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不仅给英国民众带来心理创伤和焦虑，同时，也给西方民众和阿拉伯民众之间正常交往蒙上阴影。恐怖主义活动引发了西方民众和阿拉伯人之间相互猜忌。《星期六》通过主人公贝罗安的视角对这种情形做出具体地呈现：他对街上路过的阿拉伯妇女持警觉和怀疑的态度。当贝罗安看到三位阿拉伯妇女经过大道前往医院就诊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三位包裹着头巾的阿拉伯妇女可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在贝罗安看来，“这三位女性使他感到不安，焦虑”。

亨利·贝罗安

小说主人公贝罗安48岁，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了医学院，是一位取得家庭事业双丰收，志得意满的神经外科顾问医生。经验丰富的他已经不会再被目睹的各种伤痛所困扰——他清楚自己的责任是治病救人。他给人感觉谦和有礼，而且时而喜欢沉思。他惯于审视自己的情绪，常常为自己这种持续而扭曲的欣快症而困惑。

他又是一位慈爱宽容的父亲、温柔体贴的丈夫以及善于联想，充满焦虑的现代公民角色，但这只是叙述者在文本表面为读者描绘的主人公。

贝罗安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由强势的母亲一手抚养。父亲对于贝罗安而言，向来都是陌生的存在，“每次审视父亲留在家里的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时，其出发点都不是因为想念这个人，而只是希望通过眼前这个身材伟岸、面无粉刺的男人身上推测一下自己日后吸引女孩子的机会有多少”，贝罗安眼中的父亲更多的是“这个男人”，疏离而遥远，血缘上的联系并不能让他对父亲的概念有更多的亲近。

贝罗安只是希望得到父亲的那张脸，而不是他的训斥、限制和批评，很显然贝罗安从小就逃过了“父权”下的管教，因此在他结婚以后面对岳父，也有着天然上的排斥心理，排斥父亲的权威，尽管他并不惧怕。带着这种心理，贝罗安在第一次拜见岳父大人时，他发誓自己绝对不会对岳父屈尊奉承，不让他把自己当成儿子似的来训斥。岳父是个颇有名望的诗人，然后贝罗安从来不读诗并且毫不避讳在岳父面前袒露自己对诗歌不以为意，接着又在餐桌上把从政治到音乐到法国人的一系列问题都与岳父唱反调，其结果当然是弄巧成拙，事后妻子告诉贝罗安他为了要引起老人对他的注意，有些过于卖力了，这种说辞简直让贝罗安大为恼火，他一心一意的想要打破岳父的权威，却依然变成了对他的曲意逢迎。至此之后，贝罗安都尽量与岳父保持距离，而“岳父也乐得如此安排，当女婿是透明人，视线直接从他的身体穿过，只注意女儿和外孙”，两个男人，两个都成为了父亲的男人为争夺家庭的主导权暗暗较劲，相应地互相贬低对方，贝罗安认为诗歌是一件一时兴起的小儿科的玩意儿，而岳父则把贝罗按看成是高级技工（当然这是贝罗安的猜想）。

尽管贝罗安和岳父不合拍，但两人实质上都对父权天然的占有欲有着固执的坚持。贝罗安居住的房子是罗莎琳的母亲所有，遗嘱上标注法国的城堡归岳父，而房子则归罗莎琳和罗莎琳的弟弟共同所有，之后经过贝罗安和罗莎琳的共同奋斗将房子的所有权从罗莎琳弟弟那一并买了下来。然而岳父每次拜访贝罗安一家时，总是带着主人翁的姿态仿佛回家视察一般，把贝罗安看成是无关紧要的房客，这点无疑让贝罗安不痛快，表面上是因为贝罗安的心目中从来都没有父亲的位置，而实际上则是因为他对房子的占有、他在家庭的权威受到了挑战，父权主义下男子的尊严受到了损害，至此“占有”作为贝罗安的人生的重要属性之一也显得更容易理解，从小父亲的缺失导致贝罗安从未安全地度过俄狄浦斯时期，他从始至终都对“父亲”有所抵制，家里只允许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他自己。换言之，对“父权”的占有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从属”，从占有中保持归属感——一家之主的归属感。

