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应拉法格邀请，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出席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1889年7月14日至21日于巴黎），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作为革命的工人运动，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没有其它的前途，也不可能有其它的前途。革命的俄国无论如何不应置身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之外，相反地，它今天同欧洲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接近起来，必将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他的发言受到恩格斯的好评。这次大会结束后，他前往伦敦拜会恩格斯，以实现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宿愿。他得到恩格斯非常盛情地接待。普列汉诺夫后来回忆说：“我很高兴我能在几乎整整一个星期中和他就各种实际和理论的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

1893年8月在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第二次见到恩格斯。1894年7月普列汉诺夫秘密来到英国，第三次会晤恩格斯。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马克思等都劝普列汉诺夫留在英国。他也喜欢能够与恩格斯经常会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最光辉的年代。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一出现，普列汉诺夫就立即给《新时代》主编考茨基写信，请他在杂志上留出位置，以便回答伯恩施坦的挑战。他写道：“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我个人是不怀疑而且从没有怀疑过这一争论的结局的。”

当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出现以后，普列汉诺夫一边继续与伯恩施坦论战，一边同“经济派”斗争。他指出，“经济派”与西欧修正主义者沆瀣一气，试图使工人变为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

1895年，列宁以疗养为名出国去瑞士会见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其他成员。列宁的博学多才、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和充沛的精力，给普列汉诺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我们的革命运动中有这样的年青人，这是多么幸运呀！”

1900年普列汉诺夫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三个俄译本，回击了“经济派”篡改《宣言》的企图。同年，他同列宁一起创办无产阶级报刊《火星报》和《曙光》杂志，为《火星报》撰稿37篇，阐明正在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许多理论和政策性问题。草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从1900年社会党国际局成立时起，长期担任国际局委员。

在1903年7月30日开幕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由他宣布大会开幕。在讨论究竟什么人可以做党员的党章第一条条文时，他说，他深信真理在列宁一边，对马尔托夫草案的拥护者所说的不敢苟同。“列宁的草案可以成为防止他们钻入党内的保障，单是由于这一点，一切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就应当赞成这个草案。”这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二大”上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会上他被选为《火星报》编辑和布尔什维克的总委员会主席。

从1903年到1918年是普列汉诺夫生命的最后15年。1914年，列宁在评论普列汉诺夫时写道：“普列汉诺夫个人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列宁的这一评述，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应成为研究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活动的指针。

在党的二大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26日到31日在日内瓦召开。普列汉诺夫希望二大上的分歧能在这次会上得到消除。但是，由于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继续坚持错误路线，致使分歧更加扩大了。在这次会上普列汉诺夫是同列宁站在一起的。但在会议刚一结束，普列汉诺夫就动摇了。他囿于和他共同创立“劳动解放社”的几个老朋友的关系，从党二大的正确立场倒退，开始同孟什维克调和，终于转到了“另一个阵营”去了。他擅自把阿克雪里罗德等补选到《火星报》编辑中来，遂使该报急向右转，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二大决议的机关报。在《火星报》52号（从此被称之为新火星报）上发表了《不该这么办》一文，反对列宁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坚定的立场。

普列汉诺夫对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在社会党国际局全体会议上，根据他的倡议通过了谴责日俄战争的宣言。在第二国际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热烈握手，引起了与会者的欢呼。普列汉诺夫认为，对这次罪恶的战争承担责任的不是俄国人民，而是它最凶恶的敌人——沙皇政府。

当普列汉诺夫听到俄国1905年革命消息时，感到欢欣鼓舞。他写了《分开走，一起打》一文，说明布尔什维克在新条件下的策略思想，提出“分进合击”的机会主义策略。他认为，首先必须使人民不去仰仗教堂的神幡和十字架，而用某种更严肃更现实的东西武装起来。其次是无产阶级必须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要得到军官们的支持。因为军官”是我国‘社会人士’的亲骨肉”。其中心思想是要同资产阶级联盟，完全忽视了农民的作用，实际上把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责备无产阶级“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这是他转向孟什维克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这期间，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经常动摇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为了制定1905年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路线，由布尔什维克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硬以“不合法”为借口拒绝参加，并以布尔什维克的总委员会名义通过决议不准其他代表出席，否则开除出党。但不久，他却参加了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所谓党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会上按照孟什维克主义修改了布尔什维克的“二大”决议。大会后，把决议给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了解了决议内容后，认为这些决议给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构以致命的打击，他因此于1905年5月29日发表声明退出《火星报》和党总委员会。开始采取所谓站在“派别之外”的特殊立场。列宁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同普列汉诺夫联合起来，但后者对列宁的热情不予理睬。

