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西藏“当局”希望英美协助西藏，并派出“使团”。对此，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表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指责西藏当局的“外交活动”是叛国。由于双方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完全不同，军事冲突无法避免。

南京国民政府覆灭后，印度的尼赫鲁政府已经预感到解放军进藏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于是他们决定向西藏当局提供军事支持。1949年6月，印度向噶厦政府交付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包括布伦式轻机枪144挺，斯坦机枪168挺和1260支步枪和大量子弹，藏军随即开始招募新的部队，扩充军力，藏军从14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到17个代本，希望阻挡解放军的前进步伐。这些新式武器使得西藏当局有了和中央人民政府对抗的底气。

与此同时，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1949年7月11日、17日、20日，藏军分三批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和其他国民政府人员及家属及一些汉族商人共130多人押解到印度边境，迫使他们返回内地，并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止共产党人。这一事件表明了西藏当局企图独立的野心。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表示：“人民解放军当年的任务之一就是解放西藏。”同时，传到昌都的情报说，人民解放军已经进抵汉人控制的康区与西藏控制的康区的交界处——金沙江西岸。5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号召西藏政府和人民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方案，并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当局”既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也不可能指望从英国或美国那里得到外援。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当局被迫派出代表去北京进行和谈，这样会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局、西南军区都极为重视。当时从中央到十八军主要担心的是粮食问题。1950年2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要求推迟进军时间，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十八兵团进驻雅安之两个团，因蓉雅（成都至雅安）交通受阻，食粮尚感不足，而入藏部队（指十八军）所需之大批食粮（这是该军最担心的问题，据张国华同志面谈，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都有信心克服）则更无法赶筹。”在6月26日关于推迟昌都战役给军委的报告也是根据“绝难提前抢运最低数量之粮食”而提出的。毛泽东8月23日同意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实施计划给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特别询问：“你们一万六千人（指五十二师和军直三个加强营、一个辎重团等部人数）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8月26日，康藏公路通车甘孜，支援司令部准备的物资已开始由汽车运抵甘孜。

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视作和平的希望。当时，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前往昌都游说，进而准备前往拉萨说服西藏政府同意和平解放西藏。

格达活佛早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就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接触。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在望时，格达活佛便派出4名使者绕道甘肃、青海前往北京去拜见朱德。朱德对格达的使者给予了热情接待，并让他们回去时捎信告诉格达活佛：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到甘肃了，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1950年7月24日，格达活佛到达昌都会见了总管拉鲁，他劝说拉鲁，“中国共产党反正都要解放西藏，因此宁愿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应诉诸武力。如果拉萨政府企图与共产党抗争，那不但会造成生灵涂炭，而且还会导致佛教和寺院的毁灭。”他带来了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三点和平建议：1.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2.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部署人民解放军。3.西藏必须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系。格达对拉鲁说，如果西藏接受这些和平建议，解放军就没有必要进军西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就能得以维持。拉鲁把这些和平建议提交给了拉萨当局，拉萨方面回复说“可以考虑这些建议”。

1950年8月22日，格达活佛突然去世。多数人认为他是被毒死的，也有人说格达活佛是被当时驻昌都的英国无线电报务员福特杀害的。无论如何，格达活佛的死阻断了双方的谈判，也坚定了中央军委发动昌都战役的决心。正当这个战和难决的关键时刻，拉萨当局委派阿沛为昌都总管，接替拉鲁。阿沛的态度在他前往昌都途中对所遇到的官员发表的言论中有所反映。据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员回忆，阿沛曾对他说，“他确信设法进行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要比武力对抗好得多”。

新任的昌都总管阿沛与拉鲁的主张大相径庭，拉鲁倾向于进行武力抵抗，不管有没有成功的可能都要“誓死抗争”。阿沛则倾向于妥协，他认为没有必要激怒解放军，拆除拉鲁修筑在山顶上的防御工事。不久，又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据拉鲁回忆，阿沛刚到昌都不久就提出，他认为昌都这个地方太小，没有必要由两名噶伦共同驻守管理，他建议拉鲁离开昌都到玉树南部琼布色达去开辟一个新的作战根据地，而他则留驻昌都。面对解放军大兵压境，阿沛判断失误，导致了昌都战役完全按照解放军的设想进行。