然而讽刺的是，在对父亲的敌视中，贝罗安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父亲并且被其他男人深深侮辱了作为父亲的权威。

贝罗安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深爱自己的妻子，不同于他热衷于风流韵事的同事们，贝罗安几乎是爱家爱妻的楷模。然而对自己的这一正面形象，贝罗安却有着不那么中肯的评价，“他甚至从来不曾对医疗行业里普遍包容的各种婚外情真正动心过。他猜想自己定是有某种缺陷或者怯懦才会缺乏对探险和变化的渴望。对于贝罗安的这一自我怀疑，首先，从一个赞同一夫一妻制并归顺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读者来说，这个评价显然是不准确的，不出轨是判断一个男人是否忠诚以及形象是否正面的重要尺度，贝罗安无疑是符合这一社会价值标准的，别说他绝对正常更可以说是一个好丈夫好男人，值得尊重和赞赏；相反地，从人性角度，绝对的忠贞更多的是人类对于社会道德的遵从和克制而不是出于内心所愿，目的是通过压抑天性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因而从人性这一角度出发，读者会对婚外情抱有更宽容的看法，将之理解为“人之常情”。

然而贝罗安简直像是对自己的人性弱点有着超常的免疫，无论用现代的标准还是过去的标准去衡量，他对罗莎琳从不厌倦的性欲似乎都是异常的，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贝罗安不会对以外的任何女性有所动容。面对美女投过来的暧昧眼神，也全都以平淡而克制的微笑来回应。

黛茜

贝罗安的女儿黛茜开放热烈，她是牛津大学的高才生，热衷文学，正携着她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从巴黎返回伦敦的途中。西奥的人生哲学是“勇敢地快乐”，她身上有一丝陌生的香气，好像比从前浓重了一些，眼神好像也更成熟了，那张精致的面容似乎也更加坚定。贝罗安似乎能看穿女儿，她不再是单纯的美丽，她变得迷人了，她的眼睛似乎也在告诉他，她有了心事。她在恋爱，正忍受着分离的痛苦，她已经怀孕。黛茜怀孕十三个星期，男友是个攻读考古学的意大利人，男方的父母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钱买一间小公寓。

西奥

贝罗安的儿子西奥只有18岁，他忧郁深沉，但却早已脱离了正统的教育体制，倾尽一切投入到自己的音乐事业中，在高校林立的现代社会，敢于早早脱离学校而不去争取一纸文凭——甚至不用怎么争取就可以轻松获取——年纪轻轻就明确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不能不说西奥是个小小的异类并且勇气可嘉。另外一点，在对音乐的认识上，西奥不仅仅把它当成事业，“在他看来人生一切的疑问都可以在音乐中找到答案”，音乐仿佛是治愈一切的良方。

西奥是坚决的反战者，然而在反战人士都积极地筹备着和平示威游行时，西奥却不准备参与其中，按照他的说法是他的反战信念坚决到可以不必上街招摇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眼界越远，失望越多”，“他的座右铭是做井底之蛙”。

施特劳斯

贝罗安的好友兼同事施特劳斯是一位美国人。施特劳斯喜欢直来直往但也容易得罪人，他喜欢孩子，是一名麻醉顾问医师。他对公费医疗制度的尊重和对孩子的喜爱没能让他成为推进和平事业联盟中的一员，很显然施特劳斯支持对伊作战。

