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间，梁宗巨结识了外文系的陈善魂。1946年毕业后两人于南京结婚。岳父陈树人（1884—1948）是著名画家，最早的几个同盟会会员之一，国民党的左派，当时任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梁宗巨毕业前后均有人动员他在侨委会或其他官场任职，但他已立志研究学问，岳父也不希望他进入仕途，鼓励他继续读书或当教员。后经人介绍到一所新办的中学教数学课，从此开始了40余年的教书生涯。

梁宗巨任教的这所中学又穷又小，但他的教学态度很认真，颇受学生欢迎。在业余时间，他仍喜欢博览群书．在研究哲学时写了一篇阐发罗素人生哲学的文章“创造的价值”，于1947年7月登在上海《大公报》哲学思潮副刊上，对当时的贪污腐化现象进行了抨击，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这标志着他创作生涯的开始。

1947年，梁宗巨由二兄引荐到广西西江学院任讲师，次年又推荐至广州培正中学任教。该校为美国教会所办，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都很严他经过口试正式受聘，在那里教学同样十分出色。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梁宗巨曾随妻子一家到香港暂住，后返回广州。解放后仍执教于培正中学。

1952年春，东北教育部向中南区借用教师。梁宗巨怀着对老解放区的向往于当年6月和妻子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儿一起来到东北，分配在辽阳的辽东师专工作。当时东北的条件远不如南方，课堂是借用附近小学的教室，设备简陋，生活也不习惯。严峻的现实使他一度产生动摇思想。但开始工作后，领导的关心，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以及学生对老师的尊敬都使他深受感动，于是便安下心来。1953年院校合并，调至大连，任教于大连师范专科学校（辽宁师范大学前身）。他在教学、科研和其他工作中都积极认真，除担任主要专业课的教学外，从1952到1956年间发表了37篇论文和《数学发展概貌》单行本。

1958年学校掀起“拔白旗”运动，梁宗巨因发表过文章且正在写书而受到严厉批判，情绪一度低落。第二年，学校派他到沈阳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校学习半年多，安定了情绪，回校后继续努力工作。1962年各级党组织对受过批判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数学系就1958年对梁宗巨的粗暴批判表示了道歉。又鉴于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突出贡献，学校晋升他为副教授，并上报省有关部门批准。但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一切晋级暂停，直到1978年才正式批准他为副教授，两年后升为教授。

“文化大革命”期间，梁宗巨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冲击和迫害。他最初被定为一般的“牛鬼蛇神”，接着是“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最后被无中生有地定为“潜伏特务”，理由仅仅是社会关系复杂：有许多亲人在美国、法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岳父又曾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梁宗巨多次被揪斗，打得鼻青眼肿乃至休克；两次被关进“牛棚”，最后又被囚禁两年多，终至家破人亡。妻子被诬陷为特务头子，带着手铐关进监狱两年多；当时不满20岁的大女儿只因没有违心地认罪，便被严刑拷打致患精神分裂症，最后含冤死去．两个十多岁的男孩也被关起来。一家五口彼此不能见面，不知死活达两年多之久。他一家的遭遇是大连市有名的冤假错案。

逆境中的梁宗巨身陷囹圄，信念未泯，相信政策终会落实．当时严禁他看业务书，他就在面壁静坐时凭记忆思考各种数学问题，偷偷进行专业研究。仅在他最后一次被关押期间，除被发现没收者外，还留下近15万字的研究成果。脑子没有迟钝，专业没有荒疏，他以惊人的毅力度过了非常时期。

1978年4月学校正式为梁宗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他更加发奋工作，当劳模，升教授，出专著，带研究生。在荣誉和成绩面前，他始终保持不断进取的精神，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为祖国四化大业贡献力量。

梁宗巨的主要成就在数学史方面，他从事数学史研究由来已久。

50年代初，国内几乎见不到中文的世界数学史专著，仅有的两本专题论述还是1931年翻译的，1956年翻译了《数学简史》，还有的是个别讲义。1977年国家拟定的“数学各分支学科规划（草案）”中对数学史部分这样写道：“目前中国对整个世界数学史的研究基本是空白。”这使广大数学工作者在教学和科研中都感到非常不便。梁宗巨在50年代就深有体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开始钻研数学史，利用业余时间查阅了大量文献，将世界数学的发展沿革进行了总结，并在校内做了演讲，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大连市数学会得知后特意邀请梁宗巨给全市中学教师作专题报告，引起很大反响。1955年7月，中国数学会大连分会将这一材料作为“学术报告资料”印发，题为《数学发展概貌》。这便是《世界数学史简编》的雏型。

