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940年上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编辑《文摘副刊》。

1940年，与萧红到香港。

1940年—1942年在香港主编《时代文学》和《大时代文艺丛书》，曾先后参加《力报》《大刚报》《求是》的编辑工作。建国后，历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副秘书长、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分会副主席。三十年代学习世界语，热心世界语的宣传、推广，1936年曾在《世界》杂志发表文章盛赞世界语，八十年代加入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在报刊上继续写文章宣传世界语。

1942年萧红在香港病逝后，端木蕻良旅居桂林，后又辗转于重庆、上海和香港等地，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新品有长篇小说《大江》《大时代》《上海潮》《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和诸多中短篇小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从香港回到北京。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他多次到农村、工厂和部队深入生活，并创作了《墨尔格勒河》《风从草原来》《花一样的石头》等大量讴歌新生活的散文作品。

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十年浩劫后，端木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勤奋的创作加入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先后写出了《怀念老舍》等一批散文和文化随笔，《江南风景》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而尤以长篇小说《曹雪芹》影响卓著。

1979年《曹雪芹》上卷行世，海内外颇多赞誉。

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又添重笔。

1996年10月5日，这位跨越现当代文坛的辽宁籍著名作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端木蕻良的作品，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4）开始，包括《大地的海》，中、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砂》《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大都以东北故乡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

作家怀著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爱与憎交织的思想基调，贯穿于他的主要作品和人物身上。作品场面宏伟，笔调细致，有些细节描写十分突出；以浓郁的风土人情和方言，渲染出强烈的地方色彩。早期有些短篇小说，表现手法简练而含蓄，富有抒情色彩。后期某些长篇小说，过多地追求场景宏大，开掘不深，显得庞杂，但仍然保持著鲜明的地方色彩。

说法一：随养父姓

中国著名国画师端木梦锡的孙子端木小明说的，内容是说端木梦锡先生曾经和端木蕻良在一次笔会上相遇，因为同姓，所以问及到家世，然后端木蕻良先生说自己本不姓端木，是随养父改的姓，后来用这个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

说法二：避免迫害

《闽南日报》2002年10月9日吴桂玲所写的短文《战争与作家的笔名》，其中说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曹汉文为了掩人耳目，避免遭到迫害，所以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既不被人猜疑，又让人难以模仿的名字。于是，用了‘端木’这个复姓，又把他印象很深的东北红高粱中的‘红粱’移作名字。这样他的名字就成了‘端木红粱’。可是，他当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公开使用‘红’字，很容易招来嫌疑。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将‘端木红粱’中的‘红’字改为‘蕻’了。但是‘端木蕻粱’又不像人名，就又把‘粱’改作了‘良’。这样‘端木蕻良’就成了曹汉文的笔名”。

在亲属中也并无姓端木者。是在1936年经郑振铎推荐给《文学》杂志发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时，想取一个不与别人犯重的笔名——复姓‘端木’、名‘红梁’（他的家乡管高粱叫红梁）。责编王统照嫌‘红’字在当时惹眼犯忌，建议换成一个较生僻的‘蕻’字。后觉‘蕻梁’二字组合起不理想，便又改为‘蕻良’。

萧红与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是1937年10月在武汉相识的。因为都是东北老乡，也都是文人，端木与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据蒋锡金回忆文章所写的情况看，四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经常讨论文学创作、时势发展，扬言要组织宣传队，开办饭馆等。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对端木很有好感，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看法。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语，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

端木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些都使萧红产生好感。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萧红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服气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因此端木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的对她才华的赞美。这就使萧红和萧军已裂痕重重的感情生活面临着新的考验。萧军本人、萧红与端木都敏感地发现了三人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

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并同塞克等人一起逛西安古城，欣赏碑林书法。两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直到萧军又来到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这时的端木还从没有想过要结婚的问题，而萧红也还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但两萧分手后，形势急转直下，两人感情迅速发展。

