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11-23 14:12
杜兆植先生（1929-2012）是我国著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祖籍广东番禺，1929年6月15日（农历）出生。先生的家庭有着很深的国学文化底蕴，父亲杜鹿笙，又名杜宴，早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是辅仁大学外国历史教授；母亲伦灵飞，又名伦 ，是清末著名词人况周颐的女弟子，民国时代岭南著名女词人，被萧友梅聘为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诗词的专职教师。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气息和良好的家庭修养氛围内，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从小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音乐的熏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绘画、品读文学作品、学习音乐知识，特别是从母亲那里学习到有关于中国古琴音乐的观念；音乐与中国哲学“天”、“地”、“人”的关系；音乐与儒家讲求个人修身养性的关系。[1]由于自身拥有的天生的对音乐和艺术的较高理解和领悟能力，很小的时候他就经常可以快速记忆所听过的音乐旋律，在音乐方面显示出过人的天赋。先生在绘画及语言等方面也是很有天赋的。这是这些有相同之处的艺术门类在先生的脑海中相互影响，为相生日后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
1936年先生的大姐杜兆林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母亲相应当时“普及国语和克服方言差异的计划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的号召，带着6岁的杜兆植和9岁的三姐杜兆桢来到广州教授国语，先生从此开始了他的幼年教育。[2]1936年，先生在广州开始了幼年的早期学校教育，在这期间除了在校期间的学习，闲暇之余舅舅的小提琴经常伴随着他。从此开始学唱聂耳、冼星海等进步音乐家所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另外黎锦晖编写的儿童歌舞剧也为先生的音乐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欢乐。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先生一家辗转香港，1941年回到北平开始了北平求学之路。
[1][1]黄泽盛论杜兆植的交响诗《风雪·万里·家国》
在北平先生最早就读于北平南堂中学（北平当时七所男子中学之一，法国教会学校），由于先生的音乐才能突出，音色纯净、明亮，当时在学校合唱团唱女高音声部，并且还经常担任领唱、独唱。合唱团的日子为先生以后的音乐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变声期以后先生开始学习钢琴，为了多练琴，先生常常到北京师范大学琴房，往返于两个学校的琴房。正是这样刻苦的学习，在北京师范大学遇到了先生的第二个钢琴教师——赵鸿声，从赵老师那里接受了系统的钢琴训练，不仅如此，赵鸿声老师的进步思想对先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6年先生进入北平第六男子中学高中部。受徐悲鸿弟子王青方（当时学校的美术教师）的极力推荐于1947年先生便顺利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平国立艺专前身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美术家林风眠②（1900～1991）于1928年创办的“国立艺术院”，学校以兼容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弘扬中华文化为办学宗旨。1938年学校易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由于先生从小受良好家庭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兴趣广泛，在艺专学习期间，同时学习美术和音乐两个专业的课程。美术方面在西画系师从董希文[1]先生、叶浅予等著名美术家，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体系；音乐方面先生师从早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的女作曲家瞿希贤老师，在瞿希贤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和声与作曲。瞿希贤194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8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勤奋多产，题材宽文，风格多样，音乐语言清新生动，刚柔兼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独创性。在这段时间里，瞿希贤老师正规严格的音乐专业教育给先生打下了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同时在艺术观上也深深的影响着先生。这一时期在世界观上先生受艺专的老师及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感染，接受了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侯一民的领导下，利用自己身材小，不容易被特务盯上的特点，为中共地下党传送信息，当起了地下“交通员”。