《数学发展概貌》共有6万多字，开篇就阐明“为什么要研究数学史特别是中国数学史”，提出数学史研究对深入理解数学，培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数学教育和发扬文化遗产等方面的意义。随后采用中西相间的方法将整个世界数学史做了概括性叙述。这时，几件事的发生促使他下决心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1955年，北京天文馆馆长陈遵妫出版了一本《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他在序言中讲到：抗战前夕国际天文协会要搜集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料，推举日本花山天文台台长山本一清负责，而没有找中国人。陈先生很气愤，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于是就下决心写了这本书。这件事对梁宗巨触动很大．他认为，祖国的数学成就也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但要做出公正评价，必须加强世界数学史的研究，知己知彼，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

无独有偶，英国学者李约瑟（J．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一卷于1954年问世。该书计划写七卷，其博大精深受到世人的赞誉。然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却要外国人来总结，虽说学术无国界，但毕竟是中国学术界不光彩的事。

《数学发展概貌》在大连市得到好评，引起省教育部门的重视。1955年11月辽宁省教育厅经过作者同意和修订，将这一材料印发全省，供数学教师学习和教学参考。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科学研究受到极大重视．就在这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身）找到梁宗巨，谈起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系统介绍世界数学史的书，希望他能将《数学发展概貌》扩充，写成一部几十万字的学术专著．这对梁宗巨来说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最大鼓励和支持。他爽快地答应下来，并约定两年后交稿。

此后，梁宗巨便全力从事写作。他花费了大量资金订购外文原版书，同时广泛搜集国内学者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成果，积极建立联系，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多次为他寄来珍贵资料，并写信鼓励他的研究和写作。关肇直审阅了部分手稿，提出宝贵意见．这些都使他倍受鼓舞。

然而，一年后反右运动开始了．频繁的政治活动大量挤占了学术研究时间．又不到一年，梁宗巨被拔了“白旗”，学术研究只能转入“地下”，“两年后出书”的计划也因而落空．不过，他的写作仍在继续，专著不让出，就将其中的一部分写成专题论文。“僧一行发起的子午线实测”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1962年，梁宗巨又作为骨干教师受到重用．但写书只能业余进行。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到1966年，已经写好了45万字，即将脱稿了。

不幸，厄运又一次降临。“文革”一开始，梁宗巨就被关进了“牛棚”．这十几本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手稿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证，在抄家后一一扔进火堆烧掉。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后来帽子越扣越大，迫害逐步升级，冤案期间他的数学史研究又延误了长达12年。

1978年，梁宗巨得到平反后，作为辽宁省代表参加了中国数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理事。这时，他又萌发起重新撰写数学史专著的愿望。同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向他约稿，正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即欣然接受，并表示要加快速度，把损失补回来。

重新写作，困难是巨大的。原稿被焚，不少材料散失，原来的许多思想已因十几年的经历而淡忘，需要重新整理、构思．此时校、系领导给了他很大支持，专门安排了写作时间和条件。国内外亲朋好友也从四面八方寄来资料。出人意料的是，当年的手稿中有一本被一名有正义感的学生秘密珍藏起来，当他听说老师要重写数学史，便欣然寄还。这一切都使梁宗巨深受感动，并化为写作的动力。他拿出了拼命精神，闭门谢客，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终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赶写出近40万字的书稿。出版社将它作为“急件”处理，在审阅、排版、校对等环节上给予充分合作，使书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及早印行．1980年8月，38万字的《世界数学史简编》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从约稿到书的问世只用了两年时间，成为出版界少有的高速度．然而，距离他1956年开始写稿，时间已过去24年。个中甘苦，令人感慨万千。

《世界数学史简编》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新华社为此发了消息，各大报纸予以转载。《光明日报》先后两次报道它的出版和发行。《读者之友》、《生活》等杂志相继发表读后感和作者介绍。《辽宁日报》向全省读者作了推荐，称赞此书“不仅适合专业数学工作者参考，而且是一部较好的数学知识普及读物”。《中国出版年鉴》（1981）在图书评介中对它作了专文介绍，并预言“它将为数学史在中国的研究和普及提供很大方便”。该书作为推荐图书参加了莫斯科、德国、香港等地举办的国际书展。

仔细阅读《世界数学史简编》可以发现，它是一部格调清新、文笔优雅，且论述严谨、集学术性和普及性于一身的著作。全书引用了几百种参考文献，力求达到言之有据，并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资料。在论述外国数学史的同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及贡献，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中西数学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影响的历史．书中对许多具体问题有着独到见解，例如，首次定量地指出祖冲之密率。