罗莎琳

亨利·贝罗安的妻子，报业律师。

《星期六》主题思想：异化的城市生活与异化的人

“9·11”事件后，英国的布莱尔政府一味地奉行美国总统布什的对外政策，因而，英国面临着更多的潜在威胁，这自然引发了英国民众深深不安和焦虑。

英国动荡不安的焦虑

在《星期六》作品中，麦克尤恩还通过对英国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的描写，揭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们的心理问题。城市人常常处于病态之中，他们患了严重的“城市病”，如焦虑症、恐惧症和孤独症等。英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不但引发了环境污染、滋生犯罪，更提高了大众患病的概率，特别是心理疾病的增加，这都是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后果。

在《星期六》小说的序言中，作者麦克尤恩从索尔·贝娄的《赫索格》中选取了一段话，并以此说明小说《星期六》的写作目的：“人是什么？在某个城市中。在某个世纪里。在蜕变之中。在群体之中。被科学地改造。被有组织的力量统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生存在后机械化的环境里。”

麦克尤恩表达了对当前英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担忧，甚至试图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正如小说开篇所言，在当今这个“后机械化”的社会中，“现今的世道已经变成何等模样？他常常带着迷惑和忧虑在工作之余思考这一问题”。

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每一个地区，战争无疑改变了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和心理状态。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展现迷宫般伦敦都市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中世纪田园生活的赞美，他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和渴望，躲到郊区或者乡下去，甚至搬到城堡去——等到那个时候，他们的星期六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日”，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念，一种鲜明政治立场的表达。提到中世纪的田园生活，总能让人联想到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和谐图景，这与车水马龙来去匆匆的现代伦敦生活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城堡是哥特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意象，经常充满着恐怖、斗争和谋杀的地方。但此时贝罗安宁愿搬到城堡中也不愿继续留在城市中，可见伦敦都市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

《星期六》作品中，麦克尤恩充分利用了城市哥特小说这种文类的潜在政治功能表达了对当前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看法。虽然他并没有在叙述中对科技的发展、社会政局的不稳及战乱问题等做过多的直接批评，但却通过对城市迷宫般的展现、人物麻木默然情感的凸显及情感隔阂揭示了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当代世界政局不稳是造成英国市民精神忧虑的重要原因，医院病人的增多也是“9·11”事件后英国国民精神焦虑和生存危机感的直观反映。麦克尤恩还通过《星期六》这部城市哥特小说发出对现代英国社会经济、科技与医学等各个领域发展及其后果的一种担忧和警告。现代医学技术的产生、应用与爆炸式发展所引发的诸多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使麦克尤恩的担忧变得越发现实，这也正是《星期六》所传达的信息具有的时代意义。

亨利·贝罗安无端的失眠导致他目睹了发生在深夜的意外，失事飞机的火球划过天空，此时小说的视野由幽闭的卧室瞬间延伸开去，拓展至整个伦敦上空。接着，亨利·贝罗安感到不安，由坠机联想到恐怖主义，如此一来，空间的界限一下子消失了，眼前的不幸变为深沉的焦虑，具体的火球化为抽象的恐惧。

星期六这天正是英国一些民众从全国各地赶至首都伦敦，举行反战游行的日子。原本的小社会一下子从家庭内部向外延伸至世界范围。相对于街上游行的队伍来说，支持反恐战争的亨利变成另一类人的代表，与“反战”呼声形成强烈反差， 由此，麦克尤恩对政治的探讨从亨利·贝罗安的个人观点向外部伸展，升华至“人道主义”的高度。