1949年年初，先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中共党员。同一年，北平国立艺专的音乐系与多所音乐学院及大学的音乐系合并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由于先生自身表现出的巨大音乐潜质，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第一批新生。四年里，先生先后师从于瞿希贤、张文刚、王震亚、陈培勋、杨儒怀、江定仙、赵行道等先生，认真学习了严格的欧洲传统音乐理论，系统的潜心研究西方作曲技法。学院各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诚信做人等方面都对先生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先生没有忘记深入生活。到劳动人民中体会生活，把生活中的经历和感受通过音乐的语言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先生完成合唱《淮河之歌》(五个乐章)、《从莫斯科到北京》(均为杜兆植词曲)，小提琴独奏曲《苏北之春》等作品。有代表性的是1953年先生的毕业作品小提琴独奏曲《苏北之春》。这部作品是在以1951年响应毛主席提出的“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下，深入淮河流域体验生活时的经历为背景所创作的，是作曲家在苏北生活的内心真实情感的体现。作品参照苏北民歌为主题，通过各种作曲技法的表现作用，给听众展开了一幅小桥流水的苏北小镇音画。1953年，该曲由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隋克强(小提琴)、陈慧(钢琴)演奏录成唱片;1998年，上海音乐学院女子弦乐队应雨果唱片公司邀请重新录制发行了这首作品;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也把这部作品定为小提琴考级八级必考中国曲目。[2]从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先生来到内蒙古，从此开始了新的艺术创作生涯。
[1]③董希文（1914～1973），油画家。浙江绍兴人，1946年任教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主要作品有《开国大典》、《春到西藏》等。[2]顾恒利 杜兆植钢琴与乐队《大路歌》
研究创作生涯第一阶段（1953-1977）改革开放前先生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本来可以到条件优越的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但怀揣着报效祖国的伟大志向，先生毅然决然的主动放弃了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工作，志愿到艰苦地区去奉献青春，为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的音乐事业做贡献。先生说：“五十年代我曾经看到内蒙古歌舞团在北京的演出，特别瑟拉西[1]老爷爷拉的潮尔，给我很大的吸引，我觉得这个艺术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是大自然的优哉游哉的这种境界。这时候又认识了美丽其格，他开始教我唱蒙古族民歌，给我拉潮尔听，这样使我对蒙古族音乐有了进一步了解，进一步有种渴望。带着一种向往，当时领着一个小皮箱，穿着一个短裤，也没有跟妈妈商量，我自己就来到了内蒙古了”，[2]进入内蒙古歌舞团工作，从此先生扎根边疆，把自己后半辈子留给了内蒙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边疆生活，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音乐的发展与振兴做出了杰出贡献。初到内蒙古的日子里，先生深入生活。经常奔波于不同的牧区嘎查，了解感受牧民的生活，和牧民在一起生活，学习骑马、放羊，还学会了蒙古语，喝奶茶，模仿蒙古舞独特的抖肩。向人民歌手哈扎布、马头琴大师色拉西等学习蒙古族音乐。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蒙古族民间音乐素材。这些在牧区的生活经历加深了先生对草原生活的感受和认识，提高了先生对蒙古族音乐及其风格的领悟和把握，为先生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很坚实的民间音乐根基。如1956年舞蹈音乐《去那达慕大会的路上》，是为了赶去参加伊克昭盟的那达慕大会，顶风在草原上走了一夜的真实感受；1958年创作的独唱《放羊歌》是先生在道尔基阿爸家里感受到牧民与自然间和谐情感的体现。1958～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鼓舞人民战胜眼前的困难，杜兆植随内蒙古歌舞团的创作组一道，在宝音达来的带领下深入大青山，寻找当时的游击队员与民兵，挖掘游击队的故事，之后创作组又到贺兰山南寺收集舞蹈素材。在拥有了充足的第一手资料之后，1965年作曲家创作了舞剧《青山烽火》。1963年内蒙古歌舞团创作大型舞剧《乌兰保》，音乐部分由先生创作，这部作品在舞剧民族化的道路上作了卓有成效的尝试，鲜明的蒙古族音调以及节奏特征，使音乐富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舞剧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65年创作的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取材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事迹，全剧共三幕，表现了风暴骤起，保护羊群，姐妹受困，众人寻找，胜利归来等一系列的场景。