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昌注重医理的探讨，其中，《伤寒衣钵》一书，汇集历代关于《伤寒论》的数十种注释，将著名瘟病学典籍与自身心得融为一体，对外感热病之诊治加以提纲挈领的论述，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78年整理出版的《李继昌医案》，汇集其一生的医学经验。

李继昌行医，临诊一丝不苟，审证确切方才言治，其特点在于注重人体正气。立法处方注意调整邪正矛盾，遵循“负正达邪，祛邪安正，扶正而不滋邪，祛邪而不伤正”的20字诀。具体而言，就是假如患者有邪，一般不先投补剂或纯施补益；而于恢复期，则尤重扶正固本，调理善后。遵循此理，李继昌于医道不仅仅注意人体本身之正邪消长，更关注天人关系协调之理。

李继昌曾说：“昆明风多湿盛。风为百病之长，常夹其它邪气致病；湿性粘腻，不易去之，故湿邪为病，或凡病夹湿，多绵缠难愈；且湿易困脾，每影响气血之生化，有碍正气之复元，故祛邪时光为注重祛风除湿两个方面。”李继昌之见，用现今理论解释，倒也颇有辨证之理，某一病况，不能只见该病，而应充分认识导致、影响此病的方方面面。这番见解，也值得现今医疗工作者了解研究。

中医博大精深，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强身健体，解除病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医在发展过程中，也有消极的一面，如被众多医家奉为至理名言的“名承家技，始终顺旧”、“传男不传女”等。这些落后保守的呆板教条，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医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李继昌虽出身中医世家，但却没有把祖上传下来的“至理名言”牢记在心，而是遍寻中医各派学说，潜心钻研，以期遍采诸家之长而融为一体。

当时，西学东渐，西方医学已传入中国。一般中医，大都对西医嗤之以鼻，对之极不愿理解不想学习。李继昌却一反成见，于1907年入法国医院附属专科学校学习西医。在西医学校学习，历时共5年，每天上午，李继昌入校勤学，下午行医，终以优异成绩毕业，汲取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思想之所长，补己不足，而成为云南中西医结合先驱者之一。

李继昌医术精湛，对各种疑难杂症，都有一番研究。其中最为人称道之处，是其治疗妇科和儿科的医术。李继昌行医一生，救治了无数得妇科病的妇女。其施治之法，调理气血，调理肺腑功能；肺腑之中，又重在肝脾两脏；肝脾之中，又以调肝为主。至于儿科，李继昌根据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生机蓬勃，故其病多为六淫外感、饮食内伤，且起病急、变化快等特点，故诊察尤为仔细，下药时十分慎重。

李继昌先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他用自己救死扶伤、举义行善的切实行为体现了一代名医爱国爱民、思想进步的风范。早在云南“重九起义”时，他就带领家人和徒弟，热情为革命军救护伤员。他谨遵先祖“赤贫送诊，无力听便”的遗训，自立一铭：“人无贫富，求无不诊”，对于贫穷患者，不仅义诊，还言明资助药费；遇有疫病流行，他率徒巡回医疗，救活病人无数；而当耄耋之年卧病在床，有求诊者来，每每叩之立应，精心施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凡坐诊接待病人，首先总是起立恭迎，然后下座耐心望闻问切探明病根，开方以后再立身恭送，即使对待凄寒如乞丐者也如此这般，态度决不高踞病人之上；而会诊病情危笃的病人，该下猛药祛邪，决不含糊手软，即使权贵如地方高级长官，也不添加心理负担弄得畏首畏尾，心中惟有人格平等的病人。诚朴谦逊是良医的本色，名医更是如此，在对待病人的细枝末节上果然与凡医不同，与庸医更是大相径庭。李继昌先生仁心仁术，慷慨解囊扶危济困是他一贯的作为。解放前每年年关，他都要用一年的盈余购买“米飞子”（米商售米凭证），去周济贫困穷苦的百姓，到疫区治病，总要捐赠救济饥寒群众；面临国家危难之秋，他曾于1940年捐款支援抗日前线，1950年捐款给志愿军保家卫国。他积极投身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担任云南省政协第一届至四届的委员，参政议政。

