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泉野录》虽为野史，但其史料价值非常高，是官方档案资料的重要补充，特别是《高宗实录》等官方史料是在日本殖民当局编修、多有隐藏和歪曲的情况下，这种覆盖整个高宗时代的非官方史料更凸显其价值，因而《梅泉野录》在朝鲜王朝末期各种史料脱颖而出，被列为“韩国史料丛书”的第一部（截止2009年已刊行53部）。首先《梅泉野录》对重大事件不仅尽数囊括，且其叙述比较准确，鲜少虚妄杜撰之词。而对于宫闱秘事和名人轶闻的记载，虽很多不见于正史，但可以与《大韩季年史》、《东学史》、《近世朝鲜政鉴》、《韩国痛史》、《续阴晴史》等同期私家史书进行参照对比后发现，书中记载的很多传闻都是如实的，至少是有根据的，特别是《梅泉野录》一书一直处于秘藏状态，很晚才发掘出来，因此参照对比结果也就更有价值。而《梅泉野录》中部分独家披露的秘史，虽然不见于朝鲜其他史料记载，但也很有价值。以其关于1892年大院君府邸爆炸事件的记录为例，此事不见于朝鲜其他公私文书，却有日本的机密报告为证，而中国《申报》也有报导说：“朝鲜大院君邸有炸药之变，当局者咸秘不敢宣，其似防各国缉听者，然此事关系甚大……外间物议颇觉汹汹。”从此可见《梅泉野录》记事的可信度。《梅泉野录》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关于近代朝鲜的社会舆论和社会风貌的描述。《梅泉野录》中透过“或曰”、“识者”、“闻者”、“议者”、“论者”、“舆情”、“世”、“物议”、“士”、“民”、“士民”、“人”、“时人”等字句来描述当时的舆论，一方面增强了该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形象地展现当时整个朝鲜社会的缩影，是把握当时朝鲜舆论动向和社会状况非常珍贵的资料，同时对于科举制度的没落、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卷入、社会生活的变化等方面也有很大篇幅描述。透过《梅泉野录》一书，不仅可以了解近代朝鲜的重要人物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更可以掌握转型中的朝鲜的社会变迁，因而其成为研究朝鲜近代史的必读史料。

同时，《梅泉野录》作为一部野史，难免鲁鱼亥豕之误，比如将大院君时期的官员马行逸误作马行一，朝鲜哲宗去世后的院相郑元容误作赵斗淳，斥和碑中的“洋夷侵犯”误作“洋夷来侵”，别技军日本教官堀本礼造误作堀本礼助，“岭南万人疏”疏首李晚孙误作李晚逊，《易言》的作者郑观应误作黄遵宪，日本顾问井上角五郎误作井上觉五郎，将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误作字鸿钓、号慰亭，将朝鲜名商林尚沃误作林尚玉，等等。除此了这些名称上的错误或混淆以外，还有一些国籍的错误，比如将舍门将军号事件中的英国传教士崔兰轩说成是美国人，育英公院的三名美国教师说成是英国人，出生于河南项城的袁世凯说成是出生于直隶河间。一些人物关系也是无稽之谈，比如说义兵运动将领全海山是全琫准的儿子，袁世凯是袁甲三的儿子，尹致昊是美国总统福特养子。另外一些年代时间记载有所出入，亦有少量记述明显失实。但并不影响其总体的可信度与经典性，其作为正史的补充还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对社会风貌和历史画卷的呈现，同时期其他著作很难望其项背。

黄玹（1855年—1910年），字云卿，号梅泉，朝鲜全罗道光阳郡人，本贯长水，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爱国者。他和姜玮、李建昌、金泽荣并称为韩末四大文学家。1910年，黄玹听到日韩并合的消息以后，自杀殉国。代表作有《梅泉集》、《梅泉野录》等文学和历史著作。