1905年10月17日沙皇发表召开立法杜马宣言，普列汉诺夫急切地希望回国参加斗争。但是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不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反而责怪政治罢工“开始得不合时宜”，“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批判了他这种对待武装起义的机会主义观点。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至1912年），特别是1908年和1909两年，他几乎完全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而从事大量理论研究与写作。1905至1907年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公开要求取消党的取消派，大多数孟什维克成了取消派分子。当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刚一露头时，普列汉诺夫就开始同取消派斗争，尤其是同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新式的取消派”、“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作了不可调和的斗争。1908年12月声明退出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1908年发表的《战斗的唯物主义》就是直接针对取消派。1909年8月恢复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正式对取消派宣战，同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主张保存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参与批判马赫主义。

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是他政治经历中的光辉一页。普列汉诺夫的过去的策略上的错误“没有妨碍他在1908年代里歌颂地下工作并揭露其敌人和对手”。

但是，在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后他反对将取消派分子开除出党，却指责布尔什维克分裂统一的党，他说“问题不在于寻找谁有过错，而只在于不偏不倚地、公正地同分裂作斗争”。他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在一个党内使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重新“胶合”。社会党国际局为了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派别的联合，于1914年7月16至18日召开了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普列汉诺夫仍站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立场上，为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辩护，攻击列宁起草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准备进行谈判的条件是“新的刑法典的条款”。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普列汉诺夫思想“十分模糊”，“模糊之处就在于他想同谁统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普列汉诺夫攻击这个口号是“梦话”。普列汉诺夫出版《论战争》文集，公开为沙皇政府的掠夺战争辩护，号召俄国工人“保卫祖国”，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洛桑的一次讲演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党团在国会投票赞成预算，“充当了德国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柱”的可耻行为；但在许多方面竟同意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沙文主义观点。列宁称赞普列汉诺夫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批评；谴责他为法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沙文主义立场所作的辩护。列宁不止一次批评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立场是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背叛。是“俄国的（和英法的）社会沙文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代表”。从此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普列汉诺夫回到阔别37年的祖国。他在几次讲演中极力鼓吹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这就迎合了反革命势力的需要。为了战胜德国，他亲自出任临时政府的铁路职工生活改善委员会的领导，并亲赴莫斯科参加临时政府为动员反革命势力“将战争进行到底”和制止社会主义革命而召开的国务会议。他在会上号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应当（根据自愿）寻求一条经济和政治妥协的道路”。1917年8月，普列汉诺夫在临时政府召集的国事会议上作了一生最后一次政治演说。在演说中，他公开号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否则两者都会灭亡，“整个国家都会灭亡”。他还提到一则爱尔兰神话，说有两只好斗的猫，彼此各不相让，结果两败俱伤，双方都只剩下一条尾巴。这是他对自己以前革命活动的彻底背叛。

1917年5月至1918年1月，普列汉诺夫在其主办的《统一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普列汉诺夫仍坚持他的立场，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他看不到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占人口多数的时候才能夺取政权。但是，普列汉诺夫拒绝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叛乱。当有人动员普列汉诺夫参加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并请他担任新政府的首脑时，他坚决予以拒绝：“我把一生中的40年献给了无产阶级，我是不会向它射击的，即使它正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

1918年5月30日，普列汉诺夫因肺病去世于芬兰的皮特凯雅尔维疗养院。去世后安葬于彼得格勒的沃尔科夫公墓，在别林斯基墓的旁边。在普列汉诺夫的墓碑上，雕有他正在阅读思索的半身像，墓碑的一侧刻有他病重时为安慰他的妻子而念诵的诗句：“他已和自然融为一体”，表明了他对待死亡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去世后，曾号召年青党员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在成立“劳动解放社”期间写了一系列反对民粹派、伯恩施坦主义以及俄国经济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是《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85年）、《唯物主义史论丛》（1886年）、《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898年）等等。这些都说明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此外，普列汉诺夫还曾在《新火星报》上发表《不该这么办》一文，1905年发表《分开走，一起打》一文，1908年发表《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出版《论战争》文集等。

其主要著作还有《跨进20世纪的时候：旧《火星报》论文集》（1900年）、《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1905年）、《托尔斯泰和自然》（1908年）、《政论家的短评：从这里到这里》（1910年）、《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1917年）。