1938年4月萧红与端木到了武汉，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对于两萧的离异，朋友们大都感到惋惜，并且人们大都谴责端木是第三者，其实这是不公平的。萧红与端木在两萧分手以前的交往没有超过朋友的界限，只是在两萧分手后，两人的关系才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并不是一种少男少女的盲目热恋，带有颇为冷静理智的色彩。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但萧红与端木结合后，受到许多朋友的非议与疏远。她感到友情的封锁，这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与苦闷。萧红与端木最初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互相都会感到失落与幻灭，感情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是在多难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从小只受到别人照顾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仍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从武汉撤退时，萧红让端木先走他就先走了，在香港萧红同意他突围，他就准备突围撤离了，他这种只顾自己的举动使萧红自然感到被冷落被遗弃了。再加上日本侵占香港，庸医误诊，萧红病情恶化等客观因素。萧红终于不幸在1942年1月22日病逝了。

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续娶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表示他心底里对萧红的感情。十年浩劫以后，端木几乎年年都要自己去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自己不能去时就托朋友去，并写悼诗献于墓前。

1987年11月4日，端木与钟耀群一起到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一首，题为《风入松·为萧红扫墓》：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从中不难看出，萧红在端木心底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性格内向孤傲的他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思念，他的哀悼，他的忏悔，这的确挺感人的。可惜萧红再也听不到了，她注定要一个人走路，这就是一个女性的宿命。

1995年3月，苏珊娜·浩女士邮寄来包括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上个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端木先生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先生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1996年10月5日，端木先生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旅居桂林

端木先生旅居桂林期间，创作了大量作品，所以有关端木的研究，都把他在桂林这段时间作为重点。 端木蕻良在桂林，主要活动内容还是从事文学写作，大量的创作成果表明，桂林时期是他一生创作生涯的重要时期。

小说创作是端木蕻良的主要创作内容，在桂林，他写下了大量小说作品。计有《初吻》（短篇小说）、《早春》（短篇小说）、《雕鹗堡》（短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长篇小说，未完）、《琴》（短篇小说）、《红夜》（短篇小说）、《女神》（短篇小说）、《前夜》（短篇小说）、《饥饿》（短篇小说）、《几号门牌》（长篇小说，未完），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江》（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43年4月出版）。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蕻良早期创作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1942年，端木蕻良由香港转到桂林之后，怀着对遥远故乡的的思念情怀，开始续写《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这第二部，由于后来未能写完，也未能印刷成书出版，当时发表于1943年3月至11月桂林出版的《文艺杂志》第2卷第3期至第6期与第3卷第1期上，一共5章，约4万字。在这5章里，主要人物是两个，一个是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小说第一部的末尾已被折磨死去的灵子，一个是第一部尚未出场的丁宁的哥哥丁兰。小说体现了端木蕻良对中国妇女的地位、命运和对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端木蕻良在桂林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要有《早春》《初吻》等。这些作品写了一批在家乡土地上生活的纯良美丽的农村女子。端木蕻良在她们身上，寄托了自己对遥远的眷恋，寄托了自己对灾难家园的关切。《初吻》《早春》两篇，代表了端木蕻良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两个作品，都是写的幼年时代的生活内容。小说写出了一种撩人心魂的情，连同那精美明丽的景物描写、动人的人物心理刻画，洋溢出与一般抗战小说不同的艺术韵味和意境，真正体现出了小说中的一种艺术美，从而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端木蕻良在此时期写的一些神话小说、历史小说，如《蝴蝶梦》《女神》《琴》《步飞烟》等，也都是以女性为描写中心的。这些小说，充满着作者真切鲜明的爱与憎。端木蕻良正是通过对农村青年女性美好形象的塑造，在对她们悲惨身世的记叙中，流露出他对世间美好事物的无限爱恋，对善良者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的。

在桂林，端木蕻良还创作了《晴雯》《林黛玉》《安娜·卡列尼娜》（话剧）、《红拂传》等剧本；写有《哀李满江》《赠瘦石》《秋日访迩冬不遇》等诗作。除以上已发表的作品外，据笔者访问端木蕻良时了解到，端木蕻良在桂林，还写有《薛宝钗》（剧本）、《龙女传》《三月手记》。这些作品，有的已决定发表，发了预告，后因桂林大疏散，刊物被迫停刊而未能发表。

