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早于爱国启蒙运动之前兴起的救国运动——义兵运动，亦给爱国启蒙运动的产生与发展造成影响。义兵运动是韩国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运动，但是韩国知识界却对其不以为然。以《大韩每日申报》为例，曾在爱国启蒙运动初期的1906年5月30日的论说中写道：“今日大韩人民值此奇变，抱此至痛，若其无复雪之志者，不可以人类称谓也。然而不度时、不量力，徒激于一时之血愤，而啸聚千百乌合之徒，为此纷纷妄举，则增国家之祸乱，糜烂其生民而已，是岂稍有知觉者之所为者耶？……呜呼！大韩臣民，罔极之痛，何时可忘？而复仇之举，非仓促可办者，幸观于古来智士、义士之事为，必以坚忍耐久之心力，养成自强之实力也，决不可为此愚痴狂妄之举，以祸于国、害愚民而徒益其耻辱也。”这可以说代表了爱国启蒙运动主导势力的基本观点，他们为了避免像义兵运动那样与日本正面冲突，选择了启蒙运动的途径，所以义兵运动的反面参照也是爱国启蒙运动展开的一个因素，并且这两大潮流基本上各行其是，并未交汇在一起。

社会团体勃兴

爱国启蒙运动的展开首先体现在社会团体的兴起，而社会团体也是爱国启蒙运动的载体。大韩帝国原为专制国家，自独立协会被镇压以后，民众的结社自由被禁止，因此未曾出现过任何公开的社会团体。日俄战争以后，韩国的党禁逐渐开始放宽，为爱国启蒙运动的展开培植了土壤。1904年6月6日，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照会大韩帝国外部，要求将韩国全国荒地的开垦权转让给日本人长森藤吉郎手中。消息传出以后，韩国上下哗然，前中枢院议官宋秀万、沈相震等于1904年7月13日在汉城（今首尔）钟路白木廛组织了“保安会”（又称辅安会），取“辅国安民”之意，展开了反对将土地开垦权转让给日本人的运动。参与的人有三四千之多，他们连日召开声讨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以担当日俄战争期间韩国治安自居的日本对此十分恐慌，在1904年7月16日出动宪兵和警察镇压保安会的集会，抓走了申箕善、宋秀万、沈相震等主要干部。但保安会成员继续抗争，他们把集会地点从钟路转移到典洞汉语学校，日本则继续进行镇压，关闭了保安会总部“保安会议所”与集会地典洞汉语学校，并造成人员伤亡。大韩帝国政府迫于民间压力，于1904年7月23日宣布不会向日本人转让全国荒地，日本方面也在8月1日取消了这一要求。同时韩国政府还不断敦促保安会解散，保安会见目的已达成，便自行解散了。保安会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其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并使自独立协会以后沉寂已久的社会团体与社会运动重新兴起，揭开了爱国启蒙运动的序幕。

保安会后来在1904年8月27日再次创设，同年9月11日李儁、李商在、李东辉等将其改组为协同会，后又演变为共进会、进明会等，与当时的亲日团体一进会相抗衡。尽管韩国政府多次颁布禁止民会的命令，甚至逮捕了李儁等社会团体领导人，但这股潮流已无法阻遏。1905年5月24日，尹孝定、李儁、梁汉默等组建了“宪政研究会”，其纲领是：“帝室威权之揭于钦定宪法（大韩国国制）者，期图尊荣事；内阁职权之载于官制章程者，期图责成事；国民义权之得于法律范围者，期图自由事”。宪政研究会倡导政治体制改革，鼓吹民主宪政，具有鲜明的进步性质。同时在1905年11月《乙巳条约》缔结前后，宪政研究会积极展开反对日本人及其走狗一进会的运动，结果会长尹孝定被傀儡政府逮捕，宪政研究会解散。