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思想政治经历，颇为曲折，他在俄国第一次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后和列宁一起创办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成为1903年建立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创始人。但是不久，普列汉诺夫加入了孟什维克的行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一样，采取了护国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出现灾难。因此，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又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明确表示反对。事实上，十月革命发生时，普列汉诺夫已经身患重病，尽管布尔什维克党因为他的反革命态度，同他和他的支持者进行着坚决的思想政治斗争，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对他生活起居的关心，列宁在紧张领导革命工作的同时，还多次委托工作人员给普列汉诺夫送去食品和寒衣；1918年2月，普列汉诺夫因病情加重转到位于芬兰捷里奥克市的一家疗养院治疗，苏维埃政府还同德国公使谈判，争取芬兰当局同意俄国方面派员照看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5月30日逝世后，6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红军代表苏维埃、莫斯科市工会等机构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的议题本是听取列宁代表政府作动员群众同饥荒进行斗争的报告，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托洛茨基代表俄共（布）中央宣布了普列汉诺夫逝世的消息，并要求与会者起立为亡者默哀。托洛茨基在会上明确指出：“现在纪念的普列汉诺夫，不是我们与之作斗争的那个普列汉诺夫，而是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革命马克思主义初步常识的普列汉诺夫。他给工人阶级留下了无数锐利的箭，很多能制胜的武器。”1918年6月5日的《真理报》发表了托洛茨基讲话的全文，同时以编辑部名义发布了普列汉诺夫逝世的讣告。普列汉诺夫的葬礼是在6月9日举行的，由于葬礼被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等反对十月革命的势力所操纵，当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党在普列汉诺夫最初从事革命活动的彼得格勒市另行组织了有数千名群众参加的追悼会，会议由卢那察尔斯基主持，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梁赞诺夫等许多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普列汉诺夫对十月革命持明确而坚决的反对态度，但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始终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宁说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1918年8月，列宁建议出版普列汉诺夫的通俗哲学著作；1923—1927年，苏联出版了二十四卷的《普列汉诺夫全集》。在斯大林时期，先是在1928年建立了普列汉诺夫纪念馆，后又在1934—1940年间出版了八卷本的《普列汉诺夫遗著》。

在普列汉诺夫62岁的人生中，他一次又一次推翻过去的自己。1903年，当由他参与创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时，他先是坚决支持列宁为主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却又转而与主张温和的孟什维克关系密切；当孟什维克中的“取消派”要求放弃地下斗争时，他又对他们激烈批评；到后来，列宁主张将“取消派”开除出党，他再一次改变立场，反对这一激进主张。

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模糊”，列宁在一次争论期间刊文评价道：“这些小集团总是没完没了地摇来摆去，今天倒向这一边，明天倒向那一边。”这句片面评价，某种程度上的确反映了普列汉诺夫的困境。他更像一个学者而不是革命家。他一生的大半时间在国外流亡，于二月革命胜利后回到阔别37年的俄国，又在十月革命后离开，只待了几个月。因此，多数时候，他潜心读书并钻研理论、发表文章，而不是直接参与革命活动本身。在那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里，他艰难地试图找一个恰当立场：既主张前进，又反对冒进；他渴望社会进步，却发自内心地对狂暴和极端的行为充满警惕。

但普列汉诺夫并未反对过社会主义革命。作为马克思的信徒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先驱，普列汉诺夫自始至终相信社会主义终将到来，而资本主义会失败。

这篇《政治遗嘱》是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4月7-21日在病危中口授，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笔录，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的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2000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收藏人尼·尼热戈罗多夫收藏《遗嘱》经过的文章、俄罗斯利佩茨克市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亚·别列然斯基对《遗嘱》作的鉴定、由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记录的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的密友、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后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普列汉诺夫遗著出版等工作)关于普列汉诺夫口授《遗嘱》经过的回忆以及《独立报》主编维·特列季亚科夫为发表《遗嘱》写的按语。本文稿的所有注释已被删除，如要查核，可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2期原稿》

格.瓦.普列汉诺夫最后的想法：

我，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认为在开始叙述我最后的想法之前有必要先谈两点意见。

第二.我放弃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其原因下面将要谈到)，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还掌权，我的遗嘱就不应公布。

政治遗嘱真伪的怀疑

菲利莫诺证明道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历代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份“遗嘱”。普列汉诺夫的遗孀罗·马·普列汉诺娃的档案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在她的档案中对此只字未提。普列汉诺夫的亲戚们对“遗嘱”也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及两个女儿都从未谈起过这件事。