黄玹是从1894年开始撰写《梅泉野录》，一直到1910年他自杀殉国为止。黄玹以文学闻名于世，但非常喜爱历史，且记忆力超群，据记载“精聪绝人，阅书万余卷，皆能记忆，纲目及明史尤熟”，“国朝典故，无不搜览，了如指掌”，这为他著述《梅泉野录》创造了条件；而他不仅关注过往的历史，更忧心于当下时局，“虽隐处田野，心不忘世，爱君忧国，溢于色辞，颇留意时务，兼讲外国之事，其志非徒然也”，他进行著述的直接动机则是“甲午以后，慨念世变”，因而为了给后世留下这一时期的宝贵资料，所以开始以随笔形式创作《梅泉野录》。其内容来源有其亲身目睹，比如他在1878年到1888年之间游历于首都汉城（今首尔）及各地，目睹了许多重要事件，而对甲午战争的叙述则有“余过成欢，访战场遗迹”这类亲身考察的记录；有他所耳闻之事，其耳闻来源不仅有金泽荣、李建昌、李沂等平生好友，也有金炳德、金允植、申正熙等朝廷大员（1883年黄玹曾亲自拜访流配智岛的申正熙），还有郑万朝、柳济宽、朴台荣等相关事件亲历者，这种耳闻来源在《梅泉野录》中有时会出现“某某对余言”、“余闻之某某”等记述。其他来源则有叙述甲午战争时多引用中国的《中东战纪本末》，在1898年以后的记述则多引用《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报纸上的报导。

黄玹通过撰写《梅泉野录》，不仅叙述了历史，也表达了他个人的历史观。黄玹作《梅泉野录》的立场基本上属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不过又与当时朝鲜儒生中所盛行的盲目排外的“卫正斥邪”思想有显著不同。黄玹的观点是属于“东道西器”的，以及传统之道为根本，同时采纳西方先进文物，他“好考观历代史籍所载治乱盛衰之迹，以及兵刑钱谷之制，亦尝留心于泰西利用厚生之术”。黄玹的观点决定了他在《梅泉野录》中叙事的笔触。他对于当时影响朝鲜政局的三名重要人物——大院君、闵妃和高宗，都没有“为尊者讳”，而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比如他称大院君“功罪参半”，称闵妃“驯致亡国”，对于高宗则直接批评其“于君人之德无一允蹈”，并记载了许多关于他们荒淫无道的传闻。他对当时的执政大臣大多以批评为主，不管主张开化或守旧，而其肯定的对象则是清廉正直的大臣，如金炳始、鱼允中、金弘集等。黄玹在对朝鲜时政的记述中从未有过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状况，而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事实客观叙述，这点难能可贵，比如他虽属儒生，但对于1881年反对《朝鲜策略》的辛巳斥邪运动的儒生们，则称为“拘曲之儒”；而对于日本指示下实行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并未嗤之以鼻，而是这样评论道：“此诸条未必出于真情为我，而不谓之对症之剂则不可也。力而行之，安有今日之祸？传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噫！”

黄玹对外的观点则表现出明显的反侵略性和民族意识，特别是对日本侵略朝鲜及亲日派的卖国行径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批判，而对义兵运动等反日斗争进行详尽描述并予以肯定。但他对日本并非像其他儒生那样基于华夷观念而盲目否定，而是出自理性的批判。比如黄玹对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谋略有以下精辟的论述：“盖倭之狡谋欲图我，不可不使绝清。欲绝清，不可不使自主，故有乙亥之约（江华条约）。且料我国多内乱，必将又待清援，因其派兵互照之文，可以逞搤吭拊背之计，故有乙酉之约（天津会议专条）。论者谓李鸿章外交失策，致东蕃之沦丧，然其实倭之藐清久矣，视我国为外府，必取乃已。藉使当日载辞约案曰：‘中国可派兵，日本不可派兵’，则事机既至，倭有不动兵者乎？其断断援约者，特以为口实耳。”又对日俄战争时朝鲜的社会状况描述道：“是时朝野咸以为倭犹人也，俄即兽耳，若胜倭则席卷南下，人种将灭，举祝倭胜俄败，故所在往役，不辞输运之劳，而不知倭包藏祸心，固在于宣战之日。”对伊藤博文访问朝鲜则写道：“博文名闻外洋，与中国李鸿章并称东亚人杰，至是年老颇持重，及构我衅，尤以我国为重轻，自请前往经略……时议以博文必有非常之举，及陛见，雍容将礼，勉以淬厉，告政府改旧从新，泛观无恶意。”可见黄玹对于日本并非盲目排斥和一味抹黑，而是基于客观事实描述，对于日本侵略阴谋的评述也是一针见血。

对于欧美列强，黄玹也站在儒者的立场予以排斥，特别是对西方的文化侵略进行批判。他在《梅泉野录》中将洋货称为“淫巧奇衺之物”，将万国公法称为“夷狄无君之法”，将本国教民称为“教匪”、“莠民”、“奸民”，并揭露了教民以法国、美国为后援作威作福之事。