1906年4月3日，继宪政研究会而兴的社会团体“大韩自强会”成立了，发起人是张志渊、沈宜性、尹孝定等人，尹致昊被推为会长。当时韩国已沦为日本保护国，韩国统监府只容许不直接妨碍其侵略的文化运动，因此大韩自强会只能在保护国的体制下“合法”地展开爱国启蒙运动。他们定期召开演讲会，发行《大韩自强会月报》，不断扩大影响力。该会以振兴教育和殖产兴业为主旨，以此来达到“自强”的目的，而政治改革与恢复主权的目的则被隐去了。但其“自强”的终极目标仍是如此，即“二千万口之自强，则国家之政治可以改善，世界之羁绊可以出脱”。尹孝定亦撰文指出“专制国民无爱国思想”，强调必须废除专制政体，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凝聚人心。当时不仅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清朝内部的立宪运动对韩国知识界影响也很大，《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一直追踪清朝政界动态，高度评价中国实行宪政。因此爱国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们亦以清朝为榜样，鼓吹立宪政体。而大韩自强会尽管避免像义兵运动那样与日本正面冲突，然而因其爱国属性终究不容于日本，1907年大韩自强会发起了反对日本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游行示威运动，事后便遭遇解散的厄运。

1907年11月10日，被取缔的大韩自强会骨干张志渊、尹孝定又与天道教势力吴世昌、权东镇等联合，组织了“大韩协会”。它是一个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政治团体，其会员不仅遍及朝鲜半岛，而且分布于中国上海、间岛和俄国滨海边疆州等地。1908年7月，大韩协会已有30多个支部，1万多名会员。1909年2月，其支部增加到60多个，会员达数万人。创立初期，大韩协会作为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的团体与亲日的一进会展开斗争，受到民众的信赖。但在日本收紧管控、加强钳制的情况下，大韩协会的政治性质比大韩自强会退步，在该会的纲领中已看不到恢复国权这一政治目标。以后该会的亲日色彩日益浓厚，称日本为“友邦”，认为韩国统监府的统治是“文明的指导”，主张在此前提下实现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逐渐丧失了爱国启蒙的目标。

日本殖民者伊藤博文标榜“施政改善”，宣称“本人来此地，就是要将韩国建设为世界之文明国”，故在起初对这些启蒙团体予以容忍。但自1907年以后，他愈发觉得这些以收复主权为终极目标的社会团体对日本在韩国的统治是一种威胁，于是加以限制，1907年8月更出台《保安法》，剥夺了韩国人民的结社自由。在此情况下，具有鲜明反日独立色彩的爱国启蒙团体只能转入地下，1907年4月，“新民会”成立，这是韩国近代第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其成员主要为新闻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军人以及商人。新民会的发起人是安昌浩，梁起铎任总监督，李东宁任总书记，全德基主管财务，安昌浩任执行员，其他委员任各道的总监。经过积极开展活动，该会的会员人数快速增加，到1910年已达800多人，这说明当时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启蒙运动家均加入该会，使该会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全国性爱国启蒙运动团体。新民会仍延续了振兴教育与产业的基本路线，同时其终极目标不仅是收复国权，更破天荒地主张建立共和国。新民会在展开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注重体育和军事训练，以便为将来的复国奠定坚实基础，还开设了太极书馆、朝鲜光文会等书店和出版社，以传播发扬韩国传统文化，同时为了振兴民族产业，他们由会员出资设立了平壤瓷器制造株式会社、协成同事、商务同事、朝鲜实业会社、安岳纺织工厂等近代企业。到了后期，新民会会员李会荣等还计划在境外间岛等地设立武官学校，创建独立军基地，等到时机成熟就发起独立战争，独立军攻入国内，而国内则以新民会为核心发动起义。这反映出新民会的主张比起之前保护国体制下公开的爱国启蒙团体已有很大的进步。1911年，日本殖民当局炮制“寺内正毅总督暗杀事件”（105人事件），搜捕了大量爱国启蒙运动家，新民会组织暴露并随之解体。

除了上述政治团体以外，爱国启蒙运动期间还涌现出大量“学会”，如西友学会、汉北兴学会、湖南学会、关东学会、畿湖兴学会、西北学会等。他们发行会刊，组织启蒙讲演，设立私立学校，开展教育运动，培养爱国志士。此外，一些学会也重视产业振兴运动。西北学会设立“农林讲习所”，开展农业技术教育，并为了促进产业发展设立实业部筹集资金。这些学会弘扬新学问，与维护儒教旧学的吕圭亨为首的大东学会展开多次论战。通过这些学会的努力，韩国民族教育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民族文化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舆论启蒙运动

