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门人以吴中医家为大多数，其中以沈朗仲、马元仪、蒋示吉尤卓越。至于马元仪门人又有叶天士、尤在泾，一则创立温热论治有功，一则阐发仲景经旨得力，更使吴中医学得以进一步的发展盛行。

治学方式

李氏治学，博采众长而不偏执一家。他十分重视阴阳水火的相互关系。认为阴阳水火是万物之本，而于人身之中即是气血。水火宜交不宜分，水火的升降出入，运动不止，推动了万物的生长和发展。在水火阴阳的关系中，阴虽根于阳，阳虽根于阴，然阴阳二者，阳于生命活动尤为重要。既然阳于人体如此重要，因此，气血阴阳俱虚者，补气补阳当在其先，提出“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的论调。李氏重阳气的思想，与张介宾之说颇为—致。不过，张氏重阳气主张温补肾命，而李氏强调补气补阳药的运用而已。正因为李氏重视先后二天，因此其临床多从脾肾入手，重视先后二天的调理。其治疗内伤杂病，诸如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附子理中汤、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等均为习用之剂。

李中梓在脏腑辨证方面特别重视脾和肾，他在《医宗必读》中专以“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命题展开讨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李中梓认为，治病求本，即要掌握生命之本。而生命之本，不外乎先天之本与后天之本两个方面。先天之本在肾，“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肾精充盛，则脏腑之精充足。而元气又是诸气之本。无论脏腑之气，经脉之气，均以元气为根。故尔，要保全生命，必须保护先天肾中精气。与此同时，后天脾胃也是十分重要的。他说：“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气入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其基本思想，与李东垣脾胃为元气之本的认识相一致。既人在生长过程中，需时刻依赖水谷之气的不断资养，五脏六腑由于水谷之气的不断资养才得以发挥其功能作用。而水谷之气的化生有赖于脾胃，故脾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至关重要。

既然脾肾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至关重要，故李氏在诊断、治疗诸方面，十分重视先后二天亏损的调治。认为脉法需强调胃、神、根。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人体生命之根本。故诊脉需重视脉中胃气与肾气之盛衰，确是诊法中最关键之处。至于治疗，李中梓则接受李东垣、赵献可、薛已诸家之说，从脾肾先后二天入手。故其在《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中说：“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六味、八味二方，本为赵献可善用补肾命水火之剂，而枳术丸、补中益气汤又是李东垣补脾胃之神剂。薛氏宗二家之说，先后天并重，李氏对此十分赞尝，故说“每见立斋治症，多用前方，不知者妄议其偏，惟明于求本之说，而后可以窥立斋之微耳。”因此，其治病宗薛氏之法，取方于六味、八味、枳术、补中益气诸方之间，效果显著。

李中梓治病脾肾并重，可谓在虚损病证的治疗中，求得其本，集前人诸家理论与经验之大成者。其学一传沈朗仲，二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均为明清时期较有影响的大医家，与李氏之学的影响不无关系。

李中梓在医疗上注重脾肾治理。江苏金坛有一名医王宇泰，年已八十，患脾泄，根据一般医理，泄病宜补，岂知愈补病势愈重。他便求教于中梓，中梓问明病源后对他说：“你体肥多痰，愈补愈滞，病当然不会好了，应反其常规，用迅利药物涤之。”王听后称赞说：“当世之医，唯你我两人，你开方子，我服药，有何疑哉！”中梓于是用巴豆霜给老医生服用，果然泄下许多痰涎，病也好了。

他注重实践，决不墨守成规，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对各种疑难杂症很有研究，时人称之为神医。有个叫鲁藩的人，得了一种怪病，在盛暑的大热天，虽将门窗紧闭，床上悬挂帐帷，身上又盖上三条貂皮被，还不断地喊冷。李中梓观察病情后，诊断为“伏热病”。古人用“冷水灌顶法”治疗，中梓略为变通一下，改服石膏三斛汤。他开了三帖药，第一帖吃了，病人去掉貂皮被；第二帖吃了，病人去掉帐帷；第三帖吃了，病人叫打开门窗，只见他大汗淋漓，热气腾腾，毛病全好了。还有个姓鞠的人，也得了一种怪病，发病时，伴有高热，在胡言乱语中，竟能说出室外所发生的事情，屡试屡验，经李中梓观察后，诊断为“离魂”病。施药后，高热消退，呓语中止，恢复了清醒状态，以后病症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