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前，师范院校以教学为主，对青年教师要求很严，要经过长时间认真备课，写好讲稿，取得指导教师认可后，方能逐步走上课堂。经过几年的努力，开始上课了，却碰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去宜君县参加农村社教，1965年又参加西安市的城市社教，接着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几年，不只荒废了正值黄金年华的旺盛精力，而且“文革”中几乎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不过，经历是个人的宝贵财富，经过这些折腾和磨练，不仅使他变得理智和成熟了，而且对未来的为人和研究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革”晚期，学校成立了写作组，开始由郭琦领头，杨存堂和历史系的孙达人、何清谷、中文系的寇效信、政教系的陈俊民等都曾先后参加。陕西师大的文科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校写作组曾几次被邀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写作组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一文，是“文革”后在全国首先提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杨存堂就是那篇文章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在历史学科，搞世界史比搞中国史要难，不仅有语言文字的难关，而且在国内能看到的资料也极为有限，当时又很少有出国留学的机会。眼看着搞中国史的同事不断出成果，他却被外语和资料拦着路，因此曾对坚持自己的专业产生动摇。就在校写作组期间，由于要配合政治任务，便同孙达人、何清谷等一起写有关评论秦始皇、吕后及其他中国历史问题的文章，这使他对中国史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一度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一改变似乎也行之有效，竟然在《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受到国内学者注意的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后来还是回到了自己本来的专业上。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他被任命为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由于1957年以来的极左思潮打乱了正常的教学和学术规律，困难时期又把大批青年教师下放，“文革”中个别老教师被迫害致死，世界史的教学与科研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在世界史教研室的恢复和振兴工作中，他一方面抓教师队伍的补充，恢复和健全正常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则确定世界史的科研方向，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胡锡年先生擅长日本史，1978年学校招收第一届硕士生时，他就争取给胡先生招收了日本史研究生。为世界史思考的另一个科研点就是苏联史。要为改革开放提供历史借鉴，就必须重新认真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郭琦副校长在“文革”前曾为学校的科研提出“出潼关、上北京”的口号，意思是要追赶省内和国内的先进水平。苏联史是解放后才有的新学科，全国各校的处境、水平差不多，校图书馆保存有比较丰富的俄文资料，因此，他觉得，只要组织一批力量，下功夫研究，就能在这一学科争取到国内的发言权。想好这一点后，他给李绵校长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在历史系建立苏联史研究室。李校长听了汇报后，表示支持，并叫教务处的领导给予具体帮助。

建立苏联史研究室的想法得到领导首肯，但当时教研室从事苏联史研究的只有杨存堂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从三方面着手：第一，收揽人才，人才是研究室能否存在的基础。可这方面国内的人才很少，即使有也是各单位的骨干，难以调来。所以就决定招收研究生，自己培养。当时杨存堂系讲师职称，没有资格招收研究生，他就动员“文革”后期同自己一起写《赫鲁晓夫传》的朱本源老先生，1978年在朱先生的名下招收了两名苏联史研究生。1982年杨存堂晋为副教授，取得招生资格，苏联史研究生就一直招下去，先后培养了十来届20名硕士生。这不但解决了苏联史研究室的人员问题，同时也为国内其它院校和单位提供了这方面的人才。第二，创办《苏联历史问题》杂志。要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必须有自己的学术阵地，发表研究成果，同国内学者建立联系和交流。在教务处领导的支持下，1978年出刊了《苏联历史译文辑》，先刊登多年来被忽视了的重要资料和国外的研究论文。这个刊物一出现就受到国内同行的欢迎。1982年改为《苏联历史问题》，面向全国内部发行。因为它是国内仅有的反映苏联历史研究状况的专业刊物，很快就招徕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和投稿。办一份杂志不容易，研究室并没有专业编辑人员，就靠几个教学和研究人员在业余加班加点，艰苦奋斗。为了集中全部精力于苏联史学科的建设，杨存堂辞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职务，只担任苏联史研究室主任和杂志的主编。杂志确实带动了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参加过编辑本杂志的几位年轻教师的研究水平提高很快，后来，葛新生还被调到世界历史研究所做《世界历史》杂志的编辑。围绕《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研究室同全国的苏联史研究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杂志在全国的世界史和苏联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份内部发行的刊物，在1992年竟被评为全国史学类的核心刊物。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困难，1993年被迫终刊。从创刊到终刊共出刊50多期，它不仅是我校学术史上的一项纪录，而且也是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进程中的一份记录，至今许多人还念念不忘。第三，组织力量，潜心研究。由于培养研究生、创办杂志，苏联史研究室逐渐积累了一定的力量，到90年代初，已经有了一支年龄分布合理的梯队。这支队伍的研究成果，在各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国内同行的重视。随着研究室的发展和壮大以及《苏联历史问题》影响的不断扩大，陕西师大便成为国内公认的苏联史研究中心之一。因此，1984年我校就成为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的发起和筹备单位之一。1985年由我校筹办在西安召开了成立大会，杨存堂被选为研究会副秘书长，后来担任了副会长（退休后卸职）。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的十周年、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都在我校召开。