爱国启蒙运动以前，韩国已涌现了《独立新闻》、《每日新闻》、《帝国新闻》、《皇城新闻》等现代报刊。到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又出现了《大韩每日申报》、《万岁报》、《大韩民报》、《京乡新闻》等报纸，加上各社会团体的会报、学报，使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舆论界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这些报刊一般都用国汉文混用体，也有用纯韩文的，贴近大众，因此在民间普及度很高，更是知识界进行启蒙的阵地。报刊上的言论除了一般的报道以外，主要是介绍近代文明、抨击亲日政府乃至统监府，通过“论说”的形式大力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所以这一时期的韩国报刊对启迪民智、唤起爱国心居功至伟，以至于统监伊藤博文不得不发出了“伊藤之百言还不如新闻之一笔更能打动韩人”的哀叹。

由于报刊舆论的巨大力量，日本殖民者开始进行镇压。早在1905年《乙巳条约》缔结之际，张志渊在《皇城新闻》上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一文，揭露日本侵略韩国的真相，抒发韩国人对沦为保护国的悲痛心情，因而遭到日本人的逮捕，《皇城新闻》也被迫停刊80余日。韩国统监府于1907年7月嗾使李完用内阁颁布《新闻法》，1908年又进行修订，大力限制韩国的新闻自由。在保护国体制下，韩国诸报刊受制于日本人的淫威，都回避与日本直接交锋，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局限性，惟有《大韩每日申报》异军突起，不避锋芒，经常直接抨击日本的统治与政策。比如《大韩每日申报》指责伊藤的政策是“迷乱韩人之精神，结缚手足之手段”，又曾发文咒骂一进会头目宋秉畯、东亚开进教育会代表赵重应和大东学会会长申箕善为日本的“三大忠奴”。除此之外，《大韩每日申报》还经常报道禁闻，比如高宗皇帝宣布《乙巳条约》无效的声明就发表于1907年1月16日的《大韩每日申报》上，而且《大韩每日申报》虽然不支持义兵的手段，但却肯定义兵的爱国精神，所以在每号上设专栏转载义兵运动的正面消息，且不按日本及傀儡政府要求的“匪徒”、而以“义兵”称之，从舆论上对其进行声援。时人赞其“书日人情状，痛斥无隐，令人甚快”。《大韩每日申报》之所以敢在保护国体制下鲜明举起排日旗帜，是因为其投资者是一名叫裴说（E.T.Bethell）的英国人，享有审查豁免权，日本人一时对此也无可奈何。日本自然不肯放任《大韩每日申报》对其保护政治构成威胁，于是敦促同盟国英国政府于1908年逮捕裴说，将其移送上海领事馆囚禁。不久后裴说回到韩国，但在1909年去世。《大韩每日申报》经历日本迫害后势头衰落下去，到朝鲜日治时期则沦为总督府的官媒《每日申报》。

当时的爱国启蒙报纸除了最负盛名的《皇城新闻》和《大韩每日申报》以外，还有创立于1898年的《帝国新闻》，主要针对不识汉文的下层群众和妇女，颇受欢迎。《万岁报》是由天道教人士吴世昌等人于1906年创刊的，该报的目标也是启发民智，主张开展新教育和殖产兴业，尤其关注妇女教育，还连载了李人稙的新小说《血之泪》，但因竞争力不足而在1907年倒闭。1909年吴世昌又创办《大韩民报》，继续进行启蒙事业，对抗一进会。《京乡新闻》是创立于1906年的天主教报纸。此外还有美国韩侨的《新韩民报》、俄国海参崴韩侨的《海潮新闻》等。

教育救国运动

朝鲜自甲午更张以后就确立了普及近代教育的方针，到爱国启蒙运动期间，韩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飞跃性的全面发展，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启蒙运动家呼吁：“二千万民众人人就学，发达开明之知识，贯彻爱国之精神，我韩国权之回复，即性在此，国家之富强文明，岂有别样方策乎？”他们在“内修外攘”、“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下展开教育救国运动，通过对民众的启蒙来灌输民族主义、培养民族实力。当时韩国统监府的一份报告中反映这种情况说：

