)明确指出，尽管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放弃达到充分就业的义务是较小让步，可是，这种让步（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却是重要退却。（注：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5—328页，以及《挑战》1992年9—10月号，第50—51页。）

一、论风险问题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⑴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⑵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⑶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⑷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PreservingS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⑴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关函数的凹行或凸性条件可以用阿罗-普拉特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概念进行表述；⑵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二、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理论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着的《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代理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代理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代理人参与时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代理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过失杀人）、而不是没有代理人时的结果（判处死刑）。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无罪释放）可能通过代理人的其它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代理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代理人的能力、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意外保险指出：“即使预期效用函数、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无差异曲线和可行集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单调函数或连续函数”。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市场失灵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新凯恩斯主义

2.信息甄别模型。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和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逆向选择的机理和信号传递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保险市场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市场信号，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例如，在保险市场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投保人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保险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⑴许多结论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⑵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信息不对称；⑶当存在信息甄别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不会相等；⑷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在信息甄别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得市场失灵，使得市场均衡偏离最优水平。它们在劳动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不完全竞争。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迪克西特合着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生产函数，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将上述研究成果运用于保险、金融和劳动力等特定市场分析之中，是斯蒂格利茨对经济理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斯蒂格利茨的研究中，这些市场均具有下述显着的特点：⑴每种市场的产出均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至少一方的市场交易者面临风险问题；⑵市场面临非对称信息；⑶每种市场均充满了委托-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这些市场一般不会出清，其产出往往偏离最优水平。

首先，新凯恩斯主义文献一直偏向于理论上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对新凯恩斯主义缺乏以经验为根据的著作提出了批评。例如，费尔(R.Fair)认为，新凯恩斯主义作品已使宏观经济学脱离其经济计量基础，并建议新凯恩斯主义者要“准备考虑汇合他们的各种理念的可能性以提出可检验的结构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莱德勒（D.E.W.Laidler ）也有力地论证要恢复经验证据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为作出回答，鲍尔、曼奎、罗默1988年发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这篇有影响的论文利用全国性资料检验了菜单成本模型。“为何价格是粘性的？”布林德的研究利用从访谈中收集的资料区别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是程式化论据的价格粘性的各种不同解释。初步答案对以协调失效、成本加成定价和不成文合同为特色的凯恩斯主义解释给予支持。布哈斯卡（V.Bhaskar ）等所发表的论文利用在英国80年代期间收集的资料进一步证实：大多数厂商在经济繁荣时并不倾向于提高价格，或在经济衰退时，不轻易降低价格，而是通过工作时间、轮班劳动、存货或雇客定量配给的变动来作出数量调整反应，这些反应是压倒趋势的重要性。

第二，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往往不相联系的许多第一流理论。为了要产生可检验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就使得这些理念协同汇合更加困难。新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　布兰查德 （ O.Blanchard）反省道：“我们用很少有趣的效果造出太多的怪物。” 创立具有“准宗教”信仰的微观基础的各种理论“迷人盛装”的魅力已成为病害。

第三，关于菜单成本。批评者怀疑对价格调整的小额成本会有可能说明产量和就业的重大缩减。卡普林(A.S.Caplin)、斯普尔伯(D. F.Spulber)也对菜单成本答案表示怀疑，他们证明，虽然菜单成本对单个厂商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影响在总量方面会消失。为回答这些批评，新凯恩斯主义者争辩说，实际粘性一体化扩大了具有对产量和就业影响的名义粘性的范围。体现改变价格的小额成本模型的弱点是，模型形成多重均衡。罗坦伯格(J.J.Rotemberg)认为， “如果许多事情发生，那么各种模型就更难以抛弃”，而“当存在多重均衡时，这就不可能识别经济对任何特定的政府政策将有如何反应。”

第四，关于从微观基础导出粘性所提出的问题。托宾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坚持或要求”名义的和价格的刚性。在托宾看来，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很可能会使经济衰退恶化，而且他支持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名义工资粘性在面临总需求冲击时将起稳定的影响。托宾还提醒新凯恩斯主义者注意：凯恩斯对于以工人关心工资相对性为基础的名义工资粘性进行了“理论上无瑕疵的”和“经验上现实主义的”解释。既然名义工资减少将被每一群体工人看成相对实际工资降低（因工人们在分散制度下无法保证知道其他群体工人正接受的工资减低的情况），这就将被有理性的工人们抵抗。

第五，关于理性预期假说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认可问题。费尔普斯认为理性预期假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布林德指明：经验证据在其有利方面是：“最好也不过无力，最坏也不过指责。”不管怎样，不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观念，这个批评思路将导致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假说的放弃似乎是不可能的。

第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致的问题，涉及由“旧”IS—LM模型的“新”学派继续接受，作为理解总需求决定因素的最好方法。金(R.G.King)证明,IS—LM模型“是90年代宏观经济学可行的分析工具，”金鉴定的基本问题是，为了要利用IS—LM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经济学家们必须忽视预期，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简单化就排除了总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金向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忽视新凯恩斯主义广告，因为新产品象原先的产品一样，不是健全的，尽管是新的包装法。

由于强调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形形色色不完美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它的拥护者看成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有生气的研究纲要”。可是按批评者看来，新凯恩斯主义者所完成的是“新瓶装旧酒”似的工作。这就仍然被看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将是怎样成功的。（注：以上评析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8—330页。）

新凯恩斯主义以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为前提，分析论证名义的和实际的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市场始终难以出清）这种论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大量非自愿失业这个现象，因此提出政府干预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否定政策措施的无效性的论调。所有这些都近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现实。

自60—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各派对如何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相结合的机制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中受到责难较多的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被认为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对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们试图吸取新古典派的理性预期假说，甚或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来补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然而，这样的结合和补充恰是背离了凯恩斯革命的重要部分。诚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凯恩斯革命从理论方面来说，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经济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据公认惯例来处理的。（注：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21页。）”可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企图将“理性预期”，从而用“理性经济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质上并非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而是向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让步和复旧。须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正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仅着眼于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那就忽略了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极少决定于经济的考虑，因而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抹煞集体行为力量，否认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样，就必然使其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至于自然失业率，它不过是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它的水平变动是由劳工市场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自然失业率变动可被视为理所当然地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借口，即不存在凯恩斯所指出的“非自愿失业”了。显然，这确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重大让步，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总之，诚如西方有的经济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宏观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但是“微观经济学也需要宏观基础”，而且“微观经济学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宏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