与对日本和欧美相反，黄玹对当时朝鲜半岛的另一股势力——清朝则明显流露出亲近的态度，称壬午（1882）、甲午（1894）清军出兵朝鲜为“东援”、“清援”，将间岛协约称为“还间岛于清”，而对因干涉朝鲜内政而饱受诟病的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则高度评价，称其“明达夙成，留京师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任东事十余年，威惠备著，倭人惮之”，对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行为颇有恕词，对其镇压甲申政变也有生动的描述：“世凯投袂而起，兵凡二千人，厉兵至宫门。群倭依松穴墙，丸射如雨，世凯辫发裹顶，超而登，斩门纳兵，舞剑冲突，浑身如梨花，铅丸纷纷堕地”，甚至带有奇幻色彩。不过黄玹对驻朝清军的军纪败坏也有揭露。

黄玹作为一名传统的封建文人，对于后世所高度赞扬的“进步势力”如开化党、东学党等，都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对其激烈非难。比如他称开化党为“贼”、东学党为“匪”等。这些都是限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致。而且《梅泉野录》作为一部传统史学著作，不管其史料价值多么高，在缺乏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很难把握社会发展过程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因此也没有对此以因果关系为基础加以科学的叙述。

《梅泉野录》由于1910年日韩合并时黄玹的自杀殉国而停笔。由于该书对日本侵略韩国的实情多有揭露和批判，而书中记录和评论之政治人物也有很多在世，其中内容必定回引出许多争议（从不久后金泽荣参酌该书部分内容写成《韩史綮》遭受攻击之多便可窥见，亦可从黄玹遗留的4首绝命诗发表后就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制得到印证）。因此黄玹临终前，告诉他的子孙不要把书交给外人，于是他的子孙就秘密保藏此书，此书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但是只有孤本很容易亡佚，于是黄玹的子孙又制作了几部副本，并送往在中国的黄玹生前挚友金泽荣处，请他校阅。其后金泽荣作《韩史綮》，《梅泉野录》也成为这部书的重要来源，这是被金泽荣写在《韩史綮》的序文和跋文中的。但《梅泉野录》并未因此流传出去，仍处于秘密保管状态，鲜为人知。

1939年，时任日本殖民当局朝鲜史编修会的朝鲜史学家申奭镐为了采访韩末义兵运动的史料，前往全罗北道出差，在南原的朴政植家中发现了《梅泉野录》副本，申奭镐非常兴奋，他在借阅后又前往黄玹家族所居的全罗南道求礼郡去找黄玹后人，希望看见《梅泉野录》的亲笔原本，但遭到黄玹长子黄岩显的拒绝。于是申奭镐只好在暗中制作了一个副本，保存在朝鲜史编修会中。这也是《梅泉野录》第一次为韩国国内史家所读到，当时京城（今韩国首尔）帝国大学教授田保桥洁所著的《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朝鲜总督府中枢院，1940年）就引用了部分《梅泉野录》的内容。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以后，大韩民国成立了国史编纂委员会，隶属于韩国政府文教部，专门负责搜集、编纂和出版韩国历史书籍，申奭镐出任首任委员长。经历了朝鲜战争后，国史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正式启动，他们的第一项事业则是出版“韩国史料丛书”，作为记录朝鲜近代史的杰作的《梅泉野录》成为该套丛书第一部付梓的书籍。由于此时已经没有多少忌讳之处，因此当申奭镐再度前往求礼请求《梅泉野录》原本。黄玹的次子黄渭显爽快同意了申奭镐的请求。国史编纂委员会参照黄玹的《梅泉野录》原本、金泽荣的校阅副本及申奭镐的副本，将其内容进行全面校勘与整理。《梅泉野录》遂在1955年1月顺利出版，至此方才问世。

《梅泉野录》一书在韩国史学界一向被高度评价并广为征引，几乎所有关于朝鲜王朝末期历史的著述都引用过该书，这从其被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列为“韩国史料丛书”之首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其韩文翻译版本达10多个，甚至还被翻译为日文，这种现象在《朝鲜王朝实录》以外的韩国史料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看出《梅泉野录》极受史学界相关研究者重视，从侧面印证其史料价值。曾任韩国文教部部长的历史学家李瑄根认为《梅泉野录》“有必要作为政治家、教育家、行政官、其他一般人士的教科书，此外作为中高等学校历史教师的参考书更是绝对必要的。”韩国历史学家李离和也评价“《梅泉野录》是近代史的宝库”。鉴于《梅泉野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韩国政府于2019年5月指定其为国家登记文化财第764号。

不过也有学者对《梅泉野录》提出质疑，比如韩国前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李泰镇教授便认为《梅泉野录》是站在大院君所重用的南人的立场来创作的，因而更偏向于大院君，对于明成皇后的记述很多都不可信，对明成皇后的评价也有失公允。