亨利·贝罗安的女儿这天从巴黎回家，晚上才到。她去巴黎是为了庆祝自己的诗集得以出版发行。亨利·贝罗安同女儿相处得不错，可是女儿是很感性的人，力荐他读18世纪经典文学，可是亨利·贝罗安始终没法读完。 他太过理性， 他的头脑习惯了处理精确、有形的事物， 文学艺术皆是浪漫的无聊玩意儿。因此，父亲对女儿的爱里掺杂了轻视和不屑，但女儿的光芒又不容忽视，问世的诗集证明了她的成绩，于是这位父亲觉得女儿无足轻重的同时又很敬重女儿并且以她为豪。这些矛盾心理零星地间歇地体现自亨利·贝罗安回忆中同女儿的对话，但是对话中暗藏的情感变化并不是其思绪的起点，他对自己心理的探索也没有终止在这个层面。追根溯源，导致这些复杂心理的，是亨利·贝罗安对诗歌的蔑视；轻视文艺和对女儿的敬佩——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继而引发他反思自己理性思维的价值和缺陷（对自己“理性思维”的反思，亨利·贝罗安先是赞同、为之自豪，然后渐渐质疑其价值， 并且开始厌恶），最后延伸至他对科学和艺术这一组二元对立的思考。贝罗安这些情感变化的追述， 使《星期六》中“人性主题”同“社会主题”一样，以“由内向外”的方式浮出了水面：一个星期六的英国，就突显出异化的英国城市生活不断浮现出异化的人。

文化话语

《星期六》借鉴了《尤利西斯》的叙述方法，讲述了48岁的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在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那一天的经历。那一天“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一天”，广场上，人们在进行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游行，很多道路被封锁。亨利·贝罗安开着奔驰车出行，抱着侥幸心理进入戒严道路，结果撞上了巴克斯特一伙。他急于摆脱纠缠和麻烦，无意间羞辱了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巴克斯特。

巴克斯特当天傍晚持刀闯入亨利·贝罗安家，意欲施暴，却被贝罗安的女儿黛茜背诵的一首诗感化。其间，从背景描述中对科技高速发展的隐忧，到科学家与艺术家两组对立的人物之间的鲜明对比，再到情节高潮处对诗歌救赎力量的戏拟，自始至终贯穿着关于科学与人文学科“两种文化”孰优孰劣、孰功孰过的论争，形成了一个文化对话场。

背景描述

从背景描述来看，《星期六》引用了索尔·贝娄《赫索格》中的一段话作为题记，指出人在城市中、群体中“被科学地改造，被有组织的力量统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生存在后机械化的环境里。极端的希望一个一个破灭。”这实际上对科学的高速发展提出了质疑。《星期六》的开头呼应了这一题记。

安宁、纯净的伦敦凌晨，贝罗安被莫名地惊醒，凭窗欣赏窗外美好的人文风景。恰在此时，他看到一架飞机在远处坠落，带来“犹如女妖般的、令人窒息的”噪音，暗示了近在咫尺的危机。飞机作为科技的产物，代表了机械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机械化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危机也随之而来。亨利·贝罗安依赖于科学，同时也受到科技产物的威胁。他在那个不寻常的星期六的种种经历开始于两个机器：飞机（在坠落）和奔驰车（擦车了）。《星期六》通过背景描述突出了科技与艺术、与“美”的对立。

人物刻画

从人物刻画上来看，小说中存在一组对立：以亨利·贝罗安为代表的科学家和以其岳父和女儿为代表的诗人。这组人物之间的冲突反映了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其中，亨利·贝罗安是一位对文学艺术相对愚钝，且自觉反文学的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是掌握医学技术的专家，满脑子对科学的崇拜和对文学艺术的鄙视。从他作为一位不可靠叙述者的视角来看，他那位诗人岳父“为人有时孩子气十足，爱颐指气使，自认为是艺术家，所以允许自己极端的喜怒无常”。

贝罗安无法理解，“诗歌这种东西看上去都是一时兴起而做的事情，就像偶尔去摘葡萄玩——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职业，还能为某些人赢得名利和自我膨胀，不过是几首小诗而已”。而他那位“过分爱好文学”的诗人女儿黛茜则认为不谙文学欣赏的亨利·贝罗安低俗、麻木。通过这样一组人物的刻画，《星期六》展现了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矛盾以及各自的优势和缺点。

