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知名人士马崇六和马崇周，对于李升的经历很同情，而且很赏识这样一个难得的农业人才，就介绍他们的侄女马少华与李升结婚。

李升先后担任过云南省建设厅思普区农场场长、昆明师范学院事务主任、稼依开文垦殖局农林课长、储运处文书股长、昆明县民政科长。曾在文山、稼依等地办过农场、茶场，在西双版纳进行棉花改良。他对茶叶、烟叶、梧桐、水稻、棉花、蚕桑、木棉的种植栽培进行过深入研究，是当时云南省屈指可数的农业科技人员之一。

1946年8月云南省教育厅派李升担任省立开远农业职业学校校长。当时农校有7个班，学生320人，教职员18人，校址在县城文庙街文庙内（现开远一中校址）。李升准备以平生所学，贡献于农艺教育事业，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华民族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农校的校园是典型的庙宇形式，校内有石牌坊一座，棂星门后是泮塘，大成殿前有石砌月台，望栏石柱上有小石狮，学校大门为铸铁制成，大门两侧有石基铁栏杆围墙，校内绿树成荫，是个优美的读书环境。

《开远市志》第435页记载：“课程除一般文化课外，还开设农艺、畜牧、种作、气象、土壤、肥料、育棉、蚕体生理病理、农业（蚕业）经济、制丝、害虫、园艺等专业课。学校辟有实验农场32亩，木棉实验场数十亩。学校‘注重实习，其时间不得少于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民国29年学校试种美国烤烟成功，促使全县逐年推广种植美烟。民国34年办木棉推广人员训练班一期40人，在县内推广木棉种植技术”。

农校的学制，初级部不分科，招收小学毕业生，学习年限三年，培养初级农业人才。高级部分农技、蚕桑等科，学习年限三年，培养高级（中级）技术人才。1946年秋招收一个高师班（即中师），高师班由初中毕业生中选录，其他类型师范班由小学毕业生中录取。

农校的办学经费由云南省教育厅拨给，除少部分初中学生自费外，农技和师范班学生全部属公费生，也由省教育厅拨款供给，学生毕业统一分工。《开远一中校志》记载：“1948年计发公费生168名，每月合公粮三十八石六斗四升（按公费生每月二斗三升计发）”。到1949年，农校共招办初级职业13个班、中级农业专科7个班、中级师范1个班，以及普通初中2个班。

开远农校是一个对滇南农业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中等学府。如果李升一直是处在和平安定环境中，没有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那么他将会在农校这样的科学教育行业，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娴熟的技艺，静静地实现培养农艺人才的理想，为云南省的农业科技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把这个知识分子推到了进退两难的风口浪尖上。

为了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开远也展开了组织宣传活动，早在1944年农校的校长毛仁学及教导主任杨启新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农校学生中传阅《新华日报》及地下党油印材料，他们后来离开了农校。

在国民党统治下，作为国民党政府所办的农校的校长，不可能公开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否则性命难保。

李升担任校长后，对于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清除共产党之类的命令，既不能反对，又不愿去执行，于是他采取了消极抵制的办法，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好或坏的表现，而工作中对校内进步师生起到了包涵掩护的作用，从不向县政府报告他们的动态。与此情况相同相似的，还有稼依镇镇长吴俊之、太平乡乡长李渭清等人。

学校对教师实行聘任制，每学期聘任一次，教师直接对校长负责，校长根据教师的表现决定其辞聘。1949年李升聘任了高家祺、资文斗到农校任教，当时资文斗是共产党开远特别支部书记，高家祺是特支组织委员。特别支部的干部们以农校教师身份为依托，积极发展共产党和“民青”组织，在城乡建立据点，做好途经开远的同志的接送工作。李升对国内的政治局势看得很清楚，并适时向共产党干部表露心迹，解放前开远地下党的《工作报告》中记载：“在我干部面前表示进步”。

原先由省教育厅直接拨给的办学经费，省里无法收齐款项，拨不出经费来，后就改为教育厅只拨给农校百分三十，其余百分之七十的钱，则是把开远县政府本应交省政府的公款转拨给开远农校，而开远县政府难以交够公款，又叫农校去大庄等一部分乡镇催收，农校直接去乡镇催收经费确是一件很难办的事。1949年是个大动荡的时期，国民党政府财政一塌糊涂，物价飞涨，影响到农校的办学经费奇缺，教师工资和公费生的助学金没有着落，李升每隔一段时间就须到昆明找省教育厅催要拨款，并向开远县政府交涉，还要派教职工到乡镇收钱。开远县政府贪污腐败成风，几任县长交接经济都扯不清楚，省教育厅也迟迟不能拨出款来。在艰难办学中，为了要到钱，李升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农校维持下来，学校的日常工作他基本上无暇顾及。