端木蕻良在桂林还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和文学札记。计有《写人物——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历史剧问题座谈》（座谈会记录）、《心浮私记》（札记）、《论艾青》《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论文）、《我的写作经验》等多篇。可以看出，端木蕻良在桂林参与抗战文艺活动是大量的，写作成果是丰富的，作品较抗战前形式更为多样，内容、题材现扩大了。

思想的提升与创作的转变

端木蕻良在桂林，是他创作思想得以提升、创作道路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1942年，端木蕻良来到桂林不久就写出了《我的写作经验》一文，这是他对自己十年来创作的一个总结，文中表达了他极重要的文学思想。他提出了写小说是一种哲学事业的思想。他说：“文学是因为它们都隐藏着哲学思想。”他认为，区别一流二流小说就在于此。在文学观上，他开始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

端木蕻良在总结了抗战前期一些作品只重视内容而忽略形式的教训，努力探索“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以认为，端木蕻良在桂林开始了自己创作中的民族形式的自觉追求，努力探索民族形式，追寻“人民的文学”的创作道路，着力表现乡土气息。端木蕻良在桂林曾说：文学“要顾及乡下人”、文学的未来是“歌颂人民的领袖、人民英雄、各阶层人民生活”的“人民的文学”（1943年在“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追寻“顾及乡下人”、写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创作路子。写他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乡下人。在《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早春》《初吻》等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中，体现出了他的这种创作追求，这种创作转变。

创作题材由现实转入历史

抗战前期，端木蕻良在重庆、香港等地写了反映抗日军队以及游击队生活的长篇小说《大江》、中篇小说《柳条边外》、短篇小说《螺蛳谷》，还有已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风陵渡》。这些作品，除了个别篇章外，大多写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生活和大后方的社会图景，可以看出，它们多是配合抗战宣传的急就章。这是抗战初期救亡工作的需要，也是端木蕻良的热情所使然，作家是在以自己的笔，服务于抗战。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政治局势的沉滞黑暗以及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事业的限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失去了抗战初期那种深入前线深入民众的可能，灰暗阴冷的社会气候使得作家渐渐转入到历史中去寻找创作题材。1942年端木蕻良到桂林后，也写有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几号门牌》，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他同样无法深入前线，也只得潜入历史。他在此时写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虽与抗战有关，但毕竟不是现实抗战生活内容的作品。他的《早春》《初吻》《红夜》等，写的都是记忆中的旧时生活图景而不是现实生活内容，他的《女神》等历史小说和《红楼梦》等剧作，以及他的旧体诗写作，都体现了他创作上的这种变化。

创作心态由激情宣泄到审美表现

端木蕻良是极富艺术才华的作家。可以认为，在他创作初期写《科尔沁旗草原》、《憎恨》时，就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才力。但他早期的作品，毕竟是激情多于艺术，1942年端木蕻良到桂林后，相对安定的后方生活使他有时间有精力沉思几年来的创作路程，他开始注重作品的审美力量，着意追求作品的艺术价值了。他提出了“由美到真”的艺术观点，他说“艺术的美根植于生活的真”。他在此时期写的《心浮私记》里说：“我认为在文学的过程中，从美的角度里也可以达到真的境界。而达到了真的，它必然是美的。”他还说：美若游离了真，那种美就失去了健康和价值。他在此时，似乎恢复了1936年写作《憎恨》那些小说时的艺术视力，在《早春》《初吻》等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令人沉醉痴迷。构思的精巧，情调的旖旎，文字的准确和典雅，使他的作品达到了美不胜收的境地。可以说，此时期端木蕻良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地。

创作思维由关注政治经济到关注思想文化

透过20世纪40年代端木蕻良到桂林后写的一系列作品，可以看到他思维关注上由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变化。一是从《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所发表的五章看，小说将灵子作为主人公，将她对生命、死亡、命运的思考等哲学意义的内容，作为了这小说的主体；二是《初吻》《早春》等短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妇女的地位、命运，对人性等问题的关注；三是此时期端木蕻良开始写作有关《红楼梦》的剧本，并立志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端木蕻良并非逃避现实，他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沉思索中，理解当今中国的现实，探索中国的未来。可以说，他的所有作品，均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切，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忧郁到憎恨到爱恋到创造的情感。他将他的艺术才华，附着在他最熟悉的生活记忆中，重新将自己的目光与关切，又投向科尔沁旗草原，力图在更高层面上，勾画科尔沁旗草原的图景。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端木蕻良写出了具有真正文化内涵的中国的草原、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大地之子，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有了较高的思想文化价值。