从菲利莫诺娃提供的情况看这个遗嘱的真实性确实值得怀疑。另外，菲利莫诺娃在她的《我们同时代人编造的文献》一文中谈到普列汉诺夫确实有个“遗嘱”，但绝不是《独立报》上发表的所谓“政治遗嘱”。菲利莫诺娃说：在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3全宗)中保存着一些文件，上面有他妻子作的标注：“若尔日(若尔日是普列汉夫的名字格奥尔基在法语中的发音)的最后想法”。这些文献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涵义上都根本不同于所发表的“政治遗嘱”。真正“遗嘱”只谈到了2000法郎这笔小小的资产(这笔款项的债券存放在日内瓦金库里)、他的藏书和个人物品以及他的著作遗产的版权问题。这个遗嘱总共几行字，是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5月1日口授的，保存在彼得堡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里。

菲利莫诺娃还分析道，如果真有这么个“政治遗嘱”，他的妻子绝对应当知道，因为她是普列汉诺夫生前最后几个月惟一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因此也不会长期保存在普列汉诺夫的侄子谢·普列汉诺夫手中。另外，所谓“遗嘱”记录人列·捷依奇是普列汉诺夫的老朋友，与普列汉诺夫的妻子密切交往长达23年之久，同她一起从事出版工作，并且是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很难想像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如此重要的文件竟能守口如瓶。此外，普列汉诺夫博物馆第1097全宗是捷依奇本人的档案，在这些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参与过立遗嘱一事。更有说服力的是，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因患喉结核几乎不能说话，口授洋洋3万字的“遗嘱”恐怕不在情理之中，普列汉诺夫的妻子也不会允许。

从菲利莫诺娃提出的这些理由看，难道还不能证明这个“政治遗嘱”是伪造的吗？

另外，认为“遗嘱”绝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所立的俄罗斯学者还从遗嘱内容上作了鉴定。

1.从“遗嘱”中可以发现，我们当中很多人想从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找到对俄国社会主义命运的预见。但是，普列汉诺夫本人能否口授出这些硬性的评定，值得怀疑。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从不作带有任何具体时间的预测，普列汉诺夫当然也不会例外。他所表述的思想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思考20世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前景时得出的结论。普列汉诺夫确实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沿着这一方向前进，但是事实证明，他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思考俄国和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开始的社会演变的新过程。

2.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普列汉诺夫不可能没察觉到，现实生活并没有证实马克思19世纪中叶的预断：在劳动者绝对贫困化、居民无产阶级化、灾难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用暴力破坏旧社会制度这种机制下，资本主义可以比较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普列汉诺夫的预断是极为慎重的，他拒绝俄国资本主义不会长久这一思想。普列汉诺夫根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运动作出新的解释。他也没有思考过向民主变革过渡的新机制、利用混合型经济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寄希望于反殖民主义运动、与议会制传统决裂等问题。

3.“遗嘱”在题目、结构和用词上处处可以看出现代人编造的痕迹，有相当多的语句完全不是普列汉诺夫及其晚期政治作品中惯用的，而是充斥于当今报刊上的术语和说法。比如：“所得税应是累进的，但不应使经营者感到窒息”，“海关政策应鼓励俄国生产者并促进国产商品提高质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等等。再如：“各种成分”、“人道化”、“国际冲突”等术语，在普列汉诺夫的语汇里是不存在的。而“俄国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团结、各种生产领域的多种成分、个人的主动精神、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和竞争、公正的上层建筑、民主化和人道化”这段话显然反映了俄国的现状。

4.关于社会的人道化和历史的人道化、阶级对抗和矛盾趋于和解、知识分子是未来社会主义变革的领导者等思想是相当晚的时候才成为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思想的。这方面的探索是20年代才开始的，而趋同论是50年代前半期才形成的概念，所以1918年4月普列汉诺夫不可能表述出这些思想。还有，当时俄国尚未发生国内战争，也未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没有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进行输出革命的尝试，那时还不曾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也未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爆炸，因此普列汉诺夫“遗嘱”中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也是不可能的。

5.“遗嘱”中“关于列宁及其他一些领导人”这一部分使人明显感到受了列宁几年后才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和他对几个布尔什维克亲密战友的众所周知的批评性评价的影响。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态度来看，他不可能对列宁作出“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评价，虽然他确实不止一次承认过列宁的杰出才能。

6.“遗嘱”的某些部分与普列汉诺夫收入两卷集的《在祖国的一年》中的文章和《统一报》以及帕·阿克雪里罗得、亚·波特列索夫、波·尼古拉耶夫斯基等人所发表的专门论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中的思想极为相似。因此可以认为，“遗嘱”的内容是对普列汉诺夫临终前一年某些著作和书的任意诠释。