在防御上阿沛没有建立一支常备的后备军。藏军全体官兵除了几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余军队都被分散布防于边境沿线；人民解放军随时都可能突破藏军的防线，而边防军后面并没有设置第二道防线。1950年7月，藏军设在邓柯的电台被捣毁之后，在拉鲁的一再请求下，阿沛从拉萨带来了两部手提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可是他决定不在金沙江沿岸边境地区设置这两部电台。于是拉鲁带了一部到洛隆宗，另一部则留在昌都闲置着。在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之前，福特试图说服阿沛将那部闲置未用的电台送到战略要地类乌齐去，以便能够及时迅速地收到有关拉贡昂达撤退路线的情报，但遭到了阿沛的拒绝。随着9月底的到来，许多人都推测冬季的临近意味着解放军可能不会发动进攻，从而使藏军逐渐放松了警惕。

十八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也于9月22日被西南军区批准，但张国华仍不下达具体执行的命令，因他在考虑如何携带和向昌都运输粮食。直至他与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甘孜访问土司头人并取得他们出动大批牦牛投入运输的承诺后才下命令。这些，足以证明各级领导对粮食的重视和粮食对作战的关系，以及后勤工作包括藏胞支援的重要性。

与西藏方面的举棋不定、临阵换将、布置失当相比，人民解放军则布置十分周密。9月13日，18军党委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恪守政策纪律，团结藏族人民，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精神，严格节约粮食，保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全胜”，“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

1950年7月，双方在昌都东北部约160公里处的一个村落邓柯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接触。邓柯地处甘孜至玉树的交通要道旁，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在该地区设置了一座无线电台。解放军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捣毁了这座电台。据逃回昌都的话务员描述：“我在无线电收发站内向窗外观看……他们已到了这里，有好几百人，他们一齐涌进电台的院子里。我告诉了在电台旁的索朗平措，可是他仍然继续发报，因而遭逮捕。他们已经在途中抓住了索朗多吉，我躲藏在一个食品柜里，他们始终没有打开看过。当晚我就爬出来逃走了。”拉鲁得到消息后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他念经祈祷了一会儿之后，便命令驻扎在昌都东北部大约5天路程的玉树边境附近的穆恰代本马上带领他的军队返回昌都。其部队纪律非常严明，着重仪表，是藏军中的一支精锐部队。

拉鲁希望调集一支精锐部队，向玉树的解放军发起反击，解救报务员，夺回电台，并且对解放军备战给予沉重打击。他认为解放军初来乍到，对康区的百姓不了解，又不熟悉地形，这是发动突然袭击最佳时机。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拉鲁的计划发展。邓柯地区的康巴人欺骗了穆恰代本，没有把解放军的确切方位告诉他，使他的部队中了解放军的埋伏伤亡惨重。

在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毫无进展时，为了排除阻力，以战求和，尽早尽快的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维护祖国统一，解放西藏人民，人民解放军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1950年9月上旬，西藏工委为贯彻中央“当年解放昌都，次年进军拉萨”的指示，在甘孜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研究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张国华在会上说，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对西藏“当局”已做到仁至义尽，但是他们执迷不悟，堵塞了和谈渠道，关闭了谈判大门。最近，中央又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西藏滞留印度的代表团说人民解放军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和谈诚意，应该于9月上旬到达北京，但仍得不到响应。因此，人民解放军不得不准备以军事手段进驻昌都。而后，再做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

面对藏军大规模、全方位的兵力配置，张国华、谭冠三等人反复研究分析战斗打响后藏军的作战路径，判断藏军退路一是经恩达、类乌齐西退至拉萨；二是经邦达、八宿再西向拉萨或沿河谷南下退往察隅地区。为打破藏军南北两线兵力部署，实现战役目的，第18军大胆提出千里迂回，切断藏军后路，分割包围歼灭的作战构想。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从青海、云南等方向调兵，配合和支援第18军作战。

根据党中央指示，西南军区于1950年9月22日批准第18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为解放西藏奠定基础。一场以打促和的战役拉开帷幕。

根据西南军区指示，张国华带领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和第52师师长吴忠等人进一步细化作战方案。张国华在指挥所的地图前排兵布阵：决心采取正面攻击和侧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多路攻击，聚歼藏军于昌都及其以西地区。主力布置于北线，这是藏军防守的主要方向。北线部队分为左右中三路，统一由第52师指挥。右路由阴法唐等率第154团、青海骑兵支队、第52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组成，担负战役迂回任务；中路由师长吴忠、副师长陈子植及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师直、第155团、第156团、军炮兵营组成，担任战役主攻任务；左路由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王达选和军侦察营营长苏桐卿率侦察营、工兵营及第54师的炮兵连组成。