文化命题

从情节上来看，高潮处的一幕蕴含着一个西方19世纪的文化命题：诗歌是否已取代宗教，成为救赎人类的力量？故事发生的当天晚上，巴克斯特持刀闯入亨利·贝罗安家中，将刀刃架在亨利·贝罗安的脖子上，逼迫黛茜脱光衣服，意欲施暴。恶性事件一触即发之际，黛茜背诵的一首阿诺德的《多佛海滩》，使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巴克斯特“从一个蛮横的恐怖主义分子瞬间转变成一个惊喜的崇拜者，或 者说一个兴奋的孩子。”巴克斯特表现出治疗疾病、好好生存的强烈愿望：“突然巴克斯特转过身来，舔着嘴唇，他的微笑是湿润而幸福的，眼睛是明亮的，声音是柔和的，语调中流露着激动。”亨利·贝罗安不屑一顾的诗，挽救了一家人。

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融合科学与人文之争文化命题，其主要目的，并非厚此薄彼，而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两种文化，客观地展示各自的功过。

诗歌意象

《多佛海滩》该诗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以海潮退潮的意象指涉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科技发展给宗教信仰带来的打击面前，“信仰之海”的退潮。同时，该诗也提出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进步？”等问题，挑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话题。科技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大众的幸福，只有“文化”所涵盖的文学、艺术等精神生活层面，才能转变人的内心。

在阿诺德看来，诗歌的伟大力量在于它能传达、唤醒一种感觉，使人们平静而满足。 《多佛海滩》这首诗对巴克斯特起到了阿诺德所希望的作用，使一个暴徒瞬间变得平静、满足，甚至幸福，使不谙诗歌欣赏的亨利·贝罗安能够转换视角，“从别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展现了诗歌的魅力。

《星期六》作品中，诗歌挽救了亨利·贝罗安一家的场景显得有些滑稽、讽刺和理想化。它虽然突出了诗歌对情感的影响，但并不仅仅是对诗歌之力量的简单歌颂，它也强调了“审美反应的不可预测性和主观性，以及生活的偶然性。”

麦克尤恩在表面上戏拟了科学家对文艺的不屑，实则通过理想化的场景表达了对诗歌、对文学艺术的信心：但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是诗歌和音乐赶走了危险的入侵者；是科学家的错误导致对私人家庭的入侵。既然科学和艺术各有功过，那么重点不是评判孰优孰劣，而是促进两者的对话。《星期六》故事中，通过科学家佩罗恩和诗人黛茜的对话，试图以此作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个途径。

伦理范式与预言方式

《星期六》中亨利·贝罗安以他对文学的不屑和不信任，表达了“文学无用论”，文学已无法取代宗教，那么还需要文学干什么呢？《星期六》 故事表明，小说可以“引导读者的价值观，扩大共鸣，教会人们如何生活。同时，小说还能通过描述虚构人物的处境，探讨人们在困境面前如何选择的问题，并预言未来。

在《星期六》小说中，亨利·贝罗安与黛茜在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展开了一番唇枪舌战。黛茜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只会造成大量难民，认为美国发动战争动机不良，只是为了抢夺石油资源，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以便管辖伊拉克。亨利·贝罗安一方面声明“‘我’不赞成任何形式的战争”；但另一方面，受到特勒波和施特劳斯（亨利·贝罗安的同事兼朋友，鲜明的“亲战派”）的影响，他认为，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了，那么“战争致死的人数也不见得比萨达姆统治时期每年杀死的人数要多”。

亨利·贝罗安对战争模棱两可的态度引起了黛茜的强烈不满，这种态度在现实生活中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揭示了现实中所处的道德困境。

《星期六》中，麦克尤恩通过亨利·贝罗安和黛茜的对话，戏剧化地表达了做出明确选择的困难。除了伊拉克战争，《星期六》还谈到恐怖主义袭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反复预言了伦敦的地铁爆炸事件。其中，亨利·贝罗安在故事接近尾声时的沉思预言性最为明确：“偌大的伦敦其实和他所居住的这个角落一样脆弱，就像其他上百座城市一样随时都有被投放炸弹的可能。交通高峰期应该是最危险的时间。”