普列汉诺夫对艺术现象进行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在审美意识的产生问题上，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加以系统化，并强调社会心理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环节的极大重要性。从19世纪90年代起，普列汉诺夫在一系列的著作中，批驳了俄国反动思想界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攻击和歪曲，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优秀传统，对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和颓废派艺术进行了阶级分析。普列汉诺夫的美学理论虽然在不少问题上还存在着缺点，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普列汉诺夫相关美学著作

《没有地址的信》

《没有地址的信》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艺术起源的成功之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通过对原始音乐、舞蹈、绘画艺术以及它们同生产劳动实际联系的分析，系统地论述了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认为艺术不是起源于“游戏”，而是起源于生产劳动。“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作者引用大量感情、考古材料证明，在以狩猎为生的民族的装饰艺术中，植物完全没有地位，原始艺术与生产劳动相联系。原始氏族的“文身”、以“兽牙”作装饰等，都说明了“从有用的观点对待事物的态度，在这里是先于从审美快感的对待事物的态度”的。在《札记》中，作者进一步指出，“阶级艺术所表现的是那创造它的阶级认为是好的和重要的东西。……它不是直接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在经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作者并进一步对艺术的本质和特点作了阐明，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特点就在于此。”

普列汉诺夫不仅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是第二国际中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在恩格斯的帮助下，“劳动解放社”很快建立和发展了同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关系和战斗联盟，普列汉诺夫同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领导人和理论家都有来往，他参加了除第二次、第九次以外的历届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普列汉诺夫参加了1889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此后，以“劳动解放社”为代表的俄国社会主义力量开始被各国社会党领袖公认为欧洲社会主义组织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1900年，巴黎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以此作为最高组织机构。由于多年来为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光辉的业绩，普列汉诺夫入选国际局，担任执行局委员，并长期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党驻第二国际领导机构常任代表。无论在历届代表大会上还是在会后的国际活动中，普列汉诺夫基本上都采取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19世纪90年代前期，普列汉诺夫针对国际内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率先对无政府主义观点进行详尽批判。恩格斯逝世以后，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普列汉诺夫表现了无产阶级理论家的远见卓识。他满怀战斗的激情，在第二国际中第一个举起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坚持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他的著作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法、意、瑞士、保加利亚的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上发表，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宝贵精神财富。

恩格斯曾经给普列汉诺夫以极高的评价。他读过并且赞扬他的许多著作，赞成他的各种写作计划，关心和帮助他的著作译成外文的工作。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以后，从巴黎前往伦敦，亲自拜见了恩格斯，从此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普列汉诺夫把恩格斯当作老师，恩格斯十分赏识普列汉诺夫的才华和理论能力。据普列汉诺夫的夫人在回忆录中谈到，恩格斯曾经对查苏里奇说：“我知道只有两个人懂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一生好学，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思想，他的著作至少在800万字以上，涉猎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美学、文艺批评、经济、伦理、历史、宗教、社会政治思想等，在所有这些理论领域，他都有诸多建树，但是，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哲学领域里的成就，他的历史地位也主要是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确立下来的。他在革命的实践中，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哲学著作，阐述、论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著作中最卓越、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1884年）、《没有地址的信》（1899年—190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1890年—1892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4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唯物主义史论丛》（1895年）、《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1898年），他在这些著作中的重要理论贡献是：（1）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广博丰富的知识，系统地研究了唯物主义学说的发展史，特别是研究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深刻批判了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论调，捍卫和论证了唯物主义。（2）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出发，提出了“象形文字论”，尽管用语上不够确切，但从实质上看，批判了康德、伯恩斯坦、马赫、波格丹诺夫等人的不可知论，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指出承认世界的可知性和承认客观真理是一致的。（3）坚持和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捍卫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肯定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切方法中最革命的方法，是“革命的代数学”。（4）在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中，篇幅最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最大的，是他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他出色而独创性地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一，探讨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唯物主义体系的完成，说明了唯物史观的产生是历史发展中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其二，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理论出发，对社会发展动力作了简明的阐述和发挥，指出物资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是反对把唯物史观歪曲成“经济唯物主义”，提出著名的“五项论”公式，即：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力基础上通过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向前发展的，这些因素包括“五项”：生产力的状况；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各种思想体系。“五项”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前项依次对后项起决定作用，后项又依次反作用于前项。这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和丰富、发展。他还研究了社会意识诸形式的相互作用和它们的特殊规律性，强调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重视先进思想理论的巨大作用。其三，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比较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以生产力为中介，并随生产力的性质、规模、水平不同而变化。其四，创造性地发展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唯物史观原理，通过对自由和必然、偶然和必然两对哲学范畴的深刻探讨，系统地论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