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同志早年投身革命，忧国忧民，关心世界大势，离休后仍笔耕不辍。他长期从事国际新闻报导和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知识广博。参加过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有较深学术造诣和较丰富的对外交流活动经验，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李慎之同志病重期间，高全立前往医院探望。（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同志因病于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李慎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5月9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陈奎元院长、王洛林副院长等院领导、老同志和有关单位送了花圈。副院长李慎明、高全立，秘书长朱锦昌前往八宝山向李慎之同志遗体告别。李慎之同志逝世后，李慎明、高全立、朱锦昌到家中吊唁慰问。

“慎公”，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李慎之先生的共称。这位博学通识、铁骨冰心的学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却并无专著问世，也没有研究员、教授之类的职称。他自1990年后方重新从事著述，平均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产量不能算高，然而几乎每一篇出来，都能不胫而走，成为思想界的新话题，引起议论纷纭。

李慎之娴于国际问题，是德高望重的国际问题专家，先后任多位中央领导人的外交秘书或助理，他的一生，用一位论者的话说，可谓经历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跌宕起伏。同时，对身处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进行了前瞻性的思维。

1923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

1941年至1945年，先后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上海财经大学）和成都燕京大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毕业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和杂志社编辑。

1946年至1949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版任资料员，后到延安新华通讯社任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1954年至1957 年上半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在新华社期间，写过大量国际新闻评论，参与许多外交和政治文件的起草。

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等不公正待遇。

“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于1973年回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

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恢复党籍。

1978年底至1980年初，参加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

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1985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

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1990年免去社科院副院长和党组成员职务。

1995年离职休养。

晚年，主要研究自由主义，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政治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誉为中国世纪之交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

李慎之生于1923年，即“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他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申报》《新闻报》驻无锡记者。慎之生于小康之家，幼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拜新文化运动之赐，得以亲炙西学。在念中学时，便接触到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慎之回忆，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这时他已读完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但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宣传马列的书籍后，觉得以五阶段来划分历史、用两阶级来区分人群，是中国古书所无。时代风潮所至，使他逐渐对马列主义、对西学发生兴趣。

1941年，李慎之18岁，考入燕京大学读经济学。只念了3个月，就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上肺病而失学。

美国的参战，使抗日战争出现胜利的曙光；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开始出现裂痕。为了争取群众，两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是民主？还是独裁？这将直接决定人心的向背。此时党的新闻宣传机构，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等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和新闻封锁，赢得了包括众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心。

失学的慎之先是跑到自贡蜀光中学教“公民课”，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马列，半年后，遭特务追捕而跑至成都，找到了共产党，后调入重庆《新华日报》报社工作，成为上述那些文章作者的同事。这些文章，慎之都曾一字一句学习过，也宣传过。他回忆，他在学生时代领导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他们的口号与纲领。

1949年，在天安门广场陪同苏联外宾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李慎之，心潮澎湃。

这时的他，已经是中共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了。他在新华社编辑专供领导人看的《参考资料》，他的才华使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陪周恩来出席过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出后，1956年10月发生了“波匈事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毛泽东想到，他所得到的有关消息都是从《参考资料》里来的，就派秘书林克向新华社国际部的正副主任王飞、李慎之了解看法。两人大谈苏东问题，主张“革命之后应当搞一点改良主义”，李慎之更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等主张。

1957年，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回忆这段历史，李慎之指出，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的大逆转”。他分析道，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则导致了1959年初的反右倾斗争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远远落在了30年前被中国打败的日本的后面，甚至落后于所谓亚洲“四小龙”。

毛泽东逝世后，务实的邓小平与全党一起，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深入反“左”，逐渐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推行四个现代化。鉴于历史教训，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专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邓小平指出：过去所发生的种种错误，固然与党的领导的思想、作风的错误有关，但更严重、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要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着手进行改革，从制度上确保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才是当务之急。

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定起用当年周总理用过的随行人员，李慎之被找了出来，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

从美国回来后，组织上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党籍。

作为笔杆子，李慎之主持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国际部分的起草。有论者指出，这个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明确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时这一报告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拉开与美国距离、放弃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等距离、全方位外交的宣言。

1981年5月，李慎之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为第一任所长。199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子上被免职。