《星期六》小说出版的同一年，2005年7月7日晨高峰时段，4名英裔穆斯林恐怖分子在伦敦市区的地铁和公交车上引爆了4枚炸弹，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该小说的预言之准确让人瞠目。这不仅是因为《星期六》在描绘一位当代人一天的生活时所表现出的技巧，而且因为“就像在最好的政治小说中那样，它在传播证据和观点时小心翼翼、模棱两可”。尽管如此，这些观点和预言却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明证。一方面，麦克尤恩表面上借亨利·贝罗安这样一位科学家人物之口表达了对艺术、文学的不屑，实际上以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介入社会，表现了作者个人在国际重大政治、文化问题面前的困惑，例证了小说作为伦理范式的功能；另一方面，他以个体叙事的偶然性揭示了真实事件的必然性逻辑，证明了小说作为预言方式的功能。

细节表现

《星期六》小说中有多处细节表现了亨利·贝罗安的畏缩和有限的自省。比如，一早看到飞机坠落，他却选择不作为，并随后自我反思：“他的罪过在于躲在安全的卧室里，裹着温暖的羊毛睡袍，一动不动，无声无息，目睹着伤亡却游离在半梦半醒之间。”他认为自己“本该打电话的”，然而却终于止步不前。而且，故事暗示，亨利·贝罗安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他儿子的至理名言：“眼界越远，失望越多。”也就是说，越是关注天下大事，诸如战争、恐怖事件、温室效应等，就越容易产生晦暗心理。相反，如果只关注眼前，只关心自己的境遇，生活中尚可发现很多乐趣。

亨利·贝罗安虽然不断关心着国家大事，却从不付诸行动，甘做井底之蛙，直至危险降临到他和他的家人头上，威胁到他本人的幸福。此外，《星期六》小说中针对亨利·贝罗安的一段心理描写也突出了以他为代表的当代人面对灾难的病态心理。在看电视新闻时，他想到，当今的世界形势表明，“9·11”之类的惨剧随时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人都在恐慌不安，但其实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共同的更加阴暗的渴望，一种“病态的自我惩罚和亵渎神明的好奇”，希望在第一时间了解灾难情况。

麦克尤恩在选择亨利·贝罗安为自己代言的同时，又超越了贝罗安，更多地展现了人物的缺点，借以警醒他自己。麦克尤恩以亨利·贝罗安的自鸣得意影射了沉溺于物欲的整个西方世界对国际事件的冷漠。比如，亨利·贝罗安一边在他的奔驰车上听舒伯特，一边沉思着与饥饿、贫困及其他共存的进步。

换言之，麦克尤恩以亨利·贝罗安这样一个像躲在蚕茧中的蚕一样自我保护、自我隔离的人物暗示了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一些养尊处优者对国际性危机熟视无睹，关注新闻也是为了满足好奇；整个西方世界沉迷于物欲，对周边地区或其他民族的困境置若罔闻或仅止于“沉思”。

这样的“进步”是浮浅而虚假的。亨利·贝罗安的故事证明，个人的幸福与国家、世界的和平共处唇齿相依，当国家、世界形势动荡不安，个人的幸福也很难得到保证。麦克尤恩在《星期六》创作中意识到距离的魅力，在该小说中刻意留下空白供读者去想象。谈到对“9·11”报导的观感，他说：“通常，总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显得骇人。”因此，《星期六》的描述显得内敛而克制，在暴力一触即发之际戛然而止，而且只因一首诗。这让整个故事显得荒诞不经，让读者感觉受到了愚弄。

但故事结局的荒诞恰恰暴露了其虚构性和寓言性以及现实生活的残酷性。麦克尤恩这种克制、舒缓的文风也体现了主题之外叙述风格上的一种“归家”。然而，麦克尤恩非暴力的描述隐含了暴力的可能，舒缓的叙述具有爆发的张力。

