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学 - 知识百科

奈良平安时代

日本史学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巩固古代天皇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古事记》,公元712年太安万侣受元明天皇日本书纪》。该书以说明天皇统治神圣性为目的。其体裁按体裁仿照中国正史本纪，天皇立卷，编年纪事，采用汉文体，用儒家思想进行润饰。其后，学习中国正史，以之为范本，成为日本古代史学的传统之一。797～901年的100多年间,日本政府陆续编撰5部正史:《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加上《日本书纪天皇为中心,记载制度政令、礼节仪式、外交往还、祥瑞灾异、名教道德等事实，“彰善瘅恶，传万叶以作鉴”（《续日本纪》上表文），为帝王提供鉴戒。政府在大学寮先后设置纪传博士、文章博士,以《文选》、《尔雅》、“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为教材，传播和普及文史知识。随着历史素养的提高，出现个人编写的历史书，如淡海三船的鉴真传记《唐大和上东征传》和菅原道真的《类聚国史》。后者分类辑录“六国史”。10世纪末古代天皇制衰落，进入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时代。“六国史”式的汉文编年体历史枯燥无味，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新的历史叙述形式，即称为“镜物”的故事历史，遂代替官撰史书应运而生。代表著作有记述廷臣藤原道长荣华富贵的《荣华物语》和《大镜》。故事历史采取小说手法，通过虚构人物的对话，用日本假名描写生活细节和内心世界，引人入胜。所谓“镜物”的“镜”，取自白居易的百炼镜诗，既反映儒家的鉴戒史观，又受佛教思想影响。代替官撰史书，但继承“六国史”传统的《日本纪略》（撰者不详）、《本朝世纪》（藤原通宪撰）和《扶桑略记》（皇圆撰），也是记载平安时代后期历史的重要史书。

镰仓室町时代

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后，武家政权取代公家（朝廷公卿）政权。这时出现了在公家立场上用佛教或神道思想解释历史演变的宗教史论。慈圆的《愚管抄》认为历史演变的根源在于“道理”，“道理”是“归向衰落的途径”,即从王法向末法的转变,其必然性由冥界佛神事先安排。与慈圆的佛教末法史观不同，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则倡导神道史观。他论证日本皇统的正统性取决于“正理”即君主的有德，但归根结底“乃神明誓约之灵验”。慈圆和北畠亲房是从维护没落阶级利益出发的，由于阶级局限性，史论陷入神秘主义，但把历史作为整体而探索其发展规律，在日本史学史上却是一大飞跃。从公家立场写的《百炼抄》、《六代胜事记》、《五代帝王物语》和《增镜》，虽是编年体历史或故事历史，记事以天皇为中心，但侧重于总结与公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承久之乱”(1221)、“建武中兴”(1333)等历史教训，因此超出单纯的编年史体裁，常有论赞式评论，而贯穿其中的也是佛教末法观和无常观。新兴武家与没落公家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迥然不同，必然产生反映武家历史的新形式。如镰仓幕府的正史《吾妻镜》,采取日记体裁,不加修饰地记录武家政权初创期的面貌；而战记文学即所谓军记物语，则用日汉混合文体描写战争和英雄事迹，成为反映武家历史的主要形式。军记物语代表作有从佛教无常观描写平氏兴亡，但又肯定武士优秀品德和力量的《平家物语》；以及主要从儒家观念出发记述南北朝战乱，说明武家政权必然性的《太平记》等。室町时代军记物语发展为纪实历史,如《应仁记》写应仁之乱,《富丽记》写一向宗暴动等。隐名作者记述各阶级包括下层阶级的状况，大胆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军记物语和纪实历史虽不全可信，但提供了武家时代的大量历史信息。此外，在专史方面有虎关师炼的佛教史《元亨释书》和瑞溪周凤的外交史《善邻国宝记》。

江户时代是古代日本史学最发达的时期。德川幕府为提高自身的权威，进行大规模历史编纂事业，历经二百年而不衰。重要成果有日本通史《本朝通鉴》、足利将军史《后鉴》、德川氏创业史《朝野旧闻裒藁》、德川将军史《德川实纪》、大名史《宽永诸家系图传》和《宽政重修诸家谱》等。这时儒家的大义名分、劝善惩恶史观已取代神秘主义的宗教史观,占据统治地位。林罗山父子编的《本朝通鉴》和水户藩主德川光帩主持编纂的《大日本史》（ 397卷），就是以儒家史观为指导的两部代表性通史。前者以《资治通鉴》为范例，采取编年体,主张“据事直书则劝惩自见”;后者以《史记》为楷模，采取纪传体，设论、赞，宣扬名分论和尊王思想。江户时代中期幕藩体制开始动摇，儒家史观脱离现实,出现发展、改造儒学,或以国学代替儒学的潮流。新井白石从武家立场出发，发展儒学的理性一面，重视合理性和实证性，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其代表作《读史余论》根据时代大势和变化意义，提出“天下大势九变”和“武家时代五变”的比较客观的历史分期论。与此同时,出现了儒学古学派,如山鹿素行著《中朝事实》，无批判地肯定《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鼓吹日本皇统连绵，优于中国；荻生徂徕主张解古辞以把握其时代精神,解古法以了解其社会,但未形成系统的历史著述。本居宣长则集国学之大成，著《古事记传》，用实证方法研究古典，排除儒佛附会解释，但其结论却是“神的御心”推动历史，倒退到宗教神秘主义。广采史料，缜密考证，标志着史学的发达和进步，如第 8代将军德川吉宗热心于古文书的采访和摹制，老中松平定信辑《集古十种》和《古文书部类》，幕府资助幒保己一编纂《史料》等。此外，谷川士清著《日本书纪通证》、河村秀根父子著《日本书纪集解》、伴信友著《长等山风》、狩谷棭斋著《日本灵异记考证》等，则把古典注释考证推进到新阶段。幕府末期，赖山阳著《日本外史》提出政权随时势而变、君臣名分不变、卑贱者取代尊贵者的史论，为尊王思想提供了历史依据；伊达千广著《大势三转考》，按社会形态三分日本历史，即血缘关系的骨代，制度完备的职代和大小名分割的名代，因而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