对国际事务的熟悉和洞见，使李慎之成为中国最早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人之一。他多次撰文批评李光耀的东亚价值观，认为李的儒家价值观落实到现代政治上就是有强烈的宗法制——家长制色彩的尊尊亲亲的专制主义。李慎之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

1998年，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认同的自由是指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会中的自由，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李慎之认为：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态度，这样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不息，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一度受到影响，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慎之认为邓小平此举扳回了一局。但此时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盛行犬儒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慎之认为，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必须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

工作的性质，使慎之比一般中国人对苏东国家的情形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捷克作家哈维尔的看法。自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哈维尔却提出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慎之这样介绍哈氏的观点：

他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

历史学家刘志琴先生评论道，能不能讲真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难题，否则何以有那么多秉笔直书的史官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因为讲了真话的人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讲真话的下了地狱，讲假话的就青云直上。此种假话还形成理论，像林彪所说的，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此种教训之深刻，足以使中华民族刻骨铭心。慎之晚年大呼以民主的生活方式来代替非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吗？

在SARS肆虐中华的当口，2003年4月20日，渎职的高官被撤换，有关疫情的信息被公开，这些果敢的决策赢得民众普遍的拥戴，也表明只有讲真话，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总而言之，贯穿慎之一生的，是对其理想的追求，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可作如是观；壮岁提倡政治改革罹祸，可作如是观；暮年提倡讲真话，以及对朋友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轻时还会入这个党”，也可作如是观。

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读李慎之的材料，仿佛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这些作为被批判者、被整肃者而写的材料中，保存了他对自己原始思想状态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设身处地，发现他所做的这些陈述，以他一贯维护个人尊严的自觉看来，不像是仅仅为了迎合权力者的指供诱供，以求“过关”而已。他一方面确也是出于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一切如实地提供组织审查，情愿接受这“审查”的后果；另一方面则不排除更深远的用心，就是“立此存照”，留待历史的公论。正如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瞿秋白牺牲前写的《多余的话》，他们心目中的真正读者并不是收卷的人；也正如布哈林的遗嘱标明是《写给未来一代的党的领导人》；李慎之应该是希望他的真实思想有朝一日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因此他的自述是从容的，并不是气急败坏地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以求尽快获得“宽大处理”。

1957年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检讨

1957年反右派时，李慎之是新华通讯社总社国际部负责人之一。对他的揭发和批判开始得较晚。从他9月10日、11日两天在国际部大会上的检讨报告看，他检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除对整风、反右等运动的看法外，其他具体问题，只要看看各节的小标题就可以略知大概：

1.两党制如何起制约作用；

2.党管哪些？应该领导哪些？不该领导哪些？如何领导？

3.党群关系，以党代政、党政不分问题；

4.歧路兴悲；

5.中国（共产）党有无犯错误的危险；

6.（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苏联制度的关系。

再看他一篇《向党、向人民请罪》的未定稿（刊于新华总社机关内部《前进报》，1957年11月4日第4版），其中涉及划他右派所据的“右派言行”，如：

运动初期在国际部壁报上，提出“只有大胆地放，才能解决问题”；

推荐《人民日报》上卜无忌（后来知是邓拓）的署名杂文《废弃“庸人政治”》（按：邓文是从成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引申立论的），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 《新闻业务》上发表《试揭一个矛盾》，怀疑新闻服从政治的原则，实际上攻击新闻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

曾经觉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现也不彻底”的证明；

认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此外，历次运动中不积极，怕过头，怕伤人；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稳健，云云。

经过5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对上述这些条条，应该不难知道“是怎么回事”，从而判断其是非。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按照中国特色运作的。尽管世界法治国家的通例是一罪不二罚，但在我们这里则是“新账老账一起算”，所谓有“前科”，当然要翻老账，何况还有出身、教育背景之类的“原罪”！于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8年之后的1965年，还要写《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早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就已经开始对原已打倒的对象进行新一轮的打击了。李慎之自不例外。他是个多思又健谈的人，难免授人以柄，或用革命阵营中的话说，是让人抓住小辫子。

其实，李慎之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认罪，已经达到他这个人所能承认的“罪行”的极致。总不能让他像侯宝林那样，“文革”中在干校认罪说“我企图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吧？

李慎之这样儒雅地表达了他对当年所犯错误的认识：“我在1956—1957年间，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恶性发展，已达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面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我从设想一个‘没有斯大林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匈牙利事件的社会主义’出发，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至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

