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1950年4月19日，专门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其中规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开批评与自我批评。”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再次强调：“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

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趋势和内在要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舆论监督”的新概念，并明确表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关于《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的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不应仅仅看成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是新闻单位的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不仅依然将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强调，而且中央领导也曾多次对新闻舆论监督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其实，重视新闻批评不仅是执政党的一项方针政策，而且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4条涉及新闻：第22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社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发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该条文承认公民有言论自由的。但承认言论自由，与承认针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批评性言论的自由，毕竟不是一回事。公民可能享有批评其他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不一定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在专制社会里，没有人享有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自由。除了谏官以及某些级别的官员可以在随时可能撤销的恩准之下批评最高统治者的不当行为之外，其他人是必须沉默的，或在忍无可忍之时诉诸于暴力的反抗。在中国君主专制时期，一般人批评朝廷及其命官构成“诽讪”、“谤讪”或“诽谤”等罪。在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批评政府及其官员曾被称为煽动性诽谤（seditiouslibel），也是一种犯罪，言论属实不是抗辩事由。一个按民主原则安排制度的国家，是否承认公民享有揭露以及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不当行为的言论自由？在法律规定上，多数国家只规定言论自由权，并未提及揭露和批评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由可以从宪法解释中引申出来，在实践上则由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发展而得。但是在历史上，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从宪法承认言论自由发展到明确承认揭露及批评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这之间可能有一个过程。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异常迅猛，但是中国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体系却跟不上现实的需要，急待完善。加强新闻法治的研究不仅是新闻传播事业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新闻舆论监督影响面广，反应最快，震动也大。许多久拖不决或处理不公的严重违法犯罪案件，一旦在新闻媒体中曝光，就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甚至全社会的关注，从而使问题能较快较好地解决。中国在监督司法方面做的很多，但新闻舆论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其潜在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对此，中国法学界一些年轻的法学家一直比较冷静。

北京大学的朱苏力教授就曾指出：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还是应与社会舆论保持一种恰当的距离，不能过多地强调社会舆论对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的监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

（1）社会舆论反映的结论或观点并不必然公正，历史上曾确信为正确的、公正的社会舆论事后看来也并非那么正确和公正。从统计学上看，“好人”和“坏人”在社会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因此以新闻界为代表的舆论界也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2）法律是一门专门的知识，需要专门的技术，过多强调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主张“外行领导内行”。（3）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以这种不确定的、流动的东西作为审判机关活动的基础或准则，法律运行必然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波动；而相对说来，法律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律知识的积累和对人生经验的积累，以及职业规则的要求，都使审判机构相对来说可能更冷静一些。（4）能引起社会舆论的案件常常涉及到的是政治性的、道德性的问题，对这些案件的政治性的、道德的评价，不应指导更不应替代法律的评价。如果过分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活动的监督，更有可能是给具体的审判人员造成压力，结果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政治化，法律的运行变成隶属于政治和道德的活动。（5）现实生活中，如果涉及司法案件，舆论界大都是依据新闻报道的事实和历史社会背景，依据社会的道德意识以及实体法常识来评价法院的决定，并且往往是从判决的最终结果来进行评论。而司法判决所依据的必须是现行的法律，依据法律所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考虑实体法，而且要考虑程序法，因此有些司法判决不可能令舆论界满意。③由此可见，司法活动与新闻监督还是不能过于“亲密接触”，否则就会影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秩序。这就是新闻监督带来的副作用。

那么在《新闻法》尚未出台之前，新闻记者的权利有以下几项：

（1）采访权是保障实现新闻媒体新闻职能的记者基本权利

记者作为新闻媒体的组成部分，其享有的权利首先是采访权。记者的采访权源于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在新闻媒体，采制新闻、编辑新闻、发表新闻，都是新闻自由的权利内容。记者的采访权，就是实现新闻媒体这些新闻权利的基础。试想，如果记者没有采访权，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由从何而来呢？