“国家将亡，基因于固习旧学，苟欲恢复国权为独立国、揭扬太极旗于世界，则须研究新学，取其精、收其华，此一大急务也。此种观念深刻于韩民之脑里，今此思想有支配各道人心之观感。又地方官鼓吹此趣旨，以促学校设立，于是靡然成风，虽山间僻邑，尚未有一校不设之地，反倒是不无滥设之观……特别是中流以下子弟，大有立志新学之迹象，着眼于恢复国权亦是学校设立之动机，皆为值得注意之一大重要件也。”

由此可见，教育救国已成为当时韩国深入人心的一大潮流，并且新学已占据上风，而其目标则是恢复国权。那时候，韩国的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以私设学校为时髦，其结果，到1909年各级私立学校达4000多所。其中，有名的私立学校有汉城的普成学校、徽文义塾，平壤的大成学校、崇实学校，安州的安兴学校，定州的五山学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妇女教育的兴起，这些私立学校中有女子学校84所，说明当时对妇女教育的关注大为增加。这些学校对韩国妇女从传统社会的依附地位解放出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韩国的学校主要是向学生灌输近代文明与爱国思想，采用启蒙运动家玄采、朴殷植、张志渊、申采浩等编撰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教科书，还阅读《越南亡国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彼得大帝》、《华盛顿传》、《美国独立史》、《瑞士建国志》等建国史、独立史或亡国史，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爱国精神。很多学校还热衷兵式体操，强健学生体魄。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了许多活泼向上的校园歌曲即所谓“唱歌”，如《爱国歌》、《独立歌》、《少年男子歌》、《运动歌》、《劝学歌》、《同心歌》、《学生前进歌》等，从这些歌曲可以看出当时韩国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的精神风貌。其中《劝学歌》流传很广，旋律借用的是日本的《铁道唱歌》，歌词是：

学徒、学徒，青年学徒啊

听吧、看吧，挂钟响滴答

一声、两声，不停地飞逝

人生、百年，一晃如走马

在爱国启蒙运动的教育事业中，西北地区（平安道）可谓是一枝独秀，时人记述：“我韩全国凡十三道，京城以外，惟平安一路最先开明，新立之学校相望，新学之教育菀兴，彬彬然文化之发达颇可观”“是时学校、社会（社团）满国中，学校则关西（平安道）尤盛，龙川一郡至二十余区”。西北地区的新式教育之所以如此朝气蓬勃，是因为该区比起三南地区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较小，容易接受新学问，且由于临近中国，贸易发达，资产阶级发育较快，加上平安道在当时已广泛接受基督新教，平壤成为朝鲜半岛基督教中心。据1910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全韩国共有2235所学校，其中私立学校就有2082所。在这些私立学校中，平安南道有417所，平安北道有367所，高居十三道前两位，占总数的37.7%，而宗教学校（主要是基督教学校）则共有370所，占了西北地区私立学校数量的47.2%。韩国最大的学会——西北学会亦设立于平安道，该会力开风气之先，为国民启蒙事业倾注心力。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安重根开办的三兴学校和敦义学校亦设立于平安南道南浦。

爱国启蒙运动的教育事业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恢复国权目标早就为韩国统监府所掌握，所以不断加紧对爱国教育事业的限制。1908年8月26日，日本通过李完用傀儡政府公布“私立学校令”，规定不能确保3000元基本金的私立学校一律关闭。由于大部分私立学校财政困难，到1909年5月虽有1824所学校提出申请，但只有337所获得许可。教育事业由此受到挫折，私立学校数量下降，对此，韩国民众采取了设立不需获得许可的教会学校和书堂（私塾）的形式予以对应。统监府还专门设立所谓的“教科书编辑及鉴定委员会”，对私立学校的教科书进行严格的审查，强行删去带有政治观点和激发人民情绪的词句，又以妨碍治安为由禁止一郡以上的联合运动会。傀儡政府还于1909年5月5日发布《出版法》，严禁历史、地理、国语等与民族教育有关书籍的出版发行，这些禁书有：玄采的《幼年必读》、《幼年必读释义》、《中等教科东国史》，李相翊翻译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金大熙的《二十世纪朝鲜论》，安国善的《禽兽会议录》；尹致昊的《笑话》等。此外还对一些“唱歌”加以禁止。日韩合并以后，日本又颁布“朝鲜教育令”，全面接管与整饬朝鲜半岛教育事业，教育救国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