哥特特质

贝罗安家庭内部环境的描写成为揭示伦敦都市形象的开始，本应充满温情和给予人安全感的卧室却像是个囚笼。位于30英尺高的楼上，卧室与外面的世界重重阻隔，“四面宽敞且陈设简单”，先必须“拉开狭长的木质折窗，又拉开第二层百叶窗，将它折到一边，然后轻轻抬起玻璃窗”，方能与外面的世界保持一丝联系。简单的寥寥数笔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反倒令人倍感孤独，而这种孤独感正是通过描写一位站在窗口凝望街道的主人公贝罗安的神态得以凸显：“他矗立在那儿，如大理石雕像般”。随后叙事视角转移到窗外，此时广场上“鸽子的粪便因为日久和寒冷而凝结，几乎可称之为美丽，如雪花般洒落在地面，还有那鹅卵石铺就的方格形的阴沟。满溢的垃圾箱暗示着生活的富足而非窘迫”，而都市人就是行走于这样的环境中。不论是行走在自己的家中，还是伦敦街道上，贝罗安都是以一位“都市漫游者”的角度凝视着外部世界。如果把其漫游的线路进行规划，就会形成一张时空之网和意识之网。

他清晨三点四十起床，走向卧室窗边，随后在目睹一场飞机失事的事故后，回到妻子身边亲吻她。随即走出卧室，下楼来到厨房。凌晨三点五十贝罗安来到18岁的儿子西奥的房间，和儿子进行的对话无关亲情，而围绕着一些“9·11”事件之类的严肃话题。随后他又回到卧室，在黑暗中摸索着并重新躺在了妻子身边。这整个家中的漫游过程正如叙事者所言，“漫无目的、毫无理由”。再来看看贝罗安的都市之旅。在看完了早间报纸并听完九点新闻后，贝罗安从市中心菲兹罗维亚区的家中走出，穿过沃伦大街，看到前方尤斯顿大街上正在起义的人群。

向右拐走上托特纳姆法院大道，进入大学街后遭遇汽车刮擦而被堵在其中一段狭窄的街道里。从刮擦事件脱身后，又来到壁球室，和助手施特劳斯打完壁球后，贝罗安上了帕丁顿大街买海鲜，然后穿过玛丽莱公路回到家中。下午看完母亲后接待了分别从图卢兹和巴黎赶来汇合的老丈人和女儿黛茜。随着贝罗安从家——街道——家的漫步轨迹，他们经过聚集着起义人群的尤斯顿大街，以“服装血汗工厂和妓女云集而闻名”的克利夫兰大街，汇集着整洁有序的医院的波特兰大街以及玛丽莱公路两边繁华的商业购物区。这些城市景观体现出迷宫化都市所具有的两个特质：

其一，迷宫化的城市景象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和一致性，无论走到哪里举目四望，四周皆是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不能否认，现代社会城市空间规模虽然在无限扩张，但街道上的建筑物都遵守着“标准化”法则，以相似的模式复制，成为完全标准化的结构，火柴盒式的摩天大楼可以说是这类城市景观的杰出代表。不仅如此，街道、人群、橱窗和商品的意象也在不断重复。贝罗安每天开车穿梭在这样的城市中，审视、阅读着这些从前视窗中快速闪过琐碎景象，交错纵横的街道，繁忙流动的交通，都市的现代化进程让其中错综复杂的道路和建筑本身成为一座迷宫。

其二，除了地形学意义上的隐喻，迷宫化的城市也体现着人迷失方向、丧失信念的精神状态。处身于迷宫化的城市中，人容易迷失于漫无目的的行走之中，在迷宫般的街巷中显得微不足道。这里西奥·贝罗安身上呈现出本雅明提出的“都市漫游者”的特点，即游离于城市生活，不愿意积极融入这种生活，而只是一个对城市生活进行细致观察的旁观者。当贝罗安经过尤斯顿大街看到起义的人群时，不仅对这样的国家大事表现出漠不关心，对克利夫兰大街上的那些妓女也是冷眼旁观。