南线部队兵分两路，统由第53师指挥。以第53师第157团、炮兵连、工兵连，由巴塘渡江，围歼宁静藏军，主力出邦达、八宿，切断昌都藏军退路；以第14军第126团（欠3营）及第125团第3营，由滇康边界的贡山、德钦出动，歼灭盐井、门工、杜梁的藏军，而后向西北佯动，配合北线作战。

10月初，参战部队完成战役展开。直接参战的6个团又3个营和各种后勤保障分队，共约2万人，各种火炮57门，部署在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邓柯、德格、巴安，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70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对昌都地区藏军形成了蹄形包围。10月6日，战役正式发起。

北线方面。北线部队右路第52师第154团于6日首先出击，由邓柯渡金沙江，迂回玉树、巴塘，与骑兵支队会合后，以每天60至80公里的强行军速度迅速隐蔽南下类乌齐，歼藏军第7团60余人，切断藏军西逃通路后随即转入防止丁青藏军东援的任务；另以骑兵支队一部直插昌都以南，阻其南窜。中路的第52师主力渡江后，依次作斜梯形展开，第155团向生达、昌都攻击前进，在牙夏松多歼藏军10余人；第156团与军炮兵营沿玉曲卡、都兰多一线直捣昌都。第52师决心以第155团、第156团协同歼灭位于生达藏军第3团牟霞等部。16日，第156团在小乌拉追上牟霞部后尾。经生达、小乌拉两次战斗后，第52师主力继续急进直插昌都。左路的部队于7日由德格西渡江，遭藏军顽抗。突击排1艘牛皮船被藏军击沉，后续部队渡江受阻，延至8日凌晨强渡成功，攻占岗拖。接着，侦察营、工兵营兼程追击，并以一部迂回昌都以南，歼灭可能南退的藏军。16日，在觉雍以西拦击藏军第10团和藏军第3团，歼灭同普、江达藏军，有力配合了中路主力的行动。

南线方面。南线部队第53师一部和第14军1个团于10月5日对门工藏军发起攻击。但因正面部队动作过早，未等迂回部队赶到预定地点即发起战斗，仅俘数人，其余藏军逃窜。第53师第157团主力于7日、8日在巴塘以北渡江后，以左右两翼实施平行追击迂回，钳击宁静藏军，直取芒康。11日，将门工北逃的藏军400余人追歼于杜梁地区。12日，又兵分两路钳击盐井藏军，歼其100余人。藏军第9代本格桑旺堆主动与人民解放军接洽和解后宣布起义。第157团进入芒康后，于21日赶抵邦达，截断昌都藏军西南方向之退路。张国华在指挥所密切关注着战况，就怕千里迂回的“口袋”扎不紧。当听说邦达和八宿已收口，他兴奋地拍手说“包住了就好办了”。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藏军外围各防区迅速溃败。17日晚，已接替拉鲁担任昌都噶伦的阿沛再次召集全体官员商讨对策，并提出停止武力对抗，与解放军商谈和平解决的主张，但绝大多数人主张弃城回拉萨。18日拂晓，阿沛率部分官员、随从和2000余名藏兵向恩达后撤。途经朗木拉山时，阿沛听说解放军不计其数。他对随行官员说：“我等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危，应该以黎民百姓的安危为重。”他决定派人去与解放军谈判。

20日拂晓，阿沛的两名随从带着哈达在朗木拉山下距离昌都不足20公里的地方找到解放军，说阿沛已下令藏军停止抵抗。20日晨，退至宗驿山的藏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此后，北线部队主力即转入分区清剿，肃清零星残敌。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结束。

从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可以说，在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已被消灭。

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民族团结政策，部队在行军中一律不住民房，不进寺庙，在野外搭帐篷宿营；一些部队途中断粮，由营以上单位统一采购，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一头牛羊。尽管部队指战员负重行军十分劳累，但绝无人支派“乌拉”差役。人民解放军爱人民的政治影响不胫而走，尚未解放的洛隆、丁青、波密等地的土司、头人纷纷派代表前来欢迎解放军进驻。

昌都战役不是为战而战，也不是只为消灭藏军和解放昌都而战，仍是为和谈而战，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昌都战役情况传播到西藏各地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达赖亲政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其中，首席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

昌都战役的胜利，给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打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