国学研究与新文化运动

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家在韩国民族主义的指引下，开始挖掘与发扬韩国传统文化，树立本民族的主体性。朝鲜半岛过去长期受中国的熏陶，以“小中华”自诩，不重视弘扬本民族文化。启蒙运动家经历了民族主义思想的洗礼，欲整肃中国影响，重塑韩国历史文化。国文运动是当时的一大盛事，在甲午更张与光武改革时期，汉文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被打破，谚文的地位已逐渐提升至“国文”的地位，国汉文混用体成为主流。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出于实现言文一致和建立民族自尊与内聚力的目的，知识界大力推崇谚文，他们直接把汉文与事大主义相联系而加以排斥，并指斥韩国人轻视国文、学习汉文是“自家先祖顿置忘域，他人谱牒胸藏千卷，可耻可笑，孰甚于此”“遗失父祖光明宝藏，求作邻家门外乞儿”，明确将汉文视为外来物，并且是韩国人丧失“祖国精神”的罪魁祸首，全力提倡谚文。在此思想引导下，涌现出周时经、池锡永等韩文研究专家及《国语文法》、《国语文典音学》、俞吉濬《大韩文典》等韩文辞典或语法著作。周时经、李能和等人还在1909年完成了《国文研究议定案》，对字母进行增删，规范韩文发音，使韩文最终定型。经过启蒙运动家们的努力，这一时期国汉文混用体仍为主体，而纯韩文的使用已超越纯汉文，纯汉文的地位彻底没落。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人坚持纯汉文，这些支持者不仅限于崇拜中国或弘扬儒学，也有一些人是迎合日本的东洋连带论，将东洋的中心由中国置换为日本，认为汉文是东洋的共同文字，具有亲日色彩的大东学会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因而国文运动也在间接上具有排日的性质。

国史研究也是国学研究的一大重点。过去在中华秩序下的朝鲜半岛历史著作皆以中国为宗，而爱国启蒙运动的主导者们则企图以民族主义来重新书写韩国历史。朴殷植提出“国魂”史观，申采浩则强调“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他们极力推崇高句丽好太王、乙支文德、姜邯赞、崔莹、李舜臣等扩张领土或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为他们作传，鼓吹韩民族的光荣历史，以增强民族自尊与自信。他们的史观直接影响了后世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和在野史学的产生。

爱国启蒙运动中的新文学运动从由启蒙运动家们进行的小说改革运动开始，出现了新的形态——新小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李人稙的《血之泪》、《牡丹屏》、《鬼之声》、《雉岳山》、《银世界》，李海朝的《自由钟》、《鬓上雪》、《红桃花》、《春外春》、《驱魔剑》，崔瓒植的《雁之声》、《金刚门》、《绫罗岛》、《秋月色》，安国善的《禽兽会议录》、《共进会》等。新小说也是启蒙群众教育的阵地，大部分是用纯韩文写成的，以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为题，宣传“内修外学”“独立自主”“拥护民权”“文明开化”等思想。

宗教运动

宗教运动也是爱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其中基督新教对知识界从事的政治运动和教育运动具有重大影响。自19世纪80年代起，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们就创立了培材学堂（亚扁薛罗创建）、梨花学堂（施奇兰敦夫人创建）等新式学校，此后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教会学校，如平壤的崇仁学校和正义学校、群山的永明学校、顺天的圣恩学校、开城的松都学校、木浦的永兴学校、光州的崇一学校、江界的英实学校等。到1910年2月，基督教设立的学校达到796所，其中新教设立的学校达666所。基督教对爱国启蒙运动的贡献不仅在于设立学校，还透过翻译圣经和发行基督教报纸对国文运动作出贡献，并编撰教科书以促进新文明的普及与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美国人领导的新教势力比起法国人所领导的天主教势力之所以更能吸引韩国人，是因为其鼓吹排日的独立思想，这一点为韩国统监府所察知。韩国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也是日本人的大忌之一。