艺术风格由阳刚转为阴柔

巴人在那影响极大的评论《直立起来的》里说：“作者的澎湃的热情与草原的苍莽而深厚的潜力，交响出一首‘中国的进行曲’”，《科尔沁旗草原》是“多么浩瀚、嘹亮、雄壮的诗篇。”他还说：这小说“有《铁流》的劲与光……”这样的论断，是深刻而准确的，说端木蕻良创作风格的豪雄、硬朗、大气，已成定论。直到几十年后的80年代初期，学者们说到端木蕻良的创作时，仍称为“来自大野的雄风”，依然是看中和赞颂其阳刚之气充盈。而《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就所能见到的五章看，则已消失了阳刚，转为阴柔，尤其是一个柔弱的女子灵子在此时似乎成了小说的主人公，五章里有三章写灵子，作者写其伤感、写其忧思、写其心理，细细写来，柔情缕缕，一改10年前写《科尔沁旗草原》时的苍劲、豪放、硬朗的笔力。他的《初吻》《早春》等短篇小说，更是如此，柔情与温馨，溢漫全篇，颇为动人。他此时期写的一批短篇小说，基本是这一风格，与其30年代的作品相比较，看得到明显巨大的风格转变。

端木蕻良在桂林的创作，是他一生创作活动中承前启后、奠定成熟的小说大家地位的关键时期。此时期他的创作，表现了他以中国社会的认识更深刻了，艺术表现力更娴熟了。他既继承了早期创作《科尔沁旗草原》那种对生活的深与细的真切感觉，又克服了抗战初期以宣传代替艺术的弊病，将抗战这大时代赋予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融入到对新生活的深透的理解和生动的表现中，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艺术成就。

1944年9月初，端木蕻良在参加完王鲁彦安葬仪式后离开桂林，随着湘桂大撤退的人流，撤到了贵州遵义。在那里，他与熊佛西、秦牧等人办了一张报纸。1945年，他去了重庆。

端木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红楼梦》迷，他一生痴迷红学。写过《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颇具影响的红学研究名作。端木蕻良看《红楼梦》是一年地看，总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百读不厌。端木蕻良爱《红楼梦》最大的原因，就是为了曹雪芹的真情主义。端木蕻良曾作过一首诗，咏曹雪芹：能哭黛玉哭到死，荒唐谁解作者痴！书为半卷身先殉，流尽眼泪不成诗。

端木蕻良喜欢他，因为他真情。曹雪芹是从爱美出发的，而后来便达到了爱真的地步。真的美，必须是真的。为了爱美，也就是爱真，而终玩弄殉了真理。另外端木先生还有一本《曹雪芹》（上卷）也是难得的名作。

《憎恨》（短篇小说集） 1937年6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大地的海》（长篇小说） 1938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

《科尔沁旗草原》（长篇小说） 1939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

《风陵渡》（短篇小说集） 1939年12月，重庆，上海杂志公司

《江南风景》（中篇小说集） 1940年5月，重庆，大时代公司

《新都花絮》（长篇小说） 1940年9月，上海，知识出版社

《大江》（长篇小说） 1944年4月，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罗汉堂》（河北梆子剧本） 1952年2月，北京，宝文堂书店

《梁祝》《除三害》《戚继光斩子》（京剧剧本） 1952年10月，北京，大众出版社

《此鹭洒湖的忧郁》（短篇小说集） 1956年6月，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钢铁的凯歌》（长篇小说，未完成） 1958年，北京，北京出版社

《端木蕻良选集 》1978年6月，香港，文学研究所

《曹雪芹》（上卷） 1980年4月，北京，北京出版社

《火鸟之羽》（散文集）1981年7月，香港，文学研究会

《端木蕻良小说选取 》1982年3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端木蕻良近作 》1983年1月，重庆，花城出版社

《曹雪芹》（中卷，与钟耀群合著） 1985年5月，北京，北京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端木蕻良》 1988年11月，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友情的丝》（散文集） 1993年1月，重庆，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