书中“第四编”从数学史教学角度选辑出7个专题，使之在同类专著中显出自己的特色。该书出版已有14年，实践证明它经受住了历史检验，已成为专业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梁宗巨本人对此谦虚地说：“这是一本简编，很不成熟，只想抛砖引玉，为开展数学史研究作些准备工作。”他正着手编写百万余字的《世界数学通史》，以求在有生之年彻底实现30多年前立下的宏愿。

作为数学教师，梁宗巨的教学非常出色。自1953年起，他一直是系里的教学骨干，曾任数学分析教研室主任，现任数学史研究室主任，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进修班讲授各类数学专业基础课和数学史专业课二十余种。

梁宗巨对教学采取知难而进的方针，通过教学提高自己。他认为，越是自己不熟悉的课，经过认真钻研备课，收获就越大。每接一门课，他都要提前几个月开始做准备，悉心钻研国内外有关的各种教本，反复推敲每个定理的证明方法，再将对各种问题的研究情况及参考资料工工整整作成笔记．许多后来发表的文章就是他在教学中的研究心得。这样的教学笔记一共存有60多本，体现了他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的执教精神。

梁宗巨的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以致于每个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数十年后仍记忆犹新．有几位现在已是副教授的学生回忆说：听梁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他能把枯燥的数学知识讲得生动有趣。有一次，梁宗巨因牙疾动手术，当他出院后出现在教室门口时，教室里爆发出长久的欢呼掌声。教学受到这样的欢迎，不仅因为他有丰富广博的专业知识，而且与他注重教学方法分不开。早在上大学时他就读过一些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的书籍，后来在教学实践中又不断总结经验，课后认真回顾成败得失．因此无论是讲课还是做报告，都得到好评。

1979年后，梁宗巨一直担任研究生课的教学。听课的人数少了，授课方式变了，但他备课、讲课的认真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即使是重复课，每一遍也都有新的内容。他讲课从不看讲稿，涉及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信手拈来，显示出扎实的基本功．他的课既有最新的成果介绍，又有存在问题分析，对学生的学习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梁宗巨在教学中注意为人师表，且作风细致，诲人不倦。他在为学生审查作业或论文时，连一个错用的符号或标点也不放过。对学生出现的错误，他不是单纯指出了事，而是尽量找出犯错误的原因所在，并引据说明。这样做往往要多费不少时间，但对学生帮助极大．几年来在他周围培养起一批批年轻教师，数学史研究与教学已形成梯队，日益发展壮大。梁宗巨本人获1985年度辽宁省模范教师和1986年度省优秀教师及大连市模范教育工作者称号，1987年被评为大连市优秀知识分子，1988、1993年成为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界），1989年被评为全国归侨、侨眷优秀知识分子，1993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一等奖。

1978年，就在梁宗巨被平反的当年，他被选为大连市劳动模范．以后几乎连年获奖，曾6次被评为大连市劳模，1980年还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这其中自然有他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因素，但还有相当大的成分是因为他在数学应用方面的贡献。

1969年，梁宗巨参加大连海港的科研组，进行可控硅充电器和直流调压器研制的计算工作，于第二年试制成功．1973年以后在市内参与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和正交试验设计，卓有成效。通过实践还写了“优选法中的分数法与分辨率法”提出新方法。1974年他先后到几个工厂工作，如协助大连石灰石矿搞连续微差爆破的理论推导与计算；在大连油泵厂开门办学，推出挂轮比的新方法；为大连第二电机厂和大连工矿厂翻译进口机器的技术资料等。同年9月，他又被大连化工厂特邀参加大检修工作，用统筹法对全厂检修工作的各项工序做了合理安排，在工厂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利用原有的人力物力，使总工期由一个月缩短为四天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博得工厂干部群众的高度赞扬。

1976年11月，商检局派人向辽师求援。当时中国向加拿大购买小麦，规定了各项质量指标，但甲方常常不按合同规格向我运货，还不承认我方检验的结果。学校派梁宗巨去协助计算。他根据国际通用的抽样检查理论，重新核对并改进了原来的方法，使我方在索赔谈判时有了确凿的数据和理论，为国家挽回17万美元的损失。他还在国家海洋局东北海洋工作站（现为海洋环保所）等单位讲授回归分析、方差分析、正交设计等方法，并结合实际问题做了计算，受到普遍好评。