基督教对当时启蒙知识分子影响很深，当时的启蒙运动家安昌浩、李升薰、全德基、李儁、南宫檍、李商在等无不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或信仰基督教，他们与基督教的关联有通过教会保护来免受日本人迫害的缘故，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本人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面对外有欧美新文化的涌入、内有传统价值观崩溃的形势，一向保守的儒教界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儒教改革的代表人物是朴殷植，他提出了“儒教求新论”，主张用王阳明的心学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来改造被朱子学垄断的韩国儒学。

佛教界也在爱国启蒙运动期间进行改革，代表人物是韩龙云。韩龙云在研习佛经的同时，也接触了梁启超的思想和欧美文明，1909年他开始执笔《佛教维新论》，主张佛教应成为基于彻底的平等主义的宗教，佛教必须与现实维持积极的关系。

除此之外，天道教（由东学演变而来）、大倧教等宗教也在爱国启蒙运动期间积极活动。整个韩国宗教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国债报偿运动

主词条：国债报偿运动

国债报偿运动是1907年到1908年间掀起的一次全民性的排日爱国运动。伊藤博文到任后以“施政改善”为名义强迫韩国借款1000万元（加上利息为1300万元），为了偿还这笔巨额国债，避免做日本经济上的奴隶，启蒙运动家号召动员民众捐献资金，一时全韩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阶层人民踊跃参与，男子戒烟，女子献环，全民减膳，只为还清国债，维护国家独立地位。最后一共募集了230万元（一说18万元），1908年遭日本打击而失败。

国债报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反映出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已植入韩国人民心中，可以说是爱国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爱国启蒙运动是韩国近代史上继独立协会运动之后又一次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启蒙运动家们在面临主权被夺的现实下，痛定思痛，于是在韩国社会各领域展开启蒙运动，以养成实力、开启民智，以实现恢复国权的终极目标。他们在政治上继承了独立协会的民权思想，并在梁启超等的影响下进一步鼓吹立宪政体，甚至新民会还主张实行共和制，在反对封建主义、否定君主专制和培育国民意识的方面已有飞跃性的进步；在经济上积极振兴民族资本主义，创设了许多近代企业与商工会议所、经济研究团体和实业奖励团体，以求养成民族实力；在文化上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并通过灌输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来改造韩国文化，肃清事大主义余毒，树立韩民族的主体性。虽然独立协会运动时期已经展开国民启蒙事业，但真正全面广泛进行的是20世纪初的爱国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家们希望透过各种启蒙活动，促进国民的团结与觉醒，以此来改变韩国被日本奴役的现实，达到恢复主权的目的，因此是自下而上的改良运动，国债报偿运动就是其初步成果。通过启蒙运动家的努力，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韩国人心中生根发芽，为发展近代民族教育、培养独立运动的人才、振兴民族资本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爱国启蒙运动后期的新民会又在境外建立独立军基地，因此爱国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后来三一运动与独立军武装斗争的源流。