就是说，他承认他是就国家政治的根本制度进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仅就干部作风、干群关系的一般负面表现，做一些枝枝节节的批评。他的认罪也不是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都有具体的内容。他说：“我诬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希望党‘自远于以党代政’，‘以不领导代替领导’，‘以少领导代替多领导’，要求‘以社会力量从外部来制约党’。我要求实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要归‘全民所有’，希望开发‘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和‘干部自由市场’，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官制度、出气洞等等，还要求以专家路线来补充群众路线，我把这称之为‘两条线通天’。”

李慎之的这些思想固然是在国际部小范围的同志间讲过，“启发”他们想“大问题”，有的并写成短文、墙报，但最全面的一次则是在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前来征求意见时表述的。其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对包括李慎之在内的几位中共党员干部所说的“大民主”作了批驳。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批判斗争对象“欲加之罪”或欲加重其罪时，总是指责他们是“有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反党，然而大半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而在李慎之这里，他的政治思想带有纲领性，他所发挥的那些条条，互相贯通，“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宣言”。

在1965年11月12日《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中，他坦白地承认这一点，并且以第三人称批判了他自己的这些纲领性政见。

他说，第一，这些条条决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探讨如何“改良”的意见，而是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当时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纲领。它的基础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恶、永远都有善有恶为立论的前提。它要求肯定而且固定个人的权利义务，而否定人的思想改造的可能性。第二，这些条条的作者决不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如果他有理想的话，他的理想也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他提出这些意见的动机决不是要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而是要使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国家千秋万世。他充其量有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而决没有不断革命的理想。

李慎之这样概括他的罪行说：“提出这样一系列主张的人，曾经自称对这些主张苦苦‘思索’的人，决不是在鸣放期间偶然失足的，也决不是认为自己的意见还不肯定、只是在‘探讨’‘研究’的人，因为他久已完全肯定‘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应当否定，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恒的理想’。他的‘尚待探讨’‘研究’的只是实行这种民主的具体方法、步骤与时间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在李慎之笔下，凡是在交代他的“右派思想言行”，也就是回溯或阐发他曾有的主张时，都是用的自己的语言，而在对之进行检讨批判时，用的则是流行的政治语言，例如把民主、自由，都加上“资产阶级”这一类定语，或用了当时揭批“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时的习惯用语。

李慎之承认的罪行，就是他认为至少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也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使公民在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来履行义务。

“我所要求的是要党承认我——根本是一个好人”

李慎之服从了共产党给予的处分，但从党组织要求他检查“服罪”问题来看，他之不服罪一定是形诸言表的。他在运动中只是“从阶级分析上去领会批判的正确性”，就是说从“阶级分析”看，他所戴的帽子都是戴得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说，“我所要求的是要党承认我——根本是一个好人。”这并不意味着李慎之持道德史观，只是说他要求一切要循常情常理。可冷酷的现实，是他被视为“敌我矛盾”之属，自视为“好人”更进而要求党视之为“好人”，这就叫作“闹翻案”。

而到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打不下去了，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李慎之说他在1962年一度“幻想平反”，是由于他“诬蔑党在反右斗争以及以后犯了左的错误”，“感到‘反右扩大化’与‘反右有副作用’，需要‘纠偏’，‘甄别平反’”，同时也是因为对“改造生活”的长期性和艰苦性没有精神准备，要求恢复精神尊严的情绪与日俱增。

看来，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只有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体系，才能顺理成章地入“己”以罪。然而，李慎之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头脑、让别人牵着自己的思想走的人。所以，在“服罪”与“不服罪”之间，他只能打着思想的秋千，荡来荡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矛盾，他的痛苦，他的悖论和他的尴尬。人们要挖他的思想根子，他除了照运动中的老例检讨“个人主义”以外，还从思想上反省了两点：

一是“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对阶级斗争的厌倦，甚至使他在1958年一度“衷心地拥护三面红旗，拥护实现共产主义，在我的灵魂深处也是因为我渴望阶级斗争快快过去。我以为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是可以不要经过阶级斗争而完成的，而到那时候我的问题也就自动解决了”。