采访权，就是记者对具有新闻性的事件有权进行采访，制作新闻报道，交给自己的新闻媒体编辑、发表。在新闻实践中，新闻报道有正面报道、反面报道的区别。在进行正面报道的时候，往往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但是在进行反面报道的时候，也就是进行舆论监督时，新闻媒体以及记者往往受到威胁、殴打、关押，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然而，社会进步需要这样的新闻报道，需要记者和媒体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这不仅仅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是以新闻为武器，与丑恶的社会现象作战，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记者的采访权就时时受到侵害的威胁，充满挑战性和危险性。在战场上，记者冒着枪林弹雨，舍生忘死采写新闻，很多记者为此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在现实，面对危险和威胁，很多记者只身与恶势力或者腐败现象争斗，与违法行为争斗，受到打击、报复，甚至受到生命的威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依法行使自己的采访权，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实现新闻媒体的职能。他们的行为是可歌可泣的，是值得尊敬的。正是由于有众多的忠实于新闻职责的记者可歌可泣行为，才保证了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记录社会发展，报道时事新闻，进行新闻批评，推动社会进步。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新闻记者享有的采访权作为基础和保障，都会是一句空话，新闻媒体的职能无从实现。

（2）新闻记者享有新闻报道权

公众知情权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意义重大。“知情权是公民实现民主权利的基础，也是保护自己多种权益不受侵害的有效手段。”（1）公众知情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知悉政府工作情况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人们一般会将知情权简单地理解为“自由地知晓”的权利，即不受限制地自如地去获知自己想了解的信息。其实，这只是知情权所包含的一个方面的内容。知情权还包含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公民有权要求信息的掌握者将有关信息公布出来的权利（法定不能公布者除外）。（2）如果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享受就会受到限制。

新闻报道权是指新闻媒体及记者自由地搜集新闻信息并将它们报道出来的权利，也是让受众享受“知晓”的权利。新闻记者通过报道新闻事实与意见、介绍社会光明与美好，抨击社会腐败与丑恶，达到传递信息，服务社会的目的。新闻报道权是新闻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基础。所以，新闻记者自由的新闻采访活动只要没有妨碍公民和政府其他合法权益，就不能受到限制，或者不能以“无可奉告”之类的外交辞令变相限制。

在资讯十分发达的现代社会，受众要享受好公众知情权，就必须确保新闻采访权，因为新闻采访权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公众知情权得以享受的前提，一旦新闻采访权受到限制，公众知情权也就很难得到保障。同时，从经济快捷的角度看，保护新闻采访权同样显得意义重大。正如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所言：“由于每家媒体和每名记者的不同立场、兴趣爱好和知识背景，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完全可能有不同的方式，而公众对某一事件的全面和正确了解，恰好需要从各媒体的不同视角和不同侧面报道中获得。拍卖采访权，实际上就会造成渠道单一的局面，从而有害于公众的知情权。”

（3）新闻记者享有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

每一个新闻记者都是人。人，在民法上称之为自然人，以与法人相区别。记者既然是自然人，是具有血肉之躯的自然人，拿就在民法上享有一切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在中国，自然人是民法上最主要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主体所享有的一切人格权。其中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是最基本的人格权，维护的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的人格，其他的，还享有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人身自由权等作为民事主体必须具有的精神性的人格。法律赋予自然人享有这些人格权，就是要保障其在法律地位上的基本人格，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事主体，真正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存在。

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都是物质性的人格权，维护的是人作为民事主体存在的物质性人格。生命权，维护的是人的“活”的权利，是性命维持的权利，是生命安全的权利。健康权维护的是肌体、器官机能的完善性发挥，是这种完善性不受侵害的权利。身体权，则是维护身体组成部分的完整性的权利，表明自然人身体的实质完整和形式完整，不受非法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三者结合在一起，实现保护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存在的物质基础，其中任何一个权利受到侵害，人作为民事主体的物质存在就要受到损害，丧失部分人格，最严重者，直至丧失全部人格，使这个主体在法律上消灭。因此，法律通过一切手段，保护人的物质性人格权不受到非法侵害。任何侵害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以严格保护自然人的人格权利。

