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提地区政治基础的建立是秦王朝在公元前316年大败蜀王开明氏，攻取巴蜀，设巴、蜀、汉三郡之后。公元前250年，李冰任蜀守，期间，开始由僰道县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常頞修筑五尺道，自僰道经朱提至建宁（今曲靖），长达二千余里，《史记·西南夷列传》有“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当时的昭通已纳入秦中央王朝的统辖范围，“蜀郡千万”铁锄，“蜀郡成都”铁锄的出土及“蜀郡”为秦置四十郡之一可证明秦统治势力范围已覆盖其时的昭通。

汉代秦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开蜀故徼”，派唐蒙修筑南夷道，并置犍为郡，继续将朱提等地纳入管辖范围，朱提（昭阳、鲁甸、大关、永善）属犍为郡南部，与堂狼（巧家、会泽、东川）、南广（镇雄、彝良、盐津、威信）、存邬（宣威）同属犍为郡管辖；公元107年，东汉将朱提、堂狼、南广、存邬连同汉阳（今威宁、毕节、赫章、水城）合并为朱提、汉阳二县；公元215年，蜀汉政权将犍为属国置为朱提郡，下辖南广、汉阳、南昌、堂狼四县，属降都督府管理。两晋时，朱提郡改属宁州，一度称为“南朱提”、“北朱提”。秦王朝对朱提进行开发后，即派官吏进行管理，著名的比如唐蒙、文齐，并实施移民开垦等措施。由于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的重视与开发，设郡置吏，为朱提文化的崛起、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

《华阳国志》载（朱提）“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朱提儒学勃兴，乃受巴蜀影响，西汉景帝末年，蜀守文翁派人至京师“授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开地方郡国设儒学先例，儒学南渐，朱提学子学风浓郁，有的位列三公，后朱提太守多为犍为人士担任，并形成孟、朱、鲁、雷、兴、仇、递、高、李等南中大姓，士人习汉书，行汉文，文学造诣颇高，用典古朴，行文流畅，简练自然。孟孝琚碑则碑文练达，文辞古茂，从书法艺术上，亦“结体方整，笔意圆颈，浑朴在篆隶间”，而碑主孟孝琚更是“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堪为当世名儒。在造型艺术方面，突出表现在石刻、画像砖、壁画上，1945年出土“孟之印”子母印，1973年出土“孟琴之印”三连子母印，鸟篆结体，构思巧妙，制作精湛。东汉石棺及摇钱树造型别致，图案飘逸欲飞。东汉画像砖图案内容丰富，尤以表现当时朱提大姓驱牛驭马，乘辇坐车出游的潇洒场面，构图自然，比例恰当，有较多写实风格，牵牛放牧图其一画一披毡椎髻人牵牛放牧，其另一画披毡椎髻扬鞭催马，将平凡生活上升于艺术，既朴素又粗犷，陶制立体抚琴俑及一块女伎翩翩起舞的汉画像砖，则体现了朱提人在音乐、舞蹈方面的才华。而美术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从晋霍承嗣壁画窥见，技法古朴粗略，充分展示了“夷汉部曲”，主体人物大，侍从人物小，有东晋画风，而构图对称，内容突出现实和神话的结合，想象力丰富，也再现了朱提人民在汉晋时期夷汉交融，和谐生活的文化生活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