二是所谓“形而上学”。他说，“我当年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还把它当作好东西，是因为我脑袋里有许多被我认为是万古不变的‘真善美’的标准，这些标准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受到了破坏，因此就使我感到许多东西都不对头，不惜挺身而出，做一个保卫这些东西的‘勇士’。一直到反右以后，虽然我的政治思想受到了毁灭性的批判，但是我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之类的思想，我对文化艺术的标准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已充分告诉了我，所有一切我过去认为‘真善美’的东西无一不与3000年的私有制有联系，一概都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我自己也从社会生活的改变中体会到，这些东西在新社会已无存在的根据。”李慎之在不无悲伤地面对这一切时，他已经感应到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山雨欲来。

在新的更具毁灭性的灾难之前，一个右派分子的“服罪”与“不服罪”，似乎已经无关紧要；李慎之在这份《关于服罪问题的检查》上自注：“未通过。”他也未必还在乎它的通过还是不通过了吧。

这一份我在这里着重用来举例的老材料，连同卷宗中的其他材料，是具有文献性的史料，应该加以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的荒原上，曾经游荡过怎样的思想者的背影？！

《被革命吞吃掉的儿子》

《李慎之文集》自印本

《怀念李慎之》自印本

《亚非会议日记》，世界知识社，1955年，与张彦合著

《亚非会议日记 日内瓦会议通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

《崩离与整合：当代智者对话》，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与王元化、杜维明合著

《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与何家栋合著

《廿一世纪的忧思》，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

从顾准，到李慎之先生，都是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娜拉”。林贤治先生在《纪念李慎之先生》中说：“李先生也是娜拉。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间，出走成了主题。”然而今天，“他倒下了，倒在门槛旁边。”“出走”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独特的精神命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从顾准到李慎之对自己青年的理想、事业的义无返顾大步高吭的思想出走，一方面昭示了一种艰难的灵魂挣扎的过程，一方面向历史、向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展示了一种理想的破灭及其血的教训。在李慎之先生作为二十世纪末知识界最重要的人物的全部意义中，我认为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他以他的个人的惨痛经历与艰难的思想挣扎，向时代与历史，中国与世界，我们与他们，昭示了一个具有道德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近百年的历程中的希望与失望，幻想与破灭以及挫败之后的最终选择。

李慎之、李锐、王元化等老先生，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一代人，他们有过激情澎湃的年轻时代，他们曾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民族的振兴的理想而参加过学生运动，直至最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任何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都会奋起反抗专制政治。通过《历史的先声》等书，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当时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执着追求，我们仍能感受那个时代激动人心的时代脉搏。因此，李慎之先生老年还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而革命胜利以后，却是数十年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的历史。他们开始于因追求民主、自由而参加革命，革命胜利以后却又因追求民主、自由而罹难。直至晚年，经过了血的教训，他们选择了对他们自身的历史以及与他们的一生密切相关的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反思，民主、自由再次成为他们的思想母题。在革命胜利以后的这五十年中，李慎之、李锐、王元化等老知识分子，都有过受到重用的经历，也都有过饱受打击、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李慎之先生不但曾作为外交助理陪周恩来等领导人出访，还担任过中科院副院长。李锐先生则曾经做过毛泽东的秘书，王元化先生也曾任要职。他们见证了中国数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正是他们这种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可能经历的复杂、曲折的历程，使他们的反省与最终选择具有极大的警世意义。

李慎之的名字，是和顾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文革”前后近三十年的历史中，我们幸而有顾准。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高度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时代的极大限制，但是，一个苦难的时代，特别是处在苦难不断重演，悲剧总是循环的历史之中，每一点反思的结果都是极其珍贵的。顾准并没有提供什么精深的思想体系，但是，他的每一个观点的提出，背后都饱含了作者自己乃至整个民族惨痛的血与泪的教训。当一个民族完全笼罩在暴政的恐惧之中噤若寒蝉，甚至已经彻底失去反思的能力的时候，顾准却以地狱中的思考者的姿态，以鲜血做墨水写下他的文字。在这点上，李慎之先生的意义和顾准完全相同。