1949年9月，李升母亲的生日快要到了，他要赶去昆明，一方面操办母亲生日，另一方面还要找省教育厅催款。开学三周后，李升离校之时写了个字条放在办公桌上：“因事上昆，校中由尚跃武负责”，就与学校会计徐行素一起上昆明去了，直到10月28日学校发工资时才回来。在李升离校的这段时间，学校出了一件使李升无法摆脱干系的事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宣告成立，当时大半个中国都解放了，人民解放军正在南下追歼国民党残余势力，旧政权看到末日来临已不可逆转，而在倒台之前还要找几个随葬品。开远县政府下达命令，要求各乡镇各学校都成立“肃奸委员会”，单位负责人作为当然的肃奸委员会主席。那时中国的通讯事业很落后，李升家没有电话机，农校训育主任尚跃武接到县政府公文后，无法与校长联系，紧急公文又等不及校长回来办，于是10月24日尚跃武就擅自把校内几个人员列入肃奸委员会名单，李升办公用的图章历来是交给办公人员管理的，尚跃武盖上图章，于10月26日交了上去，应付县政府。

李升回农校后，才知道这件事情，但已经无法挽回。在那个名单上，校长李升被列为主席，委员有教师尚瑛，职员尚跃武，高级部学生黄学荣，初级部学生普永玺（解放后昆明市官渡区中共区委书记普永寿的弟弟）。李升对于那个肃奸委员会置之不顾，自己默默地保护校内的教师和学生，解放后公检法审查确定开远的肃奸委员会属于“开远地区一般反动组织，无活动”。开远县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校长身份的李升不会不施加压力，可李升始终没有任何听命于他们的行动。

农校群众组织中，有15人的读书会，40人的歌吟队，李升不干涉，不制止，不向县政府报告，使农校内的革命进步活动有了个宽松的环境。共产党和民主青年联盟在校内组建了核心小组，发展党员3人，“民青”12人。学校中有十余人参加“边纵”十支队开远护九团武装斗争的革命工作。农校中没有一个革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迫害，这与校长李升的暗中支持和掩护分不开。

临近解放，国民党政权作垂死挣扎，对于公开进行的革命宣传活动总是采取残酷的迫害措施，旧档案中的许多公文，反映出当时军队警察急速调遣进行镇压的例子。而在李升当校长的农校里，《开远一中校志》记载：“公开组织读书会，壁报组，歌咏队，演出队，运动队，以读书、办壁报、传唱革命歌曲、文艺演出、营火晚会、球赛等形式，联络组织，扩大影响，向群众揭露旧世界的丑恶腐朽，宣扬民主解放思想。在解放前夕，组织‘护校队’，保护校产，迎接解放”。如果李升站在维护旧制度的立场上向县政府透露消息，那么农校将免不了一场劫难。李升爱他的农校，爱他的教职工和学生，在校长职位上处理尖锐的政治问题，象走钢丝一样。

1949年11月16日农校举行十四周年校庆时，李升与师生一起唱歌演剧，演出话剧《欢迎星光闪出来》、《农夫怨》、《满三娘劳军》等进步歌舞节目，反映出李升主持下的农校政治色彩。中共特支书记资文斗老师也是晚会的主持人之一，校庆实际上是鼓励师生上山打游击，为迎接解放作准备。校庆之后就没有再上课了，12月7日农校师生一百多人参加边纵护九团，上山打游击迎解放去了。

《中共开远市党史资料》第一辑刊登了资文斗和高家棋的回忆录。开远县委副书记资文斗《回忆解放前地下党在开远的斗争情况》写道：“当时，地方上层人士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大都是知识分子，政治上比较敏感。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人，积极靠拢党，十分珍惜与共产党的某些联系。党组织对他们逐个进行了分析，然后通过各种关系，分别对象，采取不同的分式，因势利导，开展工作。木棉试验场场长孙方、大成公司电石厂厂长袁绩恂、华纱站站长杨龙兴、县商会会长常信之、刘富珍、县中校长万鹤龄、农校校长李升、宁远小学杨蔚棋（兼县民政科科长）、知名人士付植等，他们中有的曾与党作过某些合作，有的对党的事业曾给予积极支持，后来在党的启发引导下，一般都积极靠拢党，有的还加入了组织”。

开远县城区区委书记高家棋《黎明前开远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写道：“还争取了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中、小学校长杨尉淇、万鹤龄、李升等人拥护和加入党的反蒋统一战线。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支持革命活动，掩护了党的组织建设。如袁积询、李升、赵泽民等人分别对电石厂工人要求责备、增加工资的怠工斗争，农校学生要求按时发放助学金及严惩贪污舞弊人员的斗争，裕国农场职工揭发顽固分子陶贵福的斗争等都大力支持，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这些单位的党建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

1950年1月18日开远解放，4月由驻军军事代表办事处派员进校指导监督，9月开远县初级中学并入农校，学校改称“云南省开远农业技术学校”，隶属蒙自专署文教科。校长由李升担任（1952年农科班教师学生并入云南省昆明农业职业学校，这里改名为“云南省开远中学”）。

