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广州方面，推选方少逸代表广州学生救国会赴沪参加“全救会”和“全国学联”。会后，方少逸赴港向“大同盟”梅龚彬汇报会议情况。为了扩大“全救会”的影响，方少逸在港协助何思敬和李章达等筹组“全救会南方总部”，负责指导华南地区的救亡运动，团结和锻炼了一批抗日救亡的革命骨干和积极分子。

全救会“七君子”被捕后，反动派迫害进步人士和抗日爱国同胞的魔爪扩伸到广东各地。在血腥镇压面前，方少逸不畏强暴，更积极巧妙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他主编的《在抗战旗帜之下》期刊中，得到进步同学黄焕秋（后任中山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杨康华（原名虞焕章，后任广东省副省长、暨南大学校长）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不断刊出指导青年积极投入抗敌救国的文章。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方少逸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的决定，于12月16日，在《在抗战旗帜之下》以笔名王逸夫发表题为《西安事变与我们的任务》一文，主张“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坚持反对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国民党军阀妄图发动内战的阴谋，予日寇进一步人侵的机会”，目的在“逼蒋抗日”。该刊旗帜鲜明的抗日救亡的革命立场，被反动派禁止发行，改以《知识往来》、《青年知识》等刊名，继续宣传拥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知识往来》（《在抗战旗帜之下》被禁后改名）出版卢沟桥抗战特辑，刊出多篇文章，欢呼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歌颂抗日前线将士的英勇杀敌。1937年10月20日，“大同盟”宣布结束，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方少逸，与进步同学张克明、冯伯恒等在香港组织“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推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夫人梁定慧为团长。1938年2月，方少逸与梁定慧团长前往汉口慰问八路军，受到叶剑英亲切接见。是年8月，方少逸从香港运送一批药物前往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及时帮助新四军解决了战备急需。该服务团热心救亡，曾募集药品给八路军，他们辗转来到西安后，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参观。1939年3月，方少逸带领该团东江工作队前赴广东东江龙川一带，宣传和发动群众，以大量医药物资支援新四军、八路军。另一方面，又建立平民医院，赠医赠药，为老百姓进行医疗服务。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方少逸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而加深了对党的认识，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于1939年4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来渴望入党的要求实现了。

1940年6月，方少逸离开粤东前往广东战时省会曲江。1942年，中共广东省委在曲江被破坏，方少逸与地下党的联系中断，被迫转赴桂林，由王亚南（《资本论》译者）介绍在财政部粤桂区食糖专卖局做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转入救济署及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广州办事处等单位工作。当时虽然未能与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但方少逸仍以公开社会职务作为掩护，继续与梅龚彬联系，掩护革命同志，为他们提供交通、运输等方便，支援革命同志进行革命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表面同意“国共和谈”，实际上继续推行独裁统治，掀起内战。1943年，方少逸参加了谭平山、陈铭枢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于1946年出任“民联”粤港澳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长。1947年他在梅龚彬领导下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筹组工作，不断来往于港穗之间。“民革”正式成立，方少逸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49年7月前后，反动派疯狂缉捕进步人士，当时在广州进行地下工作的方少逸奉命转移香港。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方少逸随同李章达于17日由香港回到广州。他先后担任民革广州市委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委会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广州市房管局局长、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广州市人大、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和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他非常热爱民革组织，千方百计调动全省民革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号召他们在工作岗位搞好业务的同时，积极出谋献策，发挥参政党应有的作用。在各种会议上或被访发言中，他联系实际，结合数十年与中共风雨同舟，并肩战斗，争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深刻体会，一再强调民主党派必须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和帮助，积极开展工作，革命事业才能有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期间，他一如既往，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经常与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民革中央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情报。在此期间，在方少逸等同志的影响下，全省民革组织均公开表态，反对动乱，拥护中共中央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的果断决策。当有人问及方老，“建国前闹革命，你曾领导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为何今天却裹足不前？”方少逸义正词严地说，解放前为了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反动派独裁统治，确曾与革命同志一起，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上街游行示威，进行革命斗争。建国后，为抗议美帝军舰闯进台湾海峡，也曾上街游行示威，以显示人民意志。现在，一小撮人妄图推翻共产党领导，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不但不参加，而且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坚决拥护中共的领导，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广东电台当日就把方少逸的谈话，分别用广州话和普通话反复广播了四次，收到一定效果。《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下发后，方少逸表示衷心拥护。他说：“《意见》进一步明确确立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了基础，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和理论研究上有了准则。”他还强调，“民主党派要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以共产党为领导，以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作出的选择，有着广阔的前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也不同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方少逸这一拥护和接受党的领导的思想，是从过去几十年与党合作，与反动派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着牢固的政治基础，从来没有动摇过。

方少逸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联系，为促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为统一中国、振兴中华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积极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经常联系、接待、帮助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华裔及原国民党元老的后代，把情况反映给有关方面。美籍华裔商人伍竞仁的祖父伍廷芳、父亲伍朝枢以及古滂之父古应芬在广州的坟墓被工厂挤占，先后通过方少逸等向有关方面反映后得到圆满解决。在祖墓落成仪式上，伍竞仁、古滂等衷心感谢省政府和省民革在迁坟修墓中作出的巨大努力，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回大陆好像回家一样”。方少逸等还促成修复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墓，帮助解决国民党元老邹鲁夫人遗产，鼓励邹鲁后人邹杏到深圳、西安、北京投资经商。方少逸崇敬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革命、爱国、不断进步的精神，建议民革中央和号召集资铸造孙中山铜像分赠深圳、澳门等地。原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的儿子毛渝南经民革中央和方少逸牵线在广东设厂生产电话、交换机和通讯系统。毛说，“像我这样身份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能来大陆投资，并能如愿以偿，报效祖国。”

方少逸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反对反动派独裁统治、抗击外敌入侵、争取人民自由民主的革命斗争，从一个纯朴的爱国知识青年成长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他一贯拥护共产党，笃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热爱民革组织，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敌人拼搏，历尽艰辛。1939年在革命斗争中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人及进步青年结下肝胆相照的革命情谊。后来虽因敌人破坏与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但他仍奋不顾身，投身民主革命洪流中，继续奋战，迎来新中国的诞生。生平夙愿得偿，感到无比的兴奋激动，决心以更积极的态度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效力，为改革开放、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

2004年 8月8日，其与兄弟方少穆、家属10多人专程回到家乡大同村捐赠其父遗产，将位于大同村竹林街有百年历史的22号、24号和26号3间店铺赠给大同村老人会为永久物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