李继昌先生之子、昆明医学院教授李幼昌是直接受惠于他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并承继其医道医术医德医风的著名中医专家。他说：“先父一生之志，不唯个人行医，亦愿天下有志者皆能行医，而医道亦能由此而发扬光大。解放前先父即已授徒二十多人，并与同仁创办中医讲习班，主办《神州医学报》；解放后，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云南省及昆明市分会名誉理事长、昆明市盘龙区医院院长，各医疗单位选送及个人慕名求学者不可胜数，先父均来者不拒，悉心教导。如今云南省及昆明市之医疗骨干，多有言得力于先父者。先父虽生为医者，但一生中尤为念念不忘者，百姓也，国家也。”

这里，多的不表，仅叙一桩行绩，足令今人景仰：1956年，李继昌把这中世代珍藏的医学典籍595卷全部捐赠给国家，其中最珍贵者为《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古版本一部214卷和《滇南本草》手抄本。

云南中医学院教授许子健曾为李继昌先生撰写寿联：寿高孙思邈医林艺苑第一人；学贯李东恒妙手仁心著三迤。

李继昌先生出身中医世家，乃明末著名中医学家李中梓亲堂弟兄李之梓后裔。此支系因明末避乱迁徙云南落籍。高祖李裕达著有《通微脉诀》、《诊家正眼》等医书问世。曾祖李清安擅长妇、幼、针灸各科，遍历滇南为贫苦百姓治病，群众称之“李二神仙”。祖父李延龄承父业，精素脉，兼营“延龄堂”。父亲李明昌精研经、史、内、难、灵、素、仲景各家，用药“平淡神奇”，系当时名中医。李继昌从小跟其父学医，1891年十三岁时到正义路衡源号中药店当学徒，五度寒暑遍识药性；十六岁拜李福林老医师学习民间中草药；二十一岁开始行医，随其父在昆明城和城郊给人看病。由于他聪敏好学，秉承家学渊源，深得父亲言传身教，又发奋攻读家藏的中医典籍，医术精进，早年就崭露头角。1905年设诊于华山南路四吉堆独立行医。他为汲取西方现代医学之优长充实自己之不足，又于1907年入法国医院附属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上午勤学，下午行医，五年如一日，终于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近现代中西医结合诊疗的先行者。

李继昌先生常说：学习中医，要善于博采各家学说之长，切不可拘泥于一家之偏、一派之见。当有人问及“所学何家、所宗何派”时，他以“学于各家，宗于各家，学古而不泥于古”答之。非但如此，就是对民间流传之单方验方、草药偏方，他也广为收集，酌情临床治验，未因其未入书典医牍而轻易非之。

李继昌先生临床诊病八十多年，善于运用中国医学辩证论治法则，辩证求因，审因论治，立法严谨，遣方灵活。立法处方他尤其注意调整患者病体的邪正矛盾，用“扶正祛邪，祛邪安正，扶正而不滋邪，祛邪而不伤正”之要诀，做到“有邪义先祛邪，祛邪不能手软，邪去然后扶正，正虚特甚者，亦当扶正祛邪而用之”。他于医道不唯注意人体本身之正邪消长，还探究天人关系的协调。他说，昆明风多湿盛，风为百病之长，常合并其他邪气致病；湿性粘腻，不易遽化，故湿邪为病，凡病夹湿，多缠绵难愈，且湿易困脾，每影响营卫气血之生化而有碍正气之复元，故祛邪时尤为注重疏风除湿两方面。他认为，人体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任何疾病的发生，无不与脏腑功能失调和外邪的侵袭有关。他之所以在其所擅长的内、妇、儿和其他皮肤、五官科诊治有较深的造诣，就在于按辩证论治的原则，从整体观念出发，着眼于调整脏腑功能和祛除病邪，以内外合治、中西合治的方法进行治疗。立法之补泻，必宗病体之属虚属实，用药之温凉，必视症候之或阴或阳。所用处方，不拘经方时方或草药偏方，惟视病需要，结合临床经验，加减裁化，多获良效。因此他也极为重视外感时令病的预防和治疗，这就得力于他对伤寒、温病的孜孜不倦研究。他著作的《伤寒衣钵》和百岁高龄亲自审订1978年出版的《李继昌医案》，可见其独到的医学思想和宝贵的治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