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在某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并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这种生产中心规模越来越大，就会吸引更多有效率的供应商。

第三，技术的“外溢”效应。假设有关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某地区内部比其它地区更容易流动和获得，那么相对于远离该地区的企业来说，集聚在该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作为区域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新经济地理理论也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某种程度上说，新经济地理学的区位选择，反映的是运输成本、外部性收益递增与产业聚集之间的一种取舍。然而，蔓延全球的网络经济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其原因是网络经济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无成本、无重量的世界。其中，最受影响的产业就是那些提供无形产品及服务的部门，例如，金融与咨询服务业、软件业、保健咨询业、音乐与娱乐业等。国外学者夸（Quah，1999年）提出，在网络经济时代，金融与软件等产业的区位特征，会有悖于原有的区位理论而存在。这就是网络经济对新经济地理理论提出的新挑战，需要经济学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毫无疑问，在区域经济理论创新方面，该问题也给中国学者留下一片有待探索的处女地。

NEG理论的核心是核心—外围模型。在核心—外围模型中，3种基本效应组成了该模型的基本机制：

一是“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其含义是指垄断竞争厂商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并向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出售其产品。

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其含义是指厂商的区位选择对于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产业集聚的地区，商品（这里指制造品）一般来说比其它地区要便宜一些。这是因为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本地居民支付较少的运输成本。

三是“市场拥挤效应”，其含义是指不完全竞争厂商喜欢在竞争者较少的区位进行生产。前两种效应形成了集聚力，促使厂商的空间集聚，而后一种效应形成了分散力，促使厂商的空间扩散。

产业的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如果集聚力大于分散力将会导致产业集聚，反之亦然。那么如何衡量这两种作用力的大小呢？可以利用贸易成本的高低来衡量。其中，高的贸易成本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较低，反之，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

在核心—外围模型中，贸易自由度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可以很方便地由图1来概括，又称为战斧图解，描述了在一个包含两个地区的经济中长期均衡的结构特征和稳定性。在经济中存在两个生产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规模收益不变，并且产品在两个地区的运输不存在运输成本。我们通常把农业部门看作这样的部门。另一个部门属于垄断竞争部门，在生产过程中规模收益递增，并且产品在区域之间运输需要花费运输成本。我们通常认为制造业部门具有这样的特点，而NEG模型的主要特征就是要描述在这一部门中的厂商选址问题。

在图1中我们用贸易自由化的程度Φ作为水平轴，来表示贸易成本的高低。纵轴表示厂商在其中一个地区所占的份额。贸易自由化程度与贸易成本高低之间呈反向变化：当Φ=0时意味着贸易成本无穷大。此时，在经济中不存在贸易往来，厂商也都在本地区进行生产，即自给自足的经济情况。当Φ=1时意味着贸易成本为零，实现了完全自由贸易。

图1中的粗实线代表长期均衡的结果，均衡时厂商的区域分布可以由纵轴看出：当贸易自由度较低（例如Φ<ΦS）时，长期均衡的结果是两个厂商均匀分布于两个地区；当贸易自由度较高（例如Φ>ΦB）时，厂商在一个地区集聚是长期稳定均衡；当贸易自由度处于中等大小（例如ΦS<Φ<ΦB）时，集聚和分散都可能是长期厂商区域分布的均衡结果。藤田等人（Fujita et al.，1999）把ΦS称为“支撑点”（sustain point），把ΦB称为“突破点”（break point）。其含义是当Φ>ΦS时，厂商在一个地区集聚是可支撑的；当Φ>ΦB时，原有的厂商在两个地区的对称分布将被打破。

区域政策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在制定区域政策的过程中往往缺少理论的指导。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率先开放，并且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就是为了减缓区域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根据核心－外围模型的政策含义，可以分析我国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及改进建议：

区域经济政策存在锁定效应。一旦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差距，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自我实施机制将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此时如果对两个地区实施同样的优惠政策将不会改变这种差距。只有更为强劲的政策介入，使政策的强度超过某一门槛值时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情况。然而我国目前的区域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及特色产业保护等方面。诸多因素决定了这些政策的力度不会太大，因此政策实施的效果不会十分明显。

贸易自由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不是单调的。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效果是不同的。在我国，随着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贸易壁垒的减少等政策干预，区域间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在多数产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情况下，由于集聚租金的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东南沿海地区会进一步吸引其他地区厂商向这一地区流动，加剧两极分化的格局。而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时反而有助于缓和区域经济差距。

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差距有重要影响。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落后地区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既削弱了东南沿海地区对劳动要素市场的竞争压力，又扩大了东南沿海地区消费市场，从而使产业进一步在东南沿海地区集聚，导致地区差距的扩大。但是从个人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减缓了区域间的个人收入差距。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区域间个人收入差距扩大。

预期对厂商的选址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厂商的未来预期来改变厂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外宣传以及树立良好的地区形象等方式吸引厂商的流入,并最终促进该地区的发展。而一旦建立起这种初始的优势，自我强化的正反馈过程将导致该地区成为经济的核心。

总之，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预期不同，核心—外围模型预期不等同于区域经济增长，不会是一个逐渐趋收敛的过程。快速经济增长或工业化首先发生在某些区域，产业集聚导致区域间不平等扩大，形成工业“核心”与农业、原材料供应的“外围”。当离心力小于集聚力时，这种“核心—外围”模式会进一步强化；当离心力超过集聚力时，工业化会波浪状地由核心向周围的外围地带扩散，使某一些落后地区加入到“发达俱乐部”（Rich Club），而其它地区仍旧处于落后状态。