这部舞剧音乐的创作也来自于先生的亲身体验。1964在得知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英雄事迹后，前往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家中，并与她们的哥哥一起去放羊，亲身感受了牧区人民对集体财产的爱护以及高度的集体荣誉感。1966年先生调到伊克昭盟歌舞团工作。恰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全盘否定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进步音乐以及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音乐，十年动乱，音乐界开始在“极左”观念蹂躏下的迷失、癫狂与求索。在这个癫狂的时代，受着文化专制的束缚。先生遭到了不公平的批斗和改造，在批斗和劳动改造之余，还要根据组织的要求进行样板戏的演出和创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先生的音乐创作基本上是处于停滞中。只有1971年新编京剧《草原小姐妹》和1974年的歌剧《沙漠里的人》两部作品。即便在这个文化沙漠的年代，先生仍然坚守着民间音乐这片丰富的音乐艺术领域，从未放弃和停止对民间素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遗憾的是先生与歌王哈扎布先生收集整理的300多首濒临失传的民歌乐谱被造反派烧毁。
第二阶段（1977——1999）改革开放后 1977年经过“拨乱反正”，紧接着开始的“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解放思想的新时期，文化艺术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高考制度恢复了，各类普通高校也逐步设立了音乐学科；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的音乐交流、国内与国际的音乐交流都出现良好的发展态势，整个社会的音乐艺术氛围变得浓厚了起来。在这样一个活跃的时代背景下，1980年由内蒙古文化厅牵头，为提高内蒙古地区音乐工作者的音乐理论素养，组织了一个配器培训班，特聘请先生做主讲，同时将先生调回内蒙古歌舞团。由此先生的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这一阶段是先生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创作最旺盛的阶段。大量的重要作品均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这时期的很多作品频频获奖（见附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80年杜兆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取材于蒙古民歌中的爱情悲剧创作了三幕民族舞剧《达那巴拉》，黎英海评论这部作品说“这是舞蹈和音乐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1981年5月，先生的管弦乐作品《森吉德玛幻想曲》参与文化部、广播电视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次“交响音乐作品评奖”活动，并获得了首届全国交响乐作品奖。这部幻想曲取材于伊克昭盟的民歌“森吉德玛”，歌颂一对恋人的忠贞爱情。这是一首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旋律线条的起伏很大，音乐情绪富于变化，先生巧妙的保持了民歌的整体特征，音乐上辅以和声、复调与配器的变化，在精神上依然保持民歌的意境，而形式上得到了完美的扩充。《森吉德玛幻想曲》现已成为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原内蒙古歌舞团）的保留曲目。同年先生还完成了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之情的弦乐曲《怀念与向往》及电视剧音乐《沙漠深处》。随着国家对文化及音乐事业的扶持力度加大。1982年先生创作热情高涨，这一年共完成交响诗《成陵祭》；管弦乐曲《草原黎明》、《鄂尔多斯组曲》《交响变奏曲》；影视配乐《荒漠中的狮子》、《草原琴童》、《我爱冰雪亮晶晶》；舞剧《塔伦公主》；此外还有《G大调大提琴协奏曲》、《D大调小提琴音诗》等12部音乐作品。1989年先生又创作了两部钢琴独奏曲《夜曲》、《摇篮曲》。80年代以后，先生也逐渐注意到光靠自己一个人的创作很难推动整个地区的音乐繁荣。先生说：“创作它不是一个单个人的行为，它是几代人的一个传承，同时又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比如说我们说德国的音乐非常有分量，它不是因为只有一个贝多芬，它是有一大群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而且没有这样一个大的群体，这个文化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先生开始到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内蒙古艺术学院兼职讲授《和声学》、《曲式分析》、《复调》、《20世纪世界音乐名著》、《古典音乐欣赏》等课程，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教学中。先生教学的严谨和风趣，深入简出的讲解吸引着很多非音乐专业的同学们也纷纷加入到音乐的学习中。正因为先生热情的投入为内蒙古地区培养了一批像秦文深、韩云杰、等优秀的一大批在国内有知名度的音乐家和魏明、杨红光等许多正在成长的青年学者。