1951年3月8日，开远县大张旗鼓地掀起了镇反运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急风暴雨，席卷到每一个人。李升等农校教职工8人因受到嫌疑而同时被开远县公安局抓捕，其中张优信和戴兆淦都是刚参加工作几个月的年轻教师，而且张优信是民青成员，杨源柏是在农校里抄抄写写的办公人员。

肃奸委员会的问题很快就查清楚了，尚跃武也承认是自己主持成立的。对于拥护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于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李升是能够说清楚的，可命运偏偏会作弄人，杨源柏在关押中为了尽早得到解脱，就编造了一个“在农校以李升为首组织青色党，台湾给予经费”的假案。当时的办案人员受旧式审查方式的影响大，以为抓到了大鱼，就违反党的政策纪律，搞逼供信，“宁左勿右”，特别下功夫。张优信老师直到几十年后伸出手臂，仍然能看出肘骨明显歪翘变形，这是当年被逼供信打成的痼疾。

李升在关押中，思想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多少年来在学校里一直得到老师和学生们的尊敬，如今沦为阶下囚，遭人唾骂，还受到逼供信，以及回农校开大会批斗等等侮辱，人格尊严都没有了。所谓青色党问题，不承认吧，办案人员不答应，违心地承认吧，又不符合事实。李升宁死不说假话，于1951年7月11日用平时劳动中切烤烟的刀子剖腹自杀。公安局通知李升的妻子马少华到卫生院看望，李升向妻子交代了一些后事，念着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呼塞苍冥……”含冤负屈而又刚强地离开了人间。

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同志途经开远，检查当地工作情况，滇南工委向宋任穷同志汇报了这起青色党案件，并说要对青色党成员判处死刑。宋任穷同志不愧见多识广，听出其中有问题，就指示说：“这样处理不对，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教育挽救，处理要慎重。这个案件缺乏证据，要认真落实”。后来还惊动西南局，重庆公安局也派人参加工作组直接查核，通过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内线关系调查落实，而且花费了国家很大一笔钱，终于搞清楚“青色党”纯属子虚乌有，连国民党反动当局都不知道有青色党这么回事，杨源柏在案件复查中也承认这是他编造的假情况。建国以后滇南最大的一个冤案，就是这样形成的。

1953年6月，上级责成开远县县长郝鸿钧到农校主持召开平反大会，滇南工委保卫科长赵柏之宣布平反，说：“开远农校的案子已经查清，是个假案，李升已死就不说了。此案虽然办错了，好在人头没有落地，恢复张优信戴兆淦的名誉，给予公开平反。杨源柏错误地理解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编造青色党假案，坑害了好人，判处三年徒刑”。

平反大会当场释放了张优信戴兆淦等同志，办案人员还说：“原先抓你们是正确的，现在放你们也是正确的。你们在审查期间虽然皮肉受苦，但没有乱说乱讲，没有给组织带来新的麻烦，这是很好的，回学校去好好工作”。

假案平反后，开远县法院院长郭璞因为办理这起影响恶劣的假案而被撤职，县公安局长赵怀玉因为此案和贪污问题也被撤职，而案卷内李升之死却被写为“畏罪自杀”。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复查冤假错案工作，李升的冤案也得到了澄清。1979年11月25日开远县公安局作出《关于对李升同志问题的复查处理决定》开公复字（79）第15号，主要内容如下：

李升同志解放后任开远第一中学校长时，因受到嫌疑，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捕关押。在审查过程中，由于受他人的诬陷，编造“李升为首组织‘青色党’反革命组织”，并牵连了多人。此案后经复查，纯属假案。已于一九五三年六月公开平反，对涉及到有关人员分别作了善后处理，李升因在狱中自杀身死而结论为畏罪自杀。经复查认定，关于李升同志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因受嫌疑及组织反革命集团“青色党”问题，纯属假案，已公开平反。李升同志自杀是陷害假案造成的，故决定撤消原定“畏罪自杀”的结论，予以纠正，政治上恢复名誉。

《中共开远市党史资料》第二辑“大事记”中记载：“通过‘镇反’运动，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反’中也曾出现错捕、错判的现象，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复查平反和改正”。

被假案牵连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指引下，积极投入振兴中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昆明市第五中学退休的张优信老师，每当见到电视上出现宋任穷同志的形象时，就不禁感叹地说道：“这是大恩人啊！”

李升同志是个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倾心于农业科技教育事业，由于冤假错案的发生，导致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这对云南省的农业科技教育事业是个重大损失。半个世纪以来，开远沧桑巨变，历史对人们的功过是非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如果李升泉下有知，也将感到慰藉。

（开远市政协委员廖贻武文章《校长李升与滇南第一冤案》，刊登在昆明市官渡区政协《官渡文史》第14辑第88--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