自然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性人格权，就是人身自由权。新闻记者作为一个自然人，也享有人身自由权，包括身体自由权和意志自由权。身体自由权是自己自由活动、自由行动的权利，意志自由权是自主思维、不受非法干预的权利。记者作为自然人，也享有这样的权利，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作为记者，不仅享有依据身体自由权自由进行采访的权利，同时，也享有意志自由权，以自己的忠实义务，依据自己的意志判断，决定真实报道，不作虚伪报道。限制记者的人身自由，同样侵害的是记者的基本人格权，不仅是记者本人的人身自由受到损害，同时也使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侵害。

新闻记者是人，是自然人，享有任何人都享有的人格权，其中就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以及人身自由权。在新闻记者行使采访权，进行新闻采访的时候，他作为记者，其采访权受到保护，作为自然人，他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也受到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的严密保护。任何侵害记者人格权的行为，都是民法制裁的对象。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新闻机构已成为了人民日常生活专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承担了传播新闻以实现公民的新闻自由的神圣使命。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新闻机构传播新闻的过程中，可能会给他人的合法权益和自由造成一定的损害。其中，对他人的民事权利的损害，也就是通常讲的新闻侵权。

新闻侵权行为又有以下特征：

首先，要求是一定的新闻媒介公开传播的新闻才能构成新闻侵权，它发生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非以新闻媒介为传播工具传播谣言或其他虚伪事实或他人隐私，即使后果严重需承担法律责任，也非新闻侵权。新闻侵权行为必须依附于在新闻传播媒体。

其次，新闻侵权必须使新闻报道在有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禁止的内容，从而侵害他人名誉权和隐私权等权利？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是指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或由于疏忽认定错误，扩大或缩小了事实范围，不当评论与描述，以及新闻图片报道不符合或超出了法律的界定。”“法律禁止的内容”是指法律中对侵害私人权利和社会公益的行为予以禁止的规定。另外，新闻侵权还必须给特定主体造成损害，“不涉及具体个人，则不构成新闻侵权。”

最后，新闻侵权的主体是新闻机构，只有新闻机构事实的对公民名誉权等权利的侵害才是新闻侵权。

新闻舆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确立的。它确定了公民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政府等公共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宪法赋予全体公民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而新闻舆论监督是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

法治状态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在宪法和其它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舆论监督权利，不是行政权力的延伸，新闻舆论监督也不是“办案”。新闻媒介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监督具有强制性，却常常追惩于事后；新闻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却有警示、教化于前的功能。二者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同是法治状态下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新闻媒介和新闻人必须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结合起来。言论自由是新闻舆论监督对权力的要求，而新闻媒介自律，则是权利对义务的承诺。法治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使监督的主客体双方处于一种规范化的生存方式中。因此，就新闻舆论监督一方的要求来说，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新闻从业队伍，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更是社会法治化状态的必然要求。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还需要以程序化为基础。合理正当的程序，既是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前提，也是政治制度安排的基础。新闻舆论监督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行政权力的运作程序等信息不够公开，这就造成公共权力同监督客体间形成距离和真空，因而造成新闻舆论监督的“盲区”。新闻舆论监督只有在获得足够信息的基础上，公众才能做出合理的评价，也才能形成舆论，达到监督的目的。因此，按照程序化原则，推进包括立法、执法和行政管理在内的国家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进一步扩大公民的参与范围，这既是政治生活秩序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使命。

要实现新闻舆论监督的法治化，就必须完备的新闻法体系。新闻法作为一个体系，当然不仅是一个单项法，而是从根本大法宪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闻法，以及其它单项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内容构成的一个完备的新闻法体系。这个体系赋予新闻媒介以基本权利，也相应规定了新闻媒介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就中国法制建设的现状而言，新闻法律的基础框架已经形成，但存在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具体的问题，可操作性自然较差。新闻舆论监督需要立法。因而，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好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对于推进新闻舆论监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