杨存堂在主编杂志、担负教学任务的同时抓紧研究，写了不少在学科中有独到见解、对国家改革事业提供有益借鉴的文章，例如，《在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怎样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关于赫鲁晓夫主义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与农民经济的历史命运》、《1917年俄国革命的原因与后果的相悖现象》等，受国内世界史、苏联史学界的重视。杨存堂还应邀参加了全国协作项目《苏联史纲》的撰写工作。198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专著《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1988年晋为教授职称。杨存堂的研究成果曾两次获得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奖。他曾担任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杨存堂并未轻视教学工作，先后给本科学生上基础课世界现代史和选修课苏联史、当代社会主义等课程，获得学校第一届教学质量优秀奖。

1996年退休后，在坚持带完自己的研究生的同时，又投身于一项新的工程。历史档案是研究历史最重要的依据和资料。还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苏联当局就开始逐步解密了一些国家和党的档案。作为苏联史的研究者，他深知收集利用这些档案的重要性，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就刊登过一些档案。苏联解体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完一个过程，这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大好时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研究苏联史的新高潮。正好，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大量解秘。不仅俄国国内的学者抓紧时机，利用这些档案，而且其他大国也在争先恐后地从俄罗斯购买、复印这些档案，在自己国家大量翻译和出版。但是，我国国内的研究单位大都经费不足，没有能力翻译出版这些重要资料。正当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对这种局面一筹莫展的时候，青年学者沈志华在前些年的商业大潮中挣了一笔钱，愿意拿出100万元来干这件事。包括杨存堂在内的国内几位年龄大的苏联史学者深受感动，便踊跃地参加了这一工作。沈志华成立一个机构，雇佣了几个资料员和计算机操作员。把从俄国的各种杂志上、俄国国家档案馆、其他国家研究机构收集和复印到的档案，组织俄语人才进行翻译，然后由这些研究人员分头校对、整理、编辑和注释。这件事整整干了6年。后来这一工程被收到社会科学院，列为该院的一项重要项目。为了适应这一工作的需要，杨存堂自己买了电脑，不顾自己年老心拙手笨，硬是学会电脑操作。这些年，他还利用手中的档案资料撰写了几篇文章和《美苏冷战中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一书。在2004年70岁的时候，为了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一总结，编辑了《世纪性的实践》文集，同国内其他三位苏联史学者的文集一起被冠名《中国史家论苏联四种》，2005年出版。这套书集中了四位作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已被许多学校作为苏联史博士生的必读书。

档案出版后，杨存堂和编辑档案的几位学者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撰写多卷本的苏联史。2004年1月杨存堂被校学位委员会列为博士导师，现在还带着一个学生。

1、《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89年2月。

2、《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2年10月。

3、《世纪性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4、《十月革命与历史的选择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5、《关于列宁的最后思想》，《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

6、《论历史的选择性》，《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7、《191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后果的向悖现象》，《东欧与中亚研究》，1998年第5期。

8、《赫鲁晓夫改革的历史意义》，《世界历史》1987年第5期。

9、《一场惊心动魄的和对抗》，《百年潮》2000年第3期。

10、《贝利亚是极其案真相》，《南方周末》2002年9月17日，《陕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