总的来说，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区域理论都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们抓住了导致产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一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都是由于经济中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所以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产业的集聚。但是，新地理经济学和新兴古典区域经济理论无论是在对经济聚集的分析方法上还是在解释聚集的具体原因上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具体来说，以克鲁格曼将为代表的新地理经济学家以经济聚集作为研究对象，以垄断竞争模型为理论支柱，用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解释了经济聚集的原因，并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研究提供了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但是，新地理经济学未能深入到经济聚集现象的内部深入探讨影响经济演进机制的微观要素，也未能深入指出企业规模报酬的来源。而在这些方面，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提出就是用来解释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因此，相比新地理经济学来说，新兴古典区域理论在解释区域聚集的成因时更有解释力度，并且更富有直观的经济含义。

（一）在解释经济聚集这个问题上，新地理经济学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都是递增的规模报酬

新地理经济学中的规模收益来源于D－S模型中的固定成本导致的递减的边际成本，但是，新地理经济学和D－S模型并没有给这种固定成本以合理的解释。在现实的经济中，人们可以看到相比具有较高固定成本的大型企业，基本不具固定资本投资的科技类企业的聚集现象更为严重。相反。具有高固定成本的重工业企业则可能选址于资源分布地，而并不迁移到城市的中心。这样，新地理经济学不仅局限了产生聚集的企业类型，而且还与现实中的经济聚集现象相悖。而在新兴古典区域经济学中，规模报酬的来源被具体化为个体的专业化生产，并且在模型中内生了专业分工。专业化生产的人们聚集到城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递减的边际成本，而是回避交易产生的效率损失。这样，引起聚集的因素相比新地理经济学更加广泛和具体，其模型的结论也更符合现实。

（二）相对新地理经济学来说，新兴古典经济学更能把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起来

新地理经济学虽然来源于新国际贸易理论，但是在解释经济的区域聚集的同时却忽视了国际间贸易的存在。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为了解释内生贸易而产生的，所以能给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个统一的框架。具体来说，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而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三）在新地理经济学的模型中，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是不能共存的，经济聚集的原因仅仅在于工业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

这样，新地理经济学在把经济聚集现象归因于规模报酬的同时却忽视了外生条件差异产生的聚集。与之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却可以把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结合起来，这样，在模型的丰富程度和解释力度上要高于新地理经济学。具体来说，杨小凯（1997）就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规模经济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四）新兴古典区域理论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将传统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分离的分析统一起来

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致，新地理经济学也采用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相分离的分析方式，在分析消费者的时候忽视消费者的生产，在分析厂商的时候忽视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虽然这种二分的分析方法带来了分析上的便利，但是也无法把消费和生产统一到一个框架下，从而产生了分析方法上的不一致问题。新兴古典的区域理论采用超边际的分析方法，统一了消费者的决策和生产者的决策：完善了区域经济分析的分析方法。

（五）新兴古典区域理论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指出了区域经济中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新地理经济学为了解决规模收益与竞争性均衡存在的冲突，放弃了瓦尔拉斯均衡的概念，转而采取了D－S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可以看到，在采用垄断竞争模型之后，新地理经济学虽然成功的处理了规模报酬的概念，但是这种处理是建立在特殊的效用函数和成本函数之上的，处理起来并没有普遍性。因此，在新地理经济学中采用普通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会使得模型面临着竞争性均衡存在性和规模报酬相容的问题。并且，采用垄断竞争的分析的一个必然的结论是由于经济中存在垄断的定价，区域经济均衡的结果不是帕累拖最优的。

与之相反，新兴古典区域理论并不纠缠于递增规模报酬是否与竞争性市场相容的问题。首先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生产的专业化需要每个人付出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而这种时间显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和代替，所以对专业化经济而言，劳动时间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因此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存在一个界限，即专业化经济产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围的递增规模报酬。其次，采用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框架，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什么和卖什么，即每个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给决定的，这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杨格的倒数需求律一直保持着，即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总是同时决定的。由于倒数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者对其产品价格的操纵能力会相互抵消，因此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是相容的。这与当代西方的经济实践是一致的。在美国，利用规模经济并不会导致市场失败，因此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总是争着合并成最优规模的大企业，这不但不会限制竞争、形成垄断，相反却加剧了竞争。这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递增报酬的处理使得在引入规模报酬的同时并不排斥竞争性均衡的存在。因此，新兴古典的区域经济理论中的递增的报酬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而在模型中内生，因而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拖最优的一致性。

（六）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古典区域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为了保证专业化经济中一般均衡的存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往往要假设存在无限不可数多的经济个体，而在有限多个经济个体时则不存在分工和专业化的均衡。这个明显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古典区域模型的实际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区域聚集的形成往往要靠交易效率的提高造成，而在模型中并没有内生交易效率的变化。因此，聚集的出现要依靠外生参数变化的假定。与新地理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区域理论由于采用了超边际分析的方法，限制了模型向动态的扩展，因此不能研究资本积累对分工和经济聚集的影响。关于劳动分工演进的许多数据无法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获得，因此很难用历史数据来验证新兴古典的区域经济理论。而且，由于劳动分工演进的过程是如此的缓慢，使得新兴古典区域理论在解释较为长期的区域贸易和城市的发展现象上具有优势，符合人们对区域贸易和经济聚集的直觉和观察，但对于实际经济问题它可能缺乏足够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