但是，爱国启蒙运动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者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薄弱，尤其是作为领导者的知识分子虽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并未与这一运动积极结合，导致其很不成熟，未能形成一整套战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以此为武器来领导一场足以挽救民族与国家的革命运动。而主要原因则是处于保护国体制下的“合法”运动，成为爱国启蒙运动的最大缺陷，这导致了爱国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只热衷于社会文化运动，而尽量回避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并都对直接反抗日本侵略的义兵运动持否定评价，其程度有所不同，如大韩自强会及其后续大韩协会视义兵运动为洪水猛兽，认为其会导致亡国；而《大韩每日申报》虽然也批评义兵运动的不自量力，但肯定其爱国精神，并逐渐有支持的倾向。爱国启蒙运动或多或少具有排日的性质，但只能说是温和的排日运动，其领导势力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模糊。日韩合并以后，爱国启蒙运动的知识界发生分化，一部分爱国心坚定、矢志不渝的继续进行独立运动，甚至诉诸武力（如朴殷植、安昌浩等）；另一部分抵抗意志薄弱、对现实绝望的则向日本妥协，堕落为亲日派（如张志渊、尹致昊等），在20世纪20年代重新打出“实力养成”、“物产奖励”的口号进行文化运动，但已变成为日本“文化政治”点缀的亲日活动了。之所以爱国启蒙运动会有这样的对日态度，正是由于韩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造成的，而这种在保护国体制下的非战斗性、非革命性的运动也不可能阻止日本对韩国的吞并步伐。除此之外，日本的压力也不容忽视，日本的韩国统监府最开始并未有太大阻挠，但自1907年逐渐收紧管控，1908年以后，爱国启蒙运动便逐渐消沉下去了，因而日本的限制与镇压是制约爱国启蒙运动的外部因素。还有财政问题也是一个限制原因，导致了许多一时热情而创建的学校、报刊和民族企业因经费不足而倒闭。

后世最早提出“爱国启蒙运动”这一说法的是1949年孙晋泰的《国史大要》，他在书中提出爱国启蒙运动包括新教育运动和民族宗教运动，并指出“这种爱国启蒙运动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和宗教打下基础，是一项历史大业，从那时起，教育才开始向民众开放”。此后学者们进一步扩大其范围，将爱国启蒙运动定性为：1905年日本逼迫韩国签订《乙巳条约》之后，以开化自强派为中心、以完全恢复国权为目标而在1904年至1910年间展开的开发民力和培养民族独立力量的运动总称，主要包括：教育救国运动、舆论启蒙运动、实业救国运动、国债报偿运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国学运动、民族宗教运动以及创建国外独立军基地运动等。由于爱国启蒙运动对韩国民族主义形成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因此在后世普遍受到肯定为主的评价，与义兵运动并列为旧韩末救亡运动的两大潮流。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否定的意见。犹太裔韩国左翼历史学家、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朴露子在200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爱国启蒙运动”是否为“爱国”运动？》的文章，对爱国启蒙运动的对日妥协性进行尖锐批判。他指出大韩自强会聘任日本“友人”大垣丈夫作为顾问，而大垣丈夫则主张韩国没有必要保留军队，文明的列强会以正义对待韩国，因此韩国没有必要担心遭受侵略，当务之急是致力于教育和殖产兴业，在适当的时机恢复独立。这种观点实际上与当时爱国启蒙运动的知识界产生共鸣，大韩自强会的领导者之一李沂高度评价大垣丈夫的观点“唤醒世人，振奋人心”。大垣丈夫是一个日本国粹主义者，正如1936年出版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记录他所说的那样，他来韩的目的是“指导和启发韩国人，以利于帝国的政策，以报答国家的大恩”。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够成为大韩自强会的顾问，与张志渊、吴世昌等爱国启蒙运动领导人成为至交的呢？其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持有矛盾的对日观。面对日帝剥夺国家主权的现实感到焦急和愤怒，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爱国的；但他们所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将东渡日本留学和对日贸易视为财富积累的手段，因此对他们而言，日本不是一种威胁，而是值得学习的楷模。大垣丈夫提出的“日韩同盟论”以及安于保护国现实的“实力养成论”正好与他们的阶级利益相吻合。所以朴露子认为，从即将沦为亡国奴的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说，这个运动实在不配冠以“爱国”，而单称之为启蒙运动或自强运动更为恰当。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史学界则将其舆论活动、学会和私立学校的设立活动称为“爱国文化运动”，政治制度改革运动、民族产业运动和民族财政金融制度确立运动称为“爱国的启蒙运动”，合称为“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代表朝鲜观点的《朝鲜全史》称其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人民的反日斗争的鼓舞后为恢复国权而掀起的运动”，“作为以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为主的一大潮流，对人民政治文化的启蒙是其活动的基本内容”。又谓其启蒙活动“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我国的日帝侵略者与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政策，不仅没能想到对劳动人民大众的子女实施近代教育，而且其所有教育的内容没有脱离封建的框架，完全陷入了沉滞状态”，对爱国启蒙运动给予较低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