作为人类文明与发展的伟大丰碑，城市本应带给居于其中的人们一幅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然而城市的迷宫化发展却使其背离本身应有的存在价值，举目四望，人们蓦然发现自己曾几何时已将城市建造成一个巨大的“水泥丛林”，他们如同迷宫中被隔离和孤立的老鼠整日忙忙碌碌，却始终受困于那方寸之间。不停地穿梭于人海车流中，透过汽车前窗，眼前上演的一幕一幕也令贝罗安不时回忆起往昔美好的生活，然而迷宫般的城市现实却让此时的他陷入无法逃离的孤独和恐惧，“偌大的伦敦其实和他所居住的这个角落一样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尤恩在这里使用了空间语言进行叙述。西奥一天的漫游经历看上去支离破碎，其实正是都市现代性经验的一种体现。迷宫般的街道也让人联想到当前混乱的世界政局，“伊斯兰主义、气候变化、国家贸易引发的政治纠葛、土地和淡水资源匮乏、饥饿、贫穷等等其他问题和危机”。在西奥看来，处于战争阴影之下的英国国内社会危机四伏，正处于异常可怕的灾难之中，呈现出支离破碎、混乱无序的面貌。《星期六》小说记录的这一天在历史上也并不普通，英国人在伦敦举行了反英美入侵伊拉克的反战示威游行。这一天，一群充满孤独与焦虑感的人群在伦敦城里四处游走。

城市就是这样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麦克尤恩借用贝罗安“城市漫游者”的眼光，以独特的视角、细致的观察，呈现给读者一连串具有迷宫特质的城市景观，就连该医生的家也是由承载着各种功能的无数房间和上上下下的楼梯一起构成的一个迷宫。从象征阶级身份的私人住宅，到迷宫般的街道和陌生的人群，麦克尤恩无疑为读者勾勒出一幅迷宫式的伦敦地图。

《星期六》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是因为其流畅的语言和对人物思想真实可信的描述。

——《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星期六》是一幅精细的画像，描绘了那些同自己内心的弱点斗争着的人们。

——《波士顿先驱报》（The Boston Herald）

《星期六》谱写了当代英国社会一系列不和谐的音符：西方民众与阿拉伯民众之间的猜忌、中上阶层与下层的隔阂、疾病与医学发展滞后的矛盾、文化与科学之间的不和谐、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冲突、生态危机和伦理失范等。尤其是，该小说借助主人公贝罗安的视角展现了“9·11”事件对于英国民众的影响，揭示了民众终日被战争、暴力、恐怖事件等风险和其他不安定因素困扰时不安、焦虑的心理状态。

——刘利民（凯里学院外语学院教授）；郭先进（凯里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星期六》通过一个外科医生一天的平凡生活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缩影，表现出现代社会中渴望建立一种规范的科学话语，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对非理性行为进行征服，在自我与他者的对抗中，渴望建立一个有序意义的世界。利用科学知识话语对他人实现一种征服，是一种话语的暴力。但是《星期六》并不是停留在科学知识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上，而是由话语征服到行为暴力的书写之上。《星期六》试图开出药方来解决失范社会中的痼疾，在面对脆弱的生命时，对新的生命秩序的思考是要学会对他者的爱，对他者的一种承认，人们应该采取非暴力伦理的方式，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

——齐雪艳（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英国作家。于1948年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的奥尔德肖特，毕业于布莱顿的萨赛克斯大学，后在东安吉利大学获硕士学位。

麦克尤恩擅长以细腻、犀利而又疏冷的文笔勾绘现代人内在的种种不安和恐惧，探讨暴力、死亡、爱欲和善恶的问题。代表作品：《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水泥花园》、《只爱陌生人》、《时间中的孩子》、《黑犬》、《梦想家彼得》、《阿姆斯特丹》、《星期六》、《追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