第三阶段（2000年—— ）新世纪伊始，2000年先生完成了第二部交响诗《风雪·万里·家园》。这部作品的主题动机是先生80年代时在新疆北部库尔勒地区体验生活时记录的。先生感怀蒙古族英雄渥巴锡汗率领土尔扈特部人民挣脱沙皇俄国统治，历经千难万险回归祖国的爱国之情，便以交响诗的形式再现了英雄的渥巴锡汗带领部族东归的历史。同年还有钢琴协奏曲《大路歌》、马头琴合奏曲《达那巴叙事曲》、钢琴三重奏《遥远的边疆》三部作品问世。其中钢琴协奏曲《大路歌》是对先生童年时代的回顾与畅想，先生将五四以来的七首声乐作品，通过钢琴的技巧性和钢琴与乐队的相互交响呼应，将上世纪以来的几首著名歌曲重新进行了创编，用新的形式再现了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音乐。2001年10月由内蒙古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主办了两场杜兆植个人作品音乐会，即“杜兆植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及“杜兆植室内乐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由先生亲手执棒，演出后开了音乐会作品座谈会。音乐会上所演出的曲目是先生多年创作的一小部分，但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性、时代感及价值取向给听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先生用自己的作品表达着一个长期生活在内蒙古草原上的汉族音乐家在面对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明这一宏大的文化背景下和在认真观察区内外、以至国内外音乐发展的方向这一历史背景下对蒙古族音乐发展的深刻思索。实现了先生的“用音乐与牧民的传统相通，用心灵与草原相融”[3]的艺术见解。2003年先生参与了大型歌舞剧《满都海斯琴》的创作。2004年先生离开内蒙古受聘于厦门大学音乐系，担任《和声》、《曲式作品分析》、《配器》、《二十世纪名作赏析》、《西方音乐史》等课程和研究生培养的工作，繁重的音乐教学任务外先生仍然笔耕不辍，于2004年、2005年先后完成厦门大学校歌管弦乐配器和四声部合唱。2006年初又创作完成了厦门大学合唱团参加世界合唱比赛的三首合唱歌曲：《湄州礼赞》、《月》、《万灵吉祥》，并为参赛的曲目《欢乐地那达慕》编配了钢琴伴奏。这一时期还完成了声乐作品《清风颂》《贝壳》《海峡两岸》，大提琴作品《天鹅》、《蒙古小曲》。2008—2009年完成汉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歌曲《我们在一起》、《悼歌》、《再创辉煌》。 蒙古族交响音乐的产生发展史新中国成立后专业音乐文化产生发展的产物。（蒙古族交响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桑建良-音乐研究季刊）它从无到有，在过去的60年间大体上经历了开创时期、文革之铁灾时期和改革开放后兴盛时期。随着阿拉腾奥勒（1942——）、永儒布（1933——）等蒙古族作曲家的作品在中国交响乐坛上异军突起，蒙古族交响乐派也以它独特的人文特征引起了国内外乐坛和音乐爱好者的深切关注。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杰出人才是可悲的，而有了杰出人才却不被认识，而有冷落、漠视才是更可悲的。（戴望舒）杜兆植先生在内蒙古近60年的创作正是建国后蒙古族音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题材音乐交响化的60年，先生的创作丰富了蒙古族现代音乐史的内容。在先生所创作的从众多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先生除了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创作的三部作品外，其余绝大部分作品几乎都实在内蒙古完成，音乐风格上明显的烙有蒙古族音乐风格特点。多年以来，先生坚持探讨用欧洲古典传统音乐作曲技法为工具，更好的展现蒙古族民间音乐特点，更好的将蒙古族音乐中所蕴含的浓郁色彩和情感得到释放。他的很多作品不仅保持着西方严谨的曲式结构，也保持蒙古族音乐鲜明的风格，将民族与西方两种不同的作曲技法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音乐语言。这种要保持民族音乐风格又要体现现代气息的音乐创作手法在作曲技法不断翻新的二十世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先生的作品充分体现出先生对各种作曲技法娴熟的掌握，游刃有余的控制协调能力。
[1]①色拉西（1887～1968），著名马头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科尔沁草原马头琴派的杰出代表，其演奏风格质朴苍劲、深沉凝练。1948年入内蒙古歌舞团，1957年入内蒙古艺术学校任教。[2]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杜兆植---心中的草原[3]乌兰娜《草原人生的歌者马背民族的知音》
作曲家杜兆植教授因突发心脏病，于2012年1月10日在内蒙古辞世，享年82岁。杜兆植先生2004——2009任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2009起任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