海城和唐山地震后，全国各地掀起一阵防震热潮。大连市地震台与辽师建立联系，求助预报地震的数学工具．梁宗巨从此参与地震台工作两年多。他根据地震台提供的观测数据进行研究，运用波速比异常，震级频度关系的b值计算等七八种方法预报地震的发生与发展情况。曾正确预报过旅顺龙王塘地区出现的小地震。其中用最小二乘法计算震中与发震的准确时刻等方法颇有新意。1978年初，大连金县地震台出现类似海城和唐山大震前的迹象，市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梁宗巨利用电子计算机作了一个星期的计算，判定这种现象是气象因素（主要是气温）的干扰，因此在会上提出大震发生的可能性不大的意见，促成市委暂缓疏散的正确决议，避免了大量的经济损失。此后，他多次参加全市性地震会议，还数次向大连警备区、复县某部队等单位传授地震计算方法、提供地震图表等。

梁宗巨在数学应用中能做出贡献不是偶然的。他善于发现问题，喜欢刨根问底，并能将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与所学知识联系起来。例如，他曾总结了民间作正五边形的一种简易方法，后又利用连分数理论对它做了改进，大大减少了误差。这种精益求精的进取精神，使他在应用数学知识时，不断取得成果。

《世界数学史简编》的出版提高了梁宗巨在学术界的声望．1981年，在梁宗巨的建议和努力下，中国数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在大连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数学史学术讨论会。会上筹备成立了数学史分会，梁宗巨任筹备组（后为理事会）成员。这使广大数学史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对全国数学史研究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82年，国家教育部批准了辽师数学系世界数学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梁宗巨成为国内第一个该方向的研究生指导教师。从此，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数学史的教学和科研中。

1984年，梁宗巨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的编委和数学史分支副主编，除撰写几十个条目外，还积极协助组织稿件，审阅其他有关条目，提供大量数学家的照片，并对外国数学家的译名问题提出系统的意见．

数学史离不开数学家，数学大厦是千万个数学家一砖一石建造起来的。写一部数学家辞典是梁宗巨长期的心愿。1983年，山东教育出版社的编辑来大连商讨此事，与他的想法恰好合拍。他充分发挥数学史研究室全体人员的积极性，经过5年的努力，一部由梁宗巨主编并参加编写的《数学家传略辞典》终于出版了．该书收录数学家2200余人，并列出数学家论著题名原文。

梁宗巨常说：他决不当挂名主编；只要落名字，就要干实事；无功受禄，问心有愧。有的出版社或作者想借他的名声出书或合作，他认为自己不能参加工作便婉言谢绝．而只要是他接受的任务，便全力以赴工作，往往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劳动。在《数学家传略辞典》的编写过程中，近百万字的手稿他逐字逐句，逐个字母地审改过几遍，数百张数学家的相片他逐个核实选取。另一部《中学数学实用辞典》的编写也是如此．梁宗巨任主编后，从组稿到编审乃至校对，每个环节都不放松。全书76万字，同样是逐字批改，数易其稿．该书1987年出版后连年获得省市奖励，1989年又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

梁宗巨著书立说讲究深入浅出．他对中国数学发展的综合性评述自成一体，对“零的历史”一类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则淋漓尽致．他没有门户之见，能集百家之长为己所用；但从不掠人之美，引证之时必注出处；也不盲从权威，疑问之处必有深究．他为人正直、热情，在学术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因此受到学术界的尊敬。许多数学史工作者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指教。一些工人农民也曾受惠于他的扶植。梁培基的故事早已通过报纸杂志流传开来，并在1984、1987和1990年三次受到宣传报道。这位河南封丘县的普通农民，在1982年经梁宗巨推荐于《数学研究与评论》上发表了他的双重幻方研究成果，导致了他在1985年成为组合数学专业会议上唯一的农民代表，作了专题报告，并从此立足于学术界。梁宗巨为了验证梁培基的计算结果花了整整几天时间，同时帮助改写了论文，而发表时却拒绝加上自己的名字。

梁宗巨的成就与他的贤内助陈善魂的帮助分不开。陈善魂念大学时是外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放弃了去英国深造的机会，四十多年来与梁宗巨风雨同舟。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将养育子女及家务劳动全部承担下来，并在工作上充当助手：抄写文章，搜集资料，处理信件，整理图书等等，为梁宗巨的教学和科研节省了大量时间。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鼓励更是无微不至。

梁宗巨已过古稀之年，深感时间的珍贵，每天仍伏案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已完成《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新译本的主审、作序和全书导言，又写出《数学历史典故》一书，该书以丰富史料详尽阐述了初等数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渊源及演化．他还参加了科学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的编写，担任数学家部分副主编，并已写出一部国内首次系统研究希腊数学的专著《希腊数学家传》。他还参加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组织的科研项目。此外，还有他早已计划的百万字的《世界数学通史》。他为自己至少制订了15年规划，决心将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数学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