李慎之先生出走了，他走到了门槛旁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终怀疑他的理想，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出走的过程，就是良心的艰难挣扎的过程。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李慎之先生为中国知识界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大的命题：重新启蒙、自由主义、民主、全球化等等。在《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与复兴》中，李先生说：“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100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是“出走”之后的基本价值选择。李先生提出的一系列命题，都是富有历史眼光的，历史终将证明，这些话题正是当前知识界急切必须了解、梳理的命题，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甚至关系中华民族走向何方的重大命题。段跃先生的《永远的尊严》写到，李先生对当前青年人比较关心个人利益，是否会发展成为个人主义，进而要求民主这个问题的忧思，李先生说：“如果仅仅是为个人利益，也是有可能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不顾道义的原则，屈从于权势的，结果也许会朝着更加专制的方向发展。”这确实是极其深刻的真知灼见，而且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个结论。在这个方生方死的大时代里，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过程，李先生所担忧的这种倾向有可能真正发生。

李公走了，他不但自己已经迈出了门槛，而且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重新点燃了启蒙的火炬。这火种，就是李公为后来者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命题，这些命题正是我们继续思考、言说的最基本的根据，也是我们思考、言说的出发点。可以说，在世纪之交，我们幸而有李慎之，中国幸而有李慎之，中国未来的思想方向有了一个大体的共识和一个坚强的根基——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一个、甚至一群经历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李公已经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伟大使命，而他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则需要仍然活着的我们，继续做出回答。

当代中国思想界有所谓“南王北李”之说，王是上海的王元化，李是北京的李慎之。此外，一些青年学者亦推崇庞朴和汤一介，其学问和人格都备受尊崇，或许可说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四大天王”吧。

李慎之原来是周恩来英文秘书，但在反右及文革期间受了不少苦，平反后因其特有风骨，很受敬重，其一句“不在刺刀下当官”的话，也常被知识分子传述。其气度沉稳勇锐，头脑极清晰，有猛虎之势。庞朴则在改革开放后，立刻表达其学问深度，且提拔了不少青年学者做各方面研究。他气度温文内蕴，不多发言，一发言则必有洞识，如云中潜龙之出没。

我们对话的核心在人类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处境将如何？李慎之以全球化时代始于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上帝眼中只是永恒中的一瞬，但却对人类造成巨大影响。至一九九二年冷战结束，则是另一时代开始，是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

庞朴以五百年前是西方文化操纵世界之始，但真正全球化当在二十一世纪，不以西方为主轴，是全球参与的多元化时代。此中的中国与世界之关系，可用庄子一句话明之：“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即中国若没有全球，就不能有自己，全球若没有中国，也无得着。中国当以不排斥各族各文化的前提，来提供自己的价值给人类，海外华人当以“文化中国”来参与到世界里去。

李慎之提醒中国切勿以自己为中心，那将成世界的祸害，故须视自己为多元中的一元。在中国失去的是“灵魂”，必须重寻上天放入心中的良知判断准则，而建立人类和好之道。

诘难主流文明与普世精神者尝言，那些东西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根基，是在中国找不到锚地的舶来之物，中国的出路在于或另辟他途，或回归本土。然而，慎之先生用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慎之先生本人即是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慎之先生以他的一生为一个案，证明了他在《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中所伸张的，主流文明与普世价值虽非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但是来到中国就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融和。慎之先生的言行在当代中国的思考者中间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可见先生之道不孤。——刘军宁

中国知识界在八十年代有了一道“说真话”的题目。巴金提倡说真话，于是有《真话集》，其实那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真话，这种真话用的是记叙文的方式，说的大抵是关于个人的事情，一点回忆，一点感悟。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就已经闹得不得了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巴金的真话之真有很高的程度，只是说明我们的程度更低，此前只是“文盲”，几十年盲人瞎马的过来罢了。萧乾也说是要说真话，但提出要修改巴金的“要说真话”的说法，加上“尽量”两个字，明显地后退了一步。在关于哈维尔以及别的文章中，李先生恰好也提及说真话。他赞誉王国维、陈寅恪是“惟真是求”，不趋时媚俗。真话是分层级的。如果说王、陈二位的真话不出学术的范围，那么李先生的真话则是超学术的；“真”的程度很高，这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容易做到的。——林贤治

现代中国，“理想”在许多场合成为克人纵己只赚不赔的游戏，如明儒黄宗羲所言“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慎之先生正是这种伪“理想”之敌。而古今有贤者焉，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能强使人而不强。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真理想之友。——秦晖

在共产主义成为杀头之罪的时候，李慎之选择了共产主义；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主义。他